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乐
摘要：中国古代北方草原青铜艺术精品与佳作不胜枚举，其中青铜饰牌是草原青铜艺术中最为精彩的“亮点”。而“虎噬马”纹带饰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是比较典型的鄂尔多斯青铜饰牌之一，它们以其独特的立意、构思巧妙的构图设计、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娴熟的技巧，显示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青铜艺术独特的造型语言特色。
关键词：虎噬马；纹带饰；虎豕咬斗；纹金牌饰；鄂尔多斯；青铜饰牌；造型语言
分类号：J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08)02-0059-04
中国北方草原，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被人们誉为“行国”、“北方骑马民族”和“马背民族”的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美丽的草原上。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北方草原青铜艺术，从繁荣到衰落，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其艺术种类繁多，其中主要的有武器中的短剑，生活用具中的刀，人身佩带和车马装饰用的各种动物纹饰牌、扣、环等。这些器物和装饰品的动物纹造型，多以马、牛、羊、驼等家畜类和虎、豹、狼、野猪、鹿、鹰、鸟等野生动物为主。工艺上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手法，运用写实和图案化的装饰手法，加上大胆的构思，创作出鸟形、兽头形、伫立兽形、弯曲兽形、群兽形、动物咬斗形、人物和车马动物纹组合等生动的艺术造型，形象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草原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1](1122)
其中中国北方草原青铜饰牌，就是以青铜为材料雕刻或铸造的各种精美纹饰的饰牌，它们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和显著的游牧文化特征。
纵观中国古代北方草原青铜艺术，精品与佳作不胜枚举。这些以各种动物纹饰为主要特征的北方草原遗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最为集中，故史学界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其中青铜饰牌是草原青铜艺术中最为精彩的“亮点”。
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是用作服装和马具上的装饰，大多为模铸，以青铜材料为主，亦有黄金制品。由于其采用平面浮雕的形式而具有较充分的自由表现空间，因而所反映的内容信息量很大。在表现形式上，从单独的兽头、人面到群兽搏斗以及人物、动物和风景结合的复杂构图均有体现。根据构图的特点可以归为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等几种类型。
其中，“虎噬马”纹带饰、“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分别出土于宁夏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据考证其年代当属战国时期。其造型无论在立意构思、造型构图、装饰手法上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1．立意构思，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强悍的性格和对强者的崇拜
中国北方草原青铜器饰牌，是中国北方草原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它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息息相关。西汉以后中国北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和中原民族接触交往更加频繁，也更多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现存的中国北方草原青铜饰牌品类丰富多彩，尤以畜牧狩猎题材最为突出。[2](108-110)“虎噬马”、“虎豕咬斗”两件饰牌中，我们可以看出，动物互相咬斗、强者捕捉弱者的生动形象，对于这种暴力场面的描绘的寓意不是对弱者的怜悯，而是对强者的敬畏和赞叹。反映出匈奴人观念中对自然界物种竞争，即所谓适者生存现象发自其生存本能的认同，以及视强者为英雄的由衷赞美和崇敬之情。
著名历史学家孟驰北先生在《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写道：“对动物的塑造，也就是间接对人的塑造。当人作这种塑造时，不仅丰富了动物，也激发了人的超越冲动，激起人的想象力的驰飞……”“人类塑造动物，是一次人的自我观照。但在塑造过的动物身上显露出的只是与兽性混合在一起的人性、人情……人的自我观照使人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人在对自然的塑造中，会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到塑造物身上。”[3](180-185)匈奴人创造这些饰牌的同时，无疑也寄托和表露着自己的愿望，同时希望自己有猛虎的力量和强悍。
2．构图设计巧妙。变化丰富
“虎噬马”饰牌，其构图整体造型呈P形，属于“适合纹样”图形，就是在既定的形状限制范围之内进行“布局经营”。在整幅画面的构图中，虽然没有规矩的边框，但虎呈伫立形，长尾下垂，抬头张口咬住马的颈部，马四肢屈卧，通过饰牌底边和前侧边饰斜线纹与虎尾、虎背相连，贯通形成画面的外缘，有机地将虎与马统一在一个画面中。四角各有一圆形镂孔，便于缝缀，营造出构图饱满、疏密得当的艺术布局，极富韵律美和节奏美。又如“虎豕咬斗”饰牌，在构图上，整体造型是规矩的方形，是最为典型的“适合纹样”图形。在构图上虎和野猪占据画面下上两部分，互相交织在一起，虎前肢卧地，张口咬住野猪的后腿，野猪也不甘示弱咬住虎的后腿，而奋力抗争，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相持态势。虎的后腿作反转状，旋转的线条增加了动势，使画面产生强烈的动感。用周边绳索纹图案将虎与野猪巧妙地归结在方形的边框内，使画面动中有静，充分体现了节奏与韵律之美。
3．采用透雕、浮雕等表现手法刻划细致入微
“虎噬马”饰牌采用透雕的手法，将虎的四肢、尾巴及马的驱干处进行镂空处理，这样可以很好地将虎强壮发达的四肢表现出来。四角处用于缝缀的镂空圆孔，又起到了稳定画面的作用，可见设计之巧妙。在线的运用上，虎身纹采用动感很强的、密集的旋转线条，把虎强壮的体魄和力量表现出来；而马身上则采用面的形式表现。这样一疏一密，很好地将两者组织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铸造工艺上，采用透雕的方法，这在当时以铜料为非常珍贵的情况下，既节约原材料，又减轻了随身装饰或携带的重量，适合生活上流动和迁徙的特点，同时，使器物有阳光通透感而更具神彩。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采用薄浮雕的形式，造型生动，做工精细，表现手法挥洒自如，显示出非常成熟的造型意匠，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在画面中，虎与野猪互相交织在一起，采用形(线)的共用和透叠式的构图手法，图即是地、地即是图，彼亦是此、此亦是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线的运用上，虎身纹采用粗、长、疏、曲的线进行装饰。而野猪身上则采用了细、短、密、直的线条进行装饰，通过变化线的对比，将强者与弱者很好地表现出来，同时虎与野猪的四肢、尾及头互相穿插交织，形成动势。背景的凹陷将虎与野猪的立体感和质感表现出来，边缘装饰的绳索纹又增加了整个画面的立体感及整体感。
4．造型技巧娴熟。写实与写意的手法有机融合
“虎噬马”饰牌，巧妙地应用了写意的手法。如虎张大口，咬住马颈，四条粗状的腿呈伫立状，长尾下垂。既夸张了虎头，又体现了虎的形象和虎的基本特点，加上虎身粗犷，虎纹线条的衬托，极富视觉冲击力地突出了山中之王的威武气势。而马的处理则采用了意到笔不到的功力，将马的身躯进行弯曲扭转，将它的体积处理得较小，马头下垂，表现出很无奈的弱者形象。整个饰牌动物形象逼真生动，构图巧妙合理，是一件艺术韵律浓厚的佳作。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在具体形象的刻划方面，运用了写实性的造型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造型者对动物的深刻了解，他们在深入观察和掌握各类动物本质特征的前提下，进而提炼概括，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在形象的细节刻划上，运用夸张的手法，虎前肢卧地，张开大口咬住野猪的后腿，野猪更不示弱地咬住虎的后肢，虎的后肢作反转状，表现出血腥残酷的杀戮场面，虎与野猪的神态反映出弱肉强食、能者生存的激烈竞争。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北方草原青铜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造型艺术规律和装饰语言。“虎噬马”纹带饰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运试析“虎噬马”、“虎器吱斗”趺饰牌的造型语言黪用简洁洗练的艺术技巧，朴实无华的装饰语言，在饰牌的方寸之间营造了可以引发观者无限联想的广阔空间，从而传达出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真可谓神来之笔。构思巧妙、运用“适合造型”的艺术手法，变限制为动力，化制约为契机，创造出精美的动物造型饰品。采用变化与统一，对比与协调的造型手法，使画面生动而富有活力。在深刻认识动物结构和解剖规律的基础上，大胆采用概括、夸张、提炼、取舍的艺术技巧，创造出种类繁多的程式化的造型方法。灵活运用装饰性的手法，对造型、动势、点、线、面进行布局。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观念，将写实与写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精美绝伦、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形象。
经过数千年漫长历史而为今世遗留下来的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园圃。同时，又引发我们的无限遐想，我们通过许多草原青铜艺术的精品与佳作，可以总结和汲取前人创造的造型艺术规律和成果，并使其发扬光大。面对草原民族所创造的青铜文化，我们不仅欣赏到艺术美，同时还能感悟到一种精神，感受到一种艺术创造的灵动与活力。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青铜饰牌艺术，再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以及通过动物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精神世界，强烈的民族个性和审美意识以及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征。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独特的造型风格，夸张的艺术手法，丰富的装饰语言，并显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陈兆复．中国少数民族美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五卷）第二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