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关注北方匈奴问题。为保证秦都咸阳北部的安全，始皇嬴政在公元前215年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匈奴战败后，向北逃至漠北地区，由此对比较稳定的北方草原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匈奴将政治重心全面转向北方草原，调整与周边强大部族的关系，稳定了战败后的不利局面，维持了自身在北方草原的政治地位。作为曾经与东胡、月氏并立于草原的强大部族，匈奴利用有利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为日后的重新崛起积极谋划，最终消灭其他草原部族，统一了北方草原。
关键词:秦国；匈奴；北方草原；政治格局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18）05-0102-06
一、引言
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齐国，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事业，同时也结束了中原地区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分裂状态。此后，始皇嬴政把重心转移到解决北方边患。当时，北方草原主要有三大游牧部族集团东部是强大的东胡；西部是月氏；中部是匈奴。
在这三个主要的北方游牧集团当中，东部的东胡和中部的匈奴与秦国边境相接。东胡集团原本与燕、赵两国北部边境相接，但先后遭到了两国的进攻,东胡集团不得不向北迁徙。燕、赵两国为防御东胡，在北部边境均修筑有完善的防御设施，加之秦国统一中原后，东胡集团本身所处位置远离秦都咸阳。因此，尽管东胡集团非常强大，但未被秦国视为进攻目标。而匈奴部族的活动中心南到“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地区），北至阴山。尤其是匈奴的活动中心“河南地”，地势平坦，面积广阔，极有利于匈奴进攻。张维华先生认为：“秦建都咸阳，北去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警,不数日，咸阳即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其后顾之忧，必使匈奴北退而后可，不然，始终不能安枕也。”[1]由此可见，秦国在统一全国后，要想集中精力处理内政问题，必须将距离秦都咸阳不远的匈奴驱离“河南地”，以此来保证后方的安全。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秦国于公元前215年派遣蒙恬率军三十万向匈奴的“河南地”发起进攻，并“略取河南地”。然后，秦国在此“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2]。而战败的匈奴，在头曼单于的带领下，被迫向北迁徙。然而，伴随着匈奴的北迁，给原本政治格局相对稳定的北方草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变化。
二、“三强一弱”政治格局的形成
秦国击败匈奴占领“河南地”之后，开始设置行政区划，修筑直道、长城等以防御匈奴。经此一役，匈奴不得不向阴山以北迁徙，虽然人口未受太大损失，但活动范围大受影响。特别是失去了“河南地”这一优良的天然牧场，实力大受影响，动摇了原本北方草原三强并存的稳定政治格局，形成了“三强一弱”的新局面。
一是草原东部以东胡为首的部落联盟为一强。东胡部落联盟的活动中心东到辽河，南到今赤峰地区，西到泺河，北到乌力吉木伦河。在战国时期，东胡就已经非常强大，经常进攻燕国，甚至迫使燕国把大将秦开作为人质，留在东胡。根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东胡“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3]，而《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此时已经是匈奴征服了北方草原的鼎盛时期，也仅比东胡多十万军队,可见东胡的强大。
二是草原西部的月氏为一强。《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2]其活动中心在河西走廊东部以及今兰州市黄河西岸到山丹县东南部的焉支山附近的古凉州地区[4]。根据《汉书• 西域列传》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5]从军事力量上来看，月氏远不如东胡，但其与东胡分驻于草原东西两端，中部还有匈奴相隔，又背靠祁连山脉，周围没有强敌。所以，月氏在草原西部发展壮大。
三是草原南部统一的秦国为一强。秦国占领“河南地”之后，并未停止对匈奴的进攻，于次年（前 214年）秦军又渡过黄河，夺取了被匈奴控制的高阙、北假等地，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秦军占领河套、阴山一带之后,实际上等于将秦国的军事触角深入到北方草原。而秦军为了保护所占领的地区，在此修建城池四十四座，并采取多种防御措施。始皇嬴政为防止匈奴再次南下，征调数十万民夫在原有秦、燕、赵旧有长城的基础之上修建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新长城，并命令蒙恬率军三十万驻守此地。
四是北逃至草原的匈奴部族为一弱。诸多文献中都只记载匈奴遭到秦军的进攻后，向北退却，但并未记载有人员上的损失。史书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通过史料可知，匈奴人是游牧部族，居无定所，且无论长幼皆能骑善射。而秦军则主要是由步兵、战车组成。无论是机动性、速度性、灵活性都远不及匈奴。所以，匈奴人在遭到秦军的攻击后应是快速北撤。虽然部落人口未受太大损失，但失去了“河南地”这一优良牧场，活动范围又被压缩至漠北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由此带来的人口较多、生业不足的问题就导致原本为草原一强的匈奴实力大减。
这种“三强一弱”政治格局的形成，打破了原本相对平静、稳定的北方草原政治格局。虽然此时北方草原还有其他如楼烦、白羊河南王、浑庾、屈射、丁灵等游牧部族，但这些游牧部族与东胡、月氏、秦国相比实力差距太大，即便是北迁后的匈奴实力也远强于这些小部族。因此，相比于东胡、月氏，遭受秦军攻击的匈奴无论是实力和地位都要弱于前两者，但仍是可以改变北方草原政治格局的一股力量。
三、匈奴应对北方草原政治格局的策略
匈奴被秦国击败北迁后，不仅使北方草原形成了“三强一弱”的政治局面，也迫使匈奴调整政治策略来应对这一复杂局面。
首先，匈奴的政治重心全面转向北方草原。在以往北方草原东胡、月氏、匈奴三强并立，匈奴的政治重心侧重于气候温暖、水草丰茂的“河南地”。始皇嬴政派兵占领河南地之后，匈奴的势力向漠北退却。始皇嬴政在占领了“河南地”、高阙、北假等地之后，在此修建大量的城池、直道以及长城等军事防御设施，同时还命令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在此驻守，防御匈奴。这些有力措施不仅有效地震慑了匈奴，切断了匈奴南下的通道，还迫使匈奴将政治重心转移到北方草原，调整与周边强大部族的关系。史书记载：“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通过史料可见，被秦国击败后，匈奴对秦国的畏惧。在秦国灭亡之后，匈奴也仅是“稍度河南”，并未深入南下。除了对以往秦国的畏惧之外，很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匈奴被秦国击败后，部族力量已经全面北迁至漠北。此时的草原东有东胡，西有月氏，匈奴被夹在中间。这一时期匈奴正在与东胡作战，没有精力向南发展渗透。
二是此时的中原地区在秦国灭亡后，已经陷入诸侯混战，而北方草原还有月氏、楼烦、白羊以及东胡残部等众多强弱不一的游牧部族分散在草原各处。如果匈奴向南发展深入中原，很可能被卷入战火，会消耗掉宝贵的部族力量，在强邻环伺的北方草原，匈奴不得不谨慎行事。
三是匈奴战败退居漠北后，为求部族的生存发展以及为了日后重新崛起，进行了长时间的布局和谋划。当时，匈奴所制定的策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史书记载“使冒顿质于月氏”[2]，头曼单于将太子冒顿作为人质派往月氏以及与东胡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就是这种政治策略实施的典型例证。所以，匈奴不可能突然改变已经执行的政治策略，转向存有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南方发展。
综合分析匈奴当时的情况，在草原存有强邻、南下中原又是混战不断、草原政策已见成效的形势下，匈奴选择了一条比较稳妥的办法。《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这里的“故塞”即秦昭襄王时所筑的秦长城，这样既不会过于向南深入，与中原诸侯保持距离，又可以恢复一定的势力范围，又不会远离漠北草原。
其次，匈奴迁徙至漠北草原之后，开始联合草原其他部族势力以稳定自身的政治地位。匈奴被秦国击败北迁至漠北后，北方草原原本稳定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前文已述，东胡有二十万控弦之士，实力最强；月氏有十万控弦之士，弱于东胡；而匈奴北迁之后的军事力量史书并未记载，但史书记载公元前254年左右，赵国名将李牧在北边“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2]。由此推知，匈奴当时的军事实力应是与东胡相差无几，即便被李牧消灭了十余万人，但经过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匈奴应当已经恢复一定的实力。从月氏“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5]，以及《史记·匈奴列传》中“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2]的记载来分析，匈奴的军事实力要弱于月氏，但敢于对月氏发动进攻证明两者实力相差不大。所以，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东胡的实力最强。匈奴与东胡联合，不但不会稳定自身在草原的政治地位，反而可能沦为东胡的附属部落；但与实力相差不多的月氏联合，则可以稳固甚至提高自身在草原的政治地位。从后来史书记载中东胡王使节向冒顿单于索要双方“瓯脱”[2]间“弃地”的行为来看，匈奴头曼单于的政治策略是成功的。不仅通过联合月氏稳定了北迁草原后匈奴的政治地位，而且提高了自身在草原的话语权。强大的东胡也需要与匈奴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不能轻视和欺辱实力较弱的匈奴。
最后，匈奴北迁后，北方草原各部之间重新确定了各自的政治地位。秦国占领“河南地”之后，匈奴失去了最优良的牧场，只能退居贫瘠的漠北，对匈奴部族的实力造成了极大影响。这导致北方草原三强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各部之间都需要重新确定自身的政治地位。如前文所述，匈奴无疑是三部中的最弱者，以致需要将太子冒顿“质于月氏”。
“质”这一政治手段起源于中原商周时期，通常是弱势一方将王侯子弟作为抵押品派遣至强势一方，以达到某种政治、军事目的的外交手段，如《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2]随着游牧民族与中原诸侯国的接触日益频繁，北方游牧民族也使用这一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例如：“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5]再如战国时期，“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2]而匈奴派遣太子冒顿“质于月氏”，可见是将太子冒顿作为抵押品派至月氏以达到与月氏联合的政治目的，也体现出在这一政治联合中匈奴的政治地位。
此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2]东胡作为北方草原最强大的部族，何以会在冒顿杀父自立后频频派遣使者向其索要马匹、阏氏和土地？从史料分析，匈奴头曼时期就已经与东胡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向东胡表明支持东胡为草原强者的政治意向，而东胡也认可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并极力维护北方草原的政治秩序。所以，冒顿杀父自立单于不仅破坏了匈奴内部的政治继承秩序，也为匈奴与东胡之间已经形成的政治秩序和关系定位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东胡王派遣使节向冒顿索取头曼单于的马匹应是对冒顿杀父自立行为提出警告，否则为何指定索要头曼单于的千里马，而非冒顿单于的马匹？再有，东胡使节索要冒顿的阏氏也应是对双方政治关系和政治地位的重新确立，而索要“瓯脱”间“弃地”应当是东胡认为冒顿夺取单于位的不正当性，抑或是看到前期索要马匹、阏氏之时，冒顿表现出的软弱而对其进行的政治敲诈。但是，无论冒顿单于如何处理东胡王的这些要求，通过这一史实可以看出,在匈奴头曼时期就已经与东胡有了明确的政治定位。这也是匈奴在秦国占领“河南地”被迫北迁后实力大损的情况下，能够在紧邻强大东胡的北方草原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匈奴统一北方草原
秦国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秦都咸阳北部匈奴的威胁。随之而来的三十万驻守秦军以及一系列的防御设施，更让匈奴不敢南下，迫使其将政治重心转移到北方草原，客观上促进了匈奴统一北方草原的进程。
首先，匈奴退居漠北草原后两任单于都是精明果断的领袖。在史书中匈奴头曼单于先是被秦国击败北迁，后又因为想册立宠爱阏氏的少子为太子，发动了对月氏的战争，并以此激怒月氏，杀死“质”于月氏的太子冒顿。但是，仔细分析史书当中头曼的所为，便可推知头曼是一个精明的匈奴首领。匈奴被秦国击败，退居漠北后，头曼根据周边政治形势和自身实力，迅速调整了政治策略和政治定位，联月氏，敬东胡，稳定了匈奴在北方草原的生存环境和政治地位。头曼派遣太子冒顿前往月氏为“质”，不仅是为了联合月氏，而且是为了探查月氏的实力。头曼在了解月氏实力后，果断派兵进攻月氏。尽管史书记载头曼进攻月氏是为了册立少子为太子。但是，冒顿返回匈奴后，被头曼所重用，“以为壮，令将万骑”。匈奴在统一北方草原之后，其军事将领“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 骑’”[2]。而此时匈奴尚未达到统一草原时的军事巅峰，头曼单于便命冒顿统领“万骑”，可见他对冒顿的信任和重用。特别是秦国强大，但存在时间短暂未留下与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派遣“质”的记载。但是，在两汉时期，史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西域诸国、南越以及匈奴向汉朝派遣“质”的历史记载，汉朝设有专门的机构“大鸿胪”管理各国派遣的“质”[6]，而汉朝也通过“和亲”等方式向北方游牧民族派遣“质”。所以，头曼派遣冒顿为“质"是服务于当时匈奴人的政治、军事目的的一种外交手段，并无其他特殊之处。
冒顿单于同样是精明、果断的首领。冒顿在月氏为“质”时，头曼单于率兵进攻月氏。史书记载：“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2]可见，冒顿是一个精明果断之人。冒顿在消灭东胡之后，“西击走月氏”[2]。史书记载非常简短，冒顿应是比较轻松地便将月氏击溃。这其中固然有先前头曼进攻对月氏造成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冒顿在月氏为“质”期间应当是仔细了解了月氏部族的详细情况，这才能在对月氏的作战中轻松获胜。特别是在对东胡的战争中，冒顿通过数次向东胡示弱，成功麻痹了敌人，也使匈奴内部团结起来。最终，趁东胡王麻痹大意之际，举全国之兵突袭东胡王，而东胡王空有二十万军队，却分布各处，无力救援，充分显示出冒顿过人的胆量和军事才能。冒顿统一草原之后，在与西汉王朝的战争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处于秦朝的统一及崩溃之间，项羽与刘邦及冒顿三人，超越了草原及中原的界限而浮出表面。至少到司马迁的时代为止，冒顿应该才是最终的胜利者。”[7]
其次，在被秦国击败退至漠北草原后，匈奴就已经针对北方草原其他两大强邻开始着手布局，为日后崛起做准备。匈奴战败北迁，头曼单于针对当时部族势力受损，已经无法与草原其他两大部族——东胡、月氏相抗衡的情况，采取派遣太子冒顿为“质”以联合月氏。从后来匈奴头曼和冒顿对月氏的种种表现来看，最初派遣人质的作法并不仅仅是为了相互联合，也还有侦查月氏实力和为消灭月氏做准备的潜在目的。
第一，冒顿单于制作“鸣镝”的军事创举。史书记载：“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鸣镐，习勒其骑射。”[2]这表明冒顿是在从月氏返回匈奴被任命为“万骑”后才制作“鸣镝”用以训练和约束军队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匈奴或是东胡等游牧部族均未有使用“鸣镝”的历史记载。那么，这意味着此前匈奴部族并不知道“鸣镝”，而冒顿从月氏返回后开始制作“鸣镝”来训练军队。这应该是冒顿在月氏学习或是受到某种事物启发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认为“这样重大的战术改革，冒顿也许是从伊兰族的月氏人处学得”[8]。这一观点是有一定的可取性的，也符合冒顿杀父自立后进攻月氏时轻松获胜的记载。
第二，头曼单于为立少子而进攻月氏，以此来杀死冒顿的记述是有待商榷的。前文已述，如果结合冒顿返回匈奴后制作“鸣镝”以训练军队的记载，大致可以推知头曼单于最初不仅仅是派遣太子冒顿到月氏为“质”，更有侦查和搜集情报以了解月氏实力的目的，在得知月氏实力并不如匈奴强大之后，遂出兵进攻。从头曼单于进攻月氏，冒顿盗马返回匈奴受到重用，月氏却未作任何反击的表现来看，这次进攻应当是月氏大败或是月氏已经知道自身实力无法战胜匈奴，故而没有追究。
在对待东胡的问题上，匈奴北迁后并没有因实力受损就向东胡妥协，反而是釆取了联合月氏来壮大声势，提高自身在草原的政治地位。前文已经分析指出，头曼单于应是凭借与月氏的联合与东胡达成了某种以东胡为尊的政治协议，但匈奴并不是东胡的附属部落，而是保持独立地位和稳定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在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后，东胡向匈奴索要“瓯脱”间“弃地”的记载就可证明。这样既保证了匈奴政治和军事的独立性，也避免了前期被秦国击败后实力受损被其他草原部族攻击的情况。
第三，从匈奴在草原发动战争的顺序来分析，头曼单于派遣太子冒顿“质”于月氏，应是发生在匈奴北迁之后。待其自身在北方草原的政治地位和生存环境得以稳定，并对月氏的实力有所了解之时，便发动了对月氏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理由是否如史书所载，这里并不论述。草原东、西两强中月氏的实力最弱，匈奴还通过冒顿了解到月氏的实力，双方又是联盟关系。而东胡实力最强，匈奴对其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一旦与东胡开战，胜负难料，更何况月氏在匈奴西侧。如果匈奴与东胡开战时，月氏出兵进攻匈奴,匈奴有亡国的危险。从总体战略上来分析，匈奴 的战略非常简单，即趁与月氏联合之际，又了解其内部情况，迅速出兵消灭或重创月氏以保证西部安全，而后择机消灭东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头曼在太子冒顿为“质”时，突然对月氏开战，并在冒顿返回匈奴后加以重用。可以说，作为原本能够与其他两部相抗衡的匈奴，在败退漠北草原后，并不甘心成为草原强部的附属，一直都在为重新崛起而谋划。
最后，形成有利的政治、军事环境。从史书记载来看，遭秦国北击后，匈奴仅是“失地”，人员并未受到太大损失。在退至漠北初期调整了与草原其他两强的政治关系之后，对匈奴有利的局面开始出现。
第一，南部强秦灭亡，中原地区陷入了诸侯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使匈奴不需要担心南部中原强国会攻击匈奴，又使匈奴不需要向南部分兵防守，可以专心处理东胡和月氏两大强邻。
第二，西部月氏实力已经被匈奴探查清楚。史书记载，月氏有控弦之士十万。所以，轻视匈奴，而匈奴在放低政治姿态，向月氏派遣太子为“质”后，双方形成了联合态势。这就造成两任匈奴单于在与月氏的战争当中一个轻启战端，而后未被报复；一个轻松击走月氏获得胜利。
第三，东部东胡王对匈奴的麻痹大意。东胡的实力在草原三大部族中最强，有控弦之士二十万，差不多相当于匈奴和月氏的总和。从前文引述的史书记载中可知，冒顿杀父自立后，东胡王先后数次派遣使节向匈奴索要马匹、阏氏、土地。如果前两次还可以用政治警告来分析的话，最后一次索要土地则是东胡王对匈奴的敲诈。可能由于东胡自身实力太 强，东胡一直未对匈奴加以重视，甚至在匈奴发动了对月氏的战争后，史书中也未记载东胡的反应。这可能是由于两者居于草原东西两端，距离遥远，信息不畅所致；也可能是由于东胡并未重视此事。况且，在两次轻辱敲诈匈奴冒顿后，冒顿所表现出的软弱导致东胡王更加轻视匈奴，放松了对匈奴的警惕，而匈奴则在两次示弱之后，举全国之兵突袭东胡王，将其消灭。从史书记载中可以判断出，匈奴由于兵力不如东胡，故冒顿进攻东胡是釆用全军突袭，并未采取全面大范围的攻击方式。史书记载东胡部族的后裔乌桓和鲜卑“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9]。可以推断，东胡部族应当同样采用“推举制”产生部族的首领，这种制度的凝聚力差、部族松散、缺少政治的连续性，远不如匈奴的家族“世选制”。所以，东胡王所部战败被杀后，东胡部族快速瓦解，未能重新集结，如乌桓、鲜卑等都是在战败后立刻溃逃，散居各地，后被匈奴逐一征服。
五、结语
综合分析，秦国统一中原后，为解决驻牧“河南地”的匈奴对秦都咸阳的威胁，发动了北击匈奴的战争，不仅保证了秦国都城咸阳的安全，也打断了匈奴向南方发展的态势。而匈奴在被击败北迁漠北之后，畏惧秦军战斗力，不敢南下。但是，作为曾经能够和月氏、东胡并立的草原强部，匈奴不甘心战败后在草原弱势的政治地位，通过派遣太子冒顿“质”于月氏的方式与月氏联合，并以此来侦査月氏的内部情况。匈奴与月氏联合后，以此为凭借，在有东胡强邻的形势下，保持了匈奴独立、稳定的政治地位和控制区域。因此，在两任单于精明果断的领导下，利用北方有利的政治、军事环境成功地统一了北方草原。应当说，秦国北击匈奴，只是为了保证秦都的安全，却间接地促成了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刘邦灭秦建立西汉，而终西汉王朝两百多年都在匈奴的阴影和战争当中度过，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讽刺。
参考文献
[1]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贾文丽.匈奴头曼单于以冒顿为质月氏相关史实的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13.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陈金生.两汉边政中的质子述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2)：1—14.
[7][日]杉山正明.游牧民族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8][美]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M].章巽，泽.北京：中华书局，2004.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匈奴历史考古研究》，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