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中,常见装饰各种动物纹的器物,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铜器”。解放前,在古玩市场上见有不少这类器物,大都系偶然发现物或来源于盗掘的墓葬,没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和可供断代的伴存器物。尤为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器物大部已散失,落人国外的某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有些器物已见于著录,比较重要的有:A.萨里莫尼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J.G.安特生的《动物纹中狩猎巫术的含义》和《鄂尔多斯青铜器选集》、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的《内蒙古长城地带》”。
解放以来,由于我国北方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的遗存,特别是近年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几批重要的古墓群,为我们研究动物纹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依据。本文拟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结合有著录的传世品,对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的年代、种类和特征作一初步探索,以期引起更深人的讨论和研究。
本文所指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河北北部,以及邻近的山西、陕西、宁夏的部分地区。时代范围上起商代晚期,下迄两汉时期。文中选录的材料,限于发表的资料及有文字记述和附图的传世品。
一
研究动物纹如同研究任何考古遗存一样,应当首先根据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可供断代的遗物,建立动物纹的年代序列。解放前,由于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研究所谓“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国外学者,往往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动物纹混为一谈。而且,他们在年代上所造成的混乱,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因此,下面我们对目前掌握的资料先按年代加以区分。
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居住着以“鬼方”、“捡犹”为首的很多部落。解放以来,在这一地域内陆续发现若干与这些部落相关的遗存,其中包括装饰动物纹的青铜器。另外,还发现包含动物纹器物的商周墓葬,为我们断定早期动物纹的年代提供了重要根据,在此一并加以讨论。
出土动物纹器物的地点有:河北青龙抄道沟、山西石楼后兰家沟、陕西绥德嫣头村,以及河北菜城台西、北京昌平白浮。真城台西墓葬出土一件羊头匕,原报告根据共存铜器的特征,将该墓的年代断为殷墟文化早期。石楼后兰家沟出土一件蛇头匕,绥德嫣头村出土鹿头刀和蛇头匕各一件,共存的铜器具有安阳殷墟铜器的作风,年代可断为商代晚期。青龙抄道沟出土羊首短剑和鹿首刀各一件,关于这批铜器的年代,我在《关于我国北方的青铜短剑》一文中断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昌平白浮3号墓出土鹰首短剑和马首短剑各一件,2号墓出土鹰首刀一件。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早期,碳一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7。士90年(公元前1120士90年)。
这一时期的动物纹器物主要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存中。如众所知,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分布于西喇木伦河、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河北北部亦有发现。该文化有自成体系的铜器群,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从年代和地望看,当为山戎部族的遗存。
出土动物纹器物的地点有: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南山根、赤峰红山后,河北平泉东南沟,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在宁城南山根遗址陆续发现一批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装饰动物纹器物六十余件,包括装饰动物纹铜刀三件、短剑五件、饰牌五十一件、铜戈一件,以及铜双联罐、两、环各一件。根据南山根101号石撑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原报告将年代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亦即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初叶或稍晚。赤峰红山后出土数件鸟形饰牌,年代与南山根墓葬相当。平泉东南沟墓葬出土一件马纹短剑和一件鸭形饰牌。朝阳十二台营子墓葬出土三件狼纹饰牌,一件双尴纠结状铜饰。这两处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物与南山根墓葬类似,年代当属同一时期。
这一时期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是林胡、楼烦、匈奴、东胡等少数族。近年来,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发现若干处与林胡、楼烦、匈奴文化有关的遗存。此外,在今河北省境内还有一个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近年也发现一些有关遗存,包括富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动物纹器物。
出土动物纹器物的地点有: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伊金霍洛旗公苏蚝,准格尔旗西沟畔、玉隆太、速机沟、瓦尔吐沟,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旗水涧沟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以及宁夏固原杨郎公社、河北平山。
桃红巴拉墓地出土兽头形饰四件、鸟头形饰牌十四件、三马纹长方形饰牌一件和兽首短剑一件。该墓群的年代,原报告断为战国时期,碳一14测定年代为距今2615士105和2540土105,即公元前665士105和590土105年,3),年代可以早到春秋晚期。
范家窑子墓葬出土九件动物形饰牌,共存一件长胡四穿戈,年代可以早到战国前期。水涧沟门出土的二件圆雕动物形象和一件动物纹饰牌,年代与范家窑子出土遗物相当。
西沟畔墓地出土动物纹器物五十余件,其中金器二十六件,包括虎东、虎狮、虎狮鹰头兽相斗纹,双蛇纠结纹饰牌,以及鹿、马、狮、鹰头鹿角兽、鹰头兽、鸭形饰片。银器包括马纹饰片和虎头十一件。铜器中有动物纹短剑、刀、饰牌、带扣及圆雕动物形饰件十一件。另外,还出土五件天鹅形铅饰件。原报告根据金饰牌和银节约上的汉字刻款,将墓葬的年代断为战国晚期。
阿鲁柴登墓葬出土八十余件珍贵的动物纹金银器,包括金冠饰,虎牛相斗纹、虎鸟纹及虎形、鸟形、羊形金饰牌,羊形、刺猜形、兽头形饰件,以及狼背鹿纹银饰牌、银虎头等。阿鲁柴登墓葬距离桃红巴拉墓地4公里,但这里出土的均为金银器,制作精美,动物纹的风格与桃红巴拉动物纹有所区别,而接近于西沟畔出土的动物纹,年代断在战国后期为宜。呼鲁斯太2号墓出土一件立鹿形圆饰牌,原报告定为战国时期。
玉隆太墓葬出土动物纹铜器十七件,其中包括马形、鸟形饰牌五件,圆雕盘角羊、羚羊、马、兽形车饰七件,卧式鹿五件。另出动物纹银项圈和虎头形骨镰各一件。该墓的年代,原报告断为战国至汉代。我们认为不会晚到汉代,因为共存的铁鹤嘴镐、铜刀、带扣、鸟形饰牌等,均与挑红巴拉墓葬出土同类器物相似,而且这里不出铜钱、铜镜、丝织品等汉代遗物。因此,我们认为该墓的年代断在战国时期为宜。速机沟出土五件圆雕动物形车饰和六件圆雕鹿形象。这批铜器的年代,一般认为属于汉代,但这里出土的圆雕动物形象与玉隆太出土器物相同,年代可以早到战国时期。瓦尔吐沟出土四件圆雕动物形饰,年代与速机沟铜器相当。
平山一号墓出土很多装饰动物纹的器物,其中圆雕虎吞鹿等动物造型仍保留北方民族文化的传统作风,该墓系中山王粤之墓,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末。固原杨郎公社墓葬出土两件长方形虎背驴纹铜饰牌,年代亦属战国晚期。
两汉时期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是匈奴和东胡后裔乌桓及鲜卑族。这一时期出土动物纹器物的地点有:辽宁西丰西岔沟、义县保安寺,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呼伦贝尔盟扎赛诺尔、陈巴尔虎旗完工,),以及陕西省长安县。
西岔沟基群出土二十余件动物纹铜饰牌,其中已发表的有九件,即双牛、双驼、犬马、犬鹿、应虎、兽面几何纹、马形饰牌,以及人物活动图形的饰牌。该墓群的年代,原简报认为上限在武帝之前,下限可能到宣帝初年,即武帝到昭帝时期,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几十年间。看来,将年代下限断在宣帝初年似乎不妥,根据铜镜等汉族文物判断,下限可能晚到西汉末年。
扎资诺尔墓葬出土四件动物纹透雕饰牌和三件马纹带扣。墓群的年代,原报告断为东汉末年,但有人认为不一定这么晚,可能有较长的延续时间,有些墓葬可以早到东汉初年。尽管有分歧意见,但断在东汉时期是没有疑问的。
二兰虎沟墓群出土三鹿纹、双鹿纹和双龙纹饰牌各一件。原简报根据伴出的“长宜子孙镜”等汉族文物,将墓群的年代断为东汉末。
客省庄140号墓出土两件双人角斗形透雕饰牌,该墓的年代,原报告断为战国末到西汉武帝以前。这座墓葬出土的遗物比较特殊,当是匈奴人的墓葬。
另外,义县保安寺出土一件三鹿纹金饰牌,年代为东汉晚期。完工墓地出土一件兽面纹带扣,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三世纪。
关于西岔沟墓群的族属问题,目前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属匈奴族,有人则认为属乌桓族。近年来,在西丰、赤峰、翁牛特旗发现类似的遗存。根据这种类型遗存的分布和年代看,属于乌植族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扎赛诺尔、完工和二兰虎沟墓群的族属问题,考古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完工、扎责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均属鲜卑族。有人认为扎番诺尔墓群不会是鲜卑族遗存,但也不能肯定是匈奴族的。关于二兰虎沟墓群的族属问题,过去曾一度被认为是匈奴族遗存,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二兰虎沟出土遗物与完工、扎资诺尔出土遗物类似,应同属于鲜卑族。
二
我们根据上述各时期已大略确定年代的动物纹器物为准,结合传世品,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时期动物纹的种类和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北方青铜器发现不多,器物种类也比较少,而动物纹主要是附于青铜短剑、刀和匕柄端的动物形象。
这一时期动物纹均系圆雕,主要表现动物头象。动物种类有马、羊、鹿、鹰、蛇等。鹿头颜面较长,下唇突起,眼呈双环形,两耳竖立,角弯曲成环。有的口微张,鼻孔亦呈双环形(图一,l、3)。北京地区征集的一件曲柄短剑,柄首亦装饰类似的鹿头。绵羊头的眼和鼻呈双环形,长角盘卷(图一,2)。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早期墓出土一件车饰,奚端铸一绵羊头,作昂首前视,两角弯曲状。蛇头发现较多,在山西石楼后兰家沟、义碟出土铜匕柄端铸一类似的蛇头,两眼呈圆环形,镂空,有的舌可转动(图一,4)。石楼征集到的一件铜勺,其柄端也铸一类似的蛇头。马头造型简单,双耳竖立,额部突起,两眼呈核桃形(图一,6)。鹰咏弯曲,眼呈双环形,有的咏上有三道凸纹(图一,5)。
过去著录的所谓“鄂尔多斯铜器”中包含这一时期的动物纹器物,例如绵羊首短剑、绵羊首刀、鹿首刀、马头刀、鹰首刀、蛇头匕等。这些短剑、刀和匕的形制与上述同类器物相
似或接近,动物纹的造型风格也颇为一致,充分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早期动物纹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动物纹的特征,除表现圆雕动物头象外,动物的双眼和鼻孔呈双环形,兽角弯曲成环。有些动物头象铸造相当精致,以青龙抄道沟铜器为例,鹿头和绵羊头异常逼真,绵羊头的眼和角上镶嵌绿松石,像这样精致的动物纹器物,在当时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尚不多见。
目前,这一时期动物纹器物只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范围以外,尚未发现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动物纹器物,因而缺乏比较研究的资料。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可以划分为浮雕、透雕和圆雕三类。
浮雕动物纹多装饰铜刀、短剑柄部,戈内或铜饰牌。动物造型简单,以线条表现动物的外形轮廓。动物种类有马、牛、鹿、虎、野猪、狗、蛇等。动物多呈伫立状,而且以群兽纹为最多。例如,有的铜刀柄部装饰十个马形图案,表现两条腿、一只耳,尾稍微突出;有的马图形表现稍微清楚些,腿前伸,尾下垂,眼呈圆点状,耳竖立,作回首了望状(图二,1)。有的短剑柄上铸出六个鹿形象,简单地勾画出鹿的外形廓轮。另有一件戈内的两面各装饰四个伫立状狗,耳前伸,尾翘起,眼呈圆点状(图二,9)。南山根发现十二件长方形铜饰牌,中间均铸出三个伫立状牛,角前伸,尾下垂,眼呈圆点状,周边配以锯齿纹(图二,7)。短剑和刀柄首也装饰动物形象,有的呈三蛇纠结状圆环,三蛇皆首尾相接,互相缠绕,眼呈圆点状(图二,10);有的铸成蜷曲环形虎形象,虎首尾相接,用四个并排的双环形表示虎头,爪和尾端也铸出圆点凹纹(图二,2);有的铸一卧式野猪形象,屈足,大腿饰以同心圆纹,眼呈圆点状(图二,3)。
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器中有一批单独的透雕动物形饰件,多表现完整的动物形象,动物各部位较清楚。动物种类有山羊、狼、兔、鸟、鸭、蛇、蛙等。山羊呈伫立状,角贴背并饰凸纹,低首垂尾,下面有一边框(图二,8)。兔作伏卧状,耳贴背,眼呈双环形,昂首前视(图二,11)。狼形饰牌由两个伫立状狼和狼头组合而成,中间的狼头为正面像,两耳竖立;两侧为伫立状狼,口微张,眼呈圆形,低首垂尾(图二,4)。鸟形饰牌发现最多,均呈展翅飞翔状,多数有尾,两腿伸直,翅、尾和胸部饰刻线纹以表示羽毛(图二,5)。蛇、蛙造型很有特点,一件蛇身缠绕,蛇头翘起;另一件两蛇身亦缠绕,口中衔一蛙,蛙眼突出,四肢伸展。
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些青铜兵器、容器和装饰品上铸有圆雕动物形象,多数表现完整的动物。动物种类有马、虎、兔、鼠及人骑马图形。一件铜双联罐的腹部两侧和器盖上各铸一伫立状马(图二,12)。另有一件铜同,口沿两侧各铸一伫立状鼠,弓身,两耳竖立,尾上卷(图二,13)。装饰短剑剑柄的虎形象较为特殊,作两虎对卧状,全身满铸条纹,并用锯齿纹表示牙齿,以同心圆纹表示大腿,尾巴卷起(图二,6)。一件铜环外周铸出两人各骑一马追逐野兔的形象(图二,14)。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中除完整的动物形象外,还有少量的动物头像,如南山根出土一件短剑的叶末小齿铸成两个马头。
过去著录的所谓“鄂尔多斯式铜器”中包含这一时期的动物纹器物,如伫立状山羊纹刀,伫立状野猪柄首短剑,卧虎柄短剑和刀,外周铸出动物形象的铜环等。
总括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可归纳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动物纹主要取材于家畜和常见的飞禽走兽。家畜有马、牛、羊、狗,野兽有虎、鹿、狼、野猪、兔及习见的鼠、蛇、鸭、鸟、蛙等。其次,动物造型比较简单,多处于静止状态。通常,用双环形或圆点凹纹表示兽眼,用刻线纹表示兽口及脚爪,用同心圆表示大腿。动物多为侧像,伫立状动物只表现一支耳、两条腿,动物各部位的细部特征刻划并不明显。第三,同前期动物纹相比较,这一时期动物纹除圆雕外,出现了浮睡和透雕动物形象,而且大多表现完整的动物形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时期出现了单独的透膝动物纹和长方形动物纹饰牌,以及卷曲虎形象,这些题材在后来的动物纹中得到广泛流行。
这一时期的动物纹器物主要出自内蒙古西部地区,在邻近的河北北部和宁夏也有出土。
当时，这里正是林胡、楼烦和匈奴族活动的地域,这些遗物显然代表了匈奴文化系统动物纹的特征。动物纹包括浮雕、透雕和圆雕三类。
这一时期发现不少装饰动物纹的金银器,多为装饰品和服饰。其中,以阿鲁柴登和西沟畔出土的金银器最为丰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匈奴文化系统遗存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阿鲁柴登出土金冠饰,除立鹰为圆雕外,其余均系浮雕。金冠饰铸以动物相斗纹图形,两侧为两两相对的四只狼,另有四只头向后翻转的盘羊,整个图形构成狼食盘羊的图案(图五,1)。金冠带的末端铸出三个伏卧状动物,即马、羊和虎。虎张口露齿,羊巨角盘卷,马低首伏卧,充分表现出三种动物各自的特点(图三,11)。长方形金饰牌上铸出虎食牛图形,中间为一卧牛,四只虎咬住牛的颈部和臀部,虎的两耳、双眼和鼻孔清晰可辨,全身铸条纹和螺旋纹(图三,12)。其余金饰片和饰牌上的马、虎、盘羊和上述饰牌上的形象基本一致,只是有些马形象刻画出马鬃、虎配以群鹰图形。另外,还有卧鹿、卧马、卧狮、双蛇纠结纹,以及虎头、羊、鸭、鸟形饰件。卧鹿的造型很有特点,头前伸,屈足伏卧,枝状角延伸至尾部(图三,8)。
动物相斗或撕咬形题材还有虎家相斗、狼背鹿、狮虎相斗图形。虎家相斗纹饰牌上,虎口露齿,咬住野猪后腿,野猪则咬住虎的后腿,生动地构画出凶猛搏斗的景象(图四,2)。虎狮相斗纹图案亦很生动,狮子形象与其他金饰片上的卧狮形象完全相同(图四,5)。虎背鹿图形表现出猛兽捕捉食草动物的情景,这种构图在西汉时期透雕动物纹饰牌上广为流行(图四,1)。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两虎夺鹿、鹰袭击鹿纹饰牌也应属于这一类(图四,3、4)。虚幻动物形象中有鹰头兽、鹰头鹿角兽及虎狮鹰头兽相斗纹题材(图三,9)。
透雕动物纹发现不多,动物种类有马、盘羊、虎及狼头、鸟头等。动物形象有群兽、伏卧、撕斗及兽头。群兽纹仅见三马纹长方形饰牌,方框内铸出三个伫立状马,以马头、双足、垂尾表现马的轮廓(图三,7)。伏卧状动物形象也很有代表性,如虎、鹿、盘羊等。虎尾饰刻线纹,眼呈胭点凹纹(图三,10)。盘羊作屈卧状,中间为羊头,两角盘卷,角饰圆环纹,两耳呈柳叶形,肢体卷卧(图三,1)。鹿作昂首屈足状,角贴背呈四个相连的圆环状,口、眼、鼻、耳及蹄清晰可辨,肌肉丰满,形象逼真(图三,,)。兽头形似狐狼,有的两耳竖立,有的无耳(图三,2、3)。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初期墓葬中曾出土类似的兽头形饰。鸟头系对称相连的二鸟头,眼呈透孔圆形、碌夸曲,头上有冠(图三,4）。固原杨郎公社出土的二件透雕动物纹饰牌,铸出猛虎背驴的形象,饰牌仅下面有边框,其余部分均以动物的躯体为边,这种猛兽捕捉食草动物的题材在两汉时期广为流行(图四,6)。
过去着录的所谓“鄂尔多斯铜器”中有类似的动物纹器物。例如,伏卧状鹿幻、兽头3)、伫立状群马。、屈足盘羊”等,造型风格同上述动物形象完全相同。在河北北部征集的铜器中有盘虎圆饰片,虎卷曲成环,用四个双环形表示虎头,脚和尾端亦呈双环形,构图和技法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刀柄首的卷曲虎形象完全相同,)(图三,6)。在传世品中亦有很多类似饰牌,说明这种题材在战国时期很盛兴。
这一时期,由于器物种类的增加和形制的演变,圆雕动物形象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有装饰兵器、车饰的动物头像,也有作为装饰的完整或单独的动物形象。短剑柄首装饰两个相对的羊头形象(图五,9)。动物头像有绵羊头、鹰头、鹤头、狼头等(图五,5一7)。完整动物形像有伫立状马,鹿、羚羊、豹、鹰,以及伏卧状马、鸭、鸟等(图五,1;图六,3、6、8)。河北省博物馆收藏一件伫立状双羊饰件,造型异常生动逼真;)(图五,2)。过去著录的所谓“鄂尔多斯铜器”中还有驴头8)、刺媚”、鸭或双鸭切、伫立状驴川、鹿或双鹿、切马13)等(图六,;7图版肆,1、2;伍,1、4;陆,2)。
此外,圆雕动物形象中还有一些单独的动物造型,种类有伫立状雌鹿和雄鹿、伏卧状雌鹿和雄鹿、伏卧状绵羊、伫立状驴、刺蜻等(图五,3、;4图六,2、4、5)。其中,鹿的造型发现最多,除了不同姿态的单独鹿形象外,还有附于其他器物上的圆雕鹿立象,如呼鲁斯太2号墓出土的圆形铜牌上便塑造一圆雕立鹿。这些鹿图形的表现手法基本一致,雄鹿头上均有枝芽状巨角,有的鹿角延伸直臀部,形象逼真,优美动人。圆雕动物形象中动物相斗或撕咬形题材比较罕见,只有平山一号墓出土一件错金银饰铜器,塑造出凶猛的老虎吞食小鹿的图形(图五,8)。
总括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动物纹,无论题材、造型风格和铸造技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动物纹的题材除表现家畜和猫科猛兽、鹰鸟头象外,还有各种完整的动物形象,诸如虎、狼、羚羊、绵羊、鹰、刺娟、鹤、鸭等。动物相斗或撕咬的造型大量涌现,如虎家相斗,狼背鹿、狠食盘羊、虎吞鹿、虎食驴、虎食牛及老虎与鹰头兽相斗等,这种题材在两汉时期更为流行。至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虚幻动物形象和后半个躯体翻转的动物形象,不是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所固有的作风,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二,圆雕动物形象明显增多,铸法新颖,造型生动。同一种动物表现不同的姿态,作伫立或伏卧,低头或昂首,惊吓或停息、远眺或嘶鸣。动物各部位比例适宜,肌肉丰满。鹿躯体浑圆,两眼炯炯有神。雄鹿巨角贴背,分作枝芽,异常动人。有些动物像鹿、鹤等,往往雌雄相伴,成对出现。金冠饰上的立鹰制作精美,头、颈可以左右摇动,尾部系另铸插人体内、用金丝相连,整个图形作展翅翱翔状,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出现的透雕动物纹饰牌,尽管数量不多,但可作为两汉时期流行的透雕动物纹饰牌的祖型。第三,这一时期动物纹种类繁多,艺术题材和造型风格不尽相同,可能也反映年代上的差别。以桃红巴拉、和林格尔等地出土动物纹器物年代较早,代表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动物纹的作风。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制作比较粗糙,没有着意刻画动物各部位的细部特征,完整的动物形象多处于静止状态。以阿鲁柴登、西沟畔等地出土动物纹器物年代稍晚,代表了战国后期动物纹的特点。与前期比较,不仅制作精美,而且题材增多,动物各部位的特征刻画细腻,完整动物除刻画静止的动物外,还塑造动物相斗或撕咬,猛兽吞食食草动物,以及虚幻动物形象和后半个躯体翻转的动物形象。
这时期动物纹以浮雕和透雕为主,尤以长方形透雕带饰最为典型。按题材可分为三类。
这一类动物纹包括双牛、羊或双羊、双驼、双鹿或三鹿、野猪及伏卧状马(图七,1、3、5、6)。传世品中亦有类似的伫立状双羊。、双驼为、双鹿或三鹿”(图八,;7图版叁,2;伍,2、3;陆,1)。此外,传世品中还有伫立状马或双马、驴、伏卧状绵羊、双鸭等形象(图八,2;图版叁,4;肆,3)。
这类题材包括双马互斗、犬马相斗、犬鹰相斗、鹰虎相斗、鹰袭击鹿、双龙纠结等(图七,7、8)。传世品中亦有类似的鹰虎相斗、鹰袭击鹿、双马互斗等形象(图八,;1图版叁,1;伍,6)。此外,传世品中还有虎食绵羊、虎踏羊头、虎食鹿、虎羊相斗、虎马相斗、虎豹相斗、虎驼相斗、鹰驴相斗、龙虎相斗切等图形(图版肆,;4伍,,;陆,;5图八,3一6、8一10)。
这类题材有双人角斗、骑马捉俘、骑马出征图形(图七,2、4)。传世品中有类似的双人角斗、骑马捉俘图形(图版陆，4）。此外,传世品中还有武士驱车图形(图版肆,5)。
除上述三类题材外,这时期带扣上有浮凸的奔驰状马或飞马形象(图七,9)。传世品中还有牛头形带扣1)、双驴或四驴纹饰牌”等(图版叁,3;陆,3)。
两汉时期动物纹的题材和造型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前期出现的透雕动物纹饰牌和动物相斗纹题材,在这一时期发展更加充分,而圆雕动物形象则逐渐消失。这时期动物纹构图复杂,设计奇巧,以不同的层次表现动物各部位的特征。动物形态富于多变,刻画声各种不同的姿态,作伏卧、伫立、栖息、奔跑、惊吓、争夺猎物、相互撕斗等,甚至颜面、肌肉、毛发细部都清晰可见。偶蹄类动物的蹄子,常以柳叶形、三角形或圆点凹纹表示,猛兽及鸟类的脚爪则以刻城纹或牛角状纹表现。此外,有些饰牌上还有很多装饰图案相配合,常见的有柳叶形、圆点形及树枝状花纹。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的分布,在战国以前东面未超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西面在内蒙古西部、河北北部比较集中,邻近的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区亦有出土。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地域以东的青铜文化遗存中动物纹器物非常少见。战国以后,动物纹器物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域内均有分布。
我们知道,在上述地域内商周时期居住着很多氏族和部落,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匈奴和东胡部落联盟。因此,在这一地域内流行的动物纹绝非某一部落或民族所独有,而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共同特点。过去,凡是见到装饰动物纹的器物,特别是透雕动物纹带饰,就以为是匈奴族的遗物,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事实证明,在匈奴和东胡族的文化遗存中都包含装饰动物纹的器物,有些方面像透雕动物纹饰牌,造型风格颇为相似,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显而易见,过去著录的所谓“鄂尔多斯式铜器”或“绥远青铜器”中,包含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遗物,笼统地称为“鄂尔多斯铜器”或“绥远青铜器”是不确切的。至于有人称之为“斯基泰式铜器”或“斯基泰—西伯利亚式铜器”更是错误的,不宜采用。
(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最早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主要是装饰青铜短剑和刀柄首的圆雕动物头像。由于这一时期的北方青铜文化遗存发现不多,本文所述早期动物纹的种类和特征不可能充分反映当时动物纹的全貌。但是,仅就本文所述的这批动物纹器物来看,它们的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东起河北青龙抄道沟、西至陕西绥德嫣头村。这两个地点虽相距甚远,但出土的动物纹却有一致的风格。如这两处都出鹿首刀,无论器物本身的形制和花纹,还是鹿头的造型风格都非常相像,这充分说明当时北方草原地区诸氏族和部落在文化上的交融。
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目前只知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有关遗存,缺乏比较分析的资料,这是今后工作中应予注意的问题。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认为是山戎部族的遗存,该文化动物纹与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前匈奴文化动物纹相比较,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某些区别。譬如单独的动物纹饰牌、群兽纹饰牌等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而刀、剑柄上的群兽纹,以及双尴纠结、双蛇衔蛙、展翅状鸟等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特点。鸟头、兽面形饰、屈足鹿等则是早期匈奴文化的特点。
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主要是匈奴和东胡族及其后裔的活动地域,它们均有风格一致的透雕动物纹饰牌,但匈奴文化遗存中有丰富的圆雕动物形象,而东胡文化系统的遗存中圆雕动物形象比较罕见。目前,由于发现的资料还不够充分,我们对匈奴和东胡文化系统的动物纹尚难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过去,在河北北部的承德、隆化、围场、滦平、张家口一带曾收集到大量的动物纹器物如若今后在这一地区多作些工作,我想这一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两汉以后,北方草原文化动物纹已趋衰落,但在后来的少数民族遗存中仍包含少量的动物纹器物。例如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的一座西晋时期鲜卑墓中出土一批金器,包括四马纹、四马头、虎狼相斗等题材的金饰牌,动物造型已具备全新的风格,变成纯粹的图案化。另外,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北魏墓中发现一件鹰袭击鹿纹铜带饰,题材和造型风格与两汉时期动物相斗纹带饰相同,说明这种带饰直到北魏时期仍继续沿用。
(三)文化艺术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各种题材的动物纹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生活实践的结晶,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的一种实用艺术。动物纹所表现的家畜如马、牛、羊、犬,正是他们长期饲养的动物。各种野兽的奔逐,野兽及家畜的撕斗,猛兽捕捉食草动物,正是草原民族日常目击的情景。鹰袭击鹿虎,骑马追兔等,则活生生的反映草原民族的狩猎生活。透雕动物纹饰牌中的双驼互斗、双马互斗、双人角斗等图形,同文献记载的匈奴人盛行摔跤,斗骆驼等活动完全相符。骑马捉俘,骑马出征,武士驱车图形,反映北方民族出征打仗,捉俘为奴的骑马战斗生活,同时也是研究民族服装、兵器、战车及装饰图案的珍贵资料。
应当强调的是,动物纹饰的艺术造型主要是反映当时人们的某种观念、情感和信仰。动物级多刻画猛兽及动物搏斗和撕咬图形,这表现了游牧民族勇猛强悍的性格及对英武善狩的崇拜。阿鲁柴登出土一件稀世珍品金冠饰,表现为展翅雄鹰鸟瞰狼食羊的图形,画面威严生动,其意显示出奴隶主贵族至高无上的权威。由于游牧民族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畜牧业,他们对家畜马、牛、羊有着特殊的感情,因而,反映在艺术上便是塑造大量各种形态的家畜图形。因此,我们研究动物纹可以从一个侧面探讨北方草原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
(四)动物纹装饰艺术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盛行,分布地域相当广泛,除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外,在蒙古、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正因为如此,研究所谓“野兽纹劫成为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国外,有不少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并把所谓“野兽纹刀看作是欧亚草原诸族的三个主要特征(兵器、马具和野兽纹)之一。有些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把我国北方地区的动物纹纳入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范畴,甚至认为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是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下形成的。
诚然,欧亚大陆草原诸民族间的长期交往,势必在文化方面互相影响和借鉴。战国后期,匈奴文化动物纹中出现的屈足鹿、躯体翻转兽、鹰头兽等,其造型风格与我国北方地区传统的动物纹迥然不同,显然是外来影响的结果。因为这些题材在我国境内找不到它们的渊源,而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中却广为流行,年代也早于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但是,有些装饰动物纹的器物,诸如商周时期的兽头刀和短剑,春秋战国时期的群兽纹长方形饰牌,卷曲成环的虎形饰牌,以及后来盛行的透雕动物纹带饰等,在我国境外的蒙古、外贝加尔、米奴辛斯克盆地都有发现。这些动物纹器物出现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年代早于其他地区,而且在我国境内都可找到它们的祖型。至于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圆雕动物造型及其他多种题材的动物纹,都有自身的特点,看不出与我国境外“野兽纹”有何渊源关系。因此,认为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是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下形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我们的初步分析,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中确有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及阿尔泰艺术的影响,但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题材和造型风格却有自身的特点,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及阿尔泰艺术有明显区别。当然,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的渊源及其与我国境外所谓“野兽纹”的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作深人细致的分析研究,这已超出了本文所探讨的范围,我们拟另文加以讨论。
编 者 按：注释从略，原文发表于《考古学报》1981年第一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