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关键词]西汉；西北边疆；边疆民族；多元一统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8)01-0067-06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历史主要记载在《汉书•西域传》等文献当中。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来看，西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西域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至欧洲的广大地区，那些距离汉王朝很遥远的地区与汉王朝主要是文化联系，受中国文化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广义的西域是中国的文化边疆。[1][2]狭义的西域仅仅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至葱岭以东地区，是西汉王朝西域都护府辖地，是西汉王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因此狭义的西域就是汉王朝的西北边疆，本文所指即是狭义的西域。关于此范围内的汉代边疆民族史研究比较薄弱，除了龙显昭《汉代西域族属及其与周秦“西戎”之关系》[3]等为数不多专门探讨汉代西北边疆民族源流的单篇论文外，还有一些散落在周伟洲、杨建新等人的系列研究中。如周伟洲的《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著作，[4][5]宏观上论述了古代西北民族的族源、分布、融合及其魏晋之后西北民族关系等问题，较少涉及西汉时期西北的民族。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6]介绍了古代西北戎族、匈奴族、月氏族、乌孙族、氐族、羌族、鲜卑族和吐谷浑族等，其中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两汉时期的西域各族。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汉书》记载为中心，对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作一专门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汉代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治生态
西汉王朝以国家的力量对西北边疆进行开发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之后西北边疆的绝大多数民族都接受汉朝羁縻统治，属西域都护府直接统辖。《汉书•西域传》载：“(西域)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7]而分布在葱岭以西的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7]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整个西北边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北边疆各民族既是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者，众多的中国文化通过这里向广义的西域传播，广义西域众多的文化也通过西北边疆各民族传到东亚地区，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治生态是复杂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北边疆的民族没有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几十个民族“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7]虽然西汉初期匈奴进入西域取得了对西域大部分的控制权，但是西北边疆的民族“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即匈奴也没有能力把他们统一起来。
第二，匈奴主要希望从西北边疆的民族那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并不是希望把相关民族吸收到匈奴当中，所以《汉书•西域传》的“赞”说：“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7]
第三，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发达的政治制度、强大的经济实力、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使西北边疆各民族“思汉威德，咸乐内属”。[7]除了鄯善、车师等被匈奴逼迫之外，绝大部分西北边疆的民族都愿意接受汉王朝的治理，即“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7]因此，班固在《汉书•西域传》当中最后总结说：“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7]
综上可见，西汉王朝西北边疆的各民族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联系是紧密和久远的，他们很少被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政治力量所控制，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影响主要在文化方面。[8]
二、西汉王朝西北边疆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与民族识别
(—)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南部的氐羌系统民族
在一般人的意识当中通常认为中国的西北边疆是没有氐羌系统民族的，以为氐羌系统的民族主要是分布在甘青高原和西南地区，实际上西北边疆也有氐羌系统的民族，《汉书•西域传》就提到西北边疆有氐羌系统的民族存在，并且进行了相关的识别，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群体在《汉书•西域传》被称为“羌氐行国”，这些民族的文化特征就是游牧，所以称为“行国”。“羌氐行国”有西夜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等，主要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南部叶尔羌河东西两岸，即今天莎车县南部、和田市西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东部的三角形区域内，是距离汉王朝的首都长安和汉王朝在西北边疆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比较远的民族群体，这些民族如果从现代民族研究的角度来看应当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先民。现分别对具体的识别情况论述如下。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7]这是在《汉书•西域传》当中第一次提到民族的族属问题，并且进行了相关的民族识别，在文中首先确定西夜的民族身份，认为西夜是属于氐羌民族，然后特别指出与西夜同类的有蒲犁、依耐、无雷国，这些民族都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即“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这儿的“胡”指的是匈奴，说明虽然同样都是游牧民族，但是西夜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不是“胡”，也就是说氐羌民族与匈奴在民族源流上是不同的。此外，西夜国又叫作“子合”，所以西夜国的国王才会叫作“子合王”，西夜国的土地也才会叫作“子合土地”。
与西夜国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蒲犁国，同样是属于羌氐系统的民族，《汉书•西域传》说：“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7]文中说蒲犁国“种俗与子合同”，这儿的“种”指的是蒲犁国的民族与西夜国在民族来源上相同，既然“种”相同，那么文化也应该相同，所以“俗”也就相同。
依耐国、无雷国的民众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也是氐羌系统的民族，《汉书•西域传》说：“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少谷，寄田疏勒、莎车。……无雷国，王治无雷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寄田疏勒、莎车。俗与子合同。”[7]则依耐国、无雷国的民族也是属于羌氐系统的民族，所以才会说依耐国、无雷国的民族在文化上与子合相同。
（二）分布在今天新疆西部到中亚地区的塞人
历史上今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各族的先民，也曾经分布在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他们的人种特征是高鼻深目，在《汉书•西域传》当中被称为塞人，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塞人应当属于欧罗巴人种。
塞人原先是中亚地区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民族群体，但是因为匈奴打败了大月氏，引起了整个中亚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进入西域，之后又向西进入今天的阿富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塞人“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7]也就是说塞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为几个政治集团，但是都属于塞人系统。在《汉书•西域传》当中是这样记载休循国、捐毒国这两个属于塞人系统的民族的：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7]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7]
显然，《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首先明确休循国、捐毒国的族属为塞人，都是游牧民族，即“（休循国）畜随水草”，“（捐毒国）随水草”；其次通过“在葱岭西”和“依葱领”来告诉我们西汉时期塞人的分布空间，即休循国分布在葱岭的西边，为今天中国新疆西部喀什市以西，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到达乌兹别克斯坦东部，捐毒国则分布在今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地方。
对于塞人的民族源流也有不同看法，颜师古在《汉书•张骞传》当中注释说：塞人“即佛经所谓释种也。塞、释声相近，本一姓也。”[7]也就是说颜师古认为塞人就是信仰佛教的古印度人，这样的看法是不太准确的，二者相同的就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塞人与印度的雅利安人都属于欧罗巴人种。
（三）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北部到哈萨克斯坦的乌孙
乌孙是汉代中亚地区分布最为广大、人口最多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的故乡是在中国，最早与大月氏同时游牧在今甘肃河西走廊，据《汉书•张骞传》记载，说张骞居住在匈奴的时候“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9]对此，颜师古注释说最早乌孙分布在:“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因为大月氏攻杀了乌孙的首领难兜靡，占领了乌孙的分布区，许多乌孙的民众只好逃到匈奴分布区，投靠匈奴。
对于西迁之后的乌孙，《汉书•西域传》说：“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7]说明乌孙也和其他城郭诸国一样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管辖，由于乌孙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所以汉王朝在乌孙任命的官员是最多的，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7]
从民族的源流关系来看，乌孙与匈奴有近亲的民族源流关系，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乌孙与匈奴都有狼图腾崇拜，所以《汉书•张骞传》记载说乌孙的首领难兜靡被大月氏杀死之后“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9]狼在危险的时候救助人的神话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值得重视的是新生的昆莫是被匈奴单于“爱养之”，并且抚养长大扶持为乌孙首领。但是，因为乌孙占领了大月氏、塞人的分布区，所以许多没有迁徙的大月氏人和塞人融入乌孙，对此，《汉书•西域传》记载说：“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7]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孙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民族，而且具有一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7]
乌孙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是地域广大而且平旷，西南有伊塞克湖、中间是伊犁河流域、北有赛里木湖和艾比湖；气候特点是降雨量大而且寒冷，在山区生长着众多的松树和樠树，许多树都是乌孙人种植的，所以文献记载说“不田作种树”，[7]即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却种植树木，整个生产生活的特点是“随畜逐水草”，这与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民族是相同的。
三、西汉王朝防御匈奴的国家战略及其在西北边疆民族中的职官设置
整个西汉王朝时期，西汉王朝的国家战略重点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而对于西北边疆的治理也是防御北方匈奴进攻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各民族政权当中设置了许多专门负责与匈奴作战的官员，从空间上来看积极参与西汉王朝抗击匈奴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域都护府驻地乌垒城附近，例如尉犁国因为处在防御匈奴的战略要道上，所以汉王朝在尉犁国任命了“击胡君”，这儿的“胡”就是指匈奴。现从西汉王朝为了攻击匈奴在西北边疆各民族中的职官设置角度分述如下。
危须国分布在今天新疆博斯腾湖东北，西至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五百里，“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7]危须国距离汉王朝的首都长安比较近，是西汉王朝在西域防御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西汉王朝才会在仅有四千多人的危须国任命众多与防御匈奴有关的官员，即“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等等。
疏勒国分布在今天的喀什市附近，虽然距离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比较远，有2210里，但疏勒国是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西南方向防御匈奴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7]疏勒国地处西域的交通要道，是进入中亚的通道，因此经济比较发达，有固定的商品交换市场，与汉王朝的关系比较紧密，所以西汉王朝在疏勒国任命了一个“击胡侯”，目的是让他们帮助汉王朝防御匈奴。
龟兹国分布在西域都护府西部，为今天塔里木河中游的北部，东至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350里，“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7]龟兹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在西北边疆各民族中有着十分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光胜兵者就有二万多人，正是因为如此，西汉王朝任命的官员就比其他民族的官员要多得多，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专门为了防御匈奴的官员有“却胡君三人”，此外，因为西北边疆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各民族的文化交往频繁，汉王朝在西北边疆各民族政权当中大都设置了专门负责管理翻译（按，当时称为译人或者重译）的官员“译长”，例如为了做好西汉王朝在龟兹国的相关联络事务，就任命了“译长四人”。
尉犁国在今天的库尔勒市，距离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三百里，“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7]尉犁是距离长安最近的西北边疆民族，距离西域都护也是比较近的，因为处在攻击匈奴的战略要道上，所以汉王朝在尉犁国任命了“击胡君”作为西汉王朝防御匈奴的一个官员。
焉耆国在尉犁国的北部，西南至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400里，“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北与乌孙接。”[7]焉耆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是西汉王朝在西域防御匈奴和帮助西汉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力量，所以汉王朝在焉耆国任命与防御匈奴和安抚车师有关的官员最多，具体有击胡侯、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
车师后国在乌鲁木齐东部，西南至西域都护治所1237里，是直接面对匈奴的一个民族政权，“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7]所以西汉王朝在车师后国设置了攻击匈奴的“击胡侯”。
综上所述，从西汉王朝与西北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汉王朝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武装力量“胜兵者”是西域都护府在西北边疆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西汉王朝能够在西北边疆征来多达万人的军事力量参加战斗，由此可见当时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动员是十分有力的，特别是在相关的军事行动当中，西北边疆各个民族政权的胜兵者都积极参加军事行动，例如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派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的胜兵者攻击车师“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7]如果这些军事行动都是西汉王朝的军队去完成，恐怕是很难的，那样将会影响西汉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有效治理。
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整体来看，有许多民族因为在地理上接近汉王朝直接治理的地区，所以与王朝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密，例如婼羌国、鄯善和且末国。而婼羌等因为距离西汉王朝政治中心最近，所以国王的名字都叫做“去胡来王”，[7]对此，颜师古注说：“言去离胡来附汉也。”[7]
四、小结
第一，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今天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反映了中国各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和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二者之间多元一统关系的历史事实，即中国西北的各民族的出现与发展是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的，而且统一多民族中国与葱岭以西的海外民族及其国家的紧密联系也是通过西北边疆民族来建立的，这是今天我们研究“一带一路”的历史起点。因为，在《汉书•西域传》当中对西北边疆民族的记述是按他们与汉王朝的首都长安的距离来进行的，又由于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治理机构是西域都护府，所以同时也要记述每一个西北边疆民族与西域都护府治所的空间距离，表明他们与汉王朝的政治关系，即以长安和西域都护府作为空间参照来说明所记述相关民族分布的具体位置。例如，车师前国“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7]东且弥国，“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7]等等。
第二，从王朝国家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了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西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紧密的政治关系，受西汉王朝西域都护的直接治理，所以汉王朝对这些民族的官员都授予了汉王朝的印绶，凡事皆得佩戴，所封赐的各种官员多达376人，有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等等。和西汉王朝内地不同的是，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自由行事，不受西汉王朝的具体管理，但是在政治上必须承认受西汉王朝治理。尽管如此，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任命的官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西北边疆的政治形势来进行相关官员的任命，因此可以从他们的职官设置上面看到与西汉王朝的关系，例如西汉王朝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与车师关系紧张，经常发生军事冲突，所以西汉王朝在善鄯就曾经设置过“击车师都尉”和“击车师君”的职官；此外，由于西北边疆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所以必须配置大量的翻译，于是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政权中就设置了众多的专门负责对外联络的译长，例如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7]卑陆国虽然不太大，但是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因此汉王朝在他们那里任命了“左右译长各一人”。又例如扞弥国，“王治扞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今名宁弥。”[7]扞弥国应当属于综合力量比较强大的政权，有胜兵者3540人，而且对外交往也比较频繁，所以译长都设置了两个。
第三，从世界民族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匈奴对大月氏、乌孙等民族的攻击，使原来分布在中国祁连山、敦煌之间的民族纷纷向西迁徙，从而引起了整个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具体为：大月氏、乌孙因为匈奴的攻击进入西域，而当时的西域是塞人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大月氏发动了对塞人的攻击：“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7]同时在《汉书•张骞传》当中也有记载：大月氏被“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9]就在大月氏占领塞人的故地不久，乌孙又进入西域与大月氏争夺塞人的故地，结果是“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因此，乌孙的分布区不断扩大，“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最后，原本是塞人的分布区，因为大月氏、乌孙从东向西的迁徙引起了中亚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从此以后印欧语系的民族基本上就退出了汉王朝的西北边疆，现代中国境内的印欧语系民族都是后来迁徙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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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