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郑方圆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摘 要：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林干先生认为是经秦直道北上的。近年来，山西地区的部分学者认为昭君出塞所走路线为途经山西地区的通塞中路。从历史资料看，秦直道仍然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因为这条道路最便捷、最安全，呼韩邪单于在迎娶昭君之前就沿着这条道路往返于汉朝与匈奴之间。秦汉时期，秦直道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秦皇汉武都曾经走过这条路线，在昭君出塞之时，秦直道的通行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昭君出塞自然不会选择其他路线。昭君出塞没有经过秦直道的理由尚不充分。

关键词：昭君出塞；秦直道；呼韩邪单于

一、关于昭君北上匈奴单于庭路线的争议

关于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线，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最早提出昭君可能的出塞路线的，是著名的匈奴史研究专家内蒙古大学的林干教授。1979年林干先生在《昭君与昭君墓》一书中就指出：“昭君出塞时所经路线，史无明文，但线索不难找出。史载呼韩邪单于在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第一次从漠北入汉时，汉朝派兵在他经过的七个郡沿途护卫，并表示欢迎。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胡三省注的考订，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由冯翊直至国都长安。若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则所经约今内蒙古的包头市、杭锦旗、东胜县、陕西榆林县、甘肃庆阳县，而至陕西西安市。呼韩邪从漠北第一次入汉既经由这条路而来，那么，他在公元前33年入汉及后来偕同昭君返回漠北，也是取道这条道路，是很自然的。”（第58页）1986年，林干教授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三期发表长文《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进一步申明了自己对昭君出塞路线的研究，“经过近一二十年来我个人的研究，现已初步探明，呼韩邪和昭君一行北归漠北单于庭时，由汉朝派遣各级官员领兵护送出境，一则表示礼仪，一则为了警戒和防卫。史书记载呼韩邪于公元51年（宣帝甘露三年）二月第一次北归时，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及车骑都尉韩昌，率领一万六千名骑兵，另发边郡士马一千多名护送。这次有昭君公主出塞同行，按理护送的兵马自应较前更多。沿途所经路线，共历七郡，即从汉都长安（今山西西安市）出发，先过左冯翊（属三辅，在长安东北），然后经过北地（甘肃庆阳县），上郡（今山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县）、朔方（今乌拉特前旗），而至五原(今包头市；以上各地，以当时郡治为准），从五原郡再往西行，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靠近乌加河南岸），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方向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算离开汉地（出了塞），进入匈奴所辖地区。”

林干教授提出昭君出塞的这一路线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近年来，山西省的部分学者又提出了昭君出塞所走的不是秦直道，而是走的秦直道东的通塞中路，也就是经山西雁门关—平城（大同）—武州（山西左云）—雁门郡(山西右玉）—杀虎口—云中郡—五原郡—单于庭的路线。较早主张这条路线的是山西大学的靳生禾教授，他在《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一文中认为：“昭君与呼韩邪由长安至单于庭的路线，是东渡黄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线，经蹄窟岭至杀虎口出塞，是蹄窟岭、红沙岩口实属很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靳生禾先生的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山西省特别是左云县一些学者的响应，左云县文联的刘志尧先生、左云四中的刘溢海先生分别发表文章，肯定昭君出塞是经过雁门关、大同、左云、杀虎口出塞至匈奴龙庭。

二、经秦直道北上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由于《汉书》、《后汉书》等原始文献都没有直接记载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线，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根据相关的史料进行考订判断。如果抛开其他因素，纯粹对相关史料加以综合运用与解析，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经直道北上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1.秦直道是秦、西汉时期中原王朝连接塞北地区的最便捷通道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进一步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军事扩张，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征服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匈奴人地处塞北草原，他们“逐水草迁徙（匈奴列传，第1879页）”、胡服骑射，机动性强，“倏来忽往，云飞鸟集。”(突厥、铁勒传，第3304页）。为了打击匈奴，秦朝需要修筑一条与北方地区沟通便捷、可以快速调集军队、运送军事物资、传递军事情报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秦始皇本纪，第256页）对于秦直道的行经路线，尽管学术界仍有争议，但从各地对秦直道的实际考察结果来看，秦直道的修筑严格遵循了“堑山堙谷，直通之”的要求。如国家文物局秦直道课题研究组与旬邑县博物馆的《旬邑县秦直道遗址考察报告》就指出：辨认子午岭山区秦直道的六大要素是：（1）看是否南北的大致走向。（2）看是否沿山脊或高地选线。（3）看是否有堑山堙谷的痕迹。（4）看是否线形顺直，弯道很大。（5）看路面是否宽阔平缓。（6）看沿线是否有与秦直道配套的设施，如秦汉行宫、兵站、关隘、烽火台等遗址，如果六点全部符合即为秦直道无疑。[]杨泽蒙先生考察鄂尔多斯境内秦直道遗址时也发现：“鄂尔多斯境内目前可确认的秦直道遗迹，北起达拉特旗高头窑乡吴四圪堵村东、南到伊金霍洛旗的掌岗图四队，南北纵贯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近100公里。秦直道遗迹途径的地区，今天多属高丘陵地区，地势延绵起伏，高差较大，沟壑纵横。直道遗迹在这一地区沿约190度的方向直线南行，绝无弯道。为了减少道路的起伏高差，凡直道所途径的丘陵的脊部，绝大多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凿，置身直道分别向南、北眺望，均可看到一线相通的数个由于开凿而形成的位于丘陵正脊部位的豁口，或位于脊背部位的半豁口。……凡直道途径的丘陵间的鞍部，绝大多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填垫，从保留在冲沟断壁行的路基断面可知，填垫部分的路基底部最宽者约60米，顶部宽30-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现今仍达6米上，足可见当初工程之艰难。”历史文献与考古勘察都证明秦直道是连接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与北方蒙古高原地区最便捷、最畅通的道路。

2.昭君出塞时，秦直道仍在使用并得到了很好地维护

直道修通后，整个秦西汉时期都成为从关中地区进入北方河套地区的最重要通道。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死在了沙丘平台，秦二世、李斯、赵高等人一方面隐藏了秦始皇的死讯，同时仍然按照秦始皇生前制定的巡游路线，绕道秦直道从九原返回首都咸阳。秦始皇的巡游队伍浩浩荡荡、规模庞大，选择从直道返回首都，说明秦始皇三十七年直道已经基本完工，粗可使用。到秦二世时继续对直道进行了加工修缮，使工程得以竣工。直道修成后，整个西汉时期一直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使用。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到北方边境地区，曾经亲自考察过秦直道，并留下了“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故轻百姓力矣[5](蒙恬列传，第2570页）”的感慨，也体现出秦直道是“适北边”的最便捷道路。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秦直道的战略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亲率大军，“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汉武帝率领十八万军队从秦直道来到河套地区，表明这时的秦直道有着良好的通行条件。半年后，也就是元封元年四月，汉武帝在登封泰山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武帝纪》，第189页）秦皇汉武都使用直道，说明整个秦汉时期，秦直道是官方公认的、使用最普遍的连接关中与塞北河套地区的便捷通道。西汉时期，汉朝在北地郡设直路县、除道县，显然是为了维护直道而取名的。

秦直道的两端，在秦汉时期连接的是两个最重要的地区。秦直道的南端起始于云阳的甘泉宫，对于甘泉宫的重要地位，辛德勇先生在《秦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进行了深入论证。其北端的九原郡，在整个秦汉时期的重要性亦不可小觑。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和战关系不仅牵动着全国力量，甚至影响着整个政局，而九原郡处于最前沿的地区，无论是和是战都会对那里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为了巩固北方边疆，秦皇汉武都曾往这里大规模移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这里成为秦汉时期经济开发的新区。汉武帝元狩四年，山东发生大范围水灾，国家无法赈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应劭对“新秦中”的解释是：“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食货志下，第116页）说明到汉武帝时期，九原郡所在的河套地区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开发条件，不仅作为国家转移灾民的目的地，而且移民这里的人们还有机会成为“新富贵者”，其繁荣富庶的程度，时人已经把那里与经济最发达的“秦中”地区相比拟了，因此也就有了“新秦中”之称。直道的南北两端，连接这样两个经济地位、军事地位、战略地位都如此重要的地区，没有理由不进行很好地维护。

秦直道并不只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路那么简单，为了保障直道的畅通，发挥联通南北的各种功能，围绕秦直道修筑了行宫、兵站、驿站、关隘、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与信息传递设施。如对旬邑县秦直道石门关附近的建筑遗址进行考察，“可以判断石门关南峰是一处秦代行宫，汉时仍然沿用的皇家住所。石门村东边大片农田上应为较大的居住区，除官吏的住房和军队的营房外，还有驿站、商业、民居等设施。印证史料，可以推测，石门关关前关后的常住人口可能有数千。《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秦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石门关是秦直道必经之地，若没有如此规模，不可能接待运送秦始皇灵柩返回的庞大队伍。”秦直道与周边道路、城镇、兵营等构成了立体的，“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的防御体系，从而保证了在直道上行走的安全。这样看来，从秦直道出塞，不但最便捷、顺畅，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隐患。

3.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选择秦直道往返长安与塞外之间

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史文无明确记载，但昭君是随呼韩邪单于一同离开长安，回到了塞外的单于庭，则是有明确的史料证据的。《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仪，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上述史料说明，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是在单于来汉廷朝见时决定的，昭君自然是随单于一同返回匈奴故地的。值得关注的是，呼韩邪单于并不是第一次来到汉庭。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通过五原塞向汉朝表达修好愿望， 经过讨论，汉朝决定“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以隆重礼节接待单于。《资治通鉴》记载：“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考订：“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汉纪十九）这里明确记载了呼韩邪单于是经过秦直道的沿线七郡来到长安的。在长安留住一个多月后，“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汉纪十九）呼韩邪单于从五原郡来到长安，走的是秦直道路线，返回的路线，自然不会变更，况且护送者是同一个人骑都尉韩昌。说明韩昌经常在秦直道上往来，应该非常熟悉沿途路程。

呼韩邪单于朝汉事件，从汉朝皇帝到百官大臣都极为重视，必然选择最安全、最畅顺、最便捷的路线。《资治通鉴》明确记载这条路线就是秦直道。那么，18年后的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迎娶昭君，自然仍会选择这条路径。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秦直道通行环境恶化的因素，也没有从关中到五原郡新修更便捷道路的记载与可能性，如果相信《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没有怀疑昭君出塞走秦直道的理由。也许有人说，《资治通鉴》及胡三省的注释是宋元时期所作，距离昭君出塞的时代已经久远。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记载所依据的是《汉书》的相关记载。《汉书•匈奴传》记载：“明年（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将军韩昌迎，发所过七郡郡两千骑，为陈道上。”至于《资治通鉴》所补充的部分是否可信，我们可以从司马光及写作《资治通鉴》的过程与态度进行推测。司马光及其团队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修《资治通鉴》，他们首先对相关史料进行详细排列，写成丛目，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初稿，最后经过认真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完成最后的定稿工作。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还编成了《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材料的依据和理由。司马光及其团队以及《资治通鉴》的注释者胡三省等人的史学素养极为深厚，写作态度极为严谨认真。他们利用当时能够看到的史料写呼韩邪单于往返长安与九原的行走路线，应该是有充分依据的。至少，在找到新的，更可靠、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难以否定《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

4.昭君出塞经雁门关之说史料依据尚不充分

山西学者靳生禾、刘志尧、刘溢海等主张昭君出塞路线为雁门关一线的通塞中路，而不是秦直道，其史料依据主要是诗歌、戏曲等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其中，刘溢海先生在《昭君出塞路线考》一文中引证的最早的资料是唐李白的《王昭君》：“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唐上官仪的《王昭君》：“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唐无名氏《王昭君变文》（说唱）：“单于：忆昔辞銮殿，将相出雁门。”刘先生认为：“单于庭既在北方而不在西北方，那么，以李白为代表的‘玉门关说’肯定是错误的。否定了玉门关说，那么，昭君出塞之路线也只能是经陕北的直道与经山西的通塞中路了。可为何文学作品中找不出经直道的路线呢？我认为，在多数作者的认识中，秦直道是一条山高谷深，又多河谷与沙漠的艰险之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此，文学作品的许多作者就为昭君出塞选择了经山西雁门关的路线。经雁门关的这条道路相比之直道来，也确实要安全得多。”实际上，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许多是虚拟性描写，而不是写实性记述。在唐代，玉门关与雁门关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人们往往把这两个关作为出塞的标志，因此，不管是李白等人写昭君经玉门关出塞，还是无名氏的写昭君从雁门关出塞，都是虚指昭君出塞之事。刘先生认为李白对匈奴所在方位认识错误，玉门关之说不能成立，实际上，无名氏所写的雁门关，也不具备写实性的地理坐标性质，而只是泛指昭君出塞之事罢了。至于明清以后的文学作品的描写，包括地方志中记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更不具备有力的证据作用。如同许多的昭君故事和传说一样，它们只是“昭君想象”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们出于对昭君的热爱、敬重、同情、歌颂、赞美的心理，希望昭君与自己的故乡发生联系，从而创造了各种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的往往不是历史的真实，更多表现的是人们心灵的期冀与情感的表达，昭君从雁门关出塞的传说是这样，山西部分学者主张的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之说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心理呢？另外，刘溢海等先生所说如果走秦直道路线，匈奴内部不同的势力可能危害昭君一行的安全，秦直道路线的气候条件恶劣，难以成为昭君出塞的选择路线等，也都经不起严格推敲。对此，王子今先生在《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一文中已经进行了辩驳，此不赘述。总之，从目前的相关资料来看，尚不足以推翻昭君出塞走秦直道说。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多维视角下的内蒙古地区战国秦汉长城研究）（批准号：13BZS020）。2013年度内蒙古大学本科生国家创新基金项目（批准号：201310126010）

作者简介：

　　王绍东（1964-），男，内蒙古宁城县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秦汉史。

　　郑方圆，女，内蒙古兴安盟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11级历史专业学生。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宜昌市昭君文化促进会》，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