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自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以“和亲” 的名义出塞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以来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一事件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明志、抒发情感、借古喻今的最常见主题之一。延续至今，有关“昭君的诗歌（诗、词、散曲、变文、转踏）就有一千余首，小说和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近四十种，各类戏曲四十多种”①，积淀了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与此同时，在王昭君生活过的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昭君事迹的传说，留存下许多据说与昭君相关的文物古迹，显示出其在民间广泛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昭君文化的基础。进入当代，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昭君文化又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旅游市场、工商企业、产品品牌的代言人。伴随着昭君文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与结合，昭君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少在形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可以说，“昭君文化”无疑已经超越了历史的、文学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和民族的范畴，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文化现象，值得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对此加以解读和阐释。

一《汉书》与《后汉书〉：初始文本与场景

人类学、民族学通常将历史和文献记载作为一种文本来看待，强调文本书写和叙事的特定情境以及不同的情境对初始文本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丰富和拓展。正如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历史上原本十分含混和简约的初始文本，在后世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和繁复。这里面固然有新材料（如文献、文物的岀土）的发现、新方法和手段的采用（诸如多重证据法、分子考古学、碳十四等）以及新的理论（诸如近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成果）的推导等原因，但是不同时代情境下的想象和重新阐释无疑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在历史时期甚至是主要原因。这一点与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②王昭君事迹文本的历史演进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王昭君事迹的初始文本见于《汉书》中的《元帝纪》和 《匈奴传》，其中后者的记载又详于前者，兹逐录如下：

《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摩韩邪单于来朝。 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仪，既伏其辜，摩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元帝纪》有关昭君事迹的文本是以“诏书”的形式出现的，强调昭君出嫁的原因、背景和目的，含有自上而下的意味；除了提及昭君的身份（待诏掖庭）外，对于她个人的意愿则未加丝毫表述。这不仅合于帝纪的文本体例，更主要 的是还有破北匈奴、诛郅支单于的前提作支撑，有居高临下之感。

《匈奴传》的相关记载与《元帝纪》大致同，只是在表述其事迹时略详，进一步指出王（墙）嫱字昭君，身份为“后 宫良家子”，与“待诏掖庭”同；重点则放在昭君出塞以后在匈奴的情况，诸如封号“宁胡阏氏”，生子女若干，从“胡 俗”再嫁复株累若醍单于等，并强调“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汉、匈之间的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显然，作为成书于昭君出塞百年后的官修史书，《汉书》 对于昭君本人在岀塞、从胡俗再嫁等问题上的细节和态度并未提及，或者在当时汉匈和睦的关系下这并不是个问题；昭君作为汉匈和亲的使者，其本人的意愿无疑要服从汉匈关系的大局。可以说，《汉书》的这些记述尽管较为简约，但是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框架。

事实上，首次对昭君出塞过程作具体、形象记述的，反而见于南朝刘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此时距昭君出塞已经400多年。其文云：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婿，南郡人也。初，元 '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诏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与《汉书》的记载相比，《后汉书》对昭君出塞的细节性描述内容无疑要丰富得多，但此段记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后汉书》是在提及王昭君之子伊屠知牙师被杀事件时追溯昭君事迹的。易言之，此段记述是建立在昭君后人对后世影响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与昭君出塞时汉匈之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的良好形势不同，经过王莽“改制”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此时（东汉初）匈奴“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③另一方面，《后汉书》的写作是在经过所谓的 “五胡乱华”，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进行的；对王昭君事迹的追溯，不妨可视为当时人们厌恶战乱，怀念昭君时代的一种反映。

第二，与官修的《汉书》不同，《后汉书》原本是范晔的私家著述，乃是作者遭贬黜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④从而使得《后汉书》在内容的选择上少有羁绊，“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⑤这可视为《后汉书》在王昭君事迹的记述上要比《汉书》生动、详细的主要原因。

第三，与《汉书》的记载相比照可以发现，《后汉书》的记述除了补充王昭君的籍贯（南郡）外，还特别强调了其在出塞缘由、从胡俗再嫁等问题上的细节与个人意愿，从而使得人物形象变得丰满起来。“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出塞原因，“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的过程性描述都是合于常理的。但是其中有些细节性记述还是可以讨论的。一方面，诸如“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的场景性内容，更像是后人（尤其是民间）的“情境”想象，意在表达对昭君的崇敬与赞美。另一方面，“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显然与正常的和亲程式 （一对一或有主从之分）不合，倒不如也可视为是为了突出昭君“丰容靓饰”而作的“情境”想象和安排；至于“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的记述也是为了强化这一场景的“情境”性内容服务的。可以说，《后汉书》的这些补充性记述实际上都是围绕提升昭君的个体形象而展开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心目中对昭君的美好祈愿和想象。正因为如此，《后汉书》记述中将王昭君的名、字颠倒（“昭君字嫱”）、“生二子”（实际只生一子，即伊屠知牙师）等与《汉书》相左的细节性差异就显得并不重要了。

第四，《后汉书》中对于王昭君出塞的心态描述也是时人的合理性想象，而《汉书》在这方面的缺失也为后人的想象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这种“悲怨”心态至少在与昭君同时代的人们心中是看不到的。如焦延寿《萃之临》：“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之益》：“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至少在昭君时代，个人的利益是要服从于族际之间的政治利益的。而在《后汉书》成书前后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则多见这种“悲怨”的心态描述，如伪托王昭君所作的 《怨旷思惟歌》：“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颉燃，虽得委食，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 远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廷。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鲍照：“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霜弊旦夕惊，边笳中夜咽。”⑥可见，《后汉书》所记述的“悲怨”与其说是昭君的心态，倒不如说是400年后人们对昭君命运的感叹，其背后乃是他们对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生态与生存环境的畏惧。更何况之前已有西汉时嫁给乌孙的细君公主作悲怨之辞、解忧公主上书请求返回故乡的先例，所以 《后汉书》有关昭君因“悲怨”出塞、上书求归的情节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后汉书》中所记述的那些 《汉书》中所未见的有关昭君事迹的内容，实际上可视为昭君出塞400年后人们在当时的情境下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追溯、想象和丰富，其中尽管有某些主观的成分，但却是当时现实状况的产物。正在这种情况下，《后汉书》完成了对《汉书》昭君事迹的在场景层面上的层垒和框架内的叠加，而这些层垒和叠加同时也成为后代想象与重新创造的直接素材和源泉。

事实上，早在北宋时王观国在其所撰的《学林》中就曾对《后汉书》的此段记述详加驳难：

盖单于请婚，当时朝议许与单于和亲。则汉之君臣讲之素定矣。及单于来朝，而以待诏掖廷王赠为阏氏，豫选定也。其礼仪恩数，皆已素定，非临事而为之也。而后汉 《匈奴传》乃谓“以宫女五人赐之”，又谓“昭君自求行”，又谓“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官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诏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此皆误也。盖王嫱为阏氏者，行婚礼也。若以宫女五人赐之，则何人为阏氏耶？后汉《匈奴传》所言王昭君一节，首尾曾乖谬之甚。

王观国以《后汉书》所言王昭君一节“皆误”，但实际上 《后汉书》还是在《汉书》的框架内叙事的。这些所谓的“乖谬”内容毋宁视之为《后汉书》基于昭君在当时和对后世的影响，而在场景和细节上所作的层垒和叠加。

有研究者将《汉书》与《后汉书》的上述记载差异归之于“一详一略”，并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两位作者“历史意识、妇女观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政治主张不 同”，“叙史风格不同”。甚至据此认为“宁肯相信范晔叙述的真实性”。⑦但在我们看来，即使上述原因成立，那也只能说明范晔是在上述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下写作的，与其是否真实地复原历史场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许，正因为两者写作的主客观条件和环境不同，范晔的记述更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时代环境及其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对历史的还原，其真实性自然也是可疑的。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无法复原的，更无法还原。

二《世说新语》文本：从正史到小说

在《后汉书》之后有关王昭君事迹的文本中，影响较大且具代表性的见于南朝刘宋刘义庆所编纂的《世说新语•贤媛》，原文如下：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贿。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巳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⑧与《后汉书》相比，《世说新语》此段记述在“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的叙事框架内，更将王昭君“不得见御”的原因进一步加以演绎，将昭君的事迹追溯到出塞之前，意在强调王昭君拒行货贿、“志不苟求”的高洁品行和人格魅力。作为古代小说，《世说新语》所记述的上述细节是否合于实际情况可以暂且不论，但这至少反映出王昭君的事迹在 南朝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占有美好的地位。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后人才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经验，不断地将各种美好的事物和品行赋予到他们所崇敬的历史人物身上。

如果说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对于王昭君“不得见御” 的原因还是依据汉代宫人“披图召之”的制度加以演绎、解说的话，那么刘孝标随文注疏所引之《琴操》就走得更远了。其文云：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年十七，仪行绝丽，以节闻国中。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椎，昭君恚怒之。会单于遣使，帝令宫人装 出，使者请一女。帝乃谓宫中日：“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视之，大惊悔。是时使者并见，不得止，乃赐单于。单于大说，献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 昭君乃吞药自杀。

与《世说新语》相比，《琴操》在王昭君“不得见御”原因的基础上，更将其如何进宫以及在宫内的事迹复加以演绎，进一步将昭君的事迹追溯到进宫之前，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汉书》以及《后汉书》的时空框架。

显然，我们且不论《琴操》所云王昭君入宫前情况以及她入宫过程的叙述有何依据、是否可靠，仅“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的事迹就是可疑的。至于《琴操》所记王昭君因不从胡俗之“父死妻母”而“吞药自杀”的情节，因前有《汉书》与《后汉书》的文本为据，其乖谬之处自不待言。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言：“据《两汉书》所言，则昭君子不名世违，且未立为单于，昭君亦未自杀。《琴操》之言，与正史不合。”⑨

问题在于，《琴操》何以不顾正史文本而作如是明显乖谬的演绎？细审其文，不难发现，《琴操》的上述文本实际上是围绕“节”字而构建的。昭君在入宫前不仅“仪行绝丽”，且“以节闻国中”，故而“长者求之者，王皆不许，乃献汉元帝”；入宫后“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是不惧强权之“节”；“喟然越席而起”，是个性之“节”；“吞药自杀”，乃气节之“节”。如此强调昭君之“节”甚至不惜公然与正史文本相悖，也是当时特定历史情境之下的产物。余嘉锡先生在笺疏《世说新语•贤媛》时认为：“本篇凡三十二条， 其前十条皆两汉、三国事。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 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考之传记，晋之妇教，最为衰敝。……妇职不修，风俗陵夷，晋之为外族所侵扰，其端未必不由于此也。”他还一 针见血地指出：“孝标不引《两汉书》而引《琴操》，岂欲曲成昭君之美耶？”⑩正是在当时“妇教衰敝”的情景下，人们才将各种“节”赋予到昭君的身上，借以表达对时事的不满以及对昭君的崇敬，以使心目中原本十分美好的历史人物更,加完美。如果说，《两汉书》作为正史完成了昭君事迹的文本框架的话，那么《世说新语》和《琴操》等小说则基本完成了对昭君人格魅力和道德典范的构建。

此外，同属小说体的《西京杂记》还进一步给因昭君“志 不苟求”而“遂毁为其状”的画工设计了一个结局：“帝怒, 杀画工毛延寿。”颜师古曾认为《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与正史相比，包括《西京杂记》在内的上述小说的确有很多想象和演绎的成分，但是这些“出于里巷”的小说、杂记所反映的恰恰正是当时民间心目中的昭君。

综上所述，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在两《汉书》的框架体系内，基本完成了王昭君事迹的情节化构建：即从入宫前、入宫后到最后岀塞的完整过程。但是，对于王昭君出塞以后的生活和命运却着墨不多，从而为后人的想象和创造留下了丰富的空间。

三《王昭君变文》：从文本到民间

就王昭君及其本人的经历而言，女性、宫廷、出塞、和亲、别离、思乡、异族、异域、异俗等主题集于一体，而这些对于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和民间百姓的想象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使得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不断地丰富着王昭君事迹。在魏晋南北朝小说、辞赋的基础上，唐代岀现的《王昭君变文》则将这种理解和想象推到极致，并在情节上和细节的想象上完成了对王昭君事迹的更为完整和生动的构建；通过这种形式，王昭君事迹从书面文字走向说唱，从文人墨客走向民间大众。

变文是唐代根据佛教“经变”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其受众尽管也有所谓的文人雅士，但主要针对的还是目不识丁的大众百姓。变文后来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将世俗故事与佛教俗讲的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民间传播知识、抒发情感、臧否人物的重要途径。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王昭君变文》（编号P.2553）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唐代民 间心目中的王昭君形象，兹将其文主要内容节录如下，意在反映其场景与情节:⑪

……

汉女愁吟，蕃王喽（笑）和，宁知惆怅，恨别声哀，管弦马上横弹，即会（令）途间常奏。侍从寂寞；如同丧孝之家，遣妾攒蜿，仗（状）似败兵之将。庄子云何者：“所好成毛羽，恶者城（成）疮癣”；“爱之欲求生，恶之欲求死。”妾闻：“居塞北者，不知江海有万斛之如：；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此及苦复重苦，怨复重怨。行经数月，途程向尽，归家滯遥，迅昔不停。即至牙帐，更无城郭，空有山川。地僻多风，黄羊野马，日见千群万群，口□（羱）（羝），时逢十队五队。似（以） 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当心而坐，其富如云。毡裘之帐，每日调弓；孤格之军， 终朝错箭。将斗战为业，以猎射为能。不蚕而衣，不田而食。既无穀麦，瞰肉充粮。少有丝麻，织毛为服。夫突厥法用，贵杜（壮）贱老，憎女忧（爱）男。怀鸟兽之心，负发（犬）戎之意。□（冬）天逐暖，即向山南；夏月寻源（凉），便居山北。何（河）惭尺壁（璧），宁谢寸阴。是竟直为作处伽宓（花）人多出来掘强。若道一时一饷，犹可安排；岁久月深，如何可度。妾闻：“邻国者大而小而强自强弱自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锋火之声， 独乐一身，苦他万姓。”单于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号令□军。且有赤狄白狄，黄头紫头，知口（策）明妃，皆来庆贺。须命缓馭（骆）柘（拓）駒（驼），或鼓作舞， 仓牛乱歌。百姓知单于意，单于识百姓心。良日可借 （惜），吉日难逢。遂拜昭军（君）为烟脂皇后。故 □（入）国随国，入乡随乡，到蕃禀（裏）还立蕃家之 名，荣拜号作烟脂贵氏处有为陈：（下略）

明妃既策立，元来不称本情，可汗将为情和，每有善言相向。“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别城（域）之欢，不令人爱。”単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告报诸暮，非时出腊 （猎），围遶烟脂山，用昭军（君）作中心，万里攒军， 千兵逐兽。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而曰处若为（陈说）：（下略）

昭军（君）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见追来。当嫁单于，谁望喜乐。良由画匠，捉妾陵持，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俸（辞）赤县，永别神州。虞舜妻贤，潇（涕）能变竹，圮良（杞梁）妇圣，哭烈（裂）长城。乃可恨积如山，愁盈若海。单于不知他 怨，至夜方归。虽还至帐，卧仍不去。因此得病，渐加赢 瘦。单于虽是番人，不挪（那）夫妻义重。频多借问，明妃遂作遗言，略述平生，留将死处，若为陈说：（下略） 从昨夜已来，明妃渐困，应为异物，多不成人。单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纵令春尽， 命也何存。可惜口口（明妃），□（奄）从风烛。故知生有地，死有处。怜至三更，大命方尽。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临丧，魁渠并至。骁（晓）夜不离丧侧，部落岂敢东西。日夜哀吟，无由漫极（辍），恸悲切调，乃哭明妃处，若为陈说：（下略）

表奏龙庭。敕未至，单于唤丁宁（灵）塞上卫律，令知葬事。一依蕃法，不取汉仪。棺椁穹庐，更别方圆。千里之内，以伐醮（樵）薪，周匝一川，不案□马。且有奔驼勃律，阿宝蕃人，膳主基牛，兼能煞马。酝五百瓮酒， 煞十万口羊，退犊烽驼，饮食盈川，人伦若海。一百里铺理毯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乃葬昭军（君）处，若为陈说：（下略）

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馀年，坟今上（尚）在。後至孝哀皇帝，然发便（使）和蕃。遂差汉使杨少徵杖节和来吊。金重锦轄繪，入于虏廷，慰问蕃王。单于闻道汉使来吊，倍加喜悦，光依礼而（受汉使吊。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下略）

汉使吊讫，当即使回。行至蕃汉界头，遂见明妃之冢。青冢寂辽（寥），多经岁月。使人下马，设乐沙场，害非单布，酒心重倾。望其青冢，宣哀帝之命，乃述祭词：

“维年月曰，谨以清酌之奠，祭汉公主王昭军（君） 之灵。惟灵天降之精，地降之灵，姝越世之无比，婵妁倾国和陟娉，丹青写刑（形），远稼（嫁）使凶奴拜首，方代伐信义号罢征。贤感敢五百里年间，出德迈应，黄河号 一清。祚永长传万古，图书且载著往声。呜呼嘻噫！在汉室者昭军（君），亡桀纣者妮妃，齒姿两不围矜，夸兴皆言为美。捧荷和国之殊功，金骨埋于万里。嗟呼！别翠之宝帐，长居突厥之穹庐。特也，黑山杜（壮）气，扰攘凶奴，猛将降丧，计竭穷谋。漂遥（嫖姚）有惧于检杭（检犹），卫霍怯于强胡。不稼（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运策定。单于欲别，攀恋拜路跪。嗟呼！身殁于蕃裏，魂兮岂忘京都。空留一冢齐天地，岸兀青山万载孤。”

从上引录文中可以看出，《王昭君变文》文本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地描绘了王昭君在漠北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其中加入了大量中原地区的人们对漠北生活和环境的想象。变文借王昭君之口：“邻国者大而小而强自强弱自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锋火之声，独乐一身，苦他万姓。”表达了民间对于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从变文中出现的“契丹”、“吐蕃”、“突厥”等不难看岀，该文本产生的情境乃是唐代民 .族关系的实际状况，并以此推演至昭君事迹所发生的空间场景。这些内容在变文中表述为：“似（以）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当心而坐，其富如云。毡裘之帐，每日调弓；孤格之军，终朝错箭。将斗战为业，以猎射为能。不蚕而衣，不田而食。既无穀麦，瞰肉充粮。少有丝麻，织毛为服。夫突厥法用，贵杜（壮）贱老，憎女忧（爱）男。怀鸟兽之心，负犬戎之意。口（冬）天逐暖，即向山南；夏月寻源（凉），便居山北。河（何）惭尺壁 （璧），宁谢寸阴。是竟直为作处伽花，人多出来掘强。”这实 际上是历代中原地区对漠北地区生态和环境的认识和知识体 系，变文以此来为昭君思乡之情的产生作为铺垫，并将昭君的 亡故归因于思乡。至于单于为解昭君思乡之愁而上演的那场类 似“烽火戏诸侯”的田猎活动，死后埋身青冢以及汉哀帝遣使 吊唁等情节，意在强调昭君生前的荣耀和死后的影响力。“身殁于蕃里，魂兮岂忘京都。空留一冢齐天地，岸瓦（兀）青山万载孤”则表达了时人对昭君命运的感慨与欷歔。这样，《王昭君变文》便通过对王昭君在漠北生活的情节化叙述，实现了对昭君一生事迹的完整构建。

如果我们检读唐代之前有关昭君事迹的各种文学作品可以 发现，《王昭君变文》的内容实际上可视为唐人对前代知识的承继、层垒与叠加。以隋代薛道衡《昭君辞》为例，其中就可以见到《王昭君变文》的影子：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乃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阚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事实上，王昭君事迹从古至今一直是包括诗、词、曲、 赋、小说、戏剧、民间传说、歌舞等在内的文学、艺术形式的表现主题，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昭君的理解、想象与企 望。在不同的时代，王昭君的形象也是不同的。“从两晋南北朝凄哀无助的弱女子昭君，到隋唐柔肠百转恨怨难释的昭君， 到宋代自嗟自慰的昭君，到元代随遇而安平心静气的昭君，到明代温柔宽厚、取义成仁的昭君，最后到清代义烈落刚、识见非凡的昭君，汉宫女王嫱由一个悲悲戚戚，伤感于一己忧乐的弱女子到被塑造成千秋敬仰的和亲使者。”⑫当王昭君事迹通过变文的通俗形式深入到民间之后，其发展便具有更为丰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王昭君的事迹才没有拘泥于史学固有的框架限制，而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昭君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存在于正史中，倒不如说她一直活在各族人民的心中。可以确定的是，王昭君事迹仍将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和场景的变换而持续地被解说和建构，其普世价值和意义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而成为永恒的主题。

注释：

①马冀、杨笑寒：《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 页。

②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③《后汉书》卷八九，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940页。

④《宋书•范晔传》。

⑤刘知几：《史通》。

⑥以上诗词均参见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⑦马冀、杨笑寒：《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⑧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6页。

⑨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6页。

⑩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664, 668页。

⑪录文主要依据启功先生校录本，并参考近人的研究成果；异体字和别体字 径改，一些无法打印出来的字只好暂付阙如。《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8—108页。

⑫王整：《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像化的王昭君形象》，《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西北民族论丛》第七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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