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照东

[摘要]昭君出塞和亲不仅成为千古佳话，也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王昭君具有独特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楚文化对她的熏陶。楚文化对其思想观念与性格形成产生的影响，是决定王昭君一生行为取舍及其历史地位的决定性基础。

[关键词]王昭君；思想观念；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0）01-0037-05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汉元帝时以良家子入选后宫，后自请出塞和亲，遂留下“昭君出塞”的千秋佳话，世代受到各族人民怀念、景仰，至今仍以“昭君文化”名重于当世。

那么，在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和亲史上，为什么独有王昭君独享千古尊荣，并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历千秋而不衰？王昭君的思想观念与性格形成与一生经历为什么表现出迥异于其他和亲女子的特点与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楚文化对王昭君的熏陶，亦即王昭君的思想观念与性格形成的楚文化渊源。

楚，古代为地名、国名，也为族名。楚地，初称为“荆楚”，即古荆州，为古九州之一，史称“荆及衡阳为荆州”[1]，“汉南为荆州”[2]。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便被称为“楚人”。

至商朝时，荆楚为蛮夷之地，多次受到商王朝的征伐。《诗经》记载，“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发（伐）荆楚。琛（深）入其阻，衰荆之旅。”[3]

周成王时，楚人首领熊绎被封于楚蛮而立国，不过是“土不过周”，即方圆不到百里的蕞尔小国[4]。此后，楚国不断扩张，吞并了数十个邻国，特别是战国初年兼并越国，成为南方大国，其地西北至武关（今陕西省东南部），北至南阳（今河南省南部），东北至今山东省南部，东达于海，南至南岭。遂称其地为荆楚（湖北）、湘楚（湖南、江西）、陈楚（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吴楚（江苏南部、浙江），等等。

荆楚为楚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楚文化的核心区。楚文化对王昭君的思想观念与性格形成产生的影响，是决定王昭君一生行为取舍及其历史地位的决定性基础。

一、个性鲜明，不流世俗

楚地古为蛮夷之地，至战国时，仍被中原诸侯鄙视为“楚蛮”、“南蛮”。而楚文化也表现出与中原礼仪迥然相异的个性特征。春秋、战国之时，楚国以不循周礼、不遵周制著称，历代楚王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谧”，甚至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5]这种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叛逆精神，成为楚文化的鲜明个性。

王昭君是屈原的同乡，相去不过数十里。屈原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屈原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不仅光辉乡里，而且流芳百世，垂范后人。屈原以诗明志——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以自慎，参天地兮。[6]

屈原借赞美桔（通橘，下同）的品格，表示了自己“独立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不随波逐流，更不能与奸佞之徒同流合污的志向。

王昭君生于楚地、长于楚地，自幼受楚文化的熏陶。屈原是楚人的骄傲，屈原的诗歌在荆楚大地传颂，屈原的精神也渗透在楚人的血脉之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叛逆精神与鲜明个性，在王昭君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王昭君出身民间，本为“良家子”，因姿容秀丽而被选入后宫。皇家的后宫，是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地方，“待诏”的美女们只能苦等君王的“召幸”，多数人终生无幸，耗尽青春，老病而死。这种灭绝人性、摧残女性的封建礼教，也是十分残酷无情的。但是在“皇家礼法”的威吓下，谁又能挣脱樊笼、争取自由？

为了争取皇帝的“召幸”，不少人挖空心思去寻找门路。在当时的宫廷环境下，这也确是不得已之举。在没有人格尊严可讲的皇宫禁地，又有几个人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呢？

而恰恰是王昭君——这位来自楚地的奇女子，表现了这种人格的尊严，也绽放了楚人的个性之美！

据史书记载，“王昭君入宫数载，不得见御，积悲怨”。因此，当呼韩邪单于来朝，“愿婿汉氏以自亲”时，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影）裴回（徘徊），誎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7]

自古以来，在后宫空逝韶华、终其一生的女子不计其数。诚如白居易所言——

“红颜暗老白发新，”

“零落年深残此身。”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8]

然而，纵使人们在后宫“积悲怨，”却鲜有敢于冲出樊笼的。

独有王昭君。

这位来自楚地的奇女子，“乃请掖庭令求行。”在封建社会，女子出嫁当遵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自媒、自嫁是被视为不遵“妇德”的“丑行”，为人所不齿的。

而王昭君则敢于“自请求行”。

这是何等的勇气？！

这是何等的性格？！

独有楚人王昭君。

独有来自屈原故里的楚地奇女子王昭君。

不仅如此。这位奇女子还展示了她的旷世之美——个性之美！“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誎动左右。”自古美人多矣，如无鲜明的个性，纵有明眸皓齿、花容月貌，也只是皮相之美，如何能有王昭君般的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屈从于封建礼教，为世俗所污，是绝不可能展现出这样的瑰奇大美的。

因此，人们赞其为“昭君”，不仅是赞美其肤如凝脂、面如美玉，更是赞美其出污泥而不染、心性高洁如皓月当空。

二、不贬戎狄，和而谐之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皆以“中夏”、“中国”为“礼仪之邦”自居，视周边民众为“蛮夷之属”，鄙视、贱视。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皆为“无礼仪廉耻之邦”。

需要提出的是，中原统治者甚至不认为周边民族是人，而以“兽”、“犬”、“虫”称之。例如，称北方游牧民族为“猃狁”、“狄”，皆以“犬”傍名之；称西北游牧民族为“犬戎”，更是指其为“像狗一样”的；对南方民族称“蛮”，则以“虫”傍，意为“不类人，似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如从中原嫁到“四夷”则视为奇耻大辱。例如，汉武帝为联络乌孙王打击匈奴，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与乌孙王。刘细君以皇亲贵族自居，鄙视乌孙，仿照长安宫殿式样建宫室自居，每年只与乌孙王相会数次。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还做歌哀叹——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从个人的身世分析，细君公主作为封建王朝的政治牺牲品，牺牲了青春，牺牲了爱情，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她思想上鄙视游牧民族，终生不愿与之为伍的大汉族主义，则无疑是不可取的。

而王昭君则不然。

楚地在商周二朝，仍被视为“蛮夷之地”，楚民则为“蛮夷之民”。从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多可听到“南蛮鸠舌之人”[9]的情怀声韵。而这种情怀声韵，是为“蛮夷之声”，是大不同于中原王朝的。

屈原、王昭君的家乡，都是处于“蛮夷之邦”的“荆蛮”之地。中原王朝及其属国历来将楚人当作异族，视为“被发左衽”、“雕齿漆额”的未开化之民，倍加歧视，甚至是作为讨伐的对象。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10]。处于这种被歧视、被压抑、被排斥的文化环境中，造就了楚人以“蛮夷”自居、以“蛮夷”自尊的性格特征与文化传统。不仅楚王公然宣称“我蛮夷也”，公然张扬“蛮夷”的个性，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民间百姓的风俗习惯，也大有蛮夷之风。

在屈原的诗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成为美丽的装扮；“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的东皇太一[12]；“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云中君[13]；“罔薛荔兮为帷，擗蕙榜兮即张”的湘夫人[15]；“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的大司命[15]；“荷衣兮蕙带，”“孔盖兮翠旌”的少司命[16]；“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东君[17]；乃至于“被薛荔兮带女罗”，“乘赤豹兮从文狸”的山鬼[18]无不洋溢着楚人“蛮夷”文化的风采，张扬着楚人不拘周礼的性格。

因此，“蛮夷”与“北狄”，虽然远隔中原，遥遥相对，在风俗、文化各个方面较少联系，但是，既然同为“蛮夷之属”，同是处于被中原文化边缘化、丑化而压抑、排斥的地位，便难免在心理上产生“惺惺惜惺惺”的认同感。

所以，自幼受到荆楚“蛮夷”文化熏陶的王昭君，才能在幽处深宫数载，倍受压抑的环境中，一旦听到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的消息便主动“请掖庭令求行”，自愿去戎狄之地担任和亲使者。倘若视戎狄之属为“不类人，似虫、似兽、似犬”的异类，是绝不会这样做的。

王昭君不鄙视匈奴人，还表现在尊重匈奴人的风俗习惯方面。王昭君出塞和亲，与呼韩邪单于琴瑟和谐，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遂王，呼韩邪单于逝世后，其长子雕皋莫皋即位，为复珠累若鞮单于。复珠累若鞮单于按照匈奴人“父死，子妻后母”的收继婚风俗，欲娶王昭君为阙氏。“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阙氏”。[19]“复珠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20]。

父亲去世而儿子妻其后母，兄长去世而弟弟娶寡嫂为妻，这在中原民族是视为“乱伦”的行为。但是在草原民族则不同。草原地区自然环境严酷，生活流动性大，人口繁殖不易；每遇战争或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口减损严重；使人口较快地繁衍，是游牧民族兴旺的必然条件，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无疑是人口增殖的必要保证。同时，游牧民族的男子多从事征战，家庭生活多依赖女子，家庭财产也多由女子保管，因此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如果父兄死了，后母寡嫂外嫁他人，无疑要带走属于他们的财产。这无疑是很难接受的。因此，匈奴人实行“父死，儿子妻其后母；兄死，弟弟娶其寡嫂”的收继婚制度，既是为了人口繁衍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护家庭财产，从而维护家庭稳定的需要。

王昭君出塞和亲，能够遵从胡俗，冲破中原文化理论道德的束缚，在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再嫁其子复珠累单于，的确表现出了卓越的胆识。

无独有偶。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又将楚王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这位生于楚地、长于楚地的解忧公主自幼也受到楚文化的熏陶，不象细君公主那样耻于与乌孙王为伴侣，而是表现出与乌孙王和谐相处的良好姿态，夫妻相得，教子有方，也使汉王朝与乌孙的关系日渐亲密。

三、爱国爱民，忠心报国

爱国主义是楚文化的鲜明特色。与中原诸侯强调“礼仪道德”，但行事却“礼崩乐坏”，朝秦暮楚，多卖国求荣之徒，最终国破家亡不同。楚国周初封于荆蛮之地，不过是方圆百里的蕞尔小国。经历代楚君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中跨越江淮河汉，地方五千余里的南方大国。

楚人从弹丸之地的草莽小国披荆斩棘，发展壮大，终于成为可以问鼎中原的强盛大国，这一创业历程造就了楚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养成了楚人超乎中原之民的异乎寻常的爱国观念。楚人的爱国观念形成了楚文化的鲜明特色与传统。

楚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屈原为代表。屈原生活的年代，正是七国争雄、烽烟四起的时期。本来蒸蒸日上、国力强盛的楚国，却由于国君的昏庸，宠幸屑小而斥逐忠良，由奸臣把持权柄，在对外战争中丧师于秦国，对外征敛无度、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21]的社会局面，屈原表现出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生多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22]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

固将愁苦而终穷。[23]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24]

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政治理想，他强调“国富强而法立，”曾“受命诏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25]。因为他的政治主张触犯了保守的贵族集团的利益，“ 遭谗人而嫉之”，被罢黜流放。屈原并未因个人的不幸、为了个人的前途而远去他国（甚至是敌国），而是对国家、对人民忠贞不二，“原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26]在《桔颂》中，屈原借桔喻人，明确表示了自己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愫——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虽然屈原最终“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27]，以自沉清流实现了他的爱国主义追求，但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成为楚文化的典范。屈原故后，楚人为之招魂、祭奠，每年五月端午划龙船、包粽子，不仅寄托了对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怀念，也不断激励着后世的爱国情操。例如，在七国争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楚国最终被秦国所灭，但是，楚人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楚人陈胜、吴广率先揭竿而起，举起反秦大旗，反秦大军的旗帜是“张楚”；秦王朝最终被楚人项羽、刘邦领导的起义大军推翻，而被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取代。

楚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使王昭君自幼受到深刻的熏陶，也使王昭君“出塞和亲”超越了个人冲出皇宫禁苑的樊笼、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的范围，而达到了利国利民的崇高境界。

如果王昭君的“出塞和亲”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当她从待诏掖庭的一名宫女成为匈奴单于的阏氏以后，身份、地位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贵为匈奴的国母，自可安享富贵荣华。但是王昭君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为汉朝与匈奴民众爱戴，并受到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的敬仰、怀念，则是由于她为汉匈保持数十年和平友好关系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王昭君以一介宫女的平民之身，主动请求赴匈奴和亲，实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壮举，而她的“出塞和亲”，也确实系天下安危于一身，也确实维护了汉匈和平友好的局面，为汉匈人民带来了福祉。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即“为匈奴人（胡人）带来了安宁的夫人”，而王昭君也圆满地履行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她安心地在匈奴生活，遵从胡俗，住穹庐，衣毡裘、食畜肉，饮奶酪，数十年如一日，成为汉匈和平友好的象征。史称，自王昭君出塞和亲，“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28]。北方的汉族、匈奴人民获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为双方人民带来了安定和繁荣。当时的人便赞美王昭君——

昭君守国，诸夏蒙德。

异类即固，崇我王室。[29]

长城即立，四夷宾服。

交和结好，昭君是福。[30]

王昭君作为平民女子出塞和亲的第一人，其历史作用无一位和亲的公主堪与之相媲美。

王昭君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爱国（即爱其出身的汉朝，也爱其嫁入的匈奴）爱民的精神，传至子女后代及其亲属，为实现汉匈友好不懈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汉末年，王莽篡政，破坏了与匈奴和平友好的政治局面，双方重开战端，北方战祸蔓延。数年之内，兵民死伤无数，暴尸原野，无人埋殓[31]。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女婿须卜当（当时担任右骨都侯，为匈奴执政大臣）为挽救危局挺身而出，与担任和亲侯的王昭君侄子王歙、王飒积极设法，多方奔走，不避艰险，挽救危局，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局势。王莽被杀后，更始、光武年间，王飒数次出使匈奴，为实现与匈奴友好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王昭君去世后，数十年里匈奴与西汉、莽新、更始、东汉四个中央政权的联系与交涉，大都是通过王昭君的子女、亲属来进行的。王昭君的儿子、女儿、女婿、外孙、曾孙、侄子等三代十余人，都献身于汉匈友好，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昭君生于楚地。

楚文化培养了王昭君、熏陶了王昭君，陶冶了王昭君高尚的品格、鲜明的个性、豁达的胸怀、远大的志向。

即使是在后宫的冷院幽巷，销蚀不了楚文化在王昭君性格中的闪光。

即使是在塞外的茫茫草原、浩瀚大漠，人们也可看到这位荆楚女儿的巾帼风范、高尚情操。

即使是逝世2000多年后，王昭君仍然深受荆楚民众与草原各族群众的爱戴，并成为将荆楚文化与草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注释：

[1]《尚书•禹贡》。

[2]《尔雅•释地》。

[3]《诗经•商颂•殷武》。

[4]《左转•昭公二十三年》注：“方百里为一同”。

[5]《史记•楚世家》。

[6] 屈原：《九章•桔颂》。

[7]《后汉书•南匈奴传》。

[8]白居易：《上阳人》。

[9]《孟子•滕文公上》。

[10]《诗经•鲁颂•閟宫》。

[11]屈原：《离骚》。

[12]屈原：《九歌•东皇太一》。

[13]屈原：《九歌•云中君》。

[14]屈原：《九歌•湘夫人》。

[15]屈原：《九歌•大司命》。

[16]屈原：《九歌•少司命》。

[17]屈原：《九歌•东君》。

[18]屈原：《九歌•山鬼》。

[19]《后汉书•南匈奴传》。

[20]《汉书•匈奴传》。

[21]屈原：《九章•怀沙》。

[22]屈原：《离骚》。

[23]屈原：《九章•涉江》。

[24]屈原：《离骚》。

[25]屈原：《九章•惜往日》。

[26]屈原：《九章•抽思》。

[27]屈原：《九章•惜往日》。

[28]《后汉书•南匈奴传》赞。

[29]焦延寿：《焦氏易林•萃之临•萃之益》。

[30]焦延寿：《焦氏易林•萃之益》。

[31]《汉书•匈奴传》。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论坛》2010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