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迎春，郑炳林

[摘要]汉武帝攘匈奴取得河西，相继设置河西四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从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西汉就开始向敦煌地区移民实边，最初是军队戍卒屯田移民，继之是迁徙中原贫民到敦煌，更为持续的是将犯罪的高官和文士迁徙到敦煌，实现了从贫民移民到文化移民的转变，奠定了敦煌文化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敦煌;西汉;移民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21)01-0041-09

敦煌原来居住的是大月氏人，他们在匈奴南下打击之下大部分徙居中亚地区，少数留居的基本逃入南山称小月氏。汉武帝打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其众四万余人投降汉朝，从此河西西至罗布泊空无匈奴。西汉政府原来准备把匈奴从河西驱赶到中亚的乌孙人迁回到河西地区，约为昆弟之国，以断匈奴之右臂。元鼎二年(前115)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乌孙，转达西汉政府的意愿，但是他们已经适应了中亚舒适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不愿意再迁徙回河西走廊[1]。西汉政府只能对河西地区采取移民实边，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管理[2]。从西汉政府取得敦煌之初和置敦煌郡之后，不停地向敦煌地区移民。敦煌写本碑铭就记载到西汉移民敦煌的情况，另外敦煌地理文献和文学作品也记载到西汉移民敦煌的具体事实，我们利用敦煌文献的有关记载，考订史籍的相关事实，将西汉敦煌移民的真实面貌展现给学术界。

西汉敦煌移民是从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就已经开始，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河西不仅空无匈奴，就是其他民族也不见记载，西汉军队首先进入河西地区进行屯田，因此第一代敦煌移民就是这些戍守敦煌的军队戍卒，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敦煌移民从敦煌置郡之前已经开始，最初移民是军事性质的屯田，主要有军队屯田和罪犯贬谪屯田，敦煌写本P.4640《阴处士碑》记载敦煌阴氏的祖先是参加汉武帝派遣征伐匈奴的部队，后戍守敦煌：

公姓阴，字加(嘉)政，其先源南阳新野人也。齐经九合，璯弁清于星藂；汉约三章，鬟髻明于箴管。荣升紫府，贵践黄门；宿承玉斗之更，早达金门之诏。既乃跃鳞水上，一挺龙门，下说窖中，三冬豹变。犹郑人佐矩，募隼旟以先驰；若秦并列城，选牛刀而宠俊。就阴山之封秩，大漠斯平；据火候于敦煌，阳关得势。亦犹王箭(翦)远屠楚国，预固庄田；甘茂将伐宜阳，先盟息壤。塞门八阵，略地终身。野战十年，留连已此，至今为敦煌县人矣。[3]

所谓“就阴山之封秩，大漠斯平；据火候于敦煌，阳关得势”，就是指汉武帝元朔年间派遣军队从阴山征伐匈奴因战功得到封秩，这些军队主要从阴山一带出征，部分军队绝幕北至龙城、余吾水等[4]；元狩年间派遣霍去病等从征伐河西地区的匈奴，部分军队驻守敦煌阳关。阴嘉政的祖先率军参加这些军事行动并得到封秩，他率领这支军队应当以南阳新野人为主组成，屯田于敦煌界渥洼池的暴利长就加入这支部队。敦煌文书就记载敦煌龙勒渥洼水一带有从南阳迁移而来的罪犯谪居在这里屯田。P.5034《沙州图经》记载：

一[所]海水：

蒲昌海。

右出寿昌县东南十里，去州一百廿里。方圆可一里，□(其)深浅不测，地多芦苇，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寿□(昌)县南溉田，一道向寿昌东溉田。旧名渥洼水，□(按)《□ (汉)书·孝武本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 马之歌。”李斐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见)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作土人，将靽勒于水傍，后马玩习久，人代土人持绊勒，收得其马，献之。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渥洼水，即此海也。[5]

从渥洼水引水灌溉田苗的大渠、长支渠很可能就是当时这些屯田人的杰作。这条记载最初见载于《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秋马生渥洼水中颜师古注。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颜师古注云:“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6]。这个记载还见于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和S.5448《敦煌录》等中。《敦煌古迹二十咏》中就有“渥洼池天马咏”。《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史记集解》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我们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五年 (前129)汉朝派遣卫青等出兵攻打匈奴至龙城；元朔二年(前127)出兵至高阙，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六年卫青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夏，马生余吾水中。……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7]其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四万人降汉，汉遣霍去病迎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并在敦煌地区设置屯田官征发戍卒屯田。

《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8]

酒泉郡设置在元狩二年，汉武帝移民实边的开始时间是元狩二年，《汉书·卜式传》记载：

岁余，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库空，贫民大徙，皆卬给县官，无以尽赡。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9]

表明浑邪王降汉之后，汉朝就进行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就包括河南县在内。《汉书·食货志》记载酒泉郡设置后就往河西大量移民屯田：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0]

直到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仍然向边地移民，《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记载：

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11]

这次移民实边屯田应当是元狩二年的继续，应当包括河西地区在内。这个记载表明酒泉郡设置初年汉武帝就在河西置屯田官，征发戍卒往河西地区屯田。当时敦煌属于酒泉郡管辖，置屯田官征发戍卒应当包括敦煌地区在内。根据《汉书·礼乐志》天马之歌下记载“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很可能遭刑戍守敦煌的暴利长就是随军北征匈奴的士兵，他们在元狩二年编造了马生余吾水中，来到敦煌界渥洼水旁屯田，为了讨好汉武帝继续编造了马生渥洼水中的故事。暴利长等遭刑罪犯很可能是参加对匈奴战争中因犯罪被贬谪到敦煌屯田的。这些记载说明早在敦煌置郡前的元鼎四年(前109)，敦煌就开始移民并进行屯田，不同的是这些屯田是由设置在敦煌的各种都尉来管理的。

敦煌设郡之后，大规模的移民开始，生活在钜鹿的索氏就是在元鼎六年(前111)徙居敦煌的，虽然他们有避祸的原因在里面，但是这些记载透露出来一个信号，就是汉朝置敦煌郡的同时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到敦煌。元封四年(前107)汉朝有一次大的移民实边活动，很可能涉及到敦煌郡，《汉书·万石君传》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12]既然是徙流民于边，才建立的敦煌郡应当在移民的范围。但是这次徙流民于边是否执行了，还没有记载加以证实[13]。

敦煌文献也有汉代中原居民徙居敦煌的记载，敦煌的清河张氏巨鹿索氏就是西汉时移居敦煌的。P.2625《敦煌名族志》记载清河张氏迁徙敦煌过程：

[前汉宣帝]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准襄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帝以光有大功，窃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至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策□□，子孙莫睹。[14]

司隶校尉张襄在西汉属于高级官吏，敢出面奏霍光妻显毒杀许后，这不是一般人敢为和能为的事情，霍光因为拥立宣帝有功地位非常显赫，敢奏霍光妻毒杀许后，实际上就是站在霍光敌对面，应当具有一定实力才敢这样做。从其家族出身于赵王张敖看，张氏家族是非常厉害的。同卷记载钜鹿索氏迁徙敦煌的过程：

索氏，右其先商王帝甲，封子丹于京索，因而氏焉。武王灭商，迁之于鲁，封之为侯。秦并六国，庄侯索番致仕，国除。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钜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钜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后汉有索頵，明帝永平中为西域代(戊)己校尉，居高昌城。[15]

钜鹿索氏同清河张氏一样，都是官宦之家，所谓 “累代官族”。索氏家族迁徙敦煌同张氏一样的原因，得罪了皇帝或者当权者为避祸而主动移居敦煌的[16]。西汉索氏迁徙敦煌，我们还可以从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功德记碑》记载中得到证实：

总斯具善美者，其惟钜鹿索和尚欤。和尚俗姓索，法号义辩。其先商王帝甲之后，封子丹于京索间，因而氏焉。远祖前汉太中大夫抚，直谏飞龙，既犯逆鳞之势，赵周下狱，抚恐被诛，以元鼎六年自钜鹿南和徙居于流沙，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17]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祀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颜师古注引臣瓒曰:“《食货志》南越反时卜式上书愿死之。天子下诏褒扬，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莫求从军。至酎饮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而表云赵周坐为丞相知列侯酎金轻下狱自杀。然则知其轻不纠擿之也。”[18]索抚可能与赵周因同事犯罪，可能是引其情节较轻被贬谪迁徙敦煌，正逢上敦煌设郡，需要迁徙大量人口到敦煌。敦煌文书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效谷城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古效谷城，周回五百步。

右在州东北卅里，是汉时効谷县。本是渔泽鄣，桑钦说: 汉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都尉，教人力田，以勤効得谷，因立为县名焉。……今北面有颓基数十步。[19]

这条记载还见载于《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颜师古注曰: “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20]崔不意担任的是鱼泽都尉，是汉代在敦煌鱼泽障设置的屯田官，是个军事官员，因此他管辖下的人应当是屯田士兵或者刑徒之类，也有像从武都分徙而来的氐羌等，肯定不是从内地迁徙而来居民，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疏于耕种，将作战部队变成屯田卒，在河西地区很常见[21]。鱼泽障西汉哀帝时还存在，属于当时移民的地点。《汉书·孙宝传》记载：

哀帝即位，征宝为谏大夫，迁司隶。初，傅太后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傅太后使有司考冯太后，令自杀，众庶冤之。宝奏请覆治，傅太后大怒，曰: “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扬我恶。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22]

从这些记载得知汉敦煌鱼泽障至汉哀帝时仍然不断移民屯田，而且移民的地点是敦煌郡鱼泽障，就是说敦煌郡效谷县已经设置，但是鱼泽都尉并没有废除，作为一个屯田机构仍然保留，继续接收从中原地区迁徙的移民，这些移民多数是官员犯罪被贬谪敦煌的。而最大的一次官员犯罪移民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卫太子事件被牵连的官吏。《汉书·公孙贺传》记载汉武帝时卫太子因巫蛊牵连，杀江充，发兵攻丞相府，“太子亦遣使者挢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驱四市人，凡数万众”。太子兵败，畏罪自杀：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23]

《资治通鉴》汉武帝征和二年秋七月因巫蛊事杀江充，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遣使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驱四市人，凡数万人，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 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24]。这个事件卷入的人数很大，牵扯面很广，涉及事件而犯罪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这次被迁徙到敦煌郡的人数众多。根据《曹全碑》记载曹全祖上也是汉武帝时期移民敦煌：

世宗廓土斥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25]

西汉世宗就是汉武帝的庙号。至于曹全祖上是因何种原因和具体什么时间迁徙敦煌的，碑文没有详细的记载，可能也是因酎金或者卫太子事件牵连迁徙敦煌的。《汉书·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记载将作大匠解万年因营昌陵工程三年不成被徙敦煌：

十二月，诏曰: “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26]

将作大匠万年姓解，其因罪徙居敦煌郡还见载于 《汉书·陈汤传》，从事中郎陈汤与将作大将相善，受万年鼓动上奏徙民营昌陵，因地势低下三年不成而获罪：

制曰：“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27]

倡议者从事中郎陈汤和将作大匠解万年营作昌陵失败，而被谪徙敦煌郡。“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后议郎耿育奏，陈汤不宜 “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天子还汤，卒于长安”[28]。《资治通鉴》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记载：

卫将军王商恶陈汤，奏“汤妄言昌陵且复发徙；黑龙冬出，微行数出之应。”廷尉奏“汤非所宜言，大不敬。”诏以汤有功，免为庶人。徙边。……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与陈汤俱徙敦煌。[29]

虽然陈汤因功还徙长安，但是解万年之徙敦煌，足见敦煌移民一直在进行中。汉哀帝时期仍然向敦煌移民，《汉书·李寻传》记载因学术之争而引发的狱案，一批文士被迁徙到敦煌：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久寢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 “……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30]

李寻“治《尚书》，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其他如解光等在阴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应当说这是一次很大的文化迁徙，敦煌文化的发展得益于这些文士们的来徙。我们从这条记载推知，从汉武帝击败匈奴取得河西敦煌之地，就以各种形式不断向这里移民，有犯法的豪强大姓，也有失去土地的贫民，还有刑徒和戍边的官吏兵卒，还有犯法的官吏等。就这些被迁徙到敦煌的居民构成来说，社会上层占据了很大部分，他们徙居敦煌的同时，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汉文化也引进到敦煌地区，是敦煌地区的逐渐发展起来。汉朝政府相敦煌地区移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敦煌置郡之前已经开始，直到西汉末年仍然继续进行。《汉书·薛宣传》记载薛宣为丞相：

初，宣有两弟，明、修。明至南阳太守。修历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称。后母常从修居官。宣为丞相时，修为临菑令，宣迎后母，修不遣。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事下有司，……上以问公卿议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自将军以下至博士议郎皆是廷尉。况竟减罪一等，徙敦煌。[31]

后“况私从敦煌归长安，会赦”。况徙敦煌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举家迁徙敦煌，私自归长安，因潜藏其父家，遂与敬武长公主私乱，公主饮药死，薛况枭首于市，可能其妻子仍然留居敦煌。另外杨明是否一起徙敦煌，虽然没有记载，我们认为很可能一同徙敦煌。

随着敦煌郡的建置，敦煌地区的自然灾害等现象都见载于史籍中，《汉书·汉武帝》记载蝗灾波及敦煌，太初元年秋八月汉武帝行幸至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蝗从东方飞至敦煌”[32]。这次自然灾害还见载于 《汉书·五行志》：“太初元年夏，蝗从东方蜚至敦煌。三年秋，复蝗。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33]这可能是从关东地区移民敦煌人的认知，因为河南山东一带蝗灾是主要灾害，是他们将敦煌地区的蝗灾与关东蝗灾对比的结果，这也是史书中第一次记载发生在敦煌地区的自然灾害。

我们从西汉敦煌移民得知，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过居延征伐匈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四万人投降，西汉派遣军队戍守敦煌界进行屯田，形成了第一批西汉敦煌移民；西汉劝说乌孙回迁河西以断匈奴之右臂的计划没有实现，就开始对河西敦煌进行直接管理，置敦煌郡的同时，将中原地区的大量贫民迁徙敦煌，移民实边；在治理河西敦煌的过程中，移民敦煌不断进行，特别是将犯罪的高级官员和文士谪居敦煌，这些人都是西汉社会的上层，具有很高的文化造诣，他们迁徙敦煌实际上形成了敦煌的文化移民，汉代敦煌地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注释：

[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汉武帝元鼎二年:“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汉武帝元鼎二年记载:“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3]图版及录文见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14页。S. 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功德记碑》，图版及录文参见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

[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记载汉武帝是派遣军队匈奴多经阴山往漠北，元朔二年春正月，“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第170页)五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第171页)“六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第172页)元狩四年夏“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第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

[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下》。

[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8《卜式传》。《汉书·张汤传》记载:“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卬给县官，县官空虚。”。

[1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下《食货志》。

[1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

[1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46《万石君传》。

[1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万石君传》记载元鼎五年万石君子石庆为丞相，元封四年 “上以为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庆惭不任职，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遭到皇帝的批评:“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

[14]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10页。

[1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12页。

[1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元鼎五年：“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狱死。”。

[17]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功德记碑》，P.4640作《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图版及录文见《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

[1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

[19]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2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昭帝纪》记载始元二年(前85)“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颜师古注：“调谓发选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令其部率习战射士于张掖为屯田也。”

[2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7《孙宝传》。根据《汉书·傅喜传》记载唐林时为尚书令。

[2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6《公孙贺传》。

[2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卷22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

[25]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2册。

[2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10《成帝纪》。

[2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0《陈汤传》。《汉书·翟方进传》记载：“商素憎陈汤，白其罪过，下有司案验，遂免汤，徙敦煌。”

[2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0《陈汤传》。

[2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31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

[3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5《李寻传》。[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34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记载哀帝既改号月余，寢疾自若，夏贺良下狱伏诛， “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3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83《薛宣传》。

[3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武帝纪》。

[3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