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北方草原广泛出土的匈奴动物纹器物，其年代主要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所表现的动物及其形态与匈奴生存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亦受同期相邻文化的影响。匈奴动物纹装饰艺术形成后，与晚至北朝及中原、西南地区的同类艺术也有着交融发展。

[关键词]匈奴；动物纹；游牧经济；自然崇拜；交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3)05-0050-05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3世纪，匈奴势力开始强大起来，东击东胡，西灭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吞丁令，统一了北方大草原，使草原的东西文化交流畅通无阻。驰名中外的以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影响了整个欧亚草原。

匈奴文化的典型特征为各种质地器物上的动物纹，这不仅体现了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当时的经济类型。匈奴曾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原始部落阶段，从事牧业和狩猎经济，动植物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

在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条件下，要获取和驯养自然的产物，往往要历尽艰辛，并且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加之游而不定的生活方式，匈奴人逐渐形成了对动物的依赖，并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一、考古发现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内蒙古、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等地，发现了很多匈奴人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带有动物纹的器物，所属年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汉代。这里列举中国境内的几个重要遗迹及出土物，来说明匈奴文化中动物纹饰器物的特征。

如战国晚期的遗迹及出土物：

1、1972年，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1]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鹰顶金冠、四虎咬牛纹金带扣、豹噬野猪纹金带扣、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虎形金缀饰、羊纹金缀饰、羚羊形金饰件、刺猬形金缀饰、虎头形金饰件、鸟纹金扣饰、狼鹿纹银饰牌、虎形银饰。

2、1979年，内蒙古凉城县毛庆沟匈奴墓[2]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鸟头“触角式”青铜短剑、双鸟纹青铜饰牌、鸟形青铜饰牌、狼头形青铜饰件、虎纹青铜饰牌。

3、1974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3]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盘角羊形青铜饰件、立式羚羊形青铜饰件、立式兽形青铜饰件、立式马形青铜饰件、马形青铜饰牌、鸟形青铜饰牌, 卧鹿形青铜饰件。

4、1962年，内蒙古准格尔旗速机沟窖藏[4]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鹿形青铜饰件、盘角羊头形青铜饰件、狻猊形青铜饰件、马形青铜饰件、 狼头形青铜饰件、鹤头形青铜饰件。

5、1984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匈奴墓葬[5]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虎咬鹿纹银带扣、双虎咬斗纹银扣饰、双虎咬斗纹银饰牌、刺猬形银缀饰、羊纹银扣饰、嵌铁鎏金龟形青铜饰件、卧鹿形青铜饰件、长喙鹤头形青铜饰件、盘角羊形青铜饰件。

6、1988年，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窖藏[6]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虎狼咬斗纹金带扣、双龙纹金饰片、虎头形金饰件。

7、1957年，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7]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怪兽形金饰件、虎形金饰件、鹿形银饰件、刺猬形铜缀饰、虎形银饰件、盘角羊纹银扣饰、虎纹银环。

属西汉时期的遗迹及出土物如：

1、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8]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虎豕咬斗纹金带扣、 双虎纹金饰片、卧鹿纹金饰片、卧马纹金饰片、 双马纹金饰片、马纹金饰片、卧状怪兽纹金饰片、三兽咬斗纹金饰片、虎兽咬斗纹金饰片、怪 兽纹金饰片、直立怪兽纹金饰片、蛇纹金饰片、鸟形金饰片、卧马纹银饰片、虎形银饰件、天鹅形铅饰件、鹤头形青铜饰件、鹿形青铜饰件、鸟头形青铜饰件、鸟形青铜饰牌。

2、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9]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鹿纹镶蚌金耳坠、盘角羊纹包金铁带扣、马形青铜饰件、双马形青铜饰件、龙虎纹石佩饰、虎纹石佩饰、双龙纹石佩饰、龙纹石觿。

3、1985年，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10]出土的动物纹器物有：透雕双龙纹铜带饰、透雕双驼纹铜带饰、透雕双马纹铜带饰、透雕双马互斗纹铜带饰、透雕虎食羊纹铜带饰、浮雕羊纹铜带饰、透雕龙角相斗纹铜带饰、浮雕双马纹铜带饰、透雕羚羊纹铜带饰。

二、匈奴动物纹的种类和布局

纹饰的造型艺术是从观察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匈奴器物千姿百态的动物造型，是以形象的表现手法，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描绘。匈奴器物的动物纹，根据纹饰的变化、造型及工艺，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态环境观察分析，可分为战国晚期和西汉两个阶段。

战国晚期，正是匈奴势力开始强大的时期, 出土器物的数量及动物装饰种类非常丰富，时代特征比较明显。所表现的动物种类分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想象中的动物和杂类动物。

食草动物有马、牛、羊、鹿，食肉动物有虎、豹、狼，想象中的动物有龙、怪兽、狻猊，杂类动物有野猪、刺猬、鹤、鹰、天鹅、蛇等。其中, 马、羊、牛、鹿、虎、狼、豹、鸟是动物纹的主体，多为大型哺乳动物，纹饰多表现动物间的咬斗或捕猎情形。表现手法有立雕、圆雕、浮雕等。单个动物装饰，有写实性和图案化两种。

复合动物装饰，多表现猛兽吞食温驯动物，或者凶猛动物之间的咬斗，如虎咬牛、虎食羊、豹噬野猪、虎狼争斗等。

鸟的艺术造型是战国时期匈奴动物纹装饰中频繁出现的一种，多以鹰的形象出现。写实性的鸟，以立雕的手法表现鸟的整体，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鹰顶金冠，鹰立于半球状冠顶上，展翅俯视，各部位都展示清晰，具有立体效果。鹰形金缀饰，以浮雕的手法表现雄鹰的英姿。

毛庆沟出土的鸟形青铜饰牌和双鸟形青铜饰牌，都有从写实性向图案化转变的趋势。图案化的鸟纹，以表现鸟的头部为主，由单头、三头、四头组成图案。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鸟纹圆形扣饰、三鸟纹圆形扣饰、四鸟纹方形扣饰，用浮雕的手法表现，鸟首居中，鸟身抽象化，突出鸟首，美化图案。

马纹多为写实性，以浮雕的手法表现马的侧面，马均呈卧姿。如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马纹金饰片、马纹银饰片，马四肢内屈，腹着地，头下垂，作温驯之态，具有真实感。

鹿纹以写实性为主，用圆雕和浮雕的手法表现鹿的整体及侧面。如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鹿纹金饰片，鹿呈卧姿，长角拖于后背，四肢内屈，呈温驯之态。玉隆太、速机沟、石灰沟出土的鹿形青铜饰件，呈立姿和卧姿，分雌雄，形象地塑造了鹿的温驯之态。

羊纹出现颇多，其造型变化多端，羊的种类较多，分盘角羊、绵羊、羚羊。写实性的羊纹, 以浮雕的手法表现羊的侧面，羊呈卧姿，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金冠带上的羊纹和盘角羊纹金缀饰。还以圆雕的手法表现羊的首部和整体。如阿鲁柴登出土的羊纹圆形金缀饰，羊首居中，身体反转组成圆形图案。石灰沟出土的羊纹银扣饰，六羊聚首，吻部聚点为圆心，盘角为圆边，呈莲花状。

虎、豹、狼三种食肉动物，只有虎以单体造型出现得较多，其他两种动物多以群兽咬斗造型出现。

虎纹的造型分五种：其一，只表现虎首，如阿鲁柴登出土的银虎头、金虎头，均以圆雕的手法铸造而成。其二，单体造型，静态中的虎呈卧姿或立姿，如阿鲁柴登出土的卧虎形金缀饰和毛庆沟出土的立虎形青铜饰牌；动态中的虎，如纳林高兔出土的虎形金饰，以圆浮雕的手法呈现行走中虎的神态。其三，群兽咬斗形，如碾房渠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带扣和石灰沟出土的双虎咬斗纹银饰牌，以浅浮雕的手法把凶猛动物间争斗的 场面刻画出来。其四，虎食弱小动物形，如石灰沟出土的虎吞鹿纹银带扣，凶猛的虎张口吞食瘦小的鹿。其五，写实性与图案化结合形，如阿鲁柴登出土的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写实性的虎占主体，被猎食的鹰图案化排列于虎的周围，以浮雕和镶嵌的手法将写实与图案化有机结合起来。

怪兽纹集多种动物的特征为一体，如纳林高兔出土的怪兽形金饰件，鹰喙兽身，头生双角如鹿，偶蹄，是把草原上多种动物融为一体想象出来的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有着特定含义。

西汉匈奴文化中的动物纹种类有马、羊、驼、鹿、虎、龙、角等，纹饰布局讲究图案对称，多以透雕手法表现。如倒墩子出土的双马、双驼、双羊纹青铜带饰。还出现了高浮雕的手法突出所表现的主体图案。如西沟畔4号墓出土的盘角羊纹包金铁带饰，长方形托板上高浮雕一只盘角羊漫步于花草之中，打破了前期单纯动物构图的形式。从纹饰的表现形式看，有单体动物、对称式复合动物和动物咬斗三种。

三、匈奴动物纹的相关问题

在出土的大量匈奴遗物中，占有主体地位的马、牛、羊、驼、鹿、虎、豹、狼、鸟动物纹装饰最为常见，这些都是草原地区最常见的动物，与匈奴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

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墓葬[11]出土了带倒刺的马衔，马头偏离方向时就会刺入，以便控制马，说明在春秋时期北方民族就已驯服了马，在此期已进入游牧生活。战国晚期，匈奴的游牧经济已非常发达，畜牧业和狩猎业成为其社会经济的命脉。《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各有分地。”“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驒騱。”“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匈奴的动物纹则以马、牛、羊、鹿、虎、鸟为最多，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

匈奴的动物纹不仅是游猎经济的象征，还有其深刻的含义。动物既与匈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匈奴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最终产生对它们的崇拜，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索隐》据应昭、服虔、韦昭诸说，乃谓荤粥曰：“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虽然匈奴的族源仍在学术界有争议，但可看出匈奴经历了原始时代。从匈奴文化的发展阶段看，约在商代晚期，匈奴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已逐渐形成，不管当时称做何名，他们的文化是一致的，在活动范围内“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首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2]《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 “自淳维（传说中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匈奴氏族或部落存在的真实写照。匈奴把动物在器物上艺术化地表现出来，可能经历了一段以动物为崇拜对象的原始时期。

匈奴的动物纹是在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具有自身发展体系的草原艺术。在匈奴起源地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的早期，就奠定了动物纹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动物纹艺术特征。

动物纹艺术品以鄂尔多斯为中心，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凉城县、呼和浩特市、察右后旗、土默特右旗、乌拉特后旗等地均有出土；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地区也有发现。尽管各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动物纹艺术却呈现出一致性。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最早流行于早商至西周前期，主要是装饰于青铜短剑和刀柄首的圆雕动物头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为分布中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纹，与匈奴动物纹相比，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某些区别。比如单体动物纹饰牌、群兽纹饰牌等为其共同特点，而刀、剑柄上的群兽纹和双虺纠结、双蛇衔蛙、展翅飞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特点。鸟头、兽面形饰、屈足鹿则是早期匈奴文化的风格。战国至西汉时期，匈奴的动物纹自成体系，多为牛、马、羊、驼、鹿、虎、豹、野猪、禽类等动物种类，表现形式分单体动物、对称式复合动物、动物咬斗式，采用模铸、模压、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因此，匈奴动物纹是一种源自草原的艺术形式，其渊源可追溯到早商时期的以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13]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

动物纹装饰艺术分布地域非常广泛，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外，在蒙古、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直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称之为“野兽纹”。

有的学者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纳入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范畴，甚至认 为是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下 形成的，这显然有悖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 的历史发展脉络。但是，由于亚欧大陆草原诸民族间的长期交往，必然产生相互影响。

战国晚期，匈奴动物纹中出现的屈足鹿、身体反转兽、怪兽等艺术造型，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传统风格迥然不同，找不到它们的渊源，而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中却广为流行，年代也早于匈奴的相关动物纹。 战国时期匈奴的群兽纹长方形饰牌、卷曲成环形的虎形饰牌，以及其后的透雕动物纹饰牌，在蒙古、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都有发现，而且出现的年代早于这些地区。

可见，匈奴动物纹与中国境外的“野兽纹”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中原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都发现与匈奴的动物纹类似的艺术品。

河北省易县燕下都30号墓[11]出土的金带扣，呈长方形，边框为绳索纹，框内饰动物争斗纹，属西汉初期。

江苏省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14]出土一对金带扣，呈长方形，边框饰绳索纹，框内上部为两排形状相同的小兽首，下部为三兽首，其间饰七只飞鸟，为西汉早期。

广州登峰路120号墓[12]和象岗南越王墓[15]均出土成对的鎏金铜带扣，呈长方形，边框饰绳索纹，框内饰动物纹，为西汉时期。

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墓葬[16]出土的卧马纹铜饰牌、动物咬斗纹铜饰牌，为西汉时期。这些纹饰与匈奴动物纹存在着相似之处，如阿鲁柴登出土的四虎咬牛纹金饰牌、西河畔出土的虎豕咬斗纹金饰牌、马纹金饰牌等，说明匈奴动物纹在西汉时期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在北方草原地区，匈奴的动物纹装饰风格，直接影响了东汉至北朝时期鲜卑人的动物纹装饰艺术。

在匈奴动物纹中，还有一种龙纹装饰，用单体龙、龙虎、龙角表现。从出土物看，匈奴的龙纹装饰在汉代出现，这与匈奴和汉朝的交往有关。龙的观念最初产生于原始时代，到封建社会时期曾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以后，直接威胁着汉朝北境的安定，汉朝先后对匈奴采取和亲和战争的手段，来解决民族矛盾，进而推动了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匈奴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取自草原，在遇到干旱时，牧畜就会大量死亡，社会经济陷于萎缩，人民饥饿困死。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保证生活的安定，象征着雨神的龙自然受到匈奴人的崇拜，进而在一些器物上出现龙纹装饰。

四、结语

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对家畜和野兽有着特殊的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塑造了各种形态的动物图案，这种造型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并受到同期相邻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匈奴的动物纹装饰艺术达到一个兴盛阶段，对两汉到北朝时期匈奴和鲜卑的动物纹装饰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远及中原地区、西南地区的装饰艺术。从地理位置看，北方草原地区处于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匈奴的动物纹装饰造型和工艺充分证实了这一文化交融的事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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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

[6]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J].考古,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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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1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J].考古学报,1988,(3).

[14]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J].文物,1997,(2).

[1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