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容

[摘要]唐代昭君诗的兴起有着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原因，但更和唐代国力增强、民族关系改善，特别是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相关。唐代昭君诗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过了前朝，在主题思想、昭君形象塑造及题材功能上历经嬗变，持续了有唐一代，影响深远。唐代昭君诗创作是文人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点。

[关键词]唐代；昭君诗；和亲；嬗变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6)01-0068-05

自古关于昭君出塞的故事是文人咏史怀古、感叹时政的重要题材。在诗歌繁荣的大背景下，唐人以新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情怀对昭君出塞进行审视和解读，昭君诗的大量创作，使得此类诗歌蓬勃兴起，伴随着唐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思想内容及功能特征上亦多有嬗变。本文追溯唐代昭君诗的兴起及发展历程，分析其嬗变表现及嬗变背后的深层历史文化动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唐代昭君诗兴起的原因

昭君出塞，自汉代以来，一直是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汉至唐以前的昭君诗共19首。而据清代胡丹凤《青冢志》统计，仅有唐一代，关于昭君的诗作就有70首。昭君诗在唐代何以兴起? 这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语境和文学发展规律。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云: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 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沈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1]唐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昌明，诗歌走向全面繁荣乃大势所趋。而作为其中的一类，咏史诗亦必然随之兴起。特别是唐代文人参政议政情怀浓厚，主体精神增强，需要借昭君诗的创作而感怀时代，表达自我的历史体认和现实期待，这就造成了昭君诗的兴盛。兹仅从民族心理、文化传承及历史现实等方面论述之。

唐朝结束了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恢复了大一统政权的权威性和皇权政治的基本体制。此时，自秦汉以来的盛世理想逐渐进入唐代君臣的视野，《贞观政要》载:“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叶粲然可观。岂惟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哉! ’”[2]作为一代贤君，李世民思考如何实现周汉时期的盛世之治，保障大一统政权的稳固性和合法性，因此，唐朝的统治者对汉朝秉持着“心向往之”的态度，在唐朝皇帝颁布的诏令中随处可见对汉朝制度的赞美和仿效，如太宗《置文馆学士教》:“昔楚国尊贤，崇道光於申穆;梁邦接士，楷德重於邹枚。咸以著范前修，垂芳后烈，顾惟菲薄，多谢古人，高山仰止，能无景慕。”[3]玄宗《封唐昌公主等制》:“邦女下嫁，义著周经;帝子建封，制存汉传。”[3]统治者的“宗汉”心理同时也引发了文人的响应，王勃《大唐千岁历》提出“唐承汉统说”，为汉唐之间的承继关系提供理论依据。而汉唐本身又有着诸多可比性，这就激发了文人士子对于汉代政治的关注，在诗文描写中多“以汉寓唐”。据统计，《全唐诗》中唐人用“汉”的次数总共2944次，用“唐”的次数总共410次[4]，典型如杜甫《兵车行》、白居易《长恨歌》等，或直刺或婉讽，多以汉代唐，以表达对社会时政的关注。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唐代和汉代不同。唐朝国力强盛，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更体现出四夷咸服的大国风度。贞观四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2]，唐太宗反思前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过失，认为华夷一家，不分敌我，应绥之以德，促进交流融合，其云:“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针对汉武帝征战匈奴、穷兵黩武的政策，又云:“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5]在《赐薛延陀玺书》中，唐太宗也重复这一观点:“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6]这种开明、和平的民族政策，导致当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5]，其后的高宗、中宗、玄宗、德宗等都继承了这一政策，以绥靖怀柔之心，友好各少数民族政权。这就和汉朝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树敌好战、积贫积弱形成对比，为文人“以汉寓唐”、歌颂盛世之治创造了条件。

作为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平衡关系的政治手段，汉唐都有和亲政策，但发生背景不同:汉代多是因战败而和亲，属迫不得已。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繁荣期，国力强大，对少数民族政权具有极大的向心力和威慑力，在此情况下的和亲，固然也因怀柔需要，但更显示出大国之治的兼容包举之心，具有相当的政治高度，气略非凡。唐太宗云:“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2]所以在处理具体民族关系上，唐王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虽有过矛盾冲突，但亲善一家、和亲和睦始终是主流，所谓“公主和亲实资辅佐之功，广我怀柔之道”[7]。唐王朝在和亲的对象、方式及人数上均比汉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而言，汉代的和亲对象只有匈奴与乌孙，唐则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契丹、奚、回纥等民族都有和亲关系;汉朝和亲多以宫女代替宗室女，唐代一般都是宗室女，如宁国、咸安、太和公主皆“天子真女”;从规模和和数量上看，唐代和亲也远超汉代，两汉各类和亲计约16起，唐代则多达27起，终唐一朝，东起海隅，西达大漠，北至碛北，都留下了和亲公主的足迹，正如陈陶《陇西行》所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这就更为唐人集中抒写和亲、进行时代感悟提供了契机。

中国诗歌素有关注历史和现实的传统，重古尚古的传统思维容易使诗人借助历史问题来关照和评价社会现实中的某些现象，这就出现了咏史诗。其将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用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诗人因史事而起兴，通过史实比拟和讽喻现实，对某一社会事件作出独特的评价，可谓时代精神的载体。既然汉唐有着诸多可比性，唐人又有明显的“宗汉”情结，故唐人需要借助昭君出塞和亲这一历史事件，咏史怀古、今昔对比，对其不断解读，比较汉唐社会政治状况，表现历史感受和抒发时代体认，展现盛世之治。如此情况下，昭君出塞就成为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选题，其兴起势在必行。

二、唐代昭君诗的嬗变

关于昭君的诗作从兴起到蔚为大观，绵延有唐一代三百年之久，其持续时间长，写者众多，成为罕见的文学现象。伴随社会政治风气及文学思潮发展等，唐代昭君诗的创作也经历了一个嬗变，在昭君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及题材功能上都体现出新的特色。

(一)形象嬗变

唐以前昭君诗多写其别乡出塞的无奈及痛苦之情，在形象塑造上以悲伤忧怨为主，如陈昭《明君词》:“跨鞍今永诀，垂泪别亲宾。汉地随行尽，胡关逐望新。交河拥塞雾，陇日暗沙尘。唯有孤明月，犹能远送人。”庾信《明君辞应诏》:“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再如庾信《王昭君》:“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眼。”鲍照《王昭君》:“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霜鞸旦夕惊，边茄中夜咽”，展现悲怨的昭君形象。殆至唐代，诗人在昭君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多以平民化的视角叙事抒情，赋予昭君人性化的关怀，展现其平民女性的一面，这就使昭君从政治偶像的神台上走下来，走向寻常儿女，向着具体 可感、丰富多样的形象转变，揭示了昭君身为女性的种种复杂感受，剖析其灵肉精魄，在艺术内涵上更为出色。如东方虬《昭君怨》三首:“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掩泪辞丹凤，衔悲向白龙。单于浪惊喜，无复旧时容。胡地无花草，春来不似春。自然衣带缓，非是为腰身。”李中《王昭君》:“蛾眉翻自累，万里陷穷边。滴泪胡风起，宽心汉月圆。飞尘长翳日，白草自连天。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无名氏《昭君怨》:“衔悲出汉关，落泪洒胡鞍。关榆三夏冻，塞柳九春寒。眉任愁中结，腰随带里宽。”通过环境对比和细节描写，注重展现昭君作为普通人的心理感受和乡土情怀，展现其复杂 可感的形象。中唐以后，这种嬗变趋势更为明显，如戴叔伦《昭君词》:

汉家宫阙梦中归，几度毡房泪湿衣。惆怅不如边雁影，秋风犹得向南飞。

再如董思恭《昭君怨》:

新年犹尚小，那堪远聘秦。裾衫沾马汗，眉黛染胡尘。举眼无相识，路逢皆异人。唯有梅将李，犹带故乡春。琵琶马上弹，行路曲中难。汉月正南远，燕山直北寒。髻鬟风拂乱，眉黛雪沾残。斟酌红颜改，徒劳握镜看。

诗人除从自然环境来衬托昭君的思乡之情外，还从外貌、行动及心理活动等方面入手，选取多方面的生活细节，以细腻生动的场面展现昭君形象，展现人性关怀，探求其内心的深刻感受，表现其内在的心理与命运，冲破前人诗歌中单一的描写，凸显更为丰富多情的昭君形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进一步。此外储光羲的《明妃曲》展现了昭君对婚配不幸的痛苦及孤寂生活的无奈;杜甫的《咏怀古迹》将昭君的思乡之情从生前写到身后，议论、抒情、叙事相结合，既有总局的观察，也有细微的情节，以深厚广博的关怀全方位展示昭君的一生，在昭君形象的塑造及主题表达上都体现出高度的艺术性。

(二)主题嬗变

初唐诗人塑造昭君形象时，继承传统，“多哀怨之声”[8]，情感悲戚，展现了昭君的忍痛别乡、一去不返，如“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9]，“妆镜菱花暗，愁眉柳叶嚬”[9]，“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9]。此后伴随着唐代国力的增强，特别是盛唐时代，推行武力开边政策，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诗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日益提升，昭君诗在主题思想上逐渐由同情昭君命运转向对和亲政策的反思和批判。如东方虬《王昭君》:“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9]，通过感慨昭君的命运，明确反对和亲政策，讥讽汉朝君臣的软弱。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反对和亲的创作思想，占唐代昭君诗的主流。可以说唐代的诗人，对于和亲，多持反对态度，诗人借此反映汉唐时代的变化，抒发自我的时代意识和现实感怀。如李中《王昭君》:“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胡曾《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尘为和戎”，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虏雏更多”[9]，都明确表达对和亲政策的反对，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晚唐。

安史之乱后，战乱频仍，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以和亲而消弭战争的思想兴起，“早得用蛾眉，免陷边戍卒”[9]。在民族关系上，统治集团也倾向于以和亲的方法求边境之安宁，如肃宗《封宁国公主制》“将成万里之婚，冀定四方之业”[10]，而担任和亲重任的公主也表示“国家事重，死且无恨”[11]。此后咸安公主又和亲回纥，去世后宪宗为其“废朝三日”[11]，时人颂之“及礼从出降，义重和亲，承渥泽认三朝，播芳猷於九姓，远修好信”[3]。在此情况下，昭君诗创作对和亲政策自然由反对演变为歌颂，如张仲素《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9]，从国家政治高度出发，反对战争，歌颂和平，肯定王朝的和亲政策，颂扬昭君的历史功绩。白居易《王昭君》:“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9]，也借昭君对元帝的思念描写其塞外生活，隐含对昭君牺牲个人幸福而维护国家安宁的赞颂。

晚唐政局腐朽，江山风雨飘摇，这时的昭君诗创作在主题思想上更多倾向于讽喻，借反对和亲政策而讥讽时事、刺君刺臣，借以斥责晚唐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如汪遵《昭君》:“汉家天子震寰瀛，塞北羌胡未罢兵。猛将谋臣徒自贵，峨眉一笑塞尘清”[9]，徐夤《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香魂若得升明月，夜夜还应照汉宫”[9]，都采用假设和反证手法，将关注的重点由昭君本人转向揭示造成昭君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如李咸用《王昭君》:“古帝修文德，蛮夷莫敢侵。不知桃李貌，能转虎狼心。日暮边风急，程遥碛雪深。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9]指出若帝王以修文德为本，国力强盛则“蛮夷莫敢侵”，因而就根本不必用“桃李貌”去“转虎狼心”;胡曾《汉宫》则直言:“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痛斥道:“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寒雨洗来香已尽。澹烟笼著恨长留。可怜汾水知人意，旁与吞声未忍休”，都表示出对和亲政策的反对，探求昭君被迫出塞的客观环境和人为因素。而戎昱的《咏史》，在主题思想上表现更为明显:“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将讥讽与批评的矛头直斥最高统治集团，具有深刻的现实力度。

(三)体式与功能嬗变

唐代昭君诗由单纯描写昭君而延伸至整个和亲政策，关注妇女命运和民族关系，在体裁领域不断开拓，除了五绝、五律外，还增加了七绝、七律、七言联句体、五七杂言歌行体以及组诗形式的昭君诗。从搜集到的73首唐代昭君诗来看，有绝句44首，包括五绝、七绝;律诗22首，包括五律、七律;连句体1首。从时间上看，初唐主要是五绝和五律，各7首。盛唐主要是七绝和五律，分别为7首和4首，其余七律1首，五绝2首，其余为古体和五七律;中唐主要是七绝和五绝，分别为8首和5首;晚唐主要是七绝，有13首，五律4首;可见就体式而言，昭君诗在唐代是不断嬗变，诸体兼备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此外，据李晓明先生的统计，“在《全唐诗》中的卷十九《相和歌词》中，收有题名为《王昭君》的诗共19人25首，题名为《明妃曲》或《昭君怨》的诗共5人5首，在其卷二十三的《琴曲歌词》中，收有题名为《昭君怨》的歌词共4人5首”[12]。足见其体裁种类之丰富。

唐代诗人不仅借昭君出塞来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还融入更多个人理想价值的思虑，借昭君而感叹自我，由人及己，使得昭君诗出现新的功能，转向表达内敛、精致的个人世界。如卢照邻一生屡遭谗言而怀才不遇，其《昭君怨》“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9]，以昭君的不幸喻示自己报国无门，感叹苍凉而深刻。再如李白《于阗采花》“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9]，也借昭君遭遇抒发自我对于命运不公的愤慨，明人胡震亨曰:“太白则借明妃陷虏，伤君子不逢明时，为谗妒所蔽，贤不肖易置无可辩，盖亦以自寓意焉。”[13]诗人们以昭君“有色不见宠”的凄惨命运，抒发自己明珠暗投、“怀才不见用”的痛苦心情，在对传统昭君诗主题继承的同时，还糅进了文人自身的情绪，在抒情功能上体现出明显的嬗变倾向，在对传统史事的咏叹中糅合了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如王嗣奭《杜臆》卷八云:

因昭君村而悲其人。昭君有国色，而入宫见妒;公亦国士，而入朝见嫉:正相似也。悲昭以自悲也。[14]

作为咏史诗的一类，唐代昭君诗的嬗变固然有着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文学发展思潮等多方面原因，但文人自身的心态转变无疑是重要因素。无论怎样抒写昭君，因为披上历史的外衣，无所顾忌，所以诗人在反映生活、表达感情上更为自由和真实。而现实是历史的折射和影响，有唐一代三百年，伴随着国力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变化，对于和亲的看法也历经波折，这不能不影响到诗人的主观创作心态。昭君诗在思想内容、题材功能上的诸多嬗变，归根结底都和诗人自身政治理想的实现、价值取向的选择及个人遭遇的变化等相关。可以说，通过昭君而歌咏历史是其报国思想的曲折表现，将写昭君出塞作为展现政治策略、实现人生抱负的一种手段，因此，在昭君诗中，倾注了诗人饱满的感情和全部的心血。而伴随着外在社会环境的变化，创作主体心态的变化必然引起创作体裁与方式的变化。比如初盛唐时，因为反对和亲，昭君诗多以宣扬国力、逞强怀柔的面貌出现，在思想内容和抒情方式上张扬时代情怀，感情激昂豪壮。殆至晚唐，国力衰微，昭君诗歌创作上则更多议论说理意味，情调低沉忧思，以史为证，借昭君出塞而愤激时政，回味历史、感慨现实，抒发诗人自我的深切感受，其凌驾古今，超越物我的个人主观化感情色彩，更为强烈。

三、唐代昭君诗的影响

唐代昭君诗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古为今用，在嬗变中发展，在发展中演进，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色，直接影响着后世文人对昭君题材诗作的关注和创作热情。

首先，作为咏史诗的一类，唐代昭君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名作迭出，激励着士人对历史现象的关注，对时代政治的思考。唐代昭君诗摒弃了长期以来昭君诗创作中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文化偏见，以开明包容的眼光和宏大高远的政治观念重新审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关系，从维护民族团结，推动文化交融，追求和平共处，促进国家建设的高度歌颂昭君出塞，抒发情感，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这就为后代开辟了广阔的吟咏空间和全新的创作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为人们研究唐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继唐之后，昭君出塞成为诗歌创作领域的重要题材，成为诗人观照时代政治，反思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和历史传统，后世昭君诗风行不衰，自宋元到明清，绵绵不绝。据清代胡丹凤《青冢志》统计，计有四百余首之多。[13]

其次，唐代昭君诗在形象塑造及主题的讽谏精神方面影响深远。这在宋元以后表现明显。宋人在昭君诗的创作中摒弃单纯的政治说教，普遍以人性化的关怀抒写昭君，展现其丰富可感的一面，如郭祥正《王昭君》、薛季宣《明妃曲》、姚宽《昭君曲》、刘子翚《明妃出塞图》、张翥《昭君怨》、汪循《明妃》、胡夏客《王明君辞》等，典型如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在主题思想和形象展现上，无不有唐人的风范。而王安石《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真，当时枉杀毛延寿”，借昭君言宋，以古喻今，抒发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不满，具有强烈的现实讽谏意味。其余如盛世忠《王昭君》:“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释智圆《昭君辞》:“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等，都将历史的反思和现实自我感受结合起来，议论说理，体现出强烈的讽刺精神。此外，唐人昭君诗中强烈的个体意识，也影响着后世此类诗歌的创作，如王睿《解王昭君怨》:“莫愁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9]，张蠙《青冢》:“倾国可能胜效国，无劳冥寞更思回。太真虽是承恩死，只作飞尘向马嵬”[14]，一反传统，不从民族恩怨、国家政治角度评论王昭君，而是从个人价值命运的角度肯定昭君的历史贡献，这无疑是唐代诗人为后世昭君诗开启的另外一个重要主题。

再之，唐代的昭君诗以追求抒情为主，追求多样化的艺术手法，以史为鉴，描写、抒情、说理结合，特别是将人、景、物置于流动的时空中，以时间的推进、跳跃、倒置、错位等方式关联画面，叙事记人，在意境构筑上更为精湛，形成空间、时间相交叉的立体结构;而在思想内容上由己及人，物我观照，以作者为主体去感受历史人物，借昭君而抒发乡愁国恨，这就增加了“诗为我用”、抒情言志的意味，最终融咏史、抒情、议论三位一体，在创作手法上更进一步，影响着后世咏史诗的艺术手法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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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晓明.唐诗历史观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胡丹凤.青冢志[M]浙江，永康胡氏退补斋.

[14]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月第43卷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