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西汉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民族有东胡、匈奴、丁零等，东胡的遗迹、遗物发现甚少，未见有丁零的遗迹、遗物，大量的则是匈奴所遗留下来的，包括金银器。春秋末期匈奴日渐活跃，战国时期其势力逐渐强盛，占据了大漠南北，经过长期的分、合、聚、散，历经斗争与融合，并吸收了中原地区华夏民族和西方文化的因素，建立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国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其中，金银器具有代表性，器类分装饰品、兵器饰件、日常用具等。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作为装饰，分单个动物、多种动物组合和动物争斗三种艺术风格，既反映战国至汉代草原地区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还表现出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内涵。同时，以金银器的造型、纹样装饰、制作工艺为载体，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的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并在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起到较大的作用。

一、匈奴金银器考古发现与文化内涵

从匈奴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地点与时代看，可以分为战国和西汉两个时期，类别包括装饰品、兵器饰件、日常用品等，其中，装饰品的数量和种类最多，主要用于头饰和身体上的挂饰及配饰；兵器饰件用于剑柄、剑鞘上的装饰，往往在这些部位包金，有的装饰有纹样；日常用品多见用餐的匙。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中，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反映了这一阶段草原文化的特征，形成独特的金银器文化内涵。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战国时期匈奴金银器的地点有：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1］、准格尔旗玉隆太［2］、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3］、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乡碾房渠窖藏［4］、太仆寺旗(金银器现藏故宫博物院)、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白家湾窖藏［5］、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墓葬［6］、新疆托克逊县阿拉沟30号墓［7］等。汉代匈奴金银器发现地点有：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8］、西沟畔4号墓［9］、甘肃省华池县［10］等。此外，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透雕双驼纹金饰牌和双鹿纹金饰牌［11］、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收藏双鹰搏驼纹金带扣，从风格看属于西汉早期。在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国境内的北匈奴遗存中也发现大量的金银器，主要为装饰品。如色楞格河支流德日塔河的德列斯图依墓地［12］出土有金带饰、鹰噬山羊纹金饰牌等，吉德吉尔-梅革墓地出土金箔片，恰克图地区沙拉戈尔墓地［13］出土有金带饰、野兽纹透雕金饰牌等，蒙古国中央省诺彦乌拉墓地［14］出土有圆形金饰品、卧马纹金饰牌、金片、金箔片、包金针等，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汉朝。

根据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结果看，早商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气候从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旱，这种气候的变化导致了传统经济类型的改变，农业经济受到了牧业经济的冲击，逐渐过渡到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遗址［15］一至五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及早商时期，前四个阶段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工具、筑造讲究的房屋建筑，标志着当时农业占经济主体;第五阶段却不同，如农业生产工具不发达且数量少、房屋建筑不讲究、房屋外面发现有规则的红烧土遗迹、出现动物纹装饰的青铜器、陶器的鋬耳发达等，从考古学角度说明当时已处于半农半牧阶段。当然这种牧业生产仅仅在鄂尔多斯地区率先开始，并逐步影响了长城沿线的南北地区。直到西周至春秋中期，由于气候变得更为干旱，加之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了驯马用具中的马衔，才为游牧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战国时期，东胡、匈奴的牧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而匈奴金银器中的动物造型则以马、牛、羊、鹿、虎、鸟为最多，这是匈奴民族牧养和猎取的主要对象，反映了当时的游牧式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

野兽纹、兵器、马具是亚欧草原文化的主要内容，匈奴金银器出现了大量的动物纹装饰和兵器饰件，作为战国至汉代亚欧草原文化重要组成的匈奴文化，在这方面体现出文化的个性。尤其是匈奴金银器中的动物装饰和造型，在代表游牧经济的同时，还寓意着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含义。北方草原生态环境赋予了动物的生存和植物的生长，匈奴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这些动植物，对它们产生了依赖感和亲情感，从而加以崇拜。匈奴人也经历过原始部落制，因而将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作为图腾崇拜。在匈奴金银器的动物装饰与造型中，分为单个动物、多种动物组合和动物争斗三种形式，表现在图腾文化中又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单个动物常见马、羊、牛、鹿、虎、豹、刺猬、鹰等，表现形式或立、或卧、或蹲踞、或行走、或飞翔，在器物的装饰中较多，也成为匈奴部落联盟建立前各个部落的图腾。如羊、马、虎的造型，在各个遗迹出土的金银器上都有装饰，风格也呈一致。马多表现卧状，四肢内屈；虎多为圆雕的虎首和静态中的卧虎形象。这些动物在匈奴氏族或部落林立的时候作为各自的图腾，直到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后，可以推断应该是匈奴民族共同体的图腾。

多种动物组合是匈奴民族建立共同体过程中征战的象征。如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鹰顶金冠饰，在冠顶、冠体、冠带上分别有圆雕的展翅雄鹰和浮雕的狼、羊、虎、马等图案，在醒目的位置上突出了鹰的重要地位，所以传统中对草原情景的简单描绘的说法有些单一，应该还有部落联盟国家形成的文化象征之意。战国晚期正是匈奴建立部落联盟国家的时期，匈奴中以鹰为图腾的部落经过多年征战，逐渐统一了以虎、狼、马、羊等为图腾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国家。金冠上的动物造型和布局正与匈奴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说明了多种动物的组合表示了建立部落联盟国家和以动物为图腾的文化寓意。动物争斗的造型也有这种文化含义。如察右前旗白家湾匈奴窖藏出土的虎咬鹰纹金带扣，鹰展翅伸颈啄咬虎的口颚，毫无恐惧之感;虎站立张口吞咬鹰的头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碾房渠匈奴窖藏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带扣，虎呈伫立状，前肢踏住狼身，张口咬住狼的上颚，狼反口咬住虎的下颚;狼口下部有一蜷缩的小动物，虎身上饰有群狼图案。匈奴势力强盛时，“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16］这种动物争斗的造型也是匈奴部落间互相征战的象征。

从史书对匈奴春、夏、秋祭及有以“金人”作祭天用具的记载看，有的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也作为祭天用品。“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17］。从这段记载得知匈奴有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的习俗，说明原始信仰有了很大的进步，已从崇拜动物转向崇拜神灵，但祭祀过程中也离不开以大自然给予的动物作为供奉品。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角部占了整个造型的三分之一，指向苍天，可能与祭天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匈奴有以偶像祭天的惯例。“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18］。由此可知，这件角部朝天的羚羊形金饰件是匈奴祭天用品之一。

在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中，还有龙的形象。从目前的考古学资料表明，龙与凤最早发现于北方草原地区。辽宁省阜新县查海遗址出土的人工堆砌的石龙，距今8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距今约5500年前。比中原地区河南省濮阳市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蚌塑龙都要早。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的凤形陶杯，属于赵宝沟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凤造型。后来传到中原地区，并被建立封建王朝的政权作为权力的象征，而民间却把这种神物看作吉祥动物的象征。龙在中国的历代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寓意，新石器时代作为图腾崇拜，阶级社会作为王权的象征，现代社会作为中华民族向上腾飞的精神标志。从匈奴金银器的造型来看，龙纹比较少见，如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乡碾房渠窖藏出土的双龙纹金饰片。这种龙的造型应该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具有崇拜的图腾和权贵之意，因为金银器是匈奴上层贵族所拥有的奢侈品。另外，在金银器的动物装饰中，有蛇的图案。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双蛇纹金缀饰，双蛇呈头部相向的盘绞状。这类的造型在匈奴青铜器的动物装饰中常见，寓意民族繁衍昌盛。在匈奴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中，经常能见到龙的图案，并寓意着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

二、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中国学者一般将装饰在器物上的动物称之为动物纹，西方学者称为野兽纹，甚至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草原的动物纹是来自于西方，于是产生的中国北方草原文化“西来说”曾经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了很长时间。其实，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早商时期就出现了动物纹，那种认为动物反颈、四肢内屈造型来源于斯基泰的说法，随着内蒙古宁城县那四台出土的马纹金饰牌也不攻自破，因为这种造型的母体就在北方草原地区，其时代早于斯基泰文化。因此，中国北方草原的动物纹有自己的发展渊源，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一定的西方文化因素，并与其他亚欧草原地区的动物纹形成一定的共性。

匈奴金银器的动物纹装饰是在山戎、东胡等民族动物纹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早商时期，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朱开沟第五阶段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虎纹青铜戈，出现了最早的动物纹装饰。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陕西省北部等地，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圆雕动物形象，基本上附着在青铜短剑、青铜刀、青铜匕的柄端，有绵羊、马、鹿、鹰、蛇等，多表现动物的首部，双眼和鼻孔呈双环形，长角的动物角部弯曲成环，这种造型在整个亚欧草原的其他地区发现甚少，并对匈奴金银器中的圆雕动物有一定的影响，说明有内在的承继关系。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为分布中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动物纹青铜器和金银器，器物造型、动物装饰风格、制作工艺等对匈奴金银器有较大的影响。如饰牌边框内的动物常见同样动物的排列，动物的形态呈一致性;动物自然构图的饰牌多表现单个动物和动物争斗情景，这也是匈奴金银器惯用的纹饰布局。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19］出土的虎咬羊纹青铜饰牌，与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匈奴墓葬出土的虎咬鹿纹银带扣和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虎咬牛纹金带扣在装饰风格上比较接近；宁城县那四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出土的屈足马形金饰牌，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金冠带饰上的马纹和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葬出土的卧马纹金剑鞘饰片的动物形态相近。所以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纹装饰对匈奴金银器的影响深远。

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鹰顶金冠饰，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比较完整的“胡冠”标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胡冠传入中原地区。在王国维的《胡服考》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又谓之繁冠，古弁字读若盘，繁读亦如之……若插貂蝉及鹖尾，则出胡俗也。其插貂蝉者，谓之赵惠文冠。……其加双鹖尾者，谓之鹖冠，亦谓之鵕鸃冠。”《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从而可知，赵武灵王仿效的胡冠，并不是直接搬用，而是加以改造。《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钓。亦本胡名。”这几段记载，说明了战国时期的匈奴金银器在服饰上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西汉时期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种类和装饰风格在继承战国匈奴金银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西汉匈奴金银器的饰牌、带扣多数为长方形边框，内有单个动物或同样动物的组合纹样，这是战国时期的遗风。但新增加花草衬托主体动物的纹样，相反动物间争斗纹样相对于战国时期有减少的趋势，这跟匈奴与汉朝和亲政策有关。汉代匈奴金银器中的透雕工艺比较普遍，这也是与战国时期匈奴金银器的一个差别。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出土的金带扣和银节约上，背面都錾刻“器物重量和制作机构”的汉字。如虎豕咬斗纹金带扣的背面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一斤二两廿朱少半”、“故寺豕虎三”；七件虎形银节约的背面分别刻“少府二两十四朱”、“晏工二两二朱”、“晏工二两十二朱”、“晏工二两廿一朱”、“晏工□两十二朱”、“晏工二两五朱”、“晏工二两十朱”。这完全是受汉朝影响的结果，抑或是来自汉朝工匠所为，或为汉地工匠制作以赐贡的形式传入。根据史书记载，匈奴使者出使汉朝都会得到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黄金、钱财、衣被等赏赐，其中就包括了金银饰品，因而可以看出匈奴与汉朝通过金银器为载体，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状况。

文化交流是双向和互动的，一方面匈奴金银器受汉朝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汉朝的金银器也有匈奴文化的因素。在汉朝境内发现的几批金或青铜带扣，如河北省易县燕下都30号墓［20］出土的动物纹金带扣，江苏省徐州市西汉宛朐侯刘埶墓［21］出土的三兽纹金带扣，广州登峰路1120号墓［22］和象岗南越王墓［23］均出土鎏金青铜带扣等。这些汉墓出土的金带扣和鎏金青铜带扣，无论是装饰纹样，还是制作工艺都具有战国晚期的草原遗风，与匈奴金银器的装饰风格一致。说明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对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汉代动物装饰有一定的影响。同样，中原地区金银器的制作也影响了汉代匈奴的金银器。河南省洛阳市金村汉墓［24］出土的银人像、银耳杯，其上面都錾刻有汉字铭文，标明器物的重量、制作机构等。这种类型的金银器在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匈奴墓也有发现，如虎豕咬斗纹金带扣、虎形银节约，背面錾刻标明重量、制作机构的铭文。表明匈奴文化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素。

汉代匈奴生活的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是如此，这在其他考古学资料中也能证实。在南西伯利亚、蒙古国地区，发现一些汉代的古城和宫殿遗址。如1940年在俄罗斯的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一座汉式宫殿遗址，经考古发掘后显露出中央大殿和两旁的厢房遗迹，并在中央大殿的四周发现板瓦、瓦当，其中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有铭瓦当，还发现有建筑中的炕，用石块砌成的取暖设备以及绿玉椭圆形花瓶残片、环首刀、尖端的铜扣、铜制铺首等［25］。从建筑材料、建筑形制、出土遗物看，属于汉代风格的遗址。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宫殿主人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有李陵之说、丁零之说、汉家公主之说、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之说、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之说等，但可以反映当时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状况。

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与斯基泰文化的“野兽纹”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基泰人分布在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南俄罗斯地区，于公元前八至前三世纪驰骋在俄罗斯草原上，以兵器、马具和“野兽纹”为其文化特征。特别是“野兽纹”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动物装饰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斯基泰文化的形成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七世纪后半叶，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渐丰富，学术界已对那种认为斯基泰文化是欧亚草原兵器、马具、“野兽纹”中的某些母体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文化模式不是产生于一个地区，而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只不过在相同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下有文化的共同性而已。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就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某些文化因素和造型艺术上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包括了匈奴金银器的动物纹。

在南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发现的斯基泰文化遗迹［26］中，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金银器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战国晚期匈奴金银器既有相近的地方，同时又有一定的差异，这正是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状况。罗斯托夫州五人兄弟墓群8号墓出土的虎首圆形金项圈，与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葬出土虎衔羊银项圈接近，都是在端部装饰动物纹，但形制有所不同，前者只有一圈，前部中间有缺口，两侧装饰相对的虎纹；后者盘曲两圈，一端装饰虎衔羊。罗斯托夫州基托可夫墓地2号墓出土的鹿纹金缀饰，与准格尔旗2号墓出土的卧鹿纹金剑鞘饰片，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鹿的造型近乎一致，只是在姿态上有所差异。虎咬野猪纹金饰牌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嵌宝石豹噬野猪纹金带扣在题材上相同，但制作工艺和动物间排列却不同。罗斯托夫州五人兄弟墓群8号墓出土的金珠项饰，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金珠项饰属于同一类型的装饰品，但形制有差异，前者以编结的金丝串联金珠，后者将金珠直接串联而成。罗斯托夫州布索奇诺墓地2号墓出土的人形金饰件，与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在制作工艺和祭祀功能上相近，但造型却不相同。曾被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首部反颈、四肢内屈的造型是由斯基泰地区传入的说法，其实早在早于斯基泰文化的北方草原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就已经发现，从而可以推翻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动物造型的原型就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斯基泰文化中的同类造型也许是从草原东部传入的。所以说，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反颈屈足羊纹金缀饰有自己的造型渊源，并非是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而怪兽形造型却在我国找不到原型，但这种题材的器物无论是北方草原地区，还是中原地区、南方地区都有发现。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葬、河北省易县辛庄头30号墓、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27］、广西平乐县银山岭94号墓［28］，出土有怪兽纹金带饰、金剑鞘饰片和青铜带饰，说明流行于斯基泰文化的艺术题材也传入中国境内。因此，文化交流是客观的、互动的、双向的，只有在交流中才能不断地充实自有文化的内涵，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

在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的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怪兽纹器物。如图艾克金和卡坦达巨冢出土的狮身鹰头、狮身鹰喙木雕品，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的角上带鹰头的鹿头饰，尤斯特德19号墓出土的兽身鹰喙木雕品等［29］。这些怪兽形象与中国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发现的怪兽纹都很相似，说明这一时期巴泽雷克人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人曾经发生过联系，并传入到中原地区。另外，在匈奴遗迹中，还发现有金银制作的项圈，这种器物在黑海北岸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比较流行，分为中间有缺口和盘曲成圈两种类型，有的两端有动物装饰。由此可知，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中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因素。同样，西方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中也有中国文化的元素。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金壶，造型具有斯基泰和波斯的艺术风格，植物纹却接近古希腊的特色，飞鸟与中国的“长生鸟”相似，其神态极似中国汉代朱雀、凤鸟的形象［30］。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哈布力墓地3号墓出土有两件嵌宝石双龙纹金带扣，与中国汉朝常见的龙纹装饰相同。这说明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国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国家。

从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和制作工艺看，战国晚期继承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因素，西汉早期具有战国晚期的遗风，西汉晚期出现了表现祥和氛围的动植物组合纹样。总体上看，匈奴金银器装饰艺术中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主，在继承北方草原传统的动物造型的基础上又有创新，既反映了畜牧业、狩猎业的社会经济类型，又表示出观念形态上的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含义。同时，以金银器的造型、纹样装饰、制作工艺为载体，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的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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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原文物》2013年第4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