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建娥，女，汉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 10月26日至30日，昭君文化2009高层论坛在昭君故里湖北兴山举行。笔者有幸参加这一盛会，聆听与会学者专家对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历史影响的讨论，深受启发。从而产生从现代族际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发掘其中蕴涵的政治学意义的冲动。本文就是在当时会场上生发出来的一些感想的基础上写成的。肤浅与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关于昭君故事的原型及其影响的研究，已经有许多专家写出了大量的文章。笔者不需要在此班门弄斧。本文只是就昭君故事关涉的概念：族际交往，族性的本质，族际关系的构建，昭君行为的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一、族际交往的形式及其社会功能
昭君出塞事件属于族际关系中的—个最一般的内容，即族际之间的交往。但是它却折射出现代族际政治所关心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族性的存在和社会功能。当代社会心理学对族性的研究发现，族裔身份和认同并非是天然冲突性的。西方学者Laitin认为，族际分野固然是关于公共利益的分歧和争端的一个因素，但却并不具有任何一定会导致暴力行为的特殊潜质。(David D.Hardin, Nations,States and Violence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P.40-41）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族际之间是冲突还是合作，取决于交往集团的行为选择和政治决策。在昭君出塞这一事件中，匈奴单子主动请婿，汉朝皇室同意和亲，是双方审慎思考、理性决策的结果。它既包含；有当时地缘政治的考虑，也更多地体现出交往双方对和平的渴望。族际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双方社会都是有利的，可以为双方社会提供和平与安宁。通过和亲改善匈奴与汉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族际关系的可建构性。可以根据人的意愿进行建构。
2．分歧、差异和冲突的可协调化解性。交往主体之间有各自的利益认同和利益考虑，分歧和矛盾不可避免，也不足为奇。但这些矛盾和分歧并不是不可化解的。它可以通过族际交往的内容、途径和方式，和平地加以解决。和亲政策从双方来讲，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选择的，都表现为通过联姻、释放善意，消除敌对和猜忌，建立彼此之问的互信，实现和平。这种交往模式，充分体现了族际交往中的人性特征。
3．化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作用。
通过联姻，建立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消除彼此间的猜疑、戒备，扩大了双方的接触和交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又扩大了彼此间的合作，给双方社会带来了安宁，给双方的人民带来福祉。昭君出塞给匈奴人带去了汉文化．并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匈奴人更多地了解了汉文化和汉民族，促进了汉匈之间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通过昭君以及汉匈之间的友好往来．让汉人也了解了匈奴，了解了人性的共通性，减少了彼此之间的猜忌、敌意和误解，从而影响了双方的行为选择，为彼此争取到 60 年的安宁和平，给双方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促进了边塞地区的发展。
4．承认和尊重差异的意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昭君现象的意义绝不止于汉匈双方和亲的政策选择，而且还在于昭君后来的改嫁以及她与匈奴人的友好相处。在昭君所嫁的第一任丈夫死后，昭君根据匈奴的习俗下嫁单于之子。这个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人眼中的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正是昭君现象的另一价值所在，也是昭君文化久远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汉文化中心论者的眼中，汉成帝令昭君“从胡俗”，表现的是“薄情最是帝王家”。毋庸置疑，汉成帝的命令丝毫没有从昭君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顾及昭君的思乡之念，骨肉之情。这是一个最浅显的事实。但是，在汉文化中心论者对成帝行为的批判中，也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匈奴是落后的民族，匈奴的习俗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故尔成帝的从胡俗之命不仅冷酷、非人道，而且是有失伦理纲常的。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们对汉成帝“从胡俗”之命，都持明显的批判态度。然而，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诠释，汉成帝“从胡俗”之命，又何尝不是对匈奴习俗的一种承认和尊重？在这里，改嫁行为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是对匈奴文化的一种承认与尊重。昭君因从胡俗而得民心。匈奴人民在昭君这个举动中读到的，不是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凌驾之势，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匈奴的习俗与文化。昭君改嫁向匈奴人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让他们感觉到了平等和尊重。因而发自内心的与汉友好，发自内心地崇仰昭君。这是昭君美名千古流传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正是这种尊重，正是这种“从胡俗”的行为，成就了昭君这样一段千古佳话，成就了汉匈之间几代人的和平。试想，如果昭君未从胡俗，只身返汉，它能够在匈奴人心中留下那么经久美好的形象吗？还能够有昭君佳话的万古流传吗？
二、昭君文化的审美价值
昭君之所以在匈奴人中留下那么美好的印象，在于昭君的美。但是，在昭君这个历史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美，不是狭义的美容美貌，更包含了广义的美德美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昭君具有令四下动容的皎好容貌。这种美貌为她赢得了一定的得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单于和匈奴民众，从昭君的美貌中。解读出的是汉帝对匈奴人的友善、对和亲之举的重视。从而产生一种被承认、受厚待、得礼遇的美好感觉。
然而，让匈奴人对昭君现象作出美好解读的，不只是她的美貌，更在于她的美德。昭君的美德是通过她的美行和美举体现出来的。昭君出身于平民之家，身上没有帝王贵冑的娇骄二气，在她身上体现出江南劳动妇女的朴素、平易、勤劳、聪慧、善良和坚忍。昭君平易近人，与匈奴人结下了良好的关系，昭君精通农事稼穡，给匈奴人带来了中原农耕文化技术，对改进匈奴人的生活产生了作用。昭君尊重胡俗，下嫁单于之子，在远离故乡的地方，生儿育女，和当地的匈奴人打成一片，融入了匈奴人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些良善行为，在散发出人性辉、表现出人格力量的同时，也向匈奴人释放出善意，在匈奴人心中播下了友好的感情，使匈奴人发自内心地对这位没有骄奢之气，更具平民情怀的汉朝妇女产生崇仰之情。因而他们才能在昭君去世之后，自发地为她修建墓冢，并且年复一年地为其洒扫培添，使其郁郁葱葱，成为北方草原的一个独特的风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居住在这片草原的居民早已经不是汉代匈奴民族，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子裔。但是留在草原的青冢却在一年又一年地向后人传述着昭君的故事。使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中领悟到这段人际关系中蕴涵的真善美，通过对青冢的保护传达着对昭君的景慕．传递着对和平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族际关系的审美评价和真诚向往。昭君的故事也在经年累月地提醒着草原上生活的人民平等友好的民族关系与和平安康的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三、昭君文化的人类学政治学意义
昭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一种民族友好交往的和平象征。台湾苗栗县的昭君娘崇拜就真实地释放出了这个信息，反映出地方乡土文化真实的建构过程。它不仅包含了对本土文化因子的继承和使用，同时也包含了对异地异乡文化因子的借鉴和挪用。在苗栗，无论是从族源上，还是从文化中，都找不到与昭君直接相关的任何痕迹。但是，把昭君与苗栗县民联系起来的是昭君传说所隐含的良和善，是经由这个传说传播开来的精神和道德潜质，它经过苗栗县民的再创造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适应了苗栗县建构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和谐和睦的邻里关系的现实需要，成为地方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乡土文化中规范道德、培育伦理的精神力量。（关于台湾苗栗县新莲寺昭君崇拜及其形成，见增桂龙《新莲寺的昭君信仰》，余文秀的《台湾苗栗新莲寺奉祀王昭君之缘由初探》两篇文章。载《2009·中国兴山·昭君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117-127页。）
昭君文化和昭君现象，给我们以很多具有人类学政治学意义的启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成为一种常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种生活世界中，如果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无论是在风俗文化差异的民族地区工作生活，还是到国外旅游、工作、贸易的时候，都能像昭君那样，尊重当地社会的风俗习惯，平等地与他者交往。自觉地做一个各族友好的民的了解和互信，这就不仅是在向世界彰显一个文明平等和谐的现代民族的民族风范，升中华民族的世界形象，也是在为世界和平贡献绵薄。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