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蒙古高原汉代城居的出现，与汉朝边民迁居漠北及汉文化的北传密切相关。其中部分城居或为匈奴单于及其诸王提供农产品等生活资料。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分析，作为匈奴联盟的主体，单于及其诸王部落仍以畜牧为主业，兼营狩猎，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关键词]蒙古高原；匈奴；游牧；城居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21)02-0015-06

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又载：“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1]司马迁认为匈奴以畜牧为主业，兼营狩猎，过着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同时也表明匈奴没有必要修筑可以定居的城郭，亦未从事农耕之业。但另一方面，《史记》《汉书》等文献亦记载匈奴境内，即今蒙古高原有五座“城”，包括茏城、头曼城、赵信城、颓当城、范夫人城。特别是 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二十多处，以此判定匈奴存在定居生活方式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经济成分[2]。那么，如何理解《史记》记载的矛盾之处？以及蒙古高原的汉代城居与匈奴游牧生活之间的关系呢？

一、《史记》与《汉书》中的城

“城”的含义，历代文献多有解释，含义也有所变化。汉代的“城”与“城郭”，是四周用作防御的围墙[3]，是汉代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绝大多数汉代人口（黄河中下游地区）住在城内。汉代学者用有无城郭来描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4]。据《史记》《汉书》记载，在匈奴控制下的漠北地区有五座城，其中茏城、头曼城和赵信城与匈奴相关，颓当城和范夫人城是迁居漠北的汉朝居民所筑，以下详论之。

1.茏城

茏城是汉代匈奴祭祀天地、祖先与鬼神的场所。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 神。秋，马肥，大会蹛林，相课校人畜計”[5]。关于茏城是否如汉朝城市那样有四周环绕的城垣是值得怀疑的。汪维懋认为，“《后汉书》中之所以不再沿用《史记》《汉书》中的“龙（茏）城”名而改用“龙庭”和“龙祠”，其原因是因为“茏城”无城，名实不符，难以确指其地的缘故[6]。日本民族学者江上波夫认为茏城非固有名词，实为类似后世蒙古族“敖包”的小土包。其建筑形态是在其上堆积以草木等物以供匈奴民众祭祀[7]。乌恩岳斯图认为匈奴重要的行政中心龙城的规模和建筑是否与一般概念中的都城一样，有高大城墙环绕的宏伟宫殿，是值得怀疑的，推测茏城很可能是由旃帐构成的聚居点[8]。笔者认同三位学者的观点，茏城虽以城命名，可能并没有城墙。由此，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发现的和日门塔拉城址（俗称“三连城”）极有可能是匈奴“龙城”的观点[9]，笔者认为证据不足，仍需进一步探索。

2.头曼城

据《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条下载：“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10]据《史记》载，头曼是匈奴第一任单于[11]。故自清代以来，学者也就认为头曼城为匈奴第一个单于庭。如王先谦补注《汉书》曰：“头曼城，盖即冒顿父筑。”当代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一书中指出头曼城即“头曼的王庭”，并考证该城“在漠南阴山之北”一带[1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头曼城定在今内蒙古包头与巴彦淖尔一带的阴山里（内蒙古达茂旗和乌拉特中旗交界处）[13]。笔者以为将该城认定为单于庭或匈奴首领头曼所筑之城仍需探索。第一，头曼城不见于《史记》。若头曼城为匈奴第一个单于庭，或单于建造的城池，《史记》为何不载？第二，头曼城仅一见于《汉书·地理志》，不见其相关事迹。匈奴头曼单于在位期间是否拥有筑城技术是值得怀疑的。第三，目前考古调查暂未发现其城址。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皆未明确记载头曼城与匈奴有关。事实上，匈奴的单于庭并非所谓的“城”，不具有城垣的构造，而应是“帐”“穹庐”。待后文详论。

3.赵信城

赵信城是投降汉朝的匈奴贵族赵信叛回匈奴所筑之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元狩四年（前119）汉朝派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出征匈奴，“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闐颜山赵信城而还”。集解引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14]颜师古引孟康曰：“赵信所作，因以名城。”[15]蒙古学者认为赵信城在蒙古国南戈壁省诺木根苏木地区的巴彦布鲁格遗址[16]。赵信城建成之前，赵信投降汉朝，他即是匈奴贵族，又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匈奴人。据此推测赵信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建造了赵信城。

4.颓当城

汉高祖在位时期，为汉朝叛将韩王信所筑之城。据《史记·韩王信列传》载：韩王“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17]。《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颓当城标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西北。[18]颓当城为北迁漠北之汉人所建。

5.范夫人城

汉朝将领所筑之城。据《汉书·匈奴传上》载：贰师将军李广利“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19]《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范夫人城标于位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会达兰扎兰加德城（达兰扎德嘎德）西北[20]。汉朝将领之妻范夫人率领其众驻守该城，显然也是汉朝居民。

综上所述，《史记》与《汉书》提到的“城”，冯恩学认为以人名而称之城，反映出城的性质不是匈奴国家设立的行政机构的城，而带有私城的性质。还认为匈奴建城是从汉人学得的，主要目的是安置归降的习惯于定居生活的汉人，使其从事匈奴需要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城的主人即统治者是匈奴大贵族，或投奔匈奴受单于宠信的高官[21]。笔者基本认同冯先生关于《史记》与《汉书》提到的以人名而称的“城”带有私城性质的说法。然城的主人并非全部是匈奴大贵族，也有迁居漠北地区的汉朝官员，如颓当城、范夫人城。匈奴单于头曼为名的头曼城和匈奴祭祀的茏城，可能并不是汉朝的四周用做防御围墙的“城”。

二、考古发现秦汉时代漠北地区的城址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发现和发掘了秦汉时期的城址20多处。其中蒙古国境内最多，有10多处，主要分布于蒙古国的中央省、后杭爱省、布尔根省、肯特省、乔巴山省和东方省。据蒙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著《北匈奴》，其中《北匈奴的城镇》一章，以及普尔赉《匈奴三城的遗址》的发掘报告，对部分城址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2]。笔者根据蒙古学者的研究可暂将漠北地区的城址按照功能分为三类[23]。

1.祭祀功能的城址

主要有高瓦·道布古城，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尼拉嘎苏木的高瓦·道布镇。该城为四方形，围墙东西长360米，南北长367米。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古城，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克鲁河河口的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镇，四方形，长宽均为235米。布尔黑·多尔布勒金古城，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布尔黑河畔的布尔黑·多尔布勒金镇，四方形，各长180米，东面和南面围墙已被布尔黑河冲毁。巴隆多尔奥古城，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乔巴山之间的巴隆多尔奥镇，围墙长345米，宽335米。德尔津方台地城址，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孟棍茂利苏木辖区，在克鲁伦河右岸支流德尔津河左岸，方形，边长235米。布尔黑方台地城址，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孟棍茂利苏木辖区，在东布尔黑河右岸。方形，边长180米。和日门塔拉城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城址包括东西相邻、结构相同的三座城址，故俗称“三连城”。考古发掘报告认为该城是一座重要的集礼仪、祭祀、会盟功能为一体的礼制性场所[24]。

2.生活功能的城址

主要有伊沃尔加城，又译伊沃勒加城，该城位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得乌兰乌德市西南16公里处，在色楞河古道左岸的台地上。现存南北城墙长248米，北墙长194米，南墙长216米[25]。阿巴坎城，又称南西伯利亚之中国式宫殿遗址，位于俄罗斯贝加尔湖区的卡拉斯诺雅尔斯克省阿巴坎附近[26]。是目前发现距离汉朝最远的一个城址。

3.军事功能的城址

主要有位于蒙古南戈壁省诺木根苏木的巴彦布鲁格城址，以及位于朝戈特才苏木的莽古斯库热城。两座城址出土遗物大多为汉式兵器和其他器具，具有匈奴特色的遗物很少。蒙古学者断定两座城址可能是给降服于匈奴的汉人建造的军事要塞[27]。

以上考古发现的诸城址有共同的特征，即在城址内普遍发现汉式板瓦、筒瓦、卷云纹瓦当和陶器等，汉文化遗迹非常明显[28]。例如阿巴坎城址，发现“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汉字瓦当，还发现有汉式铜兽环、铺首、环头刀等物。城内大殿及其附近共有房屋二十间，各屋紧密相连，有地下取暖设施。苏联学者认为该城是西汉将领李陵的宫殿[29]，然根据中国学者的考证，此为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宅第[30]。宫殿的主人不论李陵，还是须卜居次云，城的建造和使用者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匈奴人。乌恩据此认为在匈奴统治的地区内，具有特殊身份的汉人也可以建造汉式的宫殿，过着与游牧的匈奴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31]。阿巴坎、伊沃尔加等城址的发现以及城址中汉文化特征明显，反映了极少数匈奴人过上了城居生活，也印证了汉朝边民迁居漠北的史实。

三、汉代边民迁居漠北与城址的出现

文献所载与匈奴相关之城均出自《史记》和《汉书》，即秦、西汉时期。再考察漠北地区的城址的断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某些城的使用沿至东汉初期）[32]。查阅史籍，秦、西汉时期的城（《史记》和《汉书》所载的城），至东汉时期文献中（《后汉书》中几乎未载关于匈奴控制下的漠北地区的城）竟较少记载。那么，为何在秦、西汉时期漠北地区出现诸多具有汉式风格的城址？

笔者认为漠北地区城址的出现与汉代边民迁居漠北及汉文化的北传密切相关。据载早在战国后期已有中原人士迁居漠北匈奴处。首见于史的是战国时期的燕王喜二十七年（前228）,秦国将樊於期逃亡至燕国，燕国太傅鞠武向燕王建议将樊於期转送匈奴，以便联合匈奴共同抗击秦国。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征发30万大军攻打匈奴，又筑长城戍守边疆，徙民实边。秦亡后，不少边民与驻守的戍卒逃入匈奴控制下的漠北地区。至汉代，更大规模的汉朝边民因不同原因以不同途径迁入漠北地区。这一时期迁居漠北的秦汉边民无法计算，但据史料可知为数不少。相关研究已有多篇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笔者不再赘述[33]。总之，汉代匈奴漠北地区城址的出现与汉代边民迁居漠北及汉文化的北传密切相关，这些城址是由迁入漠北的汉朝居民或汉化的匈奴贵族建造与使用。至东汉初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边郡的内徙，文献中也就再无漠北之“城”的记载。

蒙古高原地处亚洲内陆，南邻发达的中原农耕文明区、西邻欧亚大陆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普遍存在。汉朝边民迁入漠北，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汉文化，他们大多以农业为生。考古发现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据考古学家对诺颜山墓葬的发掘，该墓出土了盛着谷物的大型陶器。乌兰乌德发掘出了汉人惯用的铁镰等农业工具。林幹据此认为匈奴人的农业受到了汉人很大的影响，农业技术就是从汉人那里传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多也是汉人[34]。匈奴粮食的主要来源除掠夺、互市外，再有一部分应来自城址。如赵信城，元狩四年，汉军攻破赵信城后，缴获城中积粟以补充军队，然后烧毁其城和余粟。诸多学者以此为匈奴从事农业生产的证据[35]，赵信城具有为赵信及其部众提供粮食供应的作用，城中积粟来源无明确记载，掠夺、互市或是汉朝的赏赐皆可能。赵信本是匈奴贵族，战败投降汉朝，封为翕侯，在汉武帝时期的多场战争中立过战功。后又因兵败，复降匈奴。赵信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匈奴人，因此，我们也不应排除赵信城中的积粟就是城中的汉朝边民所种植的可能，赵信的部众或城中居民主要由汉、匈奴人组成。考古发现也证明一些城址居民由汉人、匈奴和当地土著人组成，例如伊沃尔加城的居民和民族构成即是如此。潘玲在分析伊沃尔加城遗址后认为，该城居民是身份和地位比较低的农民、手工业者。在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匈奴社会中，他们只是为补充游牧生产方式不足而组成的特殊生产集团，与匈奴社会主体居民并不相同[36]。匈奴社会主体居民，是单于及其诸王部落，而在伊沃尔加城遗址从事农业、手工业者是极少数的匈奴平民和迁居漠北的汉人。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城址虽然难以一一对应，但都明确反映了汉朝边民在漠北地区以城址为中心从事农耕生活。城址虽然为匈奴贵族提供部分粮食，可能部分匈奴（只占匈奴人口的极少数，不包括匈奴单于及其诸王）平民也学会了农耕，但不能以此证明农业和定居已经成为匈奴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更不宜过高评价城址在匈奴日常游牧生活中的作用。

四、匈奴单于及其诸王日常游牧生活的考察

汉代匈奴漠北地区的城址或城居多大程度上反映匈奴单于及其诸王日常游牧生活？有学者认为随着汉人流入和农业地位的提高,匈奴建筑业发展起来，因此出现了若干城，如赵信城、范夫人城。并以郅支城为例，认为匈奴人自己也建筑城镇，掌握了筑城术，在西域实现了定居[37]。此说值得深究，笔者认为不宜对匈奴的建城技术评估过高。

上文已论，据文献记载赵信城、范夫人城、颓当城皆与汉朝降将相关，其城应是汉朝边民参与建造的。对于西域的郅支城，是以匈奴郅支单于为名的城。郅支单于是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兄，参与五单于争立。不敌汉朝和呼韩邪单于，在公元前44年，西域康居王为乌孙所困，欲联合郅支对抗乌孙。郅支接到康居王邀请挺进西域。据 《汉书·陈汤传》载，公元前36年，郅支单于攻陷西域大国乌孙后，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河畔筑内、外二重城“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38]。该城称为郅支城，其城与考古发现的汉朝居延城址外城形式非常相似[39]。《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郅支城标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江布尔市[40]。郅支城位于西域，不在漠北。郅支单于入西域之前，不见城居。挺进西域后，面对复杂的军事环境，为抵抗汉军的进攻，霸占康居国，不得已发动康居民众建造了一座城。包括康居在内的西域诸国很早就已拥有高超的造城技术[41]，修筑郅支城应主要依靠康居民众。郅支城不久为汉军攻破，郅支也为汉朝击杀，因此，匈奴郅支单于并未在西域实现稳定的城居生活。

笔者并不否认上述城址有少部分匈奴居住，实现了城居。然作为匈奴联盟的主体，单于及其诸王部落是否实现了城居呢？以下详论之。

据《汉书·匈奴传》载，西汉昭帝时期匈奴壶衍鞮单于为防御汉军越漠攻击，大将卫律向单于献策“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和我”，然当单于“穿井数百，伐材数千”后，又有匈奴谋士向单于进言“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42]。卫律父亲是归顺西汉的胡人，卫律生长在汉朝，后来战败投降匈奴。与赵信一样，二人汉化颇深。最终，卫律的这一城防计划搁浅了，说明直至西汉后期，未有匈奴单于及其诸王建造城池的实例。

单于庭是单于的居所，据《史记·匈奴列传》 载：“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43]。此处“穹庐”，即指单于庭。而后，汉使杨信出使匈奴，乌维“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索隐》案：“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产云‘单于无城郭，不知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44]可见汉朝使节觐见单于的场所即单于庭亦称穹庐。《盐铁论·备胡》载匈奴的居住形态是“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45]。《盐铁论》卷五二《论功篇》则详细记载了这种居住形态的制作方法，即“织柳为室，旃廗为盖”。先于四周围以柳条，再在穹顶上面以毛毡覆盖。单于庭，并不是城，更不会有城郭。

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南匈奴单于等八部诸王迁居汉地，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沿边八郡。其中，单于庭入驻西河郡美稷（治今准格尔旗榆树壕古城）120多年。单于及其部落游牧于美稷县域，绝非入居美稷县城[46]。其他七位诸王部落亦游牧于北地、朔方等郡域。有学者认为“城”很可能成为匈奴人保护部众、财产的重要依托，他们甚至依仗一些城邑与汉军作战，这与西汉时期“胡人不能守城”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自南匈奴归汉后，城的政治、军事意义在匈奴社会中更加显著，匈奴人也更加懂得利用城[47]。笔者以为此说夸大了“城”在匈奴政治、军事中的作用。曼柏故城，即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哈勒正壕古城，位于美稷县故城北偏西38公里处，为五原郡属县。正当北通阴山要道。东汉政府在曼柏设立度辽营，创置度辽将军府，意在配合使匈奴中郎将加强对南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有效管理[48]。事实上，师子将其庐落撤入曼柏城内，与郅支单于在康居建造郅支城如出一辙，皆是在军事压力之下的迫不得已行为。该史实清晰地证明师子等其他诸王部落日常生活皆游牧于城外，只有遭遇特殊情况，得到汉朝允许后才能入城避难。

东汉时期，即使南匈奴单于及其诸王迁居汉朝，也尚未实现城居。

五、结语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与匈奴控制下的漠北地区有诸多城并不矛盾。前者刻画的是以单于及其诸王为首的绝大多数匈奴部落的日常游牧生活，后者记录的是漠北地区在汉代边民迁居及汉文化北传影响下，出现的具有中原风格的城址。文献与城址考古证明极少数受汉文化影响的匈奴贵族和平民实现了城居生活，但是作为匈奴联盟主体的单于及其诸王部落仍以畜牧为主业，兼营狩猎，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0页。

[2]关于匈奴“城”的研究主要有,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第420页;马利清:《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中州学刊》2012 年第1期,第132页;马利清:《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49页；王海:《论匈奴社会中的定居因子》,《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第70页；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及远东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国外相关研究有:[苏]П.Б.科诺瓦洛夫著,张文芳译:《匈奴研究的若干总结及其任务》,《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3期;〔苏〕А.В.达维多娃:《匈奴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文物考古参考资料》1983年第5期,第21页;〔日〕内田吟风:《古代游牧民族に于ける土木建造技术:特にトランスバイカリア发见の匈奴營垒址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1951年第11卷第2期,第111页;〔日〕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要说篇》,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第93页。

[3]凡是四周有城墙的聚落,都称之为“城”。有些聚落四周虽然没有城墙,只有围墙等防御设施,汉代人仍称为“城”或“城郭”。参见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4]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0页。

[5]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6]汪维懋:《匈奴龙城考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142页。

[7]〔日〕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京都）全国书店,1948年,第225-279页。

[8]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9]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5期,第20页。

[10]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0页。 [11]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7页。

[1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28页。

[1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14]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0页。

[15]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0页。 [16]Д.Цэвэжндорж,З.Батсайхан,Ц.Тербат.Хуннугийн хот суурины асуудалд.--ШинжлэхУхааны Академийн Мэдээ.1994.№3-4。

[17]司马迁:《史记》卷92《韩王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35页。

[1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39页。

[19]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1620页。

[2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39页。

[21]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及远东考古》,第495页。

[22]〔蒙〕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乌兰巴托,1961年。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3页。关于漠北地区匈奴时代的城址介绍还可参见特尔巴图:《蒙古国匈奴城址研究》,魏坚、吕学明主编:《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Х.Пэрлээ.Монгол ардулсынэрт,дундадуеийнхот сууринытовчоон.УБ,1961;Д.Цэвээндорж,Д.Баяр,У.Эрдэнэбат.Монголын эртнийхотсуурины судалгаа.Монголы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шинжлэхухаан.УБ.,2007，т.139。

[23]蒙古学者巴图塞将考古发现的蒙古及前苏联的匈奴时代城址亦按照功能划分为三类,包括农业和手工业遗址、宗教祭祀遗址和边防烽燧遗址。参见З.Батсайхан.Хунну（архесологи,угсаанны зуй,туух）,УБ.,2002,Т.46。

[24]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发掘简报》,第20页。

[25]关于伊沃尔加城研究的论著主要有:А.В.Давыдова.Иволгинское городище.СПб,1995;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6]林幹:《匈奴城镇和庙宇遗迹》,第413页。

[27]特尔巴图:《蒙古国匈奴城址研究》,第181页。

[28]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420页。〔蒙〕D.策温道尔吉、D.巴雅尔、Ya.策仁达格娃、Ts.敖其尔呼雅格著,〔蒙〕D.莫洛尔俄译,潘玲、何雨濛、萨仁毕力格译,杨建华校:《蒙古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2页。

[29]Л.А.Евтюхова,В.П.левашева. Раскоп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дома близ Абакана,КСИИМК,1946。

[30]笔者更倾向于该城的主人是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参见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第55页。

[31]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420页。

[32]马利清：《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第132页。D.策温道尔吉在考察高瓦·道布、特列勒金·多尔布勒金等分布于漠北的城址后,认为其时代在匈奴时期,参见〔蒙〕D.策温道尔吉、D.巴雅尔、Ya.策仁达格娃、Ts.敖其尔呼雅格著,〔蒙〕D.莫洛尔俄译,潘玲、何雨濛、萨仁毕力格译,杨建华校:《蒙古考古》,第132页。

[33]关于汉朝人士留居匈奴漠北地区的研究主要有:吴明月:《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张元城:《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王庆宪:《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6期;王庆宪:《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王庆宪:《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4]林幹:《匈奴社会制度初探》,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第287页。

[35]衣保中、王世红:《汉代匈奴粮食生产及其与中原的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第52页。

[36]А.В.Давыдова.Иволгинскоегородище.

СПб.,1995;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第128页。

[37]张元城:《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页。

[38]班固:《汉书》卷70《陈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09页。

[39]宋新潮:《匈奴文化及其对两汉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36页;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1页。

[4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37-38页。

[41]关于西域诸国的城,参见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42]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82页。

[43]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3页。

[44]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2页。

[45]桑弘羊纂、王利器校:《盐铁论校注》卷7《备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46]王兴锋:《论东汉南匈奴单于庭驻地的四次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第45页。

[47]王海:《论匈奴社会中的定居因子》,《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第72页。 [48]王兴锋:《论东汉南匈奴单于庭驻地的四次迁徙》,第45页。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6卷第2辑2021年4月，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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