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冀

[摘要]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的解除秘计是和亲之策的序幕。昭君出塞是由当时的汉、匈形势决定的，是汉和匈奴双方最高领导做出的明智决策，也是符合汉和匈奴双方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王昭君；和亲政策；自请出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3-0043-2

一、白登之围及西汉和亲政策的开端

（一）白登之围

西汉初年，匈奴铁骑经常深入侵掠到今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贵族操纵的骑兵，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杀掠吏民，强掳人口做奴隶，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动乱和痛苦。这不仅威胁着初建的西汉政权的封建统治，同时也破坏生产、文化，阻碍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西汉王朝采取积极的防御手段以抗击匈奴的侵扰，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及汉朝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然而，初建的西汉王朝，国力还很微弱，没有能力抗拒匈奴。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秋，驻守在马邑的韩王信因遭受汉高祖的猜疑而投降匈奴，引导匈奴军队南下越过句注山，攻下太原，抵达晋阳城下。七年（公元前200年）冬①，刘邦不堪匈奴的长期侵扰，决心彻底解决匈奴之乱，于是亲自率领32万大军出击匈奴。然而当时的北方天寒地冻，不习惯恶劣天气的汉兵有十分之二三冻坏了手脚，军心涣散。可见，战前刘邦对匈奴的实力明显估计不足。

临近接敌，刘邦也曾先后十几次派人侦探敌情，但冒顿单于隐蔽了勇猛善战的士兵，藏起了肥牛壮马，故意把老弱兵士和瘦弱牲畜暴露在外，因而汉朝得到的信息都说匈奴虚弱可击。刘邦又另派娄敬②前去探察军情。但未等娄敬带回可靠情报，刘邦就迫不及待地率兵越过了句注山，结果冒冒失失地撞入了匈奴的埋伏圈内。刘邦匆忙撤退，被冒顿单于数十万骑兵围困于平城的白登山达七天七夜，汉兵内外接应均被切断。刘邦这才亲身体验到了匈奴的强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又叫“平城之围”。

如何解围？刘邦和部下都束手无策，陈平献出“秘计”。《资治通鉴》说：“高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单于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从解角直出。”陈平究竟采用了什么“秘计”？司马光认为，因“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③

《桓子新论》对这一“秘计”作了解释：汉高祖被围七天，陈平前去劝说匈奴阏氏，“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好，爱则阏氏日益疏远，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剚去之。”而据应劭说，陈平让画工画一美女，送给冒顿阏氏，并对她说，汉帝被围十分焦急，想把如此美女送给冒顿单于。阏氏怕汉女夺其宠爱，便劝说冒顿单于离开白登。④此外的说法还有刘敬让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云云”。[1]总之，关于刘邦脱围的方法，历来争论颇多，各种记载也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陈平通过“走夫人路线”、宣称使用美人计，才使刘邦解围。这也为西汉日后的和亲之策奠定了基础。

（二）西汉和亲政策的开端

白登之围虽已解除，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却丝毫未解除。为此，刘邦向众臣询问计策。刘敬进言：“今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革。”当时以西汉的实力，武力对抗匈奴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好是采取权宜之计，保存实力，搞好双方关系，以和亲换取和平。他分析道：“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⑤刘邦认为刘敬的意见很符合当时形势，打算把长公主嫁给冒顿。但吕后舍不得亲生女儿，日夜对刘邦哭泣：“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从宗室中选了一个女子，赐号长公主，在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派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除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外，汉朝还赠送给匈奴相当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和亲之后，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两族人民沿边贸易。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北面“引弓”之区归匈奴管领，南面“冠带之室”由汉朝统治。这便是西汉与匈奴和亲的开始，至此，汉匈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此后终高帝之世，中经孝惠、吕后以至文帝、景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汉朝对待匈奴的一项重要政策，其目的是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在西汉初期，和亲是在汉与匈奴双方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汉朝不得不委曲求全的一种退让政策。这种历史的积淀，在历代文化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打下了“和亲等于软弱和屈辱”的烙印。

刘敬首倡和亲之议，他天真地认为，刘邦把亲生的女儿嫁给冒顿单于，这样冒顿就成了刘邦的女婿，如果生下儿子，还有希望继任单于。难道有女婿、外孙敢于和岳父、外公打仗的吗？出于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去解决军事、外交问题的幻想，于是有了公元前198年第一次和亲。虽然不是刘邦的亲生女儿前往，但还是选送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前去和亲。此后每次和亲，汉朝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亲的条款大致可分为三项：第一，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赠给匈奴黄金，另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第二，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彼此分疆自守，互不侵犯。然而匈奴贵族的贪欲并没有因为获得公主、财物和开通关市而感到满足，汉朝虽然付出巨大的牺牲，仍不能获得北方的安宁和汉人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的保障。当时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⑥还是经常遭受侵扰，大量汉人被杀被俘，单是云中、辽东，每年每郡被杀害和被掳去的人口即达一万余人。

事实证明，汉初的和亲，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只是把汉朝人民劳动生产的财富，以和亲的方式，每年大量地送到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庭帐，使匈奴奴隶主贵族得以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助长了他们的贪欲，而匈奴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也无补于两族人民的友好。基于以上史实，可见汉初的和亲的确是一种消极 的、屈辱的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然而历史常常在惊人的相似中发生重大的变化，其实这些相似事件的本质和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昭君的和亲便与汉初的和亲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匈强汉弱消极妥协的产物，而是两族和平友好向前发展的标志；也没有屈辱的色彩，而是民族团结和睦相处进一步加强的诗篇。

（三）历史上的和亲情况非常复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亲”，古代的本来意义是“和睦相亲”，并没有结为婚姻的含义。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直到西汉之后，和亲才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意指各国或各民族政权王室之间的政治联姻。

在人类历史上，王室之间的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光是门当户对，还为了王国与王国结成亲家，以增进相互间的信任与感情，形成利益、名分攸关的军事、政治联盟。欧洲各国的例子最多，也最为典型，几乎成为定制。

综观中国历史，和亲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据史书记载，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公元前619年在位）时期，襄王欲伐郑，故娶狄女为王后，与戎狄兵共伐郑。这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而且是有一定效果的。此后汉唐直到明清，和亲之事，史不绝书。尽管这些和亲有的出于被迫，有的出于自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总的来看，越到后来就越被统治者视为一种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往往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现象不断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的和亲都会有一定效果：如形势不利时，可以暂时推迟战争的爆发，获得一定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便积蓄力量；如形势有利时，则不失时机地表示友好和笼络；甚至有的把和亲当作派遣“间谍”的掩护。和亲的成功与否，主要决定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双方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远见和共同努力，当然，前往和亲的女子个人表现也很重要。

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不论统治者实行和亲时的主观愿望如何（真诚友好或策略手段），大多数和亲的结果都是加强了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关系，即使是暂时的停战，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凡是主动要求和亲的，通常都表示着对中原王朝的一种向往和倾慕，实质上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的趋同，这正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种表现。而许多古代民族正是通过和亲等途径逐渐走上与汉族融合的道路的。这种客观效果，是不以双方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这类事件，恩格斯曾说过：“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这并不等于说一切和亲都应该肯定，一切战争都应该否定。正义的、反侵扰的战争，反民族压迫的战争，我们都应该肯定；屈辱的、妥协的和亲，以牺牲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或引狼入室的和亲，当然应该反对。

“和亲”未必皆屈辱，和亲者也未必都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和亲”是一种由上层统治者决定的政治婚姻，是利用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间的通婚关系，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或策略（它与两国或两族人民群众的通婚有本质不同）。它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否“屈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恩格斯曾说：对于剥削阶级的诸侯、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 的意愿”。[3]统治者决定和亲，一般不会考虑和亲者的意愿。但是，很多和亲者在共同生活中建立了感情，所谓“先结婚，后恋爱”的情况也不少。

对历史上众多的和亲事件如何评价，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基本肯定，有的基本否定，还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投降”、“卖国”的政策，而和亲女子都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应当把他们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亲虽然是一种政治婚姻，但是要看这种婚姻对社会的发展有无进步作用，对当时的人民有利还是有害。对每一桩和亲是否屈辱，还要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如何，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当然也要考虑前往和亲的女子是否出于自愿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的帝王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君主以尚公主、降宗女、赐嫁妆的形式结为姻亲，当然也有少数民族君主之间结为姻亲的。这种政治联姻的背景十分复杂，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来看，和亲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比起战争手段更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中原王朝休养生息，保护、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西汉初期和亲为例，西汉刚建立时，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而“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无力对付强大的匈奴，如果硬碰硬拼，不但没有胜算，而且会危及初建的政权。于是和亲成了西汉统治者明智的选择，是当时安边的重要手段。首倡和亲之策的刘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和亲实为上策。与匈奴实行和亲“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⑦这种思想从刘邦开始，中经高后文帝，直到宣帝、元帝，“皆用此道”。综观汉匈和亲的历史不难发现，汉匈双方在求婚、报聘以及正式和亲中，始终强调这样一条原则：“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⑧和亲基本上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和对峙，达成了和平友好，缓和了民族矛盾，稳定了形势，有利于双方人民休养生息。

其次，用和亲的方式解决民族间的矛盾，有利于缓和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和交流，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和亲的方式就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统治者经过长期比较、选择而经常地、大量地采用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关系所占时间很短，而和平交往时间很长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历代中原王朝的“和亲”政策呈现出上下承袭、连绵相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发展趋势。回顾自周至清的“和亲”，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是汉之王昭君和唐之文成公主和亲，汉唐也是和亲最频繁的两个朝代。此后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权，他们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和边疆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调整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因而他们都十分重视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吸取、承袭前代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其中王昭君、文成公主等和亲肯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直到清代，满、蒙世代通婚的“和亲”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政治制度，其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第三，历史上的和亲往往不是孤立的一件事，伴随着和亲，双方都会有一系列的和平友好政策出台，例如停战息兵、解除“经济封锁”、开放官市民市、会盟通贡等，和亲往往成为两个民族或国家达成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友好关系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这对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在总体上、主流上强调和亲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充分认识和亲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和亲对大多数和亲公主个人幸福的漠视，也要认识一小部分和亲的确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还有的把和亲当成权宜之计甚至欺骗手段等。总之，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力量对比，和亲是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

二、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一）汉武帝绝和亲

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妥协忍让为中原地区的发展赢得了时间。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经济逐步发展，国力大盛，财库充实。《史记·平淮书》言：至武帝初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至腐烂而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又经过文、景时期削藩和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中原地方割据势力和旧贵族及大商贾的实力都遭到极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已加强和巩固。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看，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条件成熟了。而此时的匈奴自冒顿单于死后，已由发展的高峰走下坡路，势力开始减弱。在这种形势下，雄才大略的 汉武帝登上了政治舞台。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年轻气盛的皇帝早就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十分不满，加以主战派大臣们的多次进言，在认真分析双方条件变化的基础上，武帝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政策以代替消极的和亲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汉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其主观动机虽然是为了维护刘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维护了民族的利益，符合人民的愿望。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六月，汉武帝调集30万大军，准备在马邑伏击匈奴军。然而伏兵为匈奴单于所觉察，单于引兵远遁，汉军无功而返。马邑之役，实际上揭开了汉朝反击匈奴的序幕，自此汉与匈奴绝和亲。此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119年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即河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北之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⑨

（二）河南之战

从公元前130年卫青等奉命率大军攻击匈奴起，至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占河南地为止，习惯上通称“河南战役”。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经过了周密的部署之后，派李广、公孙敖、卫青等四位将军兵分四路从云中、雁门等地出击匈奴。但是其中两路在浩瀚的大漠中兜来转去，却没找到匈奴人的踪迹，名将李广一路则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李广本人也被俘虏，在被押解的途中诈死才得逃脱。只有卫青这一路取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去寻找匈奴主力决战，而是直奔空虚的龙城，俘获七百余人。这毕竟是首次取得深入匈奴腹地，奔袭单于老巢的胜利。

当时匈奴的军臣单于见后方被人偷袭，非常恼火，兵分三路，从雁门到辽西一线对汉朝展开全面的战略性进攻，并于公元前127年占领造阳等地九百余里。这块土地从战国时代被燕国夺取后第一次到匈奴手中。此前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二万骑南侵，攻掠汉郡，杀辽西太守，掳二千余人。后在渔阳打伤大将韩安国，迫使汉军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可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时并不很顺利。匈奴虽然不及冒顿单于时强大，但这个骁勇的民族并不软弱可欺。

然而，匈奴此时碰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汉族帝王，而是具有雄韬伟略的一代明君汉武帝。在出击匈奴屡次失败的情况下，汉武帝在公元前127年作出一个英明的决策：放弃东部不予救援；命令李息率军北出代郡，吸引匈奴主力；而另派卫青率领主力部队从云中出发，西至高阙大规模攻略“河南地”，切断了右贤王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然后突然向南折回，沿黄河、贺兰山南下，赶走了隶属匈奴政权的楼烦王、白羊王，俘虏了数千牧民和一部分经常深入汉地的探子，另有牲畜百万余。卫青一直打到陇西才收兵。据称汉军“全兵甲兵而还”，几乎没损失一兵一卒。

汉朝人所谓的“河南地”，是指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以今鄂尔多斯市为中心的河套地区。这里是匈奴的发祥地，也是匈奴距离汉朝统治核心-关中最近的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占领河套后，汉朝随即不惜代价地在此设立朔方郡，筑朔方城，从内地移民十万徙居朔方，充实边境。“河南战役”的胜利，是汉军避实就虚打法的成功战例，是汉朝的空前胜利。

公元前127年对匈奴人来说是一个噩耗不断的年份。战略要地“河南地”的失守、大片水草丰美畜牧基地的丢失、大量人员牲畜损亡，加上汉朝的经济封锁，使得匈奴经济大幅度衰退。匈奴的政治威望也随之降低，原先来自南、东、西、北各地各族的贡纳税赋，或减少或断绝。在军事、政治、经济交相困迫之下，这年冬季，冒顿单于的孙子-军臣单于死去。军臣单于之死标志匈奴政权从此由强盛时期进入了衰败时期。其后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继承单于位，继续把东线作为进攻重点，右贤王也厉兵秣马，准备收复河套地区。

（三）漠南河西之战

从公元前126年至公元前121年，匈、汉战争主要发生在漠南以及河西地区，故称之为“漠南河西战役”。

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下置六位将军，统率十余万大军，出朔方、高阙、右北平，主动向右贤王发起进攻。此时的伊稚斜单于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右贤王更是麻痹大意，“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昼伏夜出，行进六七百里，深夜将右贤王围了个水泄不通。慌乱中的右贤王只得连夜逃脱，身旁仅有其爱妾一人、几百个骑兵，数万精骑无人指挥，四散奔逃。汉兵追出几百里，未果而返。这一战汉军共俘获右贤王所属小王十余人，连同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以千百万计。

匈奴虽然多次受到打击，但仍时时骚扰汉疆。为此，公元前123年春二月，汉武帝再次派遣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将兵十余万骑，再次出击匈奴。这次匈奴有了准备，汉军只取得一些小的收获，“斩首数千级”，回军休整。四月，汉军从定襄出击，北上百余里攻匈奴。匈奴伏兵数万静候。这是汉匈之间第一次硬碰硬的战役，结果是得失相当。这一年，汉军前后两次出定襄进攻匈奴，斩敌一万九千多，骠骑校尉霍去病俘虏匈奴相国、万户以下二千余人。但“汉亦亡两将军”，后右将军苏建仅以身脱，而翕侯赵信被俘后投降匈奴，汉军损失兵卒六千（一说三千）余人。

伊稚斜单于本意是想用武力把汉军打压回去，夺回河南地和河西牧场，守住 漠南地区，但几次战役都颇受重创。究其原因，匈奴兵员、人口数额以及经济基础都不如中原强盛，加之战线过长、互不救援、麻痹大意等，在汉军的集中攻掠下损失惨重。从战略上看，不但丢失的牧场没能收回，漠南各地也没能保住。伊稚斜只得采用赵信之策，被迫退守漠北。汉军若继续进攻，必然深入大漠，届时匈奴则可以逸待劳、各个击破，此后，汉匈之间在蒙古高原的竞争进入相持状态。

经过两三年休整恢复的中原军队，于公元前121年春，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汉军的这次出击没有选择匈奴本部，而是又一次瞄向了孱弱的西部。汉武帝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命令他统骑兵一万，出陇西向河西走廊出击。霍去病年轻气盛，进行了一次典型的釜底抽薪式无后方作战，全军不要后勤补给，完全因粮于敌。汉军经历匈奴五王辖区，转战六个日夜，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楼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其相国、都尉，斩首八千余；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所有拒绝投降者一概诛杀。不过汉军损失很大，一万骑兵仅剩下三千人，无力再战，只好撤回。

同年夏，霍去病奉命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再出陇西，击匈奴右翼。汉武帝同时派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率领另一支汉军“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以此牵制匈奴左翼力量。这使得汉军主力霍去病所部得以长驱深入，全力攻略匈奴右翼，结果霍去病转战二千余里，俘虏五王，斩俘三万二千多。

霍去病的两次出击不仅大大削弱了匈奴右地，而且引发了匈奴内部的矛盾。浑邪王、休屠王害怕单于处罚，转向汉朝寻找出路。最后浑邪王杀死休屠王，并其所部，向汉朝投降。浑邪王的投降使匈奴右地尽撤藩篱，为日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打下了基础。在浑邪王旧地，汉朝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迁关东一带贫民和犯罪囚徒前往填实。

河西走廊是东西交通要 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祁连山地区又是匈奴的天然牧场，其支脉焉支山紧扼丝绸之路要冲，不仅是优良的牧场，而且盛产一种汉人称为“红蓝”的菊科植物，是匈奴妇女制作胭脂的基本原料。汉武帝在河西战役后，在此设置郡县，广建牧马场，著名的大宛马、汗血宝马、火焰驹都被放在这里畜养。匈奴人则黯然神伤，其民歌中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四）漠北之战

为了将匈奴一举消灭，士气正旺的汉军决定乘胜追击，直捣匈奴单于庭。汉武帝拟定了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汉匈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决战就此展开，史称“漠北大决战”。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5万骑兵分两路从定襄、代郡出击。此次出击声势浩大，光战马和后勤运输的马匹就达到了24万匹，另有数十万步兵紧随其后。汉武帝对本次出击抱有很大希望，期待一举征服匈奴。匈奴则按照赵信的设计，把精兵布置在漠北，等待深入腹地的汉军。

卫青率主力北进千余里，刚渡过大沙漠，就碰到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久经沙场的卫青临危不惧，下令用武刚车（一种带有遮盖的兵车）自环为营，然后派5000骑兵去冲击敌营。伊稚斜单于也出动万骑迎战。霎时战场上号角齐鸣，箭矢乱飞，一片刀光剑影。汉军的运气出奇地好，战至黄昏，突然狂风骤起，砂石扑面，两军对面不能相见。卫青趁机派出大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前进，把匈奴部队包围在了营阵之中。伊稚斜慌乱中只见不计其数的汉军不断涌上来，不敢恋战，于是率数百名亲兵趁黄昏之时从西北方向突围而去。两军激战到半夜，死伤相当。这时卫青才知单于已经突围，急忙派兵丢掉重装备，轻装追击。匈奴骑兵不见首 领，军心大乱，四散奔逃。天明之后，卫青纵兵追杀二百余里，但单于终于逃脱。此次卫青出塞以来，共杀伤俘获匈奴一万九千多人。汉军推进至位于阗颜山的赵信城。⑩汉军在赵信城用匈奴积蓄的粮秣补充军需，焚烧其城及余粮后奏凯而还。

霍去病统率的东路５万骑兵，配备兵力最强，所选的都是剽悍勇猛的年轻骑士，其中还有一部分匈奴降将，熟知地形，惯于在沙漠行军作战。所以霍军很快北出代郡二千余里，在大漠上与左贤王的军队相遇。经过数次激战后，左贤王大败而逃，汉军斩首俘虏七万多人。俘获单于近臣章渠以及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相国、将军等83人，斩杀北车耆（匈奴王号）。霍去病封狼胥山，祭姑衍山，兵临瀚海而还。

漠北决战，歼敌九万余人，夺取了阴山南北的辽阔草原，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塞、严重威胁中原农业区域、汉军疲于防守的被动形势。阴山以南水草丰美，山中的优质木材是制造弓箭的上好原料；阴山以北则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根本无法放牧，必须远迁。“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基本解除了对汉朝的威胁。汉朝在夺得匈奴左地之后，扶植原来役属于匈奴奴隶主的乌桓族从今辽河上游南下，命令他们侦察匈奴动静，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官，以监视他们，这样便切断了匈奴的左臂；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并先后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拆散了匈奴在西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此外汉朝又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不断加强边防设施，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泽。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匈奴奴隶主的威胁基本解除了。

汉武帝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的54年里，紧承“文景之治”的富国强势，大力推行“文治武功”，对内削藩，“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远交近攻，宣扬国威。从马邑伏兵开始，前后将近四十年的汉匈战争，给了匈奴致命性的打击，虽然没有彻底消灭匈奴，但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基本解除了长期困扰汉王朝的西北边患，大大拓展了中国北部、西部的疆土。所以，我们在谈到汉匈和亲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巨大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事实上，若无汉武帝抗击匈奴，匈奴不可能迅速走向衰落，也不可能归顺汉王朝，更不可能有西汉后期民族和解新局面的到来。汉武帝除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与匈奴进行过一次和亲之外，直到他死近五十年间，再也不曾与匈奴和亲，而这期间匈奴向汉请求和亲的次数倒不少，可见，凶悍的匈奴族此时已疲于征战，实力大减，汉匈间的强弱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回顾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汉初的六七十年，匈奴强而汉朝弱，汉朝不得不忍让和亲；汉武帝以后汉朝强而匈奴弱，遂采取武力抗击；宣帝、元帝时匈奴势力日益衰落，匈奴遂反过来主动对汉要求和亲。这一变化过程，是以汉匈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变化为依据的。西汉对匈奴的战争，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奴隶制的进步战争；是一场反侵扰、保卫中原的正义战争；同时，通过这场战争，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对乌桓、丁零、西嗕、乌孙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奴役和剥削（虽然这并非汉朝用兵的目的），使他们脱离了匈奴落后的奴隶制的束缚，加强了与汉族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接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武帝征讨匈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而对于汉朝来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故汉武帝晚年“颇悔征伐之事”，转而采取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⑪

三、匈奴英主呼韩邪单于

在汉朝的打击下，匈奴军事失利，经济残破，人口牲畜锐减，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公元前57年，为了争夺单于之位，匈奴高层出现了内讧和战乱，即“五单于争立”，更是将本已千疮百孔的匈奴社会推向了绝境。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匈奴历史上杰出的首领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审时度势，选择了归附汉朝。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为以后汉匈关系的转折开创了新的起点，也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匈奴民族。

（一）五单于争立

要说“五单于争立”，还要简单介绍匈奴的单于继承制度。

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的早期历史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由此可以看出，头曼之前的匈奴还处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社会结构很不稳定，集体选举首领是部落联盟的一大特点。但是，到头曼单于时期，单于因为宠爱新欢可以废掉冒顿的太子位置，另立小儿子，说明集体选举首领的传统方式已经成为过去，此时的匈奴单于已具有一定的独立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公天下”正在向“家天下”过渡。

到了冒顿单于时代，虚挛鞮氏家族成为单于事实上的垄断者，他们是贵族血统，有着单于位的继承权。其他如呼衍氏、折兰氏等家族由于和虚挛鞮家族长期的婚姻关系，也得到高官贵职。但是，这种“垄断”并不同于汉人的皇位继承规则，如果其他实力雄厚的家族觊觎单于位置，未必没有人支持。显然，匈奴的“家天下”制度还未像中原王朝那样成熟稳定。

一般情况下，匈奴单于是“父死子继”，如从冒顿单于到老上单于、军臣单于都是如此，但是匈奴人没有像汉人那样确定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继承制度，也就是说，父死子继还有很多的例外。中原王朝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皇后的长子享有天然的继承优先权，以下依次是嫡次子、庶长子，或是皇弟以及皇室宗族子弟，这都是由“祖宗家法”来规定的。在匈奴，一般情况下，单于的儿子会优先获得继承权，但他不是绝对的权威，只要有人不服（特别是有实力、有地位的匈奴贵族），这单于之位坐不稳。匈奴单于的父死子继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尚未成为制度。

此外，在单于的继承人问题上，阏氏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游牧民族的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能够成为阏氏的女子其出身一般也是匈奴贵族，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背景，因此单于的阏氏有很大发言权。按照匈奴的习俗，单于死后阏氏要嫁给未来的单于（非自己亲生）。如果先单于选定的继承人与阏氏不和，阏氏及其娘家人也不会坐以待毙，难免有所行动。

匈奴大人会议在单于继承人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作为部落联盟的一种遗存，大人或贵臣会议在匈奴国家政权体系中仍然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其他草原民族中也存在类似的组织，如蒙古人的忽里勒台会议、满洲人的王大臣会议，但后者在元朝或清朝的早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很快被剔除掉了，并不能影响孛尔只斤家族、爱新觉罗家族的独裁统治。而匈奴却不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定期召开的大人会议是匈奴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是单于，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会临时举行。单于自己选择的继承人必须首先通过大人会议的认可。如果先单于临终没有确定继承人选，或者有人对其提出异议，大人会议的重要性就反映出来了。换言之，控制大人会议者掌握着单于继承的主动权，因为大人会议至少表面上反映的是公共意志。失败者如果不低头臣服接受事实，那么争夺单于之战就会爆发。鉴于匈奴这种特有的继承现状，五单于争立大战有其爆发的必然性。

其实，早在军臣单于过世之后，父死子继的局面就被打破了，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一次内讧。当时军臣单于在武帝的攻击下屡次败北，匈奴急需找一位英雄重振雄风。匈奴大人们认为太子于禅年幼软弱，难当大任，而军臣单于的弟弟为人勇力，敢作敢为，因而被扶持做了单于，即伊稚斜单于。于禅丢掉了梦寐以求的单于位，无奈之下投降了汉朝。

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当时的匈奴单于狐鹿姑重病缠身，临终前对其年幼的儿子忧虑不已，留下遗言说：“我子（左贤王）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单于去世后，他的正妻颛渠阏氏对右谷蠡王很不满意，遂与丁零王卫律等人合谋，封锁了单于归天的消息，拉拢卫律一系的权贵歃血为盟，擅自更改了单于遗命，准备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单于，即后来的壶衍鞮单于。但是狐鹿姑单于的遗言还是传了出来，左贤王（狐鹿姑单于子）怨恨父亲剥夺了自己的继承权，右谷蠡王因不得立也心怀怨恨，于是各率部众分归各自辖区，不肯出席龙城大人会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号称“四角”，是匈奴政权的四个支柱，左贤王和右谷蠡王两个支柱都不出席大会，标志着匈奴最高统治层因争夺单于之位公开发生了分裂，开启了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大规模内讧-五单于争立的大幕。

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由母亲代摄国政，可是其母不甘寂寞，行为不正。加上族内又因单于之位发生严重分裂，一下失去左贤王和右谷蠡王两大支柱，颛渠阏氏和卫律等人知道此时无力对抗汉廷，又非常害怕汉军趁势攻击，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将被扣押在匈奴19年的汉使苏武、马宏等人先后送归汉廷，试图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换取时间恢复日渐凋零的国力。然而匈奴贵族生来勇猛剽悍，掠夺财富的欲望不可能完全断绝，况且对于丧失阴山以南大片水草丰美的土地毕竟是于心不甘，再加上武帝晚年宣布不再出兵远征之后，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于是匈奴骑兵又出现在汉朝边塞之外。但这时汉朝已不同于往昔，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烽燧交通等防御系统已经相当完备，兵力也日渐强盛，壶衍鞮单于几次兵临城下的骚扰都以失败告终，考虑到南下已经不可能获利，于是匈奴掉转马头，向昔日的同盟者乌孙杀去。

匈奴本来想靠西域的大片土地再次成就草原霸主的地位，因而在昭、宣之际，频繁地入侵乌孙。汉与乌孙早已结成联盟，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宣帝派遣15万大军，分兵五路，与乌孙联合抗击匈奴。在汉与乌孙联军的强力打击下，本已衰弱的匈奴无力抵抗，重创之下从此愈加衰落。壶衍鞮单于因此对乌孙恨之入骨，于公元前72年冬亲率大军进攻乌孙，结果没有找到乌孙主力，只是略有掳获。但在班师的路上却遇到严寒的袭击，暴风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乌孙国趁机回师报复，东方的乌桓、北方的丁零也趁火打劫。匈奴三面受敌，极度衰弱之余又损失了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等牲畜不计其数。

公元前71年至公元前68年，蒙古草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雨雪灾害，导致特大饥荒，匈奴人口牲畜损失6/10。在这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壶衍鞮单于终于心灰意冷，撒手西去。异母弟左贤王被推举为单于，即虚闾权渠单于。

虚闾权渠单于上台后，苦苦撑持着困难重重的局面，虽暂时无力侵扰汉朝边境，然而觊觎汉土之心不改。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率十余万骑临近汉朝边塞狩猎。名为狩猎，实是伺机准备入侵边境。宣帝得知消息后，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四万余骑屯守沿边诸郡，严加防备。虚闾权渠单于此时毕竟兵力衰微，不敢以硬碰硬，于是便准备遣使者赴汉议和。使者尚未出发，单于突然病发吐血而死，甚至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这便又给单于的继承留下了隐患。按理说，稽侯珊作为匈奴头曼单于第七世孙、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依照匈奴单于继位的世系和习惯，他原有继任单于的权利和可能。但是，当虚闾权渠单于的执政大臣郝宿王刑未央派人驰往各地召集氏族首长前来单于庭商讨后继单于人选问题时，虚闾权渠单于的原配-颛渠阏氏和她弟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乘着各氏族首长尚未到达的时机，拥立自己的情夫、乌维单于曾孙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是个十分凶残的人，他一朝大权在手，立刻大开杀戒，竟把刑未央杀死，宠用都隆奇，又把虚闾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尽行黜免，以安置自己的子弟亲信。稽侯珊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不得不逃亡到左地（匈奴东部地区）他的妻父乌禅幕那里作政治避难，其兄呼屠吾斯也隐身于民间，以躲避杀身之祸。

辖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握衍朐鞮单于早有私怨，害怕有朝一日遭到迫害，遂率数万骑投降了汉朝，匈奴势力从此退出了西域。日逐王归汉，使汉朝和西域的道路彻底畅通，对匈奴的未来产生了致命影响。

握衍朐鞮任命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为了报复，还杀害了先贤掸的两个弟弟。握衍朐鞮的残暴统治，致使匈奴内部更加动荡不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夏，乌桓出兵攻击匈奴东边的姑夕王，掳掠了大批百姓、牲畜。握衍朐鞮大怒，姑夕王恐怕单于怪罪而招杀身之祸，遂与乌禅幕及左地贵族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发兵攻打单于庭。握衍朐鞮倒行逆施，丧失人心，手下士兵纷纷逃跑，连右贤王-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愿意帮他，走投无路之下，只得拔刀自刎，其部众都归附了呼韩邪。

呼韩邪在战胜握衍朐鞮之后，于同年秋天回归单于庭，打算把单于直辖的地区加以整顿，安定各方，以便尽快恢复生产，稳定政权。故他回到单于庭仅仅数 月，即行罢兵。他命左地贵人罢兵各归辖地，从民间寻回其兄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然而，呼韩邪在单于的宝座上尚未坐稳，逃亡到右贤王处的都隆奇，却与右贤王共立握衍朐鞮从兄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从匈奴右地发数万兵袭击单于庭。呼韩邪措手不及，兵败出走，逃归左地。屠耆单于重占单于庭后，命长 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镇守单于庭，自己则率兵返回匈奴右地。

由于屠耆统治无方，信谗妄杀，激起各方的叛离，一场规模更大的内讧又开始了。第二年（即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天，屠耆命令原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驻扎在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共同诬陷右贤王欲起兵造反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盛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右贤王父子一同杀掉。事后知道右贤王蒙冤而死，气愤之余又诛杀了唯犁当户。呼揭王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惧，深知大难临头，干脆举兵反叛，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一看出现了三个单于，也不甘寂寞，自立为车犁单于。在东方防御呼韩邪的乌藉都尉也拥兵自立，自称乌藉单于。这样，加上原有的屠耆、呼韩邪二位单于，一共出现五位单于。五单于争立，将匈奴自握衍朐鞮单于当权以后出现的内讧局面推到了高潮，致使统治阶层内部及各部落之间的争斗愈加激烈。

匈奴内讧的消息传到了汉朝之后，许多大臣都主张趁匈奴内乱之机，发兵攻击，一举消灭匈奴，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宣帝知道兹事体大，遂征询御史大夫萧望之的意见。可以说，萧望之在汉匈和平共处之事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坚决反对出兵，认为：一，匈奴前单于多次遣使请求和亲，如今内部战乱，汉军如果趁机出兵，是不义之举；二，如果出兵，匈奴可以远避漠北，不可能一举消灭，汉军也不惯于深入大漠，长期征战，且百姓盼望安居乐业，多有厌战情绪；三，在匈奴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如果汉廷能遣使慰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匈奴必然对汉廷感恩戴德，慕义臣服。宣帝非常赞成萧望之的建议，没有出兵征伐，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汉匈战争的爆发。

正当汉廷群臣在朝堂之上争论是否该出兵灭匈奴时，匈奴五单于在战场上厮杀得难解难分。车犁单于和乌藉单于兵少，屠耆决定先从他们下手，他亲自率兵攻打车犁，命令都隆奇统兵攻打乌藉。二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车犁、乌藉二单于无力抵抗，逃往西北故地，与呼揭合兵。为了与屠耆对抗，考虑到日逐王一系在匈奴民众中威信最高，乌藉、呼揭主动放弃单于之号，共同辅佐车犁单于。

车犁单于纠集４万兵马，再次攻打屠耆单于，但仍然落败，只得继续向西北方向逃走。匈奴西北部方面的战争方告一个段落，战火又在东方熊熊燃起。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西袭屠耆单于在打击车犁单于时为防御呼韩邪西进而布置于单于庭与左地之间的屯兵。偷袭获胜，右谷蠡王“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闻讯，怒火攻心，立刻率领六万多骑火速东归，企图一举歼灭呼韩邪。屠耆大军昼夜兼程，奔驰近一千多里后，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减，却突然遭到呼韩邪大军的猛烈攻击。尽管屠耆在兵力上多于呼韩邪，但呼韩邪单于是以逸待劳，稳操胜券。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屠耆一败涂地，自杀而死。呼韩邪“遂复都单于庭”。车犁闻知呼韩邪战胜屠耆，自废单于之号，率部东归，向呼韩邪单于投降。至此，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告结束，呼韩邪再次统一了匈奴。

呼韩邪虽然取得胜利，但处境仍是极其艰难。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匈奴人口大减，部众仅剩下数万人，牲畜损耗十之八九，人民饥饿。呼韩邪的部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乌厉温敦见匈奴大乱，遂率领数万部众投降汉朝，都被汉封为列侯。重归单于庭的呼韩邪，只剩残余的部众数万人，其势力衰弱到了极点。正当他着手恢复变乱后的残局时，不想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又在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更使呼韩邪没有想到的，在单于庭东部，曾被他一手扶持登上左谷蠡王王位，后又晋升为左贤王的兄长呼屠吾斯竟然也忘恩负义、同室操戈，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公元前56年（汉五凤二年，呼韩邪三年）继五单于争立之后，匈奴又出现三单于鼎立的形势。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匈奴人民刚从五单于争立的噩梦中醒来，又迎来了三单于争战。闰振单于并没有率先攻击衰弱的呼韩邪单于，而是引兵东向，进攻郅支单于。他的这一举措无异于自取灭亡，郅支兵多，很快便消灭了闰振。郅支单于新胜，士气正旺，又收编了闰振的残部，实力大增，随后就猛攻单于庭。呼韩邪毫无防备，人马损失惨重，被迫再次放弃单于庭南撤。郅支占据单于庭后，与撤到漠南地区的呼韩邪遥相对峙。在这种困难的局面和危险的处境中，呼韩邪开始考虑归附汉朝中央政府，以便挽回危险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平定郅支，保护匈奴民族，保持自己的政权。⑫ 

（二）呼韩邪单于毅然决定内附

呼韩邪单于，名稽侯珊，是匈奴头曼单于第七代孙、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死，依照匈奴单于继位的世系和习惯，他原有继任单于的权利和可能。但是颛渠阏氏和她弟弟都隆奇密谋，擅立她的情人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稽侯珊在险恶的处境下，不得不逃亡到左地（匈奴东部地区）他的妻父乌禅幕那里政治避难。

由于稽侯珊具有杰出的才能，又是单于后裔，所以他虽然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逃到左地，却很快便获得了左地贵族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而握衍朐鞮单于则因暴虐嗜杀，激起族内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握衍朐鞮单于三年），左地的贵族与乌禅幕乘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调动左地兵将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内失民心，外乏支援，无力抵抗，遂自杀 而亡，所属民众尽数投归呼韩邪治下。呼韩邪在战胜握衍朐鞮之后，遂回归单于庭，打算尽快恢复生产，稳定政权。然而，逃亡到右贤王处的都隆奇，却与右贤王共立握衍朐鞮从兄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东袭呼韩邪。呼韩邪措手不及，兵败出走。屠耆即派他的两个儿子据守单于庭，并派兵屯驻东方以防备呼韩邪。由于屠耆统治无方，信谗妄杀，又激起各方对他的叛离，纷纷自立为单于：西方有呼揭单于，东方有车犁单于和乌藉单于，连同屠耆单于及呼韩邪单于，即史书所称“五单于争立”，时在公元前57年（宣帝五凤元年，呼韩邪单于二年）。五单于连年展开混战，结果或败降、或自杀，最后胜利仍然属于呼韩邪，于是呼韩邪复归单于庭。在五单于混战中，呼韩邪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可是，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匈奴人口大减，部众仅剩下数万人，牲畜损耗十之八九，人民饥饿，竟至互相燔烧以争夺食物⑬，呼韩邪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正当他着手恢复变乱后的残局时，不想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又在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而呼韩邪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又在东部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公元前56年，汉五凤二年，呼韩邪三年）。不久，郅支杀闰振，并进攻呼韩邪，占据了单于庭，呼韩邪兵败，不得不再次出走。在这种困难的局面和危险的处境中，呼韩邪开始考虑归附汉朝中央政府，以打开自己的政治出路，以便在汉朝的支持和帮助下，挽回危险的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平定郅支，统一匈奴，以保持自己政权的延续。

呼韩邪单于在短短的两年之中两次被逐出单于庭，部众牲畜损失殆尽，处境 非常困难。呼韩邪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自己新败衰弱，东西属部俱已瓦解，郅支在北，汉朝在南，不论受哪一方的攻击，都足以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如果遭受两面夹攻危险更大。如果向郅支投降，无疑是自寻死路；若主动归附汉朝，则首先可以解除汉朝对自己的威胁，进一步可以借重汉朝中央的力量平定郅支，挽回败局。属下左伊秩訾王也劝呼韩邪称臣归附，遣子入侍，从汉求助，以定匈奴。呼韩邪还估计到，由于郅支仍以一个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汉朝也是敌对的势力存在于塞北，所以汉朝对他的归附是会欢迎的。事实证明，呼韩邪的分析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不愧为挽救匈奴民族的一代英主。

但是，匈奴自冒顿单于统一大漠以来，至此时已经在塞外称雄一百五十多年。匈奴单于被誉为“天之骄子”，号称“百蛮之长”，与汉天子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甚至以兄自居。在汉初六十多年间，一直都是汉朝遣公主出塞，每年奉送大量财物，其实是汉朝在委曲求全，换取和平。自汉武帝以来，汉朝逐渐强大，而匈奴日益走向衰落，即使这样，匈奴仍然一边请求与汉和亲一边侵掳汉朝边境，这一时期的几任单于均表示出愿意重新与汉朝和好的意图，然而都坚持在故约的基础之上恢复和亲，决不肯臣服于汉。现在，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归附汉朝，匈奴贵族和民众会同意吗？

呼韩邪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故而召集群臣与贵族商议，这立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反对附汉的大臣认为：匈奴是以马上征战立国，本国之俗，本来就是崇尚气力而鄙视服役，所以才能威震百蛮、雄霸西部。匈奴壮士以战死疆场为荣。汉朝虽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能力兼并匈奴，为什么要扰乱古制，屈辱先单于，取笑于诸国？即使附汉可以安定匈奴，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匈奴子民、再为大漠南北各族之长！以左伊秩訾王为首的赞成附汉的大臣则认为：如今汉朝强盛，西域乌孙诸国都匍匐臣服，匈奴已成孤立之势。自从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势力日益削弱，不能复兴，虽然表面上依旧倔强地与汉朝抗衡，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一天的安宁。人民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流离失所、痛苦不堪，早已厌倦战争。如今附汉就能安宁生存，否则将有民族覆亡的危险！呼韩邪单于不是一个眼光短浅的君王，他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子民在连年的战争中拼死挣扎，在血泪中守着破败不堪的残局，在绝望中颠沛流离。于是，他采纳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领部众南下，靠近汉朝边塞，并于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春正月，亲自入汉觐见汉帝。⑬

汉朝对呼韩邪归附表示了隆重的欢迎，首先在他未至以前，即派大员-车骑 都尉韩昌为专使，先至五原郡迎接，沿途发兵陈列道上，以为宠卫，当然也有戒备的意思。既至，待以客礼，把他的地位高置于诸侯王之上，在拜见汉帝时只须称“臣”，而不必唱名。颁给他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及盭绶，承认他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确定了君臣的名分，同时也确定了呼韩邪政权-匈奴地方政权是隶属于汉朝中央的藩属的政治地位。⑭此外，汉朝又赐给他大量的珍贵物品，如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矢、檠戟、车马、黄金、钱币、锦绣、杂帛、絮等等。临别北归时，呼韩邪考虑到自己实力单薄，深恐被郅支袭击，为图倚重汉朝中央的力量，并为表示对汉的忠诚和报效，因此自请愿意留居光禄塞下，如有紧急情况，则保卫汉之受降城。汉朝为了便于约束，接受了他的请求；复遣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等领兵护送他出朔方鸡鹿塞，并命韩昌等驻军塞外，留卫单于，助诛不服。汉朝还以匈奴社会生产残破，人民乏食，前后调拨边谷米粮三万四千斛以资救济。⑮ 

当时，郅支眼见呼韩邪附汉，并获得汉朝中央的大力支持，深恐遭受呼韩邪和汉朝的联合进攻，故也遣使入汉奉献（公元前51年及公元前50年，甘露三年及四年），并送侍子入朝，以示友好，同时不无伺机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之意。汉朝当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双方都实行羁縻。因此对郅支使者也很优待。呼韩邪对郅支的动态当然十分注意。公元前50年（甘露四年）他遣使入汉奉献。翌年（前49年，黄龙元年）他第二次亲自入朝，力图确保和加强与汉的关系。汉朝对他的礼遇和赐赠如初。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初元元年），汉朝基于呼韩邪的请求，又拨给他谷米二万斛。公元前43年（永光元年），时郅支已离漠北西徙中亚，汉朝又依从呼韩邪的意愿，准他北归单于庭。呼韩邪对汉的归附是真诚的，北归单于庭之前，呼韩邪和汉将韩昌、张猛俱登诺水东山，刑白马，饮血酒，立下盟约，其词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他与汉朝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

郅支无隙可乘，且见汉朝出兵谷帮助呼韩邪，自度无力征服呼韩邪，乃于公 元前44年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并于北降乌揭、丁令，西破坚昆，势力稍盛之后，自以为距离汉朝道远，又怨汉保护呼韩邪，遂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后又索还侍子，并杀死护送侍子还归的汉使谷吉。同时，郅支又侵凌乌孙、大宛，欲降服康居，企图得此三地作为与汉争夺西域的基地。结果于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呼韩邪二十三年，郅支二十一年），为汉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所刺杀。⑯ 

郅支一死，匈奴与汉敌对的势力最后被消灭。而匈奴内部自握衍朐鞮单于以来二十余年间的变乱局面，通过汉朝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帮助，遂告结束，匈奴从此复归于统一达一百余年（至东汉初又再分裂）。郅支单于由于采取与汉敌对的态度，坚持与中央分裂的方针，最后自取灭亡，而呼韩邪坚持正确的归附汉朝的方针，不但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和地位，而且使匈奴民族得以统一和稳定，他不愧为匈奴的杰出领袖。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者，以郅支已诛，政敌清除，无复后患；惧者，以郅支作为一个牵制汉朝的力量既不存在，而汉力威强，己身孤弱，今后或不免因得罪而灭亡如郅支。⑰局势促使他只有进一步倒向汉朝一边，才能确保安全。因此他上书说：常愿入汉谒见天子，只因郅支在西方，恐其前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公元前33年（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他入朝汉帝，这是他第三次朝汉。汉朝对他的礼遇和赐赠如初，且加赐衣服、锦、帛、絮，皆较黄龙年入朝时多一倍。在朝见期间，他自言愿当汉家女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配他为妻。呼韩邪单于大为欢喜，号昭君为“宁胡阏氏”。呼韩邪回匈奴后二年（公元前31年，元帝建始二年，呼韩邪二十八年）便死去了。

（三）呼韩邪单于内附的意义

呼韩邪单于作为匈奴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在民族关系方面，他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来（公元前201-公元前51年）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南匈奴与汉族的长期友好合作、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在汉匈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在政治方面，他打破了“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⑱的旧传统，开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先河，从而使中原先进的政治直接影响塞北，密切了塞北与中原的政治关系，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

第三，在经济文化方面，汉匈关系的和平友好，关市的畅通，不受或少受限制，使两族人民的互市和接触机会更多，匈奴人可以从汉人中获得较多的生产品和生活品，汉族文化可以较多地输入匈奴，因而使匈奴人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较前迅速提高，更迅速地摆脱落后状态。通过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第四，在匈奴方面，由于呼韩邪附汉，孤立了郅支，迫使他向西迁移，有利于汉朝对他的制服，从而结束了匈奴二十多年的分裂和内战，使匈奴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这便为恢复社会生产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正是由于呼韩邪从附汉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他及他的家族对于汉匈团结友好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得十分深刻。呼韩邪的原配颛渠阏氏曾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呼韩邪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也正是为了强调匈奴因与汉朝团结友好而获得安宁之意。他在归王庭时和汉使韩昌、张猛的盟约中，非常强调“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他在弥留之际，还谆谆告诫他的子孙要遵守对汉的盟约，维持对汉的友好关系，“以报天子厚恩”。⑲直至东汉初（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时，他的孙辈醯落尸逐鞮单于（醯音兮）为了恢复与汉的友好，仍然沿用了“呼韩邪”的称号，其原因就是“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⑳可见呼韩邪附汉对于匈奴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五，呼韩邪附汉，对于汉族人民也有实际的利益。由于北边无战事，从此“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㉑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达六十年之久。这对于汉人的生产、生活自然有很大好处。同时，由于汉匈两族经济文化的大量交流和两族人民的频繁接触，汉族文化也同样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日益充实和丰富。例如，汉朝政府和民间的养马业空前发达，就和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和养马术的传授分不开。西 汉 初年，高帝刘邦的仪仗队要挑选几十匹毛色一致的马都很困难，而到西汉末，据《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引《汉仪注》一书说，太仆管辖下的牧苑有三十六所；分布在北边、西边，共养马30万匹。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狩四年一战，动员官马10万骑，私马14万匹。可见当时政府和民间养马业都很兴盛。汉朝人桓宽撰的《盐铁论·力耕》篇讲到匈奴的驴、骡、骆驼衔尾入塞，驔騱、骡马尽为我畜。可见当时养马业之盛与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有很大关系，匈奴人来到汉朝，不但带来了养马等技术，而且有的还从事政治、文化等事业，被汉朝封为高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金日磾。他从匈奴来到汉朝，在先为朝廷养马，“马肥好”，使武帝为之奇异，便擢升他为马监，以后不断晋升，官居显要，临终前被封为柁侯（柁音杜）。他的子孙也都在汉朝担任要职，因此匈奴金氏成为当时中原有名的赫赫望族。㉒乃至后人有诗曰：“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此外，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也可以看到匈奴游牧生活的题材、风格的影响。例如，在今陕西省兴平县汉茂陵霍去病墓前，有匈奴题材的巨型石刻，造型生动，是珍贵的艺术品。㉓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城以南也发现了很多匈奴遗物。这些都说明了汉匈友好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六，由于汉朝在西域声威日隆，加以呼韩邪附汉的影响，遂使西域诸国愈益尊汉，加强了汉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使丝绸之路更为通畅。史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地近匈奴，匈奴使者持单于书信到各地，各地传送食物招待，不敢留难。但对汉朝使者，则非出货币、物品，换不到食物，非购买牲畜，得不到骑乘。等到呼韩邪附汉后，这种情况便大有改变，各地尽都尊汉了。㉔因此，匈奴实际上成为汉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中转站。

四、昭君为什么自请出塞和亲

（一）昭君出塞是汉、匈双方的明智决策

昭君出塞是由当时的汉、匈形势决定的，是汉和匈奴双方最高领导的明智决策，也是符合汉和匈奴双方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

先说匈奴的情况，由匈奴贵族对西汉的长期侵扰所引起的战争及其失败，给匈奴带来了严重恶果，而匈奴人民所受的灾难尤为深重。这首先是人口与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其次是匈奴因战败而不得不退出了许多适于游牧的地区（如楼烦、白羊王部退出今内蒙古河套。浑邪王部退出今甘肃河西走廊），被迫远走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这当然影响畜牧业生产。再次便是属部的瓦解。被匈奴征服和奴役的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左地西嗕部落南投汉朝，西域各族也共起向匈奴攻击，庞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一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最后，在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五单于争立”和郅支与呼韩邪的战争。匈奴内部大乱，更把匈奴的部族、社会和政权推向绝境。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呼韩邪单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审时度势，毅然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转变与汉朝的关系，归附汉朝，以保存他的政权和部族，挽救匈奴行将灭亡的危局。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春正月，他入汉朝觐见期间，自言愿当汉家女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和亲之举。

从汉朝方面来说，对呼韩邪的归附是十分欢迎的。因为汉朝一向认为，匈奴是游牧之民，迁徙无定，很难把它制服。武帝虽胜利地对匈奴进行战争，但用兵数十年，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㉕的巨大代价。现值匈奴内乱，呼韩邪主动归附，自属喜出望外。况且当时郅支单于仍在塞北，威胁汉朝，故接纳呼韩邪并以之牵制郅支，这正符合汉朝安定北方的基本政策。

在汉朝内部，围绕对匈奴政策也有激烈 的争论，如在汉宣帝五凤年间五单于争立时，有许多大臣就认为匈奴为害日久，主张乘其内部大乱之机，举兵把它彻底消灭。但是老臣萧望之主张“吊其民、辅其国”，以德收服匈奴。宣帝听从萧望之的意见，以宠礼接待了呼韩邪，并派兵帮助他稳定政权。汉元帝继承了宣帝的和平政策，进一步加强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在这种形势下，他决定命王昭君出塞和亲，这并无屈辱色彩，而是汉匈两族进一步和平友好的象征。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汉匈两族由战争走向和平，完全归功于王昭君个人的作用，而只是说汉匈两族在经过长期战争折磨之后，双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力对比不同了，这才是汉匈关系转向和平并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汉匈由战争走向和平的道路上有很多标志，如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初次来朝及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第二次来朝都是标志，但当时双方更多的是相互戒备、相互试探，因为双方战争、对峙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很难因为一两次朝见就达到高度互信。而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的第三次来朝，双方的和平友好意愿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考验，呼韩邪单于的真诚取得了汉朝的信任，他希望当汉朝女婿的愿望才得到批准。因此，以昭君出塞和亲这个喜庆大事为标志，才使汉和匈奴的和平友好关系达到了高潮；而且在此后的五六十年中，也一直是通过王昭君及其子女、亲属，把这种友好关系继续维系的。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某种标志，有其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性决定的。故昭君出塞能够成为历史上最深入人心、最鲜明、最显赫的重大标志之一，是有其必然性的。

王昭君出塞和亲，是由呼韩邪主动请求，经汉元帝批准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有必要对汉元帝这个人物略作介绍。

汉元帝，名刘奭（音释），公元前48至公元前33年在位。他是汉宣帝与许皇后所生。史载他的性格从小有些软弱，优柔寡断，所以有时被宦官、佞臣如石显之流钻空子，但从总体上看，他还不失为一位较好的皇帝。他是一位守成之君，没有开国之主如高帝、中兴之主如宣帝那样有所作为，至于像武帝那样有魄力、有韬略，更是望尘莫及。但在他当政时，周围的忠臣良将还不少，汉王朝的国力仍能保持鼎盛之势，汉朝的声威仍远及西域及中亚。直到他的儿子成帝继位后，汉朝的国势才开始走下坡路。班固的父亲班彪在《汉书·元帝纪》赞中说：“臣（班彪）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班彪还说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可见元帝的确是个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皇帝，所以很容易被后人描写为风流倜傥的多情种子。

在处理汉匈关系上，汉元帝是比较明智的，采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他的师傅萧望之一直主张和平友好地对待匈奴，他可能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如对诺水之盟的问题，当时有的大臣认为韩昌、张猛未经请准朝廷，擅自与呼韩邪盟誓，是“羞国家，伤威重”。但他仍不令解盟，并同意了呼韩邪北归单于庭。在单于求亲的问题上，他同意昭君出塞，使汉匈关系进一步和好，说明他在政治上是有远见的。在和亲以后，呼韩邪曾上书提出撤去汉朝边防，由他负责代为守卫，以省边戍之劳费。汉臣廷议，多以为便。独郎中侯应反对，提出“十不可”的理由。元帝采纳侯应的建议，下诏“勿议罢边塞事”，说明他的政治头脑是清醒的。当王昭君以惊人的美貌，“丰容靓饰”，出现在临辞大会之时，元帝也许会感到吃惊，并为他没有及早发现这个美女而感到遗憾。但是这种情绪，未必 像 后代文学家们所夸张描写的那样，被悔恨和嫉妒折磨得丧魂失魄。他毕竟保持了大汉天子的威仪，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批准了昭君出塞。在遵守诺言方面，他也是明智的，并不像有些皇帝那样重色轻国、昏庸糊涂。总之，在汉匈和亲问题上，他是个因势成事的正确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当然，汉元帝也像一般皇帝一样，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人”。我们不可能对封建皇帝的私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甚至连武则天那样杰出的女皇帝也有不少男宠。这种情况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只要他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因荒淫无度而败坏朝政，影响国计民生，就应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去理解。故对于元帝后宫嫔妃众多，以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召见，不宜作过多指责。

由于牵扯到对昭君出塞的评价，汉元帝往往被历代文人批评、指责，甚至被当作昏君的典型，这对汉元帝来说有点冤。如宋朝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说：“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不但指责他不辨美丑，而且批评他不辨贤愚。萧太傅即主张与匈奴和平相处的萧望之，宣帝时官居太子太傅，宣帝病危时遗诏命他辅佐元帝。他劝元帝注重文教，减轻赋税，后来却被宦官石显等人诬陷，被迫饮药自杀。诗人感叹萧望之一生忠贞，却被谗屈死，而昏庸的皇帝竟没有一点怀疑。司马光正是借此斥责君王不明、贤臣被黜。他以史家的春秋之笔，直言而达理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发出了人生的感叹。

（二）昭君是自愿请求出塞的

昭君出塞和亲是否自愿？这是史学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据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初，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 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㉖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一段史料，言之凿凿，说明昭君的确是自愿向掖庭令求行的。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昭君作为封建时代宫女，既知塞外生活艰苦，不可能有自愿请行的高度觉悟；并进而怀疑《后汉书》的可靠性，认为《后汉书》所载自愿请行的事，《汉书》却记得十分简略，只写作“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赐单于”。㉗论者认为“赐”便是被迫的。

我们认为，首先，《汉书》、《后汉书》均为世所公认的信史，不能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第二，《汉书》用“赐”字，主要是为了突出汉朝对于匈奴的“正统”地位和“君臣”关系，汉朝强调自己是“正统”、是“君”，用一个“赐”字，高低立见，这里并不涉及昭君是否自愿问题。第三，用“赐”字未必都是被迫，“赐”是从元帝对匈奴角度说的，“自请”是从昭君个人角度而言，二者并不矛盾。昭君请行，元帝赐行，正顺理成章之事。

范晔所记和班固所记，大同小异，小异主要在于一详一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距离昭君其人其事近的，何以记载略；距离昭君其人其事远的，记载何以反而详？何以辩证范晔和班固的小异之处？

毫无疑问，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只发生过一次，但对这些历史事实的书写却可以反复进行。同样的史实，司马迁写过，班固又去写；班固写过的，范晔又去写。“只要时间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就会经历连续的变化，使得历史的不断重写成为必要。”㉘何况前史不详，后史补记，乃史家常规。所有严肃的史家都把陈述历史的真相当做终极目标。然而愿望不等于现实。由于史家多半不能直接经历历史，于是历史的叙述、解释就要受到史家历史意识、历史观念的制约，这就使历史与人们对它的认识、评价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因而，对文字书写的史实需要考辨，并且对历史的解释往往成为主导阶级的“权力话语”。这是我们对同一史实的叙述详略异同不一的一个理论上的回答。

下面回到具体问题上来：班固和范晔所记昭君事迹何以一略一详？一是历史意识、妇女观不同。班固是比较正统的儒家，他之所记着眼于汉匈两族关系，对一个出身平民、待诏掖庭的宫女是否自愿和亲是不太重视的，记载比较简略可以理解。《汉书》虽没有直接记载昭君自愿请行的事，但多有汉匈双方利用昭君的关系发展友好联系的记载，其写作角度更着重于两族关系大局。《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思想上有不同于班固的一面，他曾喝得大醉去听挽歌，曾拒绝为皇帝弹琵琶。他的妇女观也相对进步，在他以前的史书中并没有单独地突出妇女地位，而《后汉书》却首先开辟了《列女传》的专传，记载历史上杰出女性的事迹。他对王昭君这样的杰出妇女给予更多的笔墨，是理所当然的。二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班固一向认为“和亲无益”，因而对昭君和亲兴趣不大，所以记载简略，虽然他也不认为昭君和亲有什么屈辱；范晔呢，身处南朝刘宋朝，其时民族矛盾尖锐，南方汉族多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抑、侵扰，反对和亲是主流意识。而范晔却敢于逆主流而动，偏偏写了一个和亲成功的范例，详记昭君事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宁肯相信范晔叙述的真实性，因为他不人云亦云，却有胆有识，而且在运用史料上他也会更谨慎小心，以免授人以柄。《后汉书》成书虽晚于《汉书》，但距昭君出塞亦不过三百年，当时史料尚存较多，文中所记除昭君自愿请行外，还有许多的细节为《汉书》所不载，未必皆不可信。三是叙史风 格不同，班固《汉书》以凝练著称；而范晔就上述征引的文字看，带有明显的六朝文风，所写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乃文学家笔法，注重描绘、渲染，而“帝见大惊，意欲留之”更是直接的心理描写了。

总之，二书记此事大体轮廓相同，《后汉书》只补充了细节，并非凭空杜撰。唐人刘知几撰的《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后汉书》条说，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还有资料说，在范晔之前，伏无忌、黄景等人曾作《南匈奴传》。可见范晔所写，必有所本。而这段昭君请行的记载又合情合理，其基本框架，特别是自愿求行、临辞大会、光耀汉宫等史实，是不会虚 构的。因此，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宋人王懋《野客丛书》便认为：“此事前汉（书）既略，当以后汉（书）为正，其他纷纷，不足深据。”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要根据史料，实事求是，既不能抬高古人，亦不可低估古人。以封建社会一位普通宫女不会有自请出塞和亲的觉悟，来论断自愿请行之不可能，只不过是推测之辞。其实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一些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的杰出妇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德，例如《诗经·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战国时的西施，刘向《古列女传》所记的漆室之女倚柱悲啸，曲沃之妇款门上书，更有王昭君同时代的女外交家冯嫽等。

（三）昭君自请出塞的原因

从昭君个人的独特遭遇来看，她自愿求行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她出身于民间，具有劳动人民善良质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养成了坚定顽强、正直不阿的性格，因此她敢于面对塞外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

其二，范晔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这正是她自请出塞的思想基础之一。古代帝王挑选宫女动辄以千百计，通常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像秦始皇那样的皇帝，后宫佳丽更多，以致后人描写他的宫女竟有三十六年见不到君王一面的。故在封建皇帝的后宫中，除了极少数争媚斗艳、侥幸得宠者外，绝大多数宫女都不免白白地葬送青春，老死深宫。即使四五十岁后被放出宫，也 不可能再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入宫十六今六十”，正是她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因而，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把被选入宫看作是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故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是丝毫也不稀奇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宫女即使受到宠爱，被封为妃嫔，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甚至贵为皇后、宠妃，往往也并没有好下场。《汉书·外戚传》说：“外戚后庭，色宠著闻者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住全家者，唯文、景、武帝诸后及成后四人而已 ……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后汉书·皇后纪》还说：“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即在宫中成千的美女中，能够排上地位、有头衔的就有十四个等级。而昭君入宫数年，连这个长长的阶梯也没排上，还在掖庭待诏。以“待诏”地位希冀君王临幸，自然是渺茫无期的。而从昭君性格来看，她久居深宫，深悉其中黑暗，不以受君王宠爱为荣。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人格的尊严，希望脱出这禁锢人生的“黄金牢笼”，避免“上阳白发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悲怨”也是情理中的事。恰在这时，有了单于求亲的机会，使她有了正当、堂皇的理由，她的奋起自请出塞，当然是意料之中的选择。

其三，昭君久住皇宫，对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性，对汉匈友好的政治意义，不能没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她自请出塞和亲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史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㉙示后宫贵人”。建昭五年，呼韩邪上书，“愿入朝见”。翌年，元帝为庆祝郅支伏诛和呼韩邪来朝，下诏改元“竟宁”。㉚以上这些都是轰动朝廷、煊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道，特别是那些遍示后宫的“讨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看到。因此她对汉与匈奴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认识。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下令选宫女去和亲时，昭君自然会知道呼韩邪已不是汉朝的敌人，而是第一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致力于汉匈友好的匈奴领袖，嫁给他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时，她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其四，王昭君对匈奴生活的艰苦，当时亦有所闻。她以一个弱女子背井离乡，远嫁异域，其中所遇到艰辛困苦，不能不有所考虑。况且她身负汉匈关系的重担，更需好好掂量。在这种情况下，她更多地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会觉得汉匈和平比战争好，以自己一身的远嫁为牺牲，来巩固两国的和平友好比幽闭长门、做白头宫女要有价值得多。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并在临辞大会上“丰容靓饰”，精心打扮自己，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郑重的态度。这正好表现出昭君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自愿献身民族和平友好事业，有见识、有主意、有勇气、有理想的女子。她是远远超出一般因循苟安的凡庸女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出一般见识短浅、胸无大志的男子的。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辩》就说：“明妃之请适单于，欲为汉帝纡北顾之忧也。其意以为和亲之举，以一女子足以代数万甲兵，亦何惮而不往？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之中，奚若建功异国之为得乎？……自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者，谁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消鼙鼓也。逮其殁，黄茅白苇之中，一抔之土，长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气，山川不能隐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变其色。与文墓之蓍，孔陵之桧，徐君剑形之草，仲卿连理之树，武穆向南之枝，同昭回于今古。”他对昭君出塞的评价，着眼于肯定其高尚的爱国动机，甚至把她与周文王、孔子、岳飞等相提并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从汉朝君臣方面来看，对和亲女子的选择向来是极为慎重的，特别是对待第一位前来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决不会轻率决定人选。过去的和亲多用宗室贵族女子，为什么这次单单选用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这一方面是因呼韩邪为主动前来归附的藩臣，毋须选送宗室贵族公主，另一方面则因昭君自愿请行，态度坚决。这也说明她对汉匈和亲的政治意义有一定认识。假如昭君不自愿报名，或者毫无政治头脑，甚至自暴自弃，视和亲为绝路，汉朝绝不会选她出塞。这也是昭君自愿请行的一个反证。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从昭君出塞后的表现和效果来看，也可以证明她是自愿请求出塞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汉代的另外一位和亲公主细君来比较一下。

汉武帝时期，为了拉拢乌孙，牵制匈奴，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昆莫。这次联姻非常隆重，武帝赐给公主乘舆和其他御用物品，准备了极为丰厚的妆奁，并配备了属官、宦者和侍御数百人随公主遣嫁。昆莫立细君公主为右夫人。然而，这隆重的政治联姻背后是细君公主的悲悲戚戚。由于细君的出塞和亲是被迫的，所以和亲后的表现也与昭君不同。《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语言不通，生活很不习惯。这时昆莫已年老，两人虽有夫妻之名，却无感情可言，公主自治宫室独居，一年中与昆莫会见一两次。远离家乡父母，身处异邦的细君，悲不自胜，她还作了一首歌，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㉛歌中细君公主希望化作黄鹄，飞回汉土。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激烈、胸怀广阔的气度来，真是有天壤之别。这恐怕与她们一个出身贫民、一 个出身贵族有关吧！

当然，昭君出塞时的心情，以常理推之，不会是单纯的“笑盈盈”，更不会是单纯的“哭泣泣”。她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是喜亦有之，悲亦有之，壮更有之。喜的是能以弱女之身为祖国安宁、汉匈友好贡献力量，同时也脱出了终身处于禁宫的苦难；悲的是远离故国、远离父母，思乡念亲，难免感叹，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对不习惯塞外生活的担忧；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勇于牺牲、知难而进的壮烈豪情，是决心迎接艰难生活的考验，肩负起民族友好重任的雄心壮志。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理解昭君，才会是历史的、辩证的、入情入理的。

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她从困境中看到并抓住机遇，在生命的长河里奏响了高亢激昂的人生乐章。命运就是这样，只要你寻找，机遇和可能总会有的。呼韩邪提出愿意“婿汉氏以自亲”，王昭君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掖庭令求行”，得到元帝批准。昭君此举，惊世骇俗，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不好理解。其实正是昭君性格的必然体现。王昭君，一个出身平民的柔弱女子，承负着两族人民要求和平的共同心愿，毅然从江南水乡走向了塞北的风霜雨雪；她也因此名垂青史，活在世世代代各民族人民心中。昭君出塞不同于以往的和亲，她不再是汉朝政府妥协求和的政治工具，而是双方真诚和平友好的开端和象征。自此之后六十余年，战火停息，双方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

五、昭君出塞是当时轰动中外的重大喜事

发生在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和亲，尽管年代久远，我们仍然能够从一鳞半爪的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和出土文物等方面看出：对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西汉和匈奴来说，都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喜事；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域各国来说，也是引起轰动的重大事件。

（一）临辞大会，光明汉宫

关于昭君离开汉宫前往匈奴时的情景，史料记载很少。《后汉书》却以细腻的抒情手法记载了王昭君在临辞大会上的表现：“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段著名的描写，不足五十字却传诵两千年，因为它把一个活生生的昭君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呼韩邪单于将要告别长安，回到匈奴。临行前，汉朝为他召开盛大的送行宴会。除了汉朝和匈奴双方的大臣，必然会有汉朝周边各国的使节参加，其中西域各国与汉和匈奴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使节对此事当然更为关注。汉朝和匈奴要通过这次盛大宴会向全天下宣告双方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而大会的高潮无疑是昭君的出场亮相。“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十六个字，可谓字字千金。“丰 容靓饰”写昭君本来就容貌很美，再加上精心装饰打扮，更加美貌绝伦。昭君以精心打扮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诚意以及郑重的态度。“光明汉宫”写昭君一出场，立刻使数千人嘈杂的汉宫大殿光明起来、安静下来；每个人都觉得眼前一亮，每个人都被昭君的美丽震撼了。“顾景裴回”的“景”与“影”通假，“裴回”即“徘徊”。这四字写昭君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有点不好意思，她稍稍回头，似乎在看自己的身影，似乎想向前走又有点娇羞。她还没有说话，仅仅这个无意识的小动作，便使汉宫中前后左右的数千宾客个个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地向她行注目礼……“竦动左右”就是描写这种令人震撼的场景。也许，所有的溢美之词全部用在昭君身上都不为过，否则就不会出现那种“竦动左右”的场面。我们可以想象，大臣们顾不得失礼，目光痴呆、直射昭君：人间怎么会有如此超凡脱俗的仙女？皇帝怎么会舍得？我们可以想象，呼韩邪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开怀畅饮：如此天仙般的女子元帝竟然舍得拱手相送，说明汉朝是真心诚意对待匈奴，此后匈奴人民可以过上安宁和平的日子了！我们可以想象，汉元帝呆若木鸡、魂飞天外、目瞪口呆、惊诧至极。在那一系列失态的行为中，包含了多少复杂的内容，是惊艳？是爱慕？是懊悔？是犹豫？抑或是恼羞成怒？在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毕竟恢复了头脑的清醒，“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维持了一个大国之君的体面和信誉。

总之，正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字引起了后世人们无限的遐想。历代诗词家、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都根据这段描写，驰骋想象，虚构出无数故事，创作出无数作品。有的说，汉元帝与王昭君会后单独相见，元帝激动得不能自控，许以昭君荣华富贵，欲留下昭君。可昭君平静地以国事为重相对，劝元帝以大局为重，元帝只得忍痛割爱，送走王昭君，之后就把怒气都撒在毛延寿身上。也有人说，汉元帝心生悔意，千方百计阻止昭君出塞，但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一见钟情，因为两人都有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愿汉匈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排除一切阻力终于离开汉宫。还有人说，汉元帝自昭君走后日思夜想，从此不理别的嫔妃，后来派人去昭君故里寻找到昭君的同胞姊妹。……我们不必责备文人们的想入非非，胡乱演绎。这种现象说明一个历史事实：王昭君出塞是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因为她在汉匈和平相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人们愿意细细品味她的故事。由于史料的缺乏，就给后世的文人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议。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释。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并且也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4]昭君出塞的故事也是如此。文学家们面临这个题材时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兴奋点和立足点，每个时期的文学家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和重新解释这个故事。因而就有了多姿多彩的昭君故事，各家各显本领，是昭君故事流传千载不可缺少的媒介。

（二）年号改“竟宁”，阏氏号“宁胡”

昭君出塞，作为一种和平友好的象征，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天下的大好事，这不但是我们的主观分析，而且为许多史籍和出土文物所证明。

昭君出塞的公元前33年本为元帝建昭六年，但为了纪念昭君和亲，元帝下诏改元为“竟宁”。改元诏书说：“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㉜《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呼韩邪得昭君，边竟（境）得以安宁，故以冠之也。”古代“竟”、“境”二字相同，故“竟宁”即“边境安宁”之意。可见汉朝方面对此事的隆重态度，也可见汉朝对昭君和亲寄予的殷切期望。

考察中国历史，因为和亲而改元的事，仅仅发生过这一次。所谓改元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即位时或在位期间改换年号，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新皇帝即位后，都要改变纪年的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汉武帝改了11次年号，唐高宗用过14个年号。唐玄宗即位初年改元“先天”，这年即称“先天元年”，后改元“开元”，又改元“天宝”。到了明代以后，才规定每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于是人们就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成祖朱棣年号是“永乐”，就称他为永乐皇帝；清圣祖玄烨年号是“康熙”，就称他为康熙皇帝。由此可见，改元在古代绝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最高统治层到一般民众都非常重视。汉朝朝野上下都把昭君和亲视为国家实现边境和平安宁的吉祥标志，并且以改元“竟宁”加以庆贺，足见昭君和亲的轰动效应。

从匈奴方面来说，元帝以昭君嫁给单于，“单于欢喜”，封昭君为“宁胡阏氏”。《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说：“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在秦汉时期，“胡”一般专指匈奴而言，这句是说：匈奴得到昭君，国家便得以安宁，因此给昭君的封号是“宁胡阏氏”。“阏氏”，匈奴语，单于妻子的称号，司马贞《史记索隐》：“匈奴皇后号也。”“宁胡阏氏”，即给匈奴人带来和平安宁的皇后。从这一封号足见呼韩邪单于和匈奴广大民众对王昭君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汉朝还是匈奴，在改元或冠号时都强调了一个“宁”字，边境安宁也好，国家安宁也好，总之是百年战争的双方终于实现了和平、安宁，双方都希望这种和平、安宁持续下去。显然，无论汉元帝还是呼韩邪单于，都充分意识到，昭君和亲不仅是单纯的民族间的联姻，而是有着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巨大意义的。

（三）诗人盛赞颂，瓦当会说话

在汉朝和匈奴人民中，昭君和亲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长期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也是双方人民群众；因此最盼望和平、安宁的就是双方人民群众。当昭君和亲的喜讯传来，双方人民欢欣鼓舞，自发地进行了各种庆祝活动。汉朝人民，特别是边郡民众为庆祝昭君出塞专门制作了各种纪念品、吉祥物。这些吉祥物流传下来的有鸳鸯砖、瓦当等，是当年边郡居民建筑房屋的遗存。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曾出土“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十二字汉代鸳鸯砖（正反两面，一面阳文，一面阴文）。此砖为清两江总督端方所得。辛亥革命前夕端方奉旨入川镇压“保路会”斗争，行至途中，端方被哗变士兵所杀，此砖不知所终，其拓本为今人陈迩冬收藏。[5]另外，1954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出土了镌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㉝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镌有吉祥语的汉砖汉瓦当时不会是少数。考古学家鉴定：这些都是西汉末年的遗物。而西汉末年，汉匈之间的和亲事件仅昭君一起。这些类似后世的“标语口号”，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汉匈人民对统治者相互征战杀伐后出现的和平安宁景象的喜悦和企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对昭君出塞和亲意义的普遍认同和颂扬。

敏感的忧国之士对昭君和亲也极为赞颂。和昭君同时代的大学者、大诗人焦延寿曾经作诗两首，均为四言。一首曰：“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第二首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㉞这两首诗高度称颂昭君和亲像“长城”一样“守国”而惠及诸夏；汉匈两族“交和结好”，这是昭君和亲带来的幸福，也是昭君的幸福，昭君就是福的化身。两诗所表达的情绪，可以说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

流传久远的兴山县民间故事也曲折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看法。家乡人民对昭君和亲极为称赞，对她充满思念和崇敬之情。如《香溪免潮》、《站穿石》、《绣鞋洞》等故事都表现了故乡人民对昭君和亲的肯定。

[注释]

①按：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高帝六年秋至七年冬，为时仅相隔数月，非隔一年也。至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年）改历，始以正月为岁首。

②娄敬：汉朝大臣，后因功赐姓刘，故亦称刘敬。

③《资治通鉴》卷11胡注，第378页。

④《资治通鉴》卷11“高帝七年”引应劭说。

⑤参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

⑥相当今甘肃临洮、庆阳，陕西榆林，内蒙古托克托，河北怀来，辽宁辽阳一带。

⑦参见《史记·匈奴列传》。

⑧《册府元龟》卷九七八。

⑨本节参考《汉书》、《后汉书》等相关资料，不再一一注明。

⑩赵信降匈奴后所建，故名赵信城。

⑪本节参见《汉书》、《后汉书》及相关资料。

⑫以上参阅《汉书·匈奴传》等。

⑬见《汉书·宣帝纪》。

⑭参阅《汉书·匈奴传》及《汉书·食货志》。

⑮参阅《汉书》之《匈奴传》下、《汉书·宣帝纪》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释文第7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⑯参阅《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元帝纪》。

⑰参阅《资治通鉴》卷二十九，《汉纪》二十一。

⑱正朔：原指中原中央王朝颁布的历法，此处意指不肯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领导。

⑲以上各引句均见《汉书·匈奴传》。

⑳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大父，祖父，指呼韩邪单于。

㉑见《汉书·匈奴传》赞。晏：晚。黎庶：普通人民群众。

㉒参阅《汉书·金日磾传》。

㉓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

㉔参阅《汉书·西域传》上。

㉕《汉书·昭帝纪》赞。

㉖这里所说五女，昭君是出嫁，其余四人只是陪嫁的侍女。

㉗见《汉书·匈奴传》。

㉘布鲁克·托马克语，转引自陈惇等主编的《比较文学》第32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㉙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郅支图书。

㉚以上均见《汉书·元帝纪》。

㉛见《汉书·西域传》。

㉜见《汉书·元帝纪》。

㉝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㉞参见《焦氏易林》“萃之临”、“萃之益”。《易林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先谦．汉书补注[Ｍ].中华书局，1983.

[2]恩格斯致威·桑巴特(1897年3月11日）[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

[4]田汝康.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陈迩冬.关于王昭君[Ｎ].人民日报，1987-12-14.

[6]马骥.论王昭君[Ｍ].语文学刊，2017(1).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语文学刊》2017年6月第37卷第3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