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卫，张卫娣

[摘要]古代中国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在《西京杂记》的创作下，王昭君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变为流传于后世的文学形象。王昭君故事传入日本后，在平安时代对中国先进文化消化吸收的大背景下，日本文学作品创作者糅合自身物语文学的写作手法，对王昭君故事进行了更为丰富的加工创作，使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的多部物语文学中大放异彩，不仅丰富了王昭君的文学形象，也凸显了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作品中的流变。

[关键词]平安时代；物语文学；王昭君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8)05-0009-04

汉代昭君出塞和亲为古代中国的民族和平与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昭君的故事也被历代文人和民众所传颂，昭君的形象在后世丰富的文学作品中被塑造得多姿多彩、血肉丰满。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中也有多处对王昭君故事的咏叹。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每一个王昭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根据他们不同的理解和喜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构造出与他们自身设想相符合的王昭君故事，进而丰富了王昭君形象以及王昭君故事的内涵，读者也因此才能解读出每部文学作品背后隐藏的当时社会人们的接受心理和审美取向。

一、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

根据史书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之事最早见于《汉书》。匈奴投降汉朝，平定郅支单于，呼韩邪来朝，汉元帝赐给他待诏掖庭的王昭君，呼韩邪欢喜，把她封为阏氏，誓约以后永不出兵。于是就有了王昭君和亲事件。其故事梗概如下：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1] 

王樯即王昭君。《汉书》作为中国古代史籍材料，其重点是在记录历史事件，故事的主角自然不在王昭君身上。王昭君的故事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流传久远，葛洪的《西京杂记》功不可没。因为《西京杂记》所记载的王昭君故事把王昭君从史传拉向了小说，是王昭君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迈出的第一步，也是王昭君经典化历程的开端。据《西京杂记》记载：

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宮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巳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2]

《西京杂记》中的王昭君不再只是史书中的一个名字，她的容貌后宫第一，举止娴雅，而且不愿贿赂画工，是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葛洪对王昭君进行的各种创作加工，使得王昭君故事的情况相较于史书发生了很大变化。《西京杂记》作为小说虽说是虚构的产物，但其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史书巨大，后世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故事多采用《西京杂记》中的故事情节抑或人物形象，这一点体现出后世民众的认同感。鲁迅称《西京杂记》“在古代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3]。清代陆耀在《切问斋集·王明君词序》中说：“世咏王昭君，都据《西京杂记》。”[4]可见《西京杂记》对后世王昭君文学创作的影响之深。

二、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的王昭君形象

《西京杂记》对后世王昭君故事的创作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古代相关的小说戏曲多是从中取材。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王昭君的故事传入日本后最早见于其遣唐使诗歌。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有遣唐使释辩证的两首五言诗，其一“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5]正是对王昭君故事的吟咏。进入平安时代后，随着遣唐使的废止，以及假名文字的发展，以和歌为主的风潮产生，此时日本的国风文化诞生，在文化上开始从“汉风文化”向“和风文化”过渡。假名的发达促使宫廷女性文学开始繁盛起来，物语文学逐渐展露锋芒，表现宫廷贵族生活的随笔、物语、日记等形式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这是日本从汉文学的鼎盛时期发展为日本民族文学的重要时期。平安时代，在经历汉诗与和歌对王昭君故事的吟咏之后，传奇与写实结合的《宇津保物语》、创作物语代表作《源氏物语》、佛教说话集代表作《今昔物语集》和说话物语《唐物语》这四部不同的物语文学作品都收录了王昭君故事，而且进行了各自的演绎。其中，《宇津保物语》中收录了一则关于7个妃子的故事，这则故事与《西京杂记》中的王昭君故事有着相似的情节。比较二者的故事内容能够发现，日本早期物语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故事或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小说。

(一)王昭君故事的传承

平安时代最早以物语文体形式呈现王昭君故事的是《宇津保物语》，全20卷，是日本古代小说的雏形。在《初秋：内侍督卷》中讲述俊蔭女受仲忠的邀请到殿内弹琴演奏，对俊蔭女寄有相思之情的朱雀帝与俊蔭女对面而坐，俊蔭女为朱雀帝弹奏俊蔭家家传琴曲，朱雀帝在欣赏俊蔭女的琴曲演奏后深有感触，给她讲述了一个有关琴曲的故事：

很久以前皇帝因为胡人的归顺非常高兴，答应从7个妃子中选一个送给胡人，让胡人从7个妃子的画像中挑选。后宫妃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哀叹，不想去遥远的胡国。此时，后宫妃子中正有一位拥有绝世容貌且独得皇帝万千恩宠的妃子，其他6位妃子纷纷向画师送去钱财，让画师不要把她们画得那么美丽以便不会被选中。而这位受宠的妃子认为自己正是美德的化身，不能向画师送去钱财。于是画师把其他6位妃子画得难看，把没有赠送钱财的妃子画得越发美丽。胡人见到画像后，向皇帝请求赠予这位美丽的妃子，皇帝此前已经答应胡人的要求不可反悔，于是这位妃子被送到了胡国，不胜叹息。(笔者译) 

《宇津保物语》中的这段故事与上述《西京杂记》的故事情节非常接近。主要人物一个是中国的汉元帝，一个是日本的朱雀帝，并且都有胡人来朝求赐美女。《宇津保物语》中朱雀帝所说的为7位妃子画像，让胡人进行挑选的故事情节，也明显与《西京杂记》中“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类似。再者后宫妃子给画师贿送钱财一事，与《西京杂记》“诸宮人皆赂画工”，实属异曲同工之笔。无论是《宇津保物语》还是《西京杂记》，故事中只有一人没有贿赂画师，最后的结果正是没有贿赂的这位美女被送去给了胡人。《宇津保物语》中虽未提及这位妃子的姓名，对比《西京杂记》的行文脉络以及故事情节也可猜出这位妃子应该就是王昭君。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与《西京杂记》出现迥异的“画工曲笔”，《西京杂记》画为最丑，而《宇津保物语》画为最美，这一巨大转折又是为何，值得深入探究。《宇津保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当时是以口头说话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朱雀帝面对俊蔭女口头讲述王昭君故事，故事本身寄托了讲故事的人的思想，朱雀帝对俊蔭女寄有相思之情，在朱雀帝心中，俊蔭女就是他所讲述的7个妃子中那位拥有绝世容貌且集天子万千宠爱之人，实则是把俊蔭女与王昭君的形象进行了重叠，所以即使是在画像上也不允许有瑕疵出现，因而被画成最美的妃子。《宇津保物语》中虽然没有出现王昭君的名字，但其传承了《西京杂记》中王昭君的故事情节，王昭君在这一故事中被创作成理想的完美人物登场，既是《宇津保物语》自身的性格，也是为了适应《宇津保物语》的行文脉络。

到了日本平安时代中后期，贵族文化的衰微与创造力的减退相伴而至，创作物语渐渐有了枯竭的意思。随着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佛教说话集兴起。佛教说话集的代表作《今昔物语集》依据中国古代王昭君的历史故事以及当时日本社会流传下来的王昭君故事为蓝本进行了再创作，第十卷《震旦付国史》“汉前帝后王照君、行胡国语第五”一节中讲述了王昭君去胡国的故事。故事情节中的命画师画像选人，其他人贿赂画师而王昭君没有，王昭君去胡国的路上演奏琵琶这三个情节，延续了《宇津保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架构。在选妃子给胡人的故事情节上，《今昔物语集》与《宇津保物语》不同，选择被画最丑的送给胡人，这一点与《西京杂记》一致。事实上，在中外有关王昭君故事的文学作品中，多数都是被画丑了的王昭君被选中，这样更容易制造故事中的冲突，符合民众的喜好以及接受心理，也正是如此，《西京杂记》中“画工曲笔”这一情节便被经典化了，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丰富了整个故事内容。《今昔物语集》之后出现的《唐物语》讲述王昭君去胡国之前的故事情节则是较多继承了《今昔物语集》中的王昭君故事，皇帝命画工画像，王昭君没有贿赂画工，被画工曲笔画丑，所以被送给了胡人。在造成王昭君被选中送去胡国的原因上，《唐物语》的作者有着不同于先前物语文学作品的设定，包含更深层的意思。

(二) 心理描写的展开与延续

平安时代初期，文化主流仍以公家文化为重，以假名撰写的物语文学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多注重写实。《源氏物语》的出现把创作物语推向了顶峰，它以写实与浪漫的写作手法虚构的故事与诗歌结合而成，拥有独自的文学想象力的空间，开创了先行物语所欠缺的对人物心理的细微描写。

《源氏物语·须磨》卷中记述光源氏因与胧月夜私通之事败露，在丑闻尚未传开前，光源氏自请处分罢官免职，被流放于须磨。在遥远荒芜的须磨之地，光源氏悲伤地弹琴度过寒冷的冬日。在悲苦的生活中，他想起中国的王昭君远嫁遥远荒蛮的胡国之地的命运，悲叹自己可能也如王昭君一样不得回国，怕是永远见不到家中的紫上夫人，愈发哀叹自己对紫上夫人的爱恋思念之情。《源氏物语》由琴引出王昭君的故事是对《宇津保物语》中的故事情节的继承。关于琴曲的故事情节，在古代中国王昭君故事的小说中，王昭君去胡国的路上多用琵琶弹奏，安慰旅途的遥远与永别故国的悲哀之情，可以说王昭君与琵琶是分不开的，因而在日本的物语文学作品中，王昭君的故事中多有琴出现。《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长期生活在宫廷之中，对贵族生活观察细微，《源氏物语》文笔细腻，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这是《宇津保物语》所欠缺的，《宇津保物语》中把王昭君送给胡国武士后并未提及天子丧失爱妃的心情。相比之下，紫式部对源氏的心理描写下了不少工夫，作品中更是引用了《和汉朗咏集》中大江朝纲的汉诗《王昭君》：

翠黛红颜锦绣妆，泣寻沙塞出家乡。

边风吹断秋心绪，陇水流添夜泪行。

胡角一声霜后梦，汉宫万里月前肠。

昭君若赠黄金赂，定是终身奉帝王。[6]

“沙塞”“边风”“吹断”“霜”这些景色，是王昭君出行胡国时的情形，和须磨之地的场面相近，《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在大雪纷飞荒凉凄苦的流放之地的形象，与王昭君出行冷风如刀的边塞形象重叠，光源氏用王昭君来表达自己在须磨的凄惨悲苦生活。《源氏物语》不论在文学表达手法还是人物描写手法上较之《宇津保物语》都更胜一筹。紫式部摒弃了先行物语只重传说或史实而缺乏心理描写的缺陷，认为物语不同于历史文学只记述表面粗糙的事实，其真实价值和任务在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7]。这一创作理念在《今昔物语集》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今昔物语集》继承了紫式部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腻刻画的创作手法。王昭君走后，皇帝反而非常思恋她，经常到她的住处去，春天风吹柳枝，黄莺啼鸣，秋天枯叶积庭，无时无刻不触景生情，无限感伤。《今昔物语集》中的王昭君故事采用对景色的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心情，是为新的创作形式，而之前的作品中并没有过多地细致描写皇帝对王昭君远去胡国后的心情。

(三) 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刻画

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作品中展现了王昭君不同的性格和形象。《今昔物语集》中所刻画的王昭君是自恃美貌，认为以自己的美貌不必贿赂画师，才造成画师没有收到钱财把她画得很丑，最终送给了胡人，这为故事结尾世人的评语埋下伏笔，世人嘲讽是因为她不给画师钱财的缘故才被送到遥远的胡国，王昭君心中充满了遗憾，但也只能在异国他乡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中，王昭君美冠后宫，因而受到后宫其他妃子的嫉妒，胡国来朝请求一位美女，皇帝令画工画像选择，好像受到什么人的指使，王昭君被画丑了，因此被选中送给了胡国人。对比古代中国，后宫争宠实为平常之事，故事中的王昭君虽未做出任何争宠的举动，但因为她太美丽了，无端遭到了后宫之人的嫉妒，嫉妒之心为昭君的命运埋下了祸端。《唐物语》中所展现的王昭君与《今昔物语集》中自恃美貌的王昭君形象相比，显得更为柔和，作者藤原成范糅合本土王昭君故事的物语文学作品，对古代中国历史上的王昭君故事进行翻译改编，尤其对后宫争宠、嫉妒的刻画丰富了王昭君故事的内涵。在该故事的结尾，《唐物语》继承了《今昔物语集》的写作手法，加入世人的评语，表现当时的社会民众对王昭君故事的看法。《唐物语》故事结尾的和歌“她只凭镜中无瑕之容姿，却不知人心之浑浊”实乃点睛之笔，不仅指明了王昭君被送去胡国的原因，也是借用王昭君故事影射作者藤原成范的人生遭遇。藤原成范因父亲藤原信西是引发平治之乱的当事者之一，受连坐之罪而被流放到下野国，王昭君的故事正好与他自己颠沛流离的经历产生共鸣，对世间“浑浊之心”的描写也是对自己身处的社会及自身经历的影射。

三、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流变的原因

中国古代王昭君的故事传入日本后，从日本汉诗到和歌，再到物语文学对王昭君故事的记述，完整地呈现了日本平安时代物语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平安时代初期以汉文化为重，假名的产生促成日本女性文学的创作愈发成熟，以物语为写作形式的文学在日本民族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平安时代初期成书的《宇津保物语》和《源氏物语》多是描写日本宫廷贵族的情感生活。受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宇津保物语》吸收《西京杂记》中的王昭君故事，并以自身的宫廷写作背景进行了新的故事情节的创作。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成熟长篇物语文学，写作手法较之《宇津保物语》文笔更为细腻，对人物心情的刻画更是《宇津保物语》没有体现的，二者在作品上都具有很强的日本贵族文化特征。平安时代中后期，表面的平安风雅后面存在各种历史危机，国内政治形势的错综复杂、武士力量的发展、家族制度的到来等改写了日本历史的进程。此时的社会体制和国家基础也发生了动摇，地方割据势力的实力在不断上升，加之平安时代末期大小战乱不断，人们纷纷感受到现世的不安，这促进了佛教净土宗在日本的传播与流行，以教训示说为目的的佛教说话集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佛教说话集《今昔物语集》受《源氏物语》对人物心理刻画的写作手法的影响，对王昭君故事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更加丰富细腻，采用对景物的描写衬托人物心情的新的写作手法，故事结尾评语的加入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也是物语文学发展中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唐物语》在继承《今昔物语集》写作手法的同时，对王昭君人物形象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刻画，受到战争波及影响的藤原成范自身的经历与王昭君的故事产生共鸣，对世间人“浑浊之心”的描写也是对自己身处社会及对自身经历的影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王昭君的历史故事在流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汉诗、和歌对王昭君故事的吟咏，在日本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作品中首次在《宇津保物语》中得到传承，经过《源氏物语》对其人物心理描写的展开，到《今昔物语集》和《唐物语》对故事情节以及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展开，丰富了日本物语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故事的内容和人物形象，展现出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作品中的流传与演变历程。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元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7.

[2]葛洪.西京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6.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

[4]陆耀.切问斋集·王明君词序[M].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4:5899.

[5]辰巳正明.懐風藻·漢字文化圏の中の日本古代漢詩[M].東京:笠間書院，2000.

[6]和漢朗詠集.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19[M].菅野禮行，校注譯.東京:小学館，1999.

[7]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下[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452.

编 者 按：原文引自《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0月第36卷第5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