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作者：王绍东 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 图片由作者提供

　　昭君出塞的历史在《汉书》《后汉书》等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比较简单，西汉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拜汉元帝，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公元前33年，汉元帝将以良家子身份选秀入宫的王昭君嫁予呼韩邪单于。昭君出塞因时代较早、形象美、影响大、现实意义强，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创作了许多关于昭君出塞的故事和以此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将历史的昭君与艺术的昭君密切结合。总体来说，昭君的形象由西汉的正剧形象，魏晋以后逐渐变为悲剧人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昭君出塞象征的民族和平友好的蕴意与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高度契合，昭君文化研究进入了全面持久繁荣的时期。

林干、马冀先生专著《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 图片由作者提供

　　马冀先生从小生活在呼和浩特，听着昭君出塞的故事长大。他看到有关昭君的诗词歌赋、故事传说很多，但对昭君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却相对缺乏，更不具有系统性。1980年代，马冀先生便开始对王昭君进行研究，1991年，已经完成了近30万字的研究书稿，1994年，与北方民族史专家林幹先生合著《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一书出版。40多年来，马冀先生致力于王昭君和昭君文化的研究，积极参与到弘扬昭君文化的各项工作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一书，是马冀先生积四十年功力，研究王昭君及昭君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细读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探精索微，作品新意迭出

　　对于昭君出塞与昭君文化的诸多问题，两千多年来学界多有关注，但却缺乏深入的探讨。在很多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更是见仁见智，似是而非。本书作者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既有对已有问题的深入分析，也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涉猎的新题，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作者主张昭君自愿出塞说。昭君出身民间，具有吃苦耐劳、坚定顽强的优秀品质，敢于面对塞外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久居深宫，难得宠幸的境遇，使她有了摆脱牢笼，挣得自由的勇气；昭君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汉匈关系发展，对呼韩邪单于和亲汉朝怀有敬意；昭君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结合起来，在临辞大会上，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1]，正是为了表示自愿出塞的决心和郑重的态度；从汉朝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也愿意选一个有政治见识、能完成使命、并自愿出塞的宫女。作者指出：“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她从困境中看到并抓住机遇，在生命的长河里奏响了慷慨激昂的人生乐章。”[2]这里既有对相关史料的严密考证，也有入情入理的辩证分析。

1963年董必武同志为呼和浩特昭君墓题诗 图片由作者提供

　　历代学者多将注意力放在了王昭君的身上，作者除了关注王昭君外，还深入挖掘了王昭君的后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为修复汉匈关系所做的努力和奉献。在西汉后期、新莽、更始和东汉前期，王昭君的儿子、女儿、女婿、侄儿、外孙三代共十余人，都为汉匈友好奔走呼号，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昭君将自己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到了汉匈民族友好相处的事业之中，并影响了她的儿女子孙，也影响了历史和后人，这也是千百年来人民真诚赞颂和怀念王昭君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和亲的现象屡见不鲜，和亲的女子千千万万，为什么王昭君千百年来能够受到广大民众、文人墨客、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并由此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昭君经历的传奇性、昭君主题的包容性与共鸣性、昭君爱国精神的巨大影响力、昭君行事方式体现的“和合”精神与“世界大同”理念、昭君事迹符合文人怀古以讽今的传统需要、昭君具有内在美与外在美高度统一的典范性，以上原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构成了昭君魅力长存的影响因素，造就了千年不朽的魅力女神。“不是诗人们创造了王昭君，而是王昭君始终吸引着诗人们。”[3]作者的分析全面、系统，既能释疑解惑，也能拓宽读者的视野。

二、各守其域，文史融会贯通

　　对昭君出塞的研究与昭君文化的传播涉及三个领域的问题，即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文学中的王昭君和文化上的王昭君。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是指历史上有关王昭君、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种种史实；文学中的王昭君是历代文人墨客对王昭君的关注、同情、赞美、颂扬的众多作品以及里面所蕴含的思想和情感；文化上的王昭君更注重现实关怀，注重挖掘昭君精神的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当前，在王昭君及昭君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是部分学者专题性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或重点研究历史事实，或倾心关注文学作品，或致力探讨昭君文化，缺乏综合性的视野；二是越来越多的昭君文化研究者将三者混为一谈，将文学作品等同历史事实，对昭君文化随意附会夸大，走向了漫漶与虚玄的境地，丧失了学术研究的标准。两种现象的存在，都不同程度地损害了王昭君及昭君文化研究的推进与发展。

　　《王昭君及昭君文化》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从历史学角度探讨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考证昭君名字、生卒年、家庭、族属、故里和性格养成，兼及匈奴的历史和西汉和亲政策的开端、汉朝对匈奴政策的演变等重大问题。中篇“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王昭君”，沿时代线索研究其演进变化，重点分析各时期名家名作，还探讨了王昭君悲剧形象的成因及其魅力长存的奥秘等问题。下篇“多学科视野下的昭君文化研究”包括昭君文化研究概说；“和合”思想是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等内容。全书始终坚守相应的学术规范，体现相应的学术特色。

马冀先生专著《王昭君与昭君文化》 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上篇中，作者从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的关系入手，注重对昭君出塞时代背景与历史作用的考察。研究具体问题时，充分挖掘和善用史料，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将所有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有关王昭君的相关历史资料搜集可谓面面俱到，不仅包含了文献资料，也充分运用了考古资料。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考证，并得出具有独到见解的认识和结论。如对昭君名字、生卒年、家庭、族属的考辨，能得出确切结论的便下论断，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便保持存疑，坚持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草原英主呼韩邪单于”一节，作者充分评价了呼韩邪单于内附的历史作用。认为呼韩邪单于不仅是匈奴历史上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其历史功绩表现在诸多方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呼韩邪单于结束了汉匈间长期的战争状态，开创了两族间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在政治方面，开创了北方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先河，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在经济文化方面，促进了汉匈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匈奴方面，结束了匈奴二十多年来分裂混战的状态，实现了匈奴新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在汉朝方面，边疆的安定给人民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汉族人民也学到了北方民族的畜牧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西域方面，受呼韩邪单于附汉的影响，西域诸国益愈尊汉，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作者将呼韩邪单于放在了历史发展大潮之中，对他进行了客观评价，既肯定了他通过附汉率领匈奴族走出困境，重新过上安定和平生活，同时也是民族间友好相处的表率和典范，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在中篇里，作者对两千多年来产生的代表性的有关昭君题材的各类作品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兼具系统性、全面性与创新性。涉及年代之长，范围之广，堪称一部昭君题材的文学史。系统地看，从与昭君同时代的易学家焦延寿在《易林》中两首咏昭君诗《粹之临》《粹之益》入手展开研究，一直延伸到民国时期。对每个时代昭君作品的代表作、特点、思想内涵、文化蕴意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关注了昭君题材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也挖掘了其中的文化内涵，阐述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全面地看，作者研究了历史上有关昭君题材的各类作品，除重点探究历代吟咏昭君的诗词外，还关注到了小说、民间故事、音乐作品、说唱文学、绘画及工艺品等。展现了千百年来，人们以不同方式吟咏赞颂昭君，从而使昭君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影响愈加广泛的历程。最后，对昭君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既有对已有成果的继承发展，更有许多创新与深化之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最早歌咏王昭君的文学作品是《乐府诗集》中的《怨旷思惟歌》，作者经过搜罗爬梳，发现了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在《易林》中就创造了两首咏昭君诗。他对这两首诗的文学价值、思想主题、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这两首诗开创了从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相结合的高度评价昭君、赞美昭君的创作潮流，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文人墨客和人民群众。”[4]马冀先生认为：千百年来，昭君题材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作者众多，创作动机各异，“如果非要找出一些共同点，笔者想主要应该是借昭君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5]。他分析了元、明、清、民国时期昭君题材诗词的十大主题，包括爱国情怀、民族气节、代言内心、忠君怨君、批判贪腐、人才际遇、女性地位、宫怨主题、思乡情结、人生哲理等，内容几乎涉及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方面面，也让读者懂得何以昭君题材的文学作品数量如此众多，内容如此丰富的原因所在。作者对《怨旷思惟歌》、王安石《明妃曲》、马致远《汉宫秋》、郭沫若话剧《王昭君》等作品的分析，多有言前人所未言之处，读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马冀先生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显示了文史兼通、上下求索的学养与风格。在王昭君及昭君文化的研究中，他凭借长期的知识积累、开阔的研究视野，既能够各守其域，坚持各学科的学术准则和规范，也能够融会贯通；既能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与延伸，也能够独辟蹊径，开拓与深耕，得出自己的认识与结论。在一本专著中，将历史的昭君、文学的昭君、文化的昭君融为一体，涉及专题之多，研究领域之广，考索问题之深，是研究王昭君及昭君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三、与时俱进，彰显现实关怀

　　多年来，马冀先生不仅潜心于昭君文化的学术研究，而且积极参与到昭君文化的弘扬工作中。他以关心社会、关心时代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将昭君出塞与昭君文化的学术探索与现实关怀密切结合，既尊重历史，又能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了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和深远的现实影响。在下篇“多学科视野下的昭君文化研究”中，马冀先生对“昭君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学者研究和阐释昭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多角度阐释了昭君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进步思想。

马冀、杨笑寒先生专著《昭君文化研究》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认为，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和合”理论。“和合”精神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昭君和亲则是依据“和合”思想做出的选择，同时也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和合”思想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功绩是巨大的，它使汉匈民族进入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战争让位于和平，经济文化的交流取代了民族间的敌对与冲突。”[6]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是战争，而是交流、互补、友好和融合，昭君出塞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满足了人民渴望和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才能千百年来受到了人民的关注和颂扬。作者以昭君和亲为视角，反思了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民族政策的得失，认为：“民族歧视、强迫同化政策，激化民族矛盾，违背历史规律，不得人心；民族友好、自然融合政策，最少消极后果，符合历史规律，得到人民拥护”[7]。作者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昭君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他认为：“发源于内蒙古并引起全国关注的昭君文化，以昭君精神为号召，无疑会有利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8]作者将对昭君文化的热爱、钻研与对世界、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关怀结合起来，从昭君文化入手，为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民族间友好、交流、融合，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和解决方案。这样的研究，既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素养，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与担当精神。

　　与社会关怀相对应的是书中强烈的人文精神。作者认为：“昭君不仅是一个绝代佳人，而且是一个巾帼英雄，在她的一生里，在每一个人生关口面前，总能处理好进与退的尺度，把握机遇，面对命运之神的捉弄，变悲为喜，便不利为有利。”[9]昭君在面对困境的正确抉择，可以给青年人很多有益的启示。汲取昭君文化蕴含着的丰富人生哲理，既有利于个人发展、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能促进民族团结、国家友好、世界和平。作者立足现实，关照社会，既从现实社会中发现昭君文化研究的问题，又力图从昭君文化研究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资源，努力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研究昭君文化、关照现实社会、弘扬和合精神的学术品格。

　　马冀先生的《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一书，既有对具体问题的精深解读，又有宏观的大局意识；既有学术研究的专深与严谨，也有恒久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关照。该书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融考据与义理为一体，可谓是研究王昭君及昭君文化的高水平著作。

　　注释：

　　[1]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1页。

　　[2]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上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9页。

　　[3]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下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7页。

　　[4]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上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21页。

　　[5]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上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38页。

　　[6]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下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31页。

　　[7]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下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37页。

　　[8]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下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60页。

　　[9]马冀：《王昭君及昭君文化》（下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94页。

　　【马冀简介】

　　马冀，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现任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会长等。先后主持国家级、自治区级科研项目六项，出版《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昭君文化研究》《成吉思汗评传》等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译文六十余篇。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