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汉文帝霸陵有别于西汉诸陵的一个重要文献记载，不仅是其选址于白鹿原上，而且还“因山为陵，不封不树”。对于这一文献记载的理解，时人的初心与记叙和后世的流传与解释渐行渐远，最终导致产生文帝霸陵本为“崖墓说”的推测。江村大墓的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汉文帝霸陵的真实情形，但同时也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究意是历史文献记载有误？还是后人的理解出现误读？霸陵葬制出现的原因为何？对于后世又有何影响？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材料，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新的阐述。
关键词：西汉陵墓；帝陵制度；汉代考古；薄葬习俗；江村大墓
一、汉文帝霸陵的文献传承与考古调查
西汉立国达215年，共有十一座帝陵。其中九座位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另有两座位于今西安的东、南郊，一座是文帝霸陵，一座是宣帝杜陵。迄今为止，对于咸阳原上九座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之一，在于澄清了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对于自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到南北朝时期佚名《三辅黄图》、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清初毕沅《关中胜迹图志》等文献记载的误定、误释进行了修正。在确定九陵的方位、排列顺序之外，也基本上廓清了陵墓封土结构、陵园垣体与门阙、陪葬墓、从葬坑等考古遗存的情况[1]。
但是，关于汉文帝霸陵的相关情况，直到1984年，黄展岳先生还只做了这样的描述：
“霸陵‘依山为陵’尚未勘察。陵南薄太后墓、窦皇后墓尚存。1966年曾对窦后墓进行勘察，并发掘从葬坑四十七个。” [2]正是因为文献上有霸陵“依山为陵”这一记载，加上历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都未能发现地面上的封土，所以霸陵可能为“崖墓说”便因之而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举徐苹芳先生所述：
霸陵“因山为藏”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咀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从墓室的结构上来说，应当是一种崖墓。西汉时这种“因山为藏”的崖墓，如山东曲阜发现的西汉鲁王墓、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皆属此类。霸陵即是崖墓，估计应与上述两墓的形制大体相似。[3]
随后，黄展岳先生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西汉诸陵内部的构造因未发掘尚不清楚，但从已经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的情况来看，“这种筑有高大坟丘的帝陵，应类似北京大葆台燕王墓、长沙咸家湖长沙王墓，作竖穴土坑，多层棺椁，棺椁外设黄肠题凑及若干外藏椁室的形式。霸陵依山为陵，应类似河南永城梁王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和江苏徐州楚王墓的形式，在山腹内凿出甬道、墓室、回廊，设置多侧室、多耳室” [4]，也将霸陵归入到“崖墓”这一类型。
按照这个推测，在长期以来考古调查当中，对于灞河西侧“凤凰咀”所在的高崖进行过多次考古钻探，但迄今为止却尚未发现任何建筑墓葬的遗迹。那么，有关汉文帝霸陵的文献记载究竟给后人提供了什么线索？这些线索是否为“崖墓说”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呢？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的文献记载再作一次梳理。
关于霸陵的营建，文献史料首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5]其后，东汉人班固所撰《汉书·文帝纪》记载与《史记·孝文本纪》所记完全相同：“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6]与之同时代的《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孝文寐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7]。《后汉书·王符传》载：“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 [8]。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帝霸陵的文献记载仍不时见诸文字。如佚名《三辅黄图·陵墓》记载：“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下载：“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泻水。在长安东南三十里。” [10]其后，在一些史料中也透露出关于汉文帝霸陵的记载。如宋人王茂撰《野客丛书》记载：“汉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示从俭也。班固赞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亦曰：‘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谓知帝矣！” [11]另如《雍录》记载：“文帝尝欲驰车下霸西峻坂，因袁盎谏而止，即白鹿原之西坡也。帝乐其地遂即霸上立陵，以为霸陵。陵后又置县，是为霸陵县也。” [12]
从以上所列文献，可以归纳出所记文帝霸陵的主要建造特点：其一，是“不起坟”或“不起山陵”，即在地面上没有坟丘，这和西汉其他诸帝陵均在地面筑砌有高大的覆斗型封土明显不同。其二是“因其山”，或与上文相连理解为“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其三，是实行“薄葬”，具体而言即随葬品俭约，不用金银铜锡类器物随葬。其四，与陵墓共存的，还设有为其服务的陵县之属。
这四个特点当中，第一、第二个特点和以往的西汉诸陵相比较最显差异，后世通常是将两者合二为一，总体理解为“因山为藏，不复起坟”，除了地面不建坟丘之外，还将山崖作为藏身之所，将墓葬深藏于山崖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和认识，也成为考古学界多年来推测汉文帝霸陵可能为一座“崖墓式”的帝陵重要的文献依据。
二、江村大墓的考古发现及其启示
继1966年以来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上发现西汉窦皇后陵园及其从葬坑之后，2001年，在窦皇后墓西侧又发现了一座已经多次被盗过的大墓（简称“江村大墓”）[13]。据报导“这座大墓墓室长宽各约40米，深约30米，有三道回廊，紧贴墓圹砌有一周砖墙，墙内为枋木垒筑的外椁，外椁与第二周枋木墙之间为宽、高各约2米的外回廊，廊内堆积有大量的木炭，第二周枋木墙一端设门，内为第二道、第三道回廊。盗墓者共盗出近300件文物，其中有6件着衣式黑色陶俑”。正是这座江村大墓的发现，使得人们重新讨论汉文帝霸陵的陵位所在。近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江村大墓的有关情况，得出“此墓位置显赫，规模大，外藏坑数量多，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墓的等级，墓主可能就是汉文帝”的推测，并认为霸陵的墓葬形制可能为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西汉帝陵并无两样，只是未建封土而已[14]。具体而言，研究者提出了五点论据。
其一，从地貌上看，江村大墓所在的白鹿原东北部虽然没有西汉其他诸陵所在的咸阳原那么开阔，但地势高亢，台地较为平整，完全能够满足建陵的需要。
其二，按照西汉帝陵传统与制度，帝、后实行“同茔异穴”合葬制度，即帝、后陵均应位于同一陵园内。换言之，文帝霸陵应与窦皇后陵相距不远，而江村大墓正好符合这一规制。如果将过去选定的凤凰嘴山崖作为霸陵所在地的话，则与窦太后陵之间两者相距达2100米，显然不符合西汉帝陵制度。
其三，西汉帝、后陵一般东西排列，“帝东后西”制是西汉帝陵的主要模式，而“帝西后东”制是次要模式。江村大墓的位置位于窦皇后的西南侧，也大体符合这一规制。
其四，西汉帝陵制度中除部分后陵为“甲”字形、“中”字形之外，更多的帝、后陵是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圹墓，窦皇后陵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与其他后陵没有差别，故推测霸陵也为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圹墓有所依据。
其五，《水经注》记载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泻水”，应是陵园内的排水设施，西汉帝陵中在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中都曾发现过相同的遗迹，但在后陵陵园中尚未发现排水设施，这一点或可成为界定帝、后陵园的依据之一。
这一新的观点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虽然江村大墓尚未经过正式的考古试掘，但根据其周围发现的大量外藏坑、与窦太后又同处一个陵园之内、自身的规模十分宏大等这些要素加以综合考虑，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的这种可能性陡然上升。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重新审视文献记载所提供的线索，也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汉代的文献记载中，都提到汉文帝霸陵“不治坟” “不起山坟” “不起山陵”这一点，即强调了霸陵在地表不起高大的封土（即山坟、山陵）这个特点，这和江村大墓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目前在江村大墓墓上尚未发现明显的封土遗迹。所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迹象两者之间是基本吻合的。但是，文献中也没有提供任何霸陵采用了“崖墓”之制的线索，反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记》《汉书》中都特别强调了汉文帝临终前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所谓“因其故，毋有所改”，应当理解为他不希望看到霸陵的山川景象因为治坟营陵的举动而有所改动和破坏。再进一步，在《史记》和《汉书》当中，也找不到司马迁、班固本人用过“因山为藏” “因山为陵”等字句的迹象——这原本是后世推测汉文帝陵墓采取了“崖墓”埋藏方式最为重要的文献依据，现在看来就需要再加辩识了。
《史记》裴骃《集解》和《汉书》颜师古注均引用了东汉学者应劭对汉文帝遗诏中“霸陵山川因其故”这一句的解释：“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山下川流不遏绝也。就其水名以为陵号。” [15]可见文献中最早出现汉文帝霸陵“因山为藏”的表述，始于东汉末年的应劭。
如果仅仅只看“因山为藏”一句，在此至少可以作两解：一是依托山脉、紧靠山脉作陵；二是以山为陵，建陵其内。如取前者之意，则只是说霸陵的选址依山靠水，并且不再另起坟垅；如取后者之意，则可理解为霸陵建陵于山体之内，以山为陵而不起坟丘，后来推测霸陵为“崖墓”者，应当是从后者之意来加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联系到应劭注释下文中还有“山下川流不遏绝也”一句来看，正是因为汉文帝霸陵的营建工程没有大量的动土而导致自然景观的巨大改变，才会产生这个结果。换言之，霸陵的营葬只能在既没有开凿山崖，也没有垒砌高大封土的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山川景象如故，山下川流也不致遏绝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正符合汉文帝临终遗诏的本意。
所以，回溯文献，应劭所释的“因山为藏，不复起坟”一文的原意，应是依托山脉、紧靠山脉建造陵墓，而且不再另起坟丘的意思，与在山体内开凿墓室并无关系，后人将“因山为藏”理解为营建“崖墓”，看来可能是一个误读。
通观《史记》《汉书》之后的文献记载，也基本上沿袭了汉代史家的说法，并无新的解释。只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下记载霸陵“有四出道以泻水”，有别于其他文献，这究竟是指霸陵陵园内有排泻洪水的设施，还是指霸陵封土之上有四条排水道，目前从考古发现的情况还无法确认，前文已经指出，有的考古学者倾向于认为这可能是指在陵园内设置排水沟一类的设施，可备一说。但无论如何，结合江村大墓的考古发现来看，汉文帝霸陵采用“崖墓”一说的文献依据是不充分的。至于江村大墓本身是否就是汉文帝的霸陵？这还需要考古发掘之后才有可能最后确认，考古学者推测霸陵很可能是西汉帝陵中一座没有构筑地面大型覆斗形封土、只是在地下采用了四出墓道的“亚”字形大墓这种新的认识，和传世文献记载之间并无矛盾，从理论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三、汉文帝霸陵营葬观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如果上述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之间的关系可互为印证，说明汉文帝霸陵并非为一座崖墓，而只是一座不起封土的地下大墓，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汉文帝为何要一改西汉帝陵以覆斗型封土作为帝陵标识的作法，而采用“因山为藏，不复起坟”这样一种新的规制呢？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第一，是汉文帝对前人“厚葬”风习的反对。这需要联系到汉文帝临终前所表达的愿望来综合考察。《汉书·文帝纪》载：“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臣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16]这里，他明确表达了对当下之世“厚葬”风习的反对，也明确表示他将在生后放弃这种厚葬之俗。
战国秦汉以来，厚葬风习日盛。其中，在地面建立高大的坟丘即为厚葬的标志之一，又以帝王陵墓为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秦始皇陵的营建。秦末汉初天下动荡，有着显著地面标志的帝王陵墓遭到大规模盗掘的景象，对于汉文帝而言可谓印象深刻。所以，采取在地面不建坟丘的作法，一方面是最为直观的对厚葬之俗的舍弃，另一方面从客观效果上看，也是对死后葬身之所的一种保护方式。《唐会要》记载，当唐太宗贞观九年因唐高祖驾崩召群臣议定山陵制度时，秘书监虞世南还曾列举出汉文帝的这段往事来主张推行薄葬：“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曰：‘孝文帝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夫，以北山之石为椁，用紵䋈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可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17]。从这条史料可见，汉文帝行薄葬之礼，有其时代背景和更深层面的考虑。
第二，是汉文帝所倡导的“欲为省，毋烦民”的基本国策。《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18]，《汉书·文帝纪》中班固对此的赞文与《史记》完全相同[19]，都提到汉文帝之所以“不治坟”的直接理由之一，就是“欲为省，毋烦民”。
联系到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背景来看，《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文帝“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20]，班固赞颂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缔，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21]，看来也并非一味谥美之词。汉文帝霸陵虽然并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清贫，后世盗墓也从中出土过珍宝之器[22]，根据《史记》《汉书》所载，营建霸陵时动员的人力也有“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椁穿复土属将军武”等相当规模的阵容[23]，但相对秦汉时期的其他帝陵而言，汉文帝霸陵在地面未起高大坟丘，没有动员更为众多的民力从事土木工程，从目前的考古遗迹来看也应是事实。这和汉文帝尚行节检，无烦民力的治国理念是相互吻合的。
第三，可能与汉代风水术的兴起有间接的关系。前举《史记》《汉书》中还提到一句汉文帝的临终遗嘱，也很值得重视，即“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汉文帝希望他所选择的霸陵作为死后葬地，山川景色一如旧故，不作改动，这当中或许也包含有保持其葬地风水不致破坏流失之意。从时代风尚来看，风水葬地之术在秦汉以来开始兴起，凡挖山掘崖之类，按照风水术师的说法，若经营不慎都会泄露风水宝气，破坏“龙脉”。作为帝王陵寝所在之地，可能在葬地的选址和营建上都更为讲究。《水经注·渭水下》记载：“汉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南亭更营之” [24]，便是一个例证。虽然我们目前对于西汉帝陵在选址、营建、筑墓等一系列过程当中究竟有多大程度受到汉代地理风水之术的影响，还缺乏更多的线索，但从汉成帝营造延陵来看，应是经过“相地”之类风水择地之术来预测其吉凶的。以此推之，汉文帝霸陵的建陵过程中受到风水思想的影响，不主张大动山川以改其风貌，也当在情理之中。
汉文帝霸陵从目前所获江村大墓的考古情况来看，可能是一座没有大型覆斗形封土、具有“亚”字形四条墓道的大墓，而不是一座开凿在山崖之内的大型“崖洞墓”已如前述。汉文帝临终前下诏不取厚葬，所行之葬礼在当时已算是“薄葬”，这种丧葬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汉以后帝陵营葬凡举薄葬者，多以文帝霸陵作为其楷模。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国曹氏的丧葬观念和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当中均可窥见汉文帝霸陵营葬观念的深刻影响。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生前在营建寿陵时，便诏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25]在他临终之前，也实行薄葬：“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26]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实际上就要将陵墓选址建在高亢之地，利用自然的山麓作为坟丘或象征高大的坟丘，而不另在地面起坟和树立任何标志。这与汉文帝霸陵所主张的丧葬观念是一致的。曹操的这一丧葬观念，到魏文帝曹丕时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曹丕临终之前，更是在其“终制”中留下遗言：
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自古以来，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27]
根据曹丕的这篇临终遗言，在其死后文献记载“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28]。在他的遗言中，将汉文帝霸陵和西汉其他诸陵对举并列，指出霸陵之所以能够在汉末的战乱中得以保全而未遭盗掘之祸，就在于没有“厚葬封树”，而其他汉氏诸陵却未能得以幸免。
近年来，曹操高陵（发现时称为“西高穴二号墓）的发现为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对照提供了难得的样本。曹操高陵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约15公里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建墓之所地势高亢，墓上没有发现封土，墓葬平面呈“甲”字形，为一座多室砖室墓，由墓道、砖砌护墙、墓门、封门墙、甬道、墓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当时随葬器物的真实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从残存的随葬品来看，仍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陶瓷器和石器等遗物约400多件，其中包括能够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铭石牌和具有时代特征标志的铁甲、剑、帐架等物，由此被学术界多数人认定即为曹操高陵[29]。
在曹操高陵发现之后，2016～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高陵的保护展示工程，又对高陵陵园及建筑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结果表明，高陵陵园为内垣墙外壕沟结构，M2即曹操墓为陵园的中心，神道位于陵园东部，宽约5米，南北两侧均有柱础标记，现存东西长约33米。神道北部、南部有对称的建筑遗迹，陵园南部也有功能不同的建筑遗迹发现，从陵园内发掘出土有筒瓦、板瓦等建筑遗物，瓦当上装饰的蘑菇状云纹与洛阳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出土瓦当纹饰相似，可确认其年代为东汉中晚期[30]。
将曹操高陵和现在“疑似”的江村大墓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若干相似之处：其一，两者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封不树”，即在墓上不建高大的坟丘；其二，都将陵墓选址在高亢之地，借山势而显其尊贵，利用自然环境而不另作改造；其三，两者都建有陵园。江村大墓位于陵园内窦皇后墓西侧，曹操高陵的陵园与洛阳东汉帝陵陵园相比明显较小，显然不是按照帝陵规制营建，但地位也较特殊，位于陵园中心位置；其四，虽然文献明文记载汉文帝和曹操都下诏行薄葬，但从汉文帝霸陵在晋代被盗掘的情况以及在曹操墓内仍有作为随葬品的金银铜铁器物发现来看，表明既使是所谓的推行“薄葬”，主要还不是体现在随葬器物的多寡或品级高低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汉魏时期由汉文帝首倡的帝陵“薄葬”之礼，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因山为藏，不复起坟”。也就是说，不在地面上遗留下来秦汉帝陵最具威仪、等级和皇权象征意义的高大坟丘——即文献记载的所谓“山陵”。但在地下墓室的营建、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方面，既使有所限制，也并非文献记载的那样严格。
对于“因山为陵”这句话的理解，也需要结合考古遗存加以重新认识，过去认为这意味着是汉文帝霸陵是将墓室开凿于山体之内，以山体为藏身（尸）之所，从而进一步推测其可能暗示着这类帝陵为大型“崖洞墓”的看法，也应随之加以必要的修正。
不过，如同河北满城汉墓那样真正开凿在山体之内的崖墓在汉代的大量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深入加以探究的问题，它的源头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并非源于汉文帝霸陵的可能性随着江村大墓的发现而增大。当然，汉文帝霸陵就是江村大墓的推测，也还有待于江村大墓最终的考古发掘结果才能揭晓。如果笔者上述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对于汉代崖墓起源的真正原因及其源流演变的过程，还需要结合汉代墓葬制度和丧葬礼俗的发展变化，以及地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重新加以探讨，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编 者 按：原文引自《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