作者简介:王雪丽(1988-),女，汉族，安徽阜阳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 学院2009级研究生。
王昭君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出于其余三位。究其原因，即在其与众不同之处:她不是红颜祸水论的例证，而是少有的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女子之一。由于史料中有关昭君的记载不详细，历代文人墨客就多了一些想象的空间，再加上文学作品本身具有虚构性，以至取材于昭君故事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也不同。但是从《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和《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中可以看出，以“昭君怨”为主题的文学文本是占多数的。这类主题的文学文本多从昭君故事本身出发，凭借着《汉书》和《后汉书》中的点滴记载，加以文人自身的想象和联想， 或悲其深宫寂寞，或悲其远嫁异族，或悲其思念故土。时至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可谓是把“昭君怨”的悲剧主题写到了极致。昭君为国为情自刎的结局虽与史书记载的大相径庭，但是作者既然选择了昭君作为表现思想主题的人物形象，与其自身的悲剧性还是有着必然联系的。王安石的《明妃曲》是把昭君出塞当作喜剧的代表来书写的，但他是从个人的际遇说起，“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而没有把她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曹禺的剧作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高峰，其五幕历史话剧《王昭君》也是由昭君出塞的故事敷衍而生。在他的笔下，王昭君由一位悲怨的宫女形象,转变为促进民族友好的使者,《王昭君》本身也成为昭 君主题新变的力作。
《汉宫秋》和《王昭君,都是戏曲史上以昭君出塞故事为蓝本而写的，一个是悲剧的代表，一个是喜剧的极致。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两者在主题上的异同:相同的是对爱国主义的表现,不同的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而这种主题悲喜性的转变,也渐次成为当代研究昭君文化的一种倾向。
虽然《汉宫秋》的主题是“昭君怨”，《王昭君》的主题是“昭君颂”，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但是通过文本,作者都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思想，赞扬了王昭君为国家而牺牲的精神。马致远在剧中分别用两个层次的牺牲来写昭君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一是为了国家而甘愿离开汉元帝的情感牺牲,其二是为了民族而自刎的生命牺牲。在作者笔下,汉元帝、王昭君、毛延寿都有各自明确的思想和言行，爱憎之情也据此分明地显现在舞台上。《汉宫秋》是末本, 汉元帝是主要角色，由于他的无能致使民不聊生，还用自己的妃子去换取边境的安宁。汉元帝的悲剧性在于身为君王却没有能力保 护自己心爱的妃子，昭君去后的落寞和凄凉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和昭君之间的感情是如何的浓厚，昭君需要多大的勇气来牺牲自己的爱情！汉元帝的悲，就是昭君的悲！毛延寿是一个佞臣，埋没昭君的美貌在前，设计让匈奴单于抢夺王昭君在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脸”。东窗事发之后，为了活命,毛延寿逃到匈奴去， 不惜叛国背主。与此相对比的是，昭君为了民族气节和自己的贞洁而宁愿自投黑河牺牲生命。这两种牺牲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艰难的抉择，而昭君却做到了。投黑河自尽而不愿远嫁异族的结局,把昭君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向高潮。
剧作家曹禺把《王昭君》当成历史剧来写，其中的昭君形象与以往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曹禺的剧中多了许多戏份不少的人物，如出嫁前的孙美人和两个丫鬟，出嫁后的温顿和王龙等。孙美人和姜夫人的出现，是为了突出昭君敢于做出决定的勇气和信心。她不像孙美人，在爱情的幻境中终老一生，重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古行宫》）的悲剧;也不像姜夫人,为了几担俸禄就心满意足;她想的是另一种人生。单于的请求和亲对于昭君而言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可以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的机会。远嫁匈奴的昭君并没有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一路上有王龙的百般阻挠，到了匈奴还要面对温顿的阴谋诡计。而作者正是通过王龙的狭隘思想来衬托昭君的深明大义，用温顿的阴险凶恶来衬托昭君的聪明机智。如此种种，都是为了凸显昭君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果说爱国主义是马致远和曹禺从昭君出塞故事中看到的共同精神主旨，那么关于昭君的民族主义态度,两位作者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样一则故事，马致远把它当成悲剧来写，曹禺把它当成喜剧来写。两部剧作的感情基调也奠定了两者对民族主义态度的基础，一个把远嫁异族当作是一件有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事情,一个把远嫁异族当作是对自己爱情、梦想的追寻和对国家安宁的贡献。《汉宫秋》的昭君可以为了国家离开自己心爱的汉元帝，但是她有大汉族主义的情结，宁愿以自刎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而远嫁异族他乡。这样的爱国主义显然具有 局限性。当然，这也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的。与此不同的是，《王昭君》的昭君一直认为两族可以友好相处,对汉族和匈奴族一视同仁。在走出汉宫高高的围墙之后，积极付岀心血和智慧去融入蒙古人民的生活中，处处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岀发，不惜忍受着来自不同势力的压迫。在与单于共同遏止了一桩政变,维护了边境安宁和两国的友好关系之后，昭君最终得到了单于的爱情，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大汉族主义的情结在一些汉族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曹禺就通过送亲侯王龙的民族歧视思想来反衬昭君的无私和大爱。《王昭君》中的王龙一直“提醒王昭君公主,处处对匈奴上下摆出汉家朝廷的威仪，处处要遵守汉家的礼节。不吃胡食，不穿胡服，不许言笑,不能和单于家人过分亲密，不要在胡家贵族中丢了汉家公主的身份⑴。”表现出强烈的大汉族主义情结。但昭君依然学骑马、擦胭脂，和单于的妹妹亲近，想早点融入匈奴人的生活当中。《汉宫秋》中也有许多细节的描写，如剧本当中有昭君出塞前留下汉家衣服的举动:“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着⑵。”同是细节描写，马致远是为了突出昭君对汉族衣服的依依不舍和最终决定自刎的决心，而曹禺则是为了显现昭君远嫁匈奴的决心，并且表现了昭君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同是取材于昭君出塞的故事，两位作者却写出主题截然不同的剧本。造成这种差异最明显的因素，就是作者生活的环境和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
从现有的材料可知，马致远是一位落魄文人，生活在元朝统治日益巩固的年代。他写《汉宫秋》除表现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悲剧之外，更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怀。作为一个受民族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对汉族人不能统治国家怀有深切的哀痛，而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实行的民族歧视、压迫和掠夺政策，也使马致远的心中郁结着难言的悲愤。而在古代，这种反对当时统治者意识和政策的愿望是不能明确表达的，作者只能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在作品中曲折地反映。
和马致远不同，曹禺生活在结束了战乱而刚刚迎来和平不久的新中国时期，他写这部作品最初的动机就是和政治意识紧密相连的。在《关于王昭君的创作》中，作者自己也谈到“这个戏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⑶”。周总理希望能通过文艺的影响来融合和安定刚统一不久的新中国，不要有大汉族主义，要提倡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姻。《王昭君》的剧本创作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批评作者是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出发，没有完整地表现出昭君出塞的原本意义。抛开狭隘的昭君的个人情感来说，她的民族主义情怀是值得称赞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说:“现在如果再把昭君出塞说成是民族国家的屈辱，再让王昭君为一个封建皇帝流着眼泪并通过她的眼睛去宣传民族仇恨和封建道德，那就太不合 时宜了。应该替王昭君擦掉眼泪，让她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于舞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⑷。”
“昭君颂”的主题并非今天才出现，以“昭君怨”为文学文本的主流到“昭君颂”为研究者的出发点，却是值得注意的新变。“2009 中国•兴山昭君文化高层论坛”在湖北兴山隆重举行，来自湖北、内蒙古、陕西、台湾等地的二百余位专家学者，都围绕着昭君出塞的故事各抒己见，著有论文，会议的组织者还把所有与会者的文章编成一本论文集。无论是在会议上发言的专家学者，还是论文集中的作者，很少有人从“昭君怨”这个传统的主题出发来写;相反,以昭君颂为主题的论文一跃成为研究昭君文化的主角。从“昭君怨”到“昭君颂”的新变,一方面说明了昭君故事及文化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下文人学者对昭君故事及文化研究的偏颇之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单纯地只存在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昭君在历代文人笔下的悲怨形象的形成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把昭君文化和昭君精神复归于当下大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之下，弘扬其为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过分的推崇昭君精神的当下意义，往往容易忽略历史上昭君的本来面目。
注释：
（1）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313页。
（2）田相本：《曹禺文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3）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4）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参考文献：
（1）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田相本:《曹禺文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3）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4）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彭隆兴:《中国戏曲史话》,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6）侯广峰:《昭君史略》，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出版1984年版。
（7）余国钦、可永雪:《历代咏唱昭君作品选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8）誉歌、戴其芳、高峰、李世琦:《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9）郭自宝、许代乾:《昭君故事诗歌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10）可永雪、余国钦:《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三峡文化研究》第十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