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

发布时间:2021-06-3 浏览次数:3834 来源:昭君文化

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


任蒙



王昭君,一个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已经回荡了二十个世纪的名字。今天,即使是最简单的历史普及课本,也必须出现她。


这名字,早在少年时代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因为她不仅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知名度最高的四大美人之一,并且具有传奇经历,还和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就坐落在湖北的西部。


那是一个盛夏,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我来到了昭君故里。


这就是湖北的兴山县,属于即将兴起的三峡库区。西汉时兴山一带属秭归县所辖,而秭归县又隶属南郡,如屈原和昭君那时也要像现代的公职人员这样填报履历表,他们就应在“籍贯”一栏中写上南郡秭归。


我们清晨从宜昌出发,小车在峻岭峡谷间颠簸了整整一上午,才来到兴山县城。这是一座建筑在山坡上的小镇,因为地势的原因,全城没有一辆自行车,但它依然是楼房林立,到处是现代生活的气息,找不到古朴的色彩。


“我们碰上昭君了!”我指着一个少女美丽的背影向同行者打趣道。其实,这并不全是为了活跃气氛,我们原本就是奔着昭君而来的。


只有昭君,才能使她的故乡小县具有永恒的魅力。真正的昭君故里在县城南郊宝坪村,是一个更为偏寂的地方,准确地说,这里是巫山山脉的一个普通山冲。


多少个世纪以来,紧连着巴山蜀水的巫山在文人骚客笔下一直是美丽的,并且富有神奇的色秒。可这里山势陡销,道路崎岖,耕地奇缺,对这里的世代居住的先民来说,却是艰难的生息之地。宝坪村如果不是走出了一个叫王塘的少女,它将和落在群山之中的千万个村落一样,没有丝毫的引人注目之处。说得再具体点,如果不是该村的王姓女儿容貌出众,进而有了后面发生的影响历史的故事,宝坪村就不会成为名闻天下的村庄。



在那个说不清年份、更说不清是哪个季节哪一天的日子,少女王墙走出了这条山冲。


在两千多年前人口极少的汉代,这里的村落因大山相隔,人口更为稀少。所以昭君离开的那天,只有本村的乡亲前来相送,大家都以一种从未见过的异样的眼神望着她,特别是几位小伙伴,目光里流露的与其说是羡慕,倒不如说是留恋。她们似乎也明白,昭君这一去,永远不会回来。


世上最神圣、最隆重、最风雅的,莫过于帝王的婚烟;世上最残酷、最野蛮、最荒淫的,同样莫过于帝王的婚姻。


无数少女被帝王征召入官,说这是婚姻,却没有丝毫的婚姻章法;说这不是婚姻,却比任何婚姻都严肃。


任何事物只要与帝王的行为直接挂上钩,就会被涂抹上一层又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个年龄的女孩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懂。昭君知道此行是为了什么,但又不清楚等待她的是什么。那时的她,更不可能去深思宫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生活。


在这以前,她没有去过郡府县府,甚至没有走出过这条山冲。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无法想象,更想象不出千里之外的京都是如何繁华。但是,似乎能够感觉到,她今后的一切已经被人们用神秘而富贵的气氛笼罩起来了,尽管她没法用语言将这种感觉表达出来。


面对乡亲们庄重而敬畏的表情,聪慧的昭君已多少从中领悟出了自己的未来,她本来沉沉的心思中掠过一阵阵不快。


在村边的响滩渡口,昭君朝着她的父母挥挥手,朝着乡亲们挥挥手,朝着延绵不断的大山挥挥手,她要上路了。


乡亲们看着她挥动着瘦小纤细的手,好像突然想起:她还是一个孩子!



在信息闭塞的古代,这里的山村更为闭塞。


昭君走后,好久没有音讯,她被选秀入宫带来的轰动早已被人们淡忘,一切都像以往那么平静。


尽管昭君在官中觉得日子好长好长,但故里的乡亲却不知不觉地几年过去了。


一晃又过了几年,忽然传来消息,昭君远嫁匈奴做了王妃。


于是,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又因为昭君而兴奋起来,昭君成了故乡不朽的话题,她被善良而淳朴的乡亲传说成了神女,故乡中与她有关的景物也顿生光辉。人们传说她在离家途中,因留恋故乡而弹起了琴弦,一群飞雁听到琴声,看到她美丽的容貌,竟忘记了抖动翅膀而跌落到地上。直至今日,昭君村还有昭君寨、昭君台、妃台山、珍珠潭、望月楼等寄寓着昭君故事的景物。可是,那些美丽的传说在导游小姐与我们分手时,一切都还给她了,只有昭君井让我留下了记忆。那井坐落在村前的田埂边,看上去不过是一眼浅浅的井。如果两千年前真有此井,小小村姑王嫱肯定曾来此汲水为炊。但是,因为村里出了昭君,就把这么一个平常的水井与玉帝和黄龙联系起来,使人连听神话的感觉都没有。因为此井许久没有清洗,井口水面飘荡着一团团苔丝,大家都没有品尝,这水是否如许多介绍文字所说的那样“清亮甘洌”,就不得而知了。


已经久远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要大大多于史实。昭君更是如此,在历史的笔下她过于简略,以至于没有人知道她的年龄,更不知道她的生卒年月,也不知道她死在哪里,是怎么死的。关于她的家道出身,种种说法相去甚远。我们游览昭君村时,讲解员告诉我们,昭君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并说其父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地级干部。此说大概出自东汉蔡邕的《琴操》,蔡邕称昭君之父名王襄,字忠,家道殷实。相传昭君入宫之后,其父被封为越州太尉。《琴操》所记,与正史多有抵触,不足为据。说昭君出身于平民家庭,可能更靠得住些。但无论怎样,她必须是个美人。


整整七百年之后,唐朝为了与吐蕃和亲,经太宗钦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做了王后。通过这次政治婚姻,加强了唐朝与吐蕃的友好往来,在古老的藏区传播了不少中原文明。与当年王昭君一样,文成公主也是从京都长安启程的,朝廷同样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礼仪,并且也是在正月。更为相似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这两次和亲联烟,人们关注的只是它们的成功,只是肯定女主角的贡献,而对她们的生平记录太少。史籍上文成公主只有卒年,而不知生年;尽管她是李家皇室之女,但因为是冒名顶替,历史没有记下她生于何家,长在何处。



昭君入宫的年代,朝廷已为皇帝“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这就是说,朝廷虽然为宫中美人设置了十四个等级,但多数属于“等外品”。昭君入官多年,还没有靠近这个长长的阶梯,她以“掖庭待召”的身份企望皇上临幸,实在是渺茫。与大多数宫女的命运一样,她很可能终生得不到皇帝的召幸,哪怕是一次。


即使被召幸了又如何?即使获得了高等的品级又如何?尤其是普通宫女,不过是一群高档的奴隶,一群富贵的牢囚,一群生不如死的妙龄女人。随时准备做帝王的性伙伴,是她们全部生命的唯一价值。


她们的使命是“神圣”的,但她们生命的价值却等于零。作为女人,她们是尊贵的,也是最下贱的。


世上的女人中,最荣幸的是她们,最悲哀的也是她们。


单于前来请求和亲,朝廷决定这次在后官物色人选,这为宫中的美人们带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遇,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遇。然而,其他人可能想都没敢去想,只有王昭君果决地“请技庭令求行”。


这是她命运中最关键的一那,也是被深深地刻进了历史的一剩那。


那一夜,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整夜未能入睡。但不是像过去上千个夜晚那样受着痛苦的煎熬,她决定摆脱这种虽生犹死的境地。


皇上应允了,她被赐给呼韩邪单于。


于是,她于不幸中争得了大幸;


于是,她“活”下来了,而且永远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她出塞之后的境遇也许是她所期望的,但是她不能预料的;至于她身后的历史评说,更是她当时不曾想过的。


——不像许多宫女那样,在饱食终日的舒适中“幸福”地死去;不像有的宫女那样,在争风吃醋的倾轧中被残杀;不像有的宫女那样,最终被强行推进帝王陵寝,到阴间去为她们生前无法靠近的至尊夫君做永久的“性奴隶”。这就是她当时最大的愿望。


昭君所以是昭君,而不像别的柔弱女子,是因为她勇于向命运挑战。



以柔仁好儒著称的汉元帝,认为其父在世时持刑太深,主张多用儒生,施行仁政,结果导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豪强兼并之风盛行,官家奴婢多达十万余众。这在全国总人口不过几千万的西汉时期,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数目。史家们把这种疯狂的蓄养家奴之风,归罪于元帝“厚道”造成的中央集权削弱。但是,许多典籍均有元帝“后宫既多”的记述,可见,前面提到的“掖庭三千”在封建帝王中也是过奢的,封建贵族的奢靡与一国之君的腐朽生活之间,更存在着一种上行下效的直接关联。


让元帝倒霉的是,昭君的外嫁又使他留下了一桩千古流传的“性丑闻”。说元帝无法顾及数不胜数的宫女,“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官人皆赂画工,独嫱不肯,遂不得见。迨将行召见,貌为后宫之冠”。此时元帝无法收回成命,一怒之下杀了画工毛延寿等人。若真有其事,画工丑化王昭君,倒是她的福分,否则皇上就不会御准她远嫁。心地不正的毛延寿之流,为王昭君,也为中华民族成全了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烟缘。


尽管许多史籍都绘声绘色地记有这个传闻,但我总不大信其真。即使是现代高超的照相设备,也很难将那些“不上镜”小姐的美貌如实地摄录出来,何况古人那几笔线条式的人物画。作为玩赏过众多美人的封建帝王,元帝难道不明白这点常识?再说,随便想个办法去挑选后宫,都比这个愚蠢的方式有效。


人的姿容美到一定程度之后,很难判定谁比谁更美,往下就要靠内涵和品格(也就是气质),去赢得“分数”了,而这种内在的东西更不是画工所能画出来的。在此之前,昭君和许多美丽的宫女被锁在宫中人未识,只是皇帝顾不了那么多而已。


然而,当王昭君丰容靓饰出现在临辞大会的时候,她的美丽的确让人惊叹。不曾见过她的汉元帝看到这位本属于自己的美人即将永远地离她而去,并且没有挽回的余地,也许像一些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此时他只能在心中为其而悔恨。这一点我信,罪恶的封建帝王和朝廷从来都是贪得无厌的。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是一元复始,普天同庆的日子,森严的皇城也是张灯结彩,宫外不时传来一阵阵爆竹声,昭君却无心于眼前的这一切,她的心思已全部与她即将面临的那个陌生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她即将从幽深的后宫走向历史的前台,她即将肩负起重大的历史使命,等等。这些都是几千年后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而对当时的她来说,这些东西未免过于苍白,甚至有些无聊。退一万步讲,即便她能够想到这些,如果环境对她不利,命将不保,何谈什么使命,何谈什么万古流芳?


她带着一把琵琶,带着她的美丽,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带着她的一切,开始了她的第二次远行。坚定的表情中,既有含泪的悲怨,又有一种解脱的轻松,还透出她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茫然和遐想。


浩浩荡荡的车队前方,是一片无际的银色世界。偶然看到几处没有积雪的草原,也没有一丝绿意。昭君的心情正如这早春的苍茫草原一样,寒冷中萌动着对春天的企冀。马蹄声,铜铃声,雪地上吱吱嘎嘠的车轮声,以及将士们挥鞭驱马的呵斥声,打破了大漠的宁静。


单于庭豪华的蒙古包离车队还那么遥远。


富丽的金鸾宝车中,年轻的美人是车队中最不知疲倦的人。


——即将受到的礼遇一定是十分隆重的,但自己最终能在感情上得到真正的礼遇吗?


她不知单于会对她怎么样,不知自已能否真正融入这个马背上的强悍民族。


未来的一切,全定在这次抉择上。


她不敢抱太多的希望,但又寄予无限希望。



本是一次无奈的远行,却使历史陡增了一段美好的故事。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作家和艺术家把笔墨倾注在昭君出塞的故事上,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作品,形式包括变文、小品、诗词、戏曲、歌舞、绘画等,代代相接,不断涌现,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全,足可以就昭君题材的文艺作品写一部艺术发展史。


当年,昭君出塞之后,匈汉双方息战,六十余年没有兵戈相见,渴望安宁的人们往往把和平归功于这种外交联烟的成功。因此,王昭君与单于的婚姻也就成了匈汉友好的象征。短暂的安宁之后,又是不停的征战,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在战与和之间反复了多少个世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历史人物的王昭君,更是人们向往和平最好的情感寄寓。这就是有关王昭君的作品千年不衰的原因。


然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妇女必须服从夫权以上的各种权力,她们自身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远嫁藩王这样的政治婚姻是由最高权力决定的,婚姻的女主人就更无个人的意愿、哀乐,甚至生死可言了。饱受过边患和战争动乱之苦的普通百姓,对和亲之类的外交举措寄予莫大的希望,更难以想象到一个女人远离故国,久别亲人,风习难适,语言不通,福祸未卜的内中酸楚。他们看到的只是美好。美人本来就富有魅力,再加上这样重大而独特的婚姻,不需多时,她的故事就近乎美丽的神话了。一些昭君题材的作品取材于民间,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创作的。


很久很久以后,封建制度终结了,但民族大家庭和睦相处的追求却是不变的,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更是远远没有终结。和亲故事依然是民族关系史上的动人佳话,依然那么脍炙人口,尤其是政治家,更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深刻的现实意义。因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昭君作品”,更加突出了和亲的意义,更加突出了昭君崇高的动机。



历来关于昭君题材作品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主题的表现上,也就是昭君自请出塞的动机是否出自民族大义的问题。


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时,确是昭君主动请求前往的。假设当时能给她第三种选择,她是否会自请远嫁匈奴呢?再说,老单于早已不是什么白马王子,而是道地的“王父”。昭君嫁过去不到三年,呼韩邪便离她而去。此时,不知昭君是出自对故国的思念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她上书汉成帝请求归汉,汉成帝却令她“从胡俗”。于是她又改嫁给复株累单于,也就是呼韩邪的长子,和他生有两个女儿。有人认为此时的昭君能够忍受“子蒸其母”的痛苦,服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观念,更加反映出她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崇高境界。不知持此高见的先生是否想到,即便昭君不愿“入乡随俗”,那么君命就可以违抗吗?


这一次,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忍辱负重;当初是她自己选择的,却是主动肩负民族重任。一个幽闭深宫,命如草芥的弱女子能够为国分忧,以自已的青春和生命换取国家安宁和民族和好。然而,如此这般将昭君的自请行为过高地挂靠于民族大义,将其行为提升到一种崇高的境界,那就无异于说和亲的婚姻原是十分可怕的。可“崇高论”者的结论又不是这样的,在他们的笔下,昭君远嫁后的婚姻生活是非常美满的,尽管史书对此几乎没有记述。其实,昭君不“自请”,还有千万个候选者,单于阙氏并不是非她莫属。


多年来,我们的新闻媒体是极善于描写英雄的,尤其每每写到英雄作出壮举前必想到许许多多高尚的东西。我们既然要把昭君作为英雄,就自觉不自觉借用了歌赞现代英雄的“行为动机描写法”。文学家的拿手好戏是虚构和假设,他们可以让一个侦察英雄的某次行动来决定一次大战役甚至一场战争的胜败,何况是这么重要的政治婚烟。可是,我们的某些历史学研究者也乐于去这般“推理”。一个宫闱之中的女人能够决定战与和的军机大事,朝廷派去的就不是什么贤良女子,而是吕后和慈禧之类的野心家了。


在昭君出塞之前,西汉自高帝至宣帝的一百四十年问,前后外嫁了十三位公主,除一位嫁给乌孙王之外,其余全部嫁给匈奴单于。并且,十三位公主均为刘家王室之女,其中有两位分别是景帝和武帝的亲生女儿。但是,直到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强盛起来,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和亲才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事实上,在汉匈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联烟只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宣告结盟或归附和体现友好。能否实现友好,关键还在于双方政治和外交方略是否正确。


昭君出塞前后的匈汉宁和,主要是几代单于能够从匈奴自身利益的大局考虑,审时度势,明智地处理匈汉关系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历史,不要无限夸大和亲的作用,更不要无限夸大和亲女主角的作用。



说来惭愧,我是一九九四年去游览昭君故里的,四年后才萌发出一个念头要写昭君,可因为顾于生计、忙于俗务只开了个头便搁下了。一九九九年夏天,我从北京来到内蒙古,按照行程安排去呼和浩特市郊看看青冢。那里是昭君的衣冠冢,但她在出塞途中曾在此地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也是十几处昭君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应当说,那里是昭君魂灵最后的归宿之地。这本是一次无意的寻访,但它使我从昭君最初的诞生地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也是赋予她生命特殊意义的这块土地。这次旅行,促使我下决心把这篇散文写出来,可转眼又是一年了。好在她是一个历史人物,不然,按照我这个“写作速度”,她早已南归长安了,如果当年朝廷准许的话。


我第一次来到辽阔的草原,却对它并不陌生,我的思绪曾随着昭君出塞的车队到过这里,散文的轮廓已在脑中形成。在去昭君墓的路上,导游小姐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所写的那首“昭君诗”时,我故意装聋,同行者摇我的肩膀,我也推说忘了。那首诗题为《谒昭君墓》,共四句:“昭君自有千秋在,匈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首诗代表着当代对昭君的“标准评价”,也是最高的评价,在昭君故里和内蒙古,许多人都能脱口背诵出来。昭君纪念馆还将此诗刻成诗碑,置于中央最醒目之处。我所以不愿意在此时此地涉及到董老这首诗,是怕与大家“诗论”起来,因为某种本属于学术范畴的问题,而被他们划入“总徒劳”的人群中,更怕因此而影响了他们对昭君的美好情感。


我想起历史上留下来的不知出自哪个朝代的一幅昭君绘像,只是她的背影。


——她戴着深深的帽子,身着匈奴妇女的服装,怀抱琵琶,没有骑马,好像正欲起步的样子。不知画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角度去表现昭君形象,也许这就是她离开京都启程那一刻留给人们的记忆,留给故国的身影,留给历史的印象。


如果从正面或侧面去着笔,也许只能描画出她那“落雁”之美,而她的美貌是无须用画笔表现的。似乎只有这个无限丰富的背影,才是历史的王昭君。两千年来,这背影不断向历史的深处走去,好像人们永远读不懂似的,一直望着她争说不休。


[作者任蒙,男,汉族,武汉市江岸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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