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汉属国是为了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而设立的，其中大部分
是针对归降匈奴的，这也反映出匈奴问题在西汉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西汉属国的设置、管理方式以及属国设置的背景、目的和作用方面论述了汉对匈奴恩威并重的外交策略。
[关键词]西汉属国；匈奴；外交策略
一、西汉属国的设置及其管理方式
属国是两汉安置归附少数民族的一种行政体制。早在秦时就有了属国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这说明秦时已设立了专门官员接待“蛮夷降者”，但秦有多少属国，如何进行管理，史无记载，不可考。西汉初年上郡已有龟兹属国，《汉书·地理志》上郡条：“龟兹，属国都尉治。”应邵注曰： “龟兹人来降，因以名县。”师古注：“龟兹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龟兹属国设于秦代，汉因之。西汉置上郡属国，都尉治所仍设龟兹，但安置的是匈奴人和其它部族，而不是龟兹人。西汉在武帝以前已有属国之官，《汉书·文帝纪》曰：“属国悍为将屯将军。”西汉正式设置属国始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载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秋，浑邪王率众来降，“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俗，为属国。”正义注云：“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汉书·武帝纪》：“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元狩三年（这是因为归降在前，设官职在后之故）。《通典》以为“安定、上郡、天水、西河、五原为五属国”。边五郡指哪五郡，历来说法也不一，而且元狩三年是否同时设置五属国，也尚有疑问。王宗维先生认为边五郡只是大致方位，五属国的提法也不确切，元狩三年并没有同时设置五国。
西汉还设置了一些属国。《汉书·宣帝纪》曰“神爵二年（公前60年）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金城、北地两属国《汉书·地理志》失载。张掖郡的两属国则见于《续汉志．郡国志》：张掖属国，“武帝置属国都尉，以蛮夷降者。安帝时，别领五城。……侯官、左骑千人[官]、司马官，千人官。”张掖居延属国，“故郡都尉，安帝时别领一郡（郡，城字之误）。……居延，有居延泽，古流沙。献帝建安末立为西海郡。”居延汉简：
张掖属国司马赵□功一劳三岁廿六日《合校》53．8
元凤五年尽本始元年九月以来□□
□属国胡骑兵马籍《合校》512.35A， 512．35B
《汉书·匈奴传》也载昭帝元凤时有张掖属国都尉。可见，张掖属国建于昭帝五凤五年以前。至于张掖居延属国，陈梦家先生据居延汉简：
□下领武校居延属国部农都尉县官承书□《合校》65．18
□敢告居延属国部□《合校》216．1
□月戊戌朔己未第二亭长舒付属国百长千长□《合校》148．42
以为此简属昭末宣初的，且此属国指张掖居延属国，故张掖居延属国至迟在宣帝时已建立。其实西汉时并无张掖居延属国，因张掖属国不同于其它属国，它管理的少数民族部众较复杂，地域也较分散，因此就在居延地区也设置了一些属国的下属官吏，如千长、百长等，以管理这里的少数民族。张掖居延属国实建于东汉。
一般认为西汉共设置了七个属国，即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金城属国、张掖属国。西汉的属国中有胡有羌，但主要是为安置归降匈奴而设。这也反映出匈奴在西汉对外政策中的特殊地位。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属国，秦官，主蛮夷降者。”又“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属官九译令。”因此，除典属国外，管理属国的有都尉、丞、候、千人。属国都尉是属国的最高长官，由中央派遣的汉族官员担任。属国都尉统领下的属国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丞为都尉之副职，《汉书·百官表》都尉条下“有丞，秩皆二百石”。汉简有：
属国都尉千秋丞充 □《合校》 68．48
丞辅佐都尉处理日常诉讼、文书、财务，有时还代行都尉的职责。候，也称候官，下有候史、斥候，担负着侦察、警戒、治安的任务。从汉简来看，都尉和丞之下除了侯之外，还有司马。如：
张掖属国司马赵□功一劳三岁十月廿六日 渔阳守□
司马宗室刘护 □ 《合校》53.8
这也许是张掖属国与其它属国有些不同。千人，也称千人官、千人长、千长，主要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管理归附民众。
属国中保留了许多少数民族原有的官职。以归降的匈奴为例，属国有且渠，《史记·建元以来王者侯表》载昆侯渠就“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功侯”。属国也有王，《汉书·匈奴传》记元凤二年匈奴右贤王入侵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杀犁污王……因封为犁污王”。属国还有千长百长等，如前引汉简《合校》148．42。原来匈奴的统治机构分为两部分，一是上层，即从左右贤王到左右大当户二十四长；一是下层，即“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因其俗”而治的属国，改变的只是匈奴的上层，下层是保存不变的。因此，整个属国的官僚机构实际由属国都尉、丞、侯（或司马）组成的上层和由少数民族原有的千长、百长、且渠等组成的下层两部分构成的。
属国的管理方式是“因其俗”而治的，都尉及其属官都是保卫安全的军事性职务，属国内的生产和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则由千长、百长、且渠等部落首领进行管理。这不仅保留了归附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而且原有的部落组织及其管理方式也未改变。这种治理方式是适应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有利于边疆的稳定。西汉的属国属于典属国（但不直辖于典属国），同时要受郡太守的节制，如《汉书·匈奴传》述昭帝时“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匈奴。属国的名称前均冠以所在郡的郡名，这也说明它与所在郡的关系更为密切。总之，属国都尉统领下的属国，是一种军事性的组织，在边郡完全和驻兵一样，平时屯守，战时出征。
二、属国设置的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早在战国后期，匈奴就成为我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元前 209 年冒顿杀父自为单于，建立了新型的草原帝国。他东征西讨，在短短的数年中几乎向所有的方向扩展了他的帝国，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威胁。而此时的西汉王朝刚刚建立，国力尚弱，无力与强大的匈奴相抗衡，两大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遭遇—平城之战即证明了这一点。汉高祖不得不接受刘敬的建议，与匈奴达成协议，实行“和亲”政策，“奉公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和亲”也就成为从平城之战到汉武帝统治初解决与匈奴冲突的样板。但此时的“和亲”，对西汉王朝来说有些忍辱负重，因为匈奴并不总是履行不侵犯的诺言，相反却屡屡南下侵扰，即便是在迎娶了汉公主、获得大量馈赠之初也是如此。所以“和亲”政策在直接阻止匈奴侵犯的作用是有限的。文帝已经认识到，和亲起到的作用是昂贵而无效的，但经历了一场大的内乱后，国力很虚弱，所以在继续奉行和亲政策的同时，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即位，这时的西汉帝国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汉书·食货志》载：“国家无事，非遇水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矩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腐朽不可食。”国力、军力也极大提高，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统治日趋巩固，对匈奴采取攻势的时机已到来。汉匈之间以和亲解决冲突的方式便结束了。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多次战争，其中最重大的反击战是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给匈奴以致命性的打击，改变了西汉在军事、政治中的被动局面。正是在河西之战中，也正是在西汉王朝取得重大胜利之时，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汉武帝审时度势，置五属国以安置归降之众，也体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西汉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与武帝时的国力强盛，以及军事上的优势是分不开的。汉武帝在大规模对匈奴用兵的同时又设置五属国以安置匈奴降者，也反映出汉对匈奴恩威并施的外交策略。
武帝后期，由于大规模用兵，“海内虚耗”，阶级矛盾激化，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令”，停止对匈奴用兵，“与民休息”。但汉武帝设置属国来接纳归降匈奴的做法却被他的后来者所效法。
设置属国来接纳归降匈奴的设想并非始于汉武帝，早在文帝时，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贾谊就上书文帝：“……将为陛下以耀蝉之术振之，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出之塞外，自陇西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耳，依次与单于争其民，则匈奴犹振槁也。”所谓“耀蝉之术”，是童子以火光照蝉，使蝉因受 到火光的炫耀而不能飞动，以便加以捕获。对匈奴“建三表、设五耳”的目的即是要用汉朝的物质声色的诱惑以弱化、分化匈奴。又“……今匈奴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之已也，而汉岁至金絮采缯以奉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计，请必系因于单于之颈而致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也。”贾谊主张设置属国之官管理匈奴，以实现“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的目的。西汉设置属国，对匈奴实施恩威并重的策略显然受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史记·五帝纪》：神农氏后期 “诸侯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不能征，于是轩辕乃习于干戈以征不享，诸侯皆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沾五气、艺五种，扶万民，度四方”然后与侵犯诸侯的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率诸侯在涿鹿之野擒杀蚩尤，于是“万国和畅，推轩辕为黄帝”。此后征三苗亦恩威并施：“德威惟畏，德威惟明”。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可理解为“夷夏之辨”和“夷夏同风”。“夷夏之辨”包括“以夷变夏”和“以夏变 夷”两方面，古代中原民族一直以一种优越而自信的姿态来看待周边“蛮夷”的，他们理所当然的认同“以夏变夷”。孟子就曾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夷夏同风”以“夷夏之辨”为基础，从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认为作为天下共主的汉族统治者应该“德及鸟兽，教通四海”，使四夷宾服、天下同风。这种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看来，这种怀柔的方式远远优于征伐和杀戮，更能引起“蛮夷”的好感，更能吸引“蛮夷”加入到中国的统治秩序当中来。
然而贾谊的设置属国的设想由于当时国力尚弱而无法实现，而且，贾谊对匈奴的估计也过低。而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又有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使贾谊的设想实现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力量支撑。汉武帝正是按照贾谊的理论建五属国的，这就使贾谊的理论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再者，从现实考虑，如何安置这些降众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将归降的数万之众置于内郡，直接由典属国管理，势必给首都带来威胁，因此，将其安置到边郡由属国进行管理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做既可避免对首都产生的威胁，又可使其处在中央的直接统治和监督之下，还能作为抵御匈奴的一道屏障。
因此，属国的设置不是偶然的，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
三、设置属国的目的和作用
设置属国的目的，一是接纳“蛮夷降者”，二是分化瓦解与汉敌对的少数民族。对于游离不定、时叛时降的强敌——匈奴来说，西汉建立属国的目的恐怕更偏重于后者。实行这一策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与单于争其民”瓦解匈奴。正如贾谊所说：“将为陛下以耀蝉之术振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单于争其民，则匈奴 犹振槁也。”即通过“建三表”、“设五耳”的优待匈奴的策略，达到瓦解匈奴的目的。元狩二年秋，浑邪王降汉，汉武帝派二万乘迎接，“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此轰动效应在当时可想而知。汉武帝之所以不顾群臣的反对做出此举，自然有其目的。宣帝五凤年（公元前56年），左大将乌厉屈与父乌厉温敦率其众五万人降汉，汉封乌厉王为新城侯，食邑1600户，封乌厉温敦为义阳侯食邑1500户。这种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可以笼络归降的匈奴人，使他们“乐不思蜀”，另一方面还可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降汉王朝。我们再来观察属国的官僚机构就会发现里面也吸收了不少匈奴官僚，“因其俗”而治的管理方式也颇有吸引力。因为匈奴在在制度、文化等方面毕竟与中原不同，如果按郡县制进行管理，匈奴人是不能适应的，也是不长久的，属国制是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西汉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是一种直接的经济文化渗透策略的话，那么，利用属国“与单于争其民”的政策就是一种间接的经济文化渗透。再者，与匈奴斗争具长期性，采取这种策略也较适合此实际情况。西汉王朝正是要通过属国“施远德”、“加远威”，在潜移默化中让越来越多的匈奴部众归降于中国，达到瓦解匈奴的目的。（2）“以夷制夷”抵御匈奴。西汉王朝在经过多次的与匈奴的遭遇后发现匈奴得胜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他们的骑兵作战的灵活性和强有力性。对于匈奴的作战技术，西汉王朝是十分欣赏的，于是便学习匈奴建立了骑兵部队。同时西汉的政治家们也认识到不能单纯的为招降而招降，还要利用胡骑的长技来抵御匈奴。贾谊的思想便体现了这一策略，而晁错的建议则更为明确：“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 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属国建立后，也正实践了这一点。这些属国都位于北方边郡，都有胡人组成的骑兵部队，有出兵作战的义务。事实证明，胡骑在对匈奴作战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 ”。
《史记·建元以来王者侯表》有“以属国都尉骑击匈奴，捕单于兄功侯”，“以属国都尉五年出击匈奴得累缦等”的记载。西汉利用属国胡骑对付匈奴也是显而易见的。
属国建立后其取得的成效也是明显的，宣帝神爵二年，日逐王率万余人降汉，五凤二年左大将军乌厉屈与父率五万人降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向汉俯首称臣。属国在宣扬汉威，瓦解、抵御匈奴，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匈奴也就在西汉恩威并施的策略中力量不断地被削弱。
属国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后，汉匈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匈奴欲用战争来获取汉朝财物的可能逐渐减小，在边郡与汉进行贸易便成了匈奴的最佳选择，同时，他们也很注意吸收和借鉴汉朝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另一方面，在汉匈接触过程中，匈奴游牧文化也为中原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属国设置，使汉匈人民杂居一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渗透自然更为直接，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东汉时，有的属国被取消了，而代之以郡县制进行统治，这便是民族融和的结果。
属国也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开拓与发展。采用属国这一行政体制，实际也就承认了中原民族与匈奴以及其它边疆各族之间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和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有利于汉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有利于各民族的和平共处，促进了边疆的开拓、发展。
西汉属国的设置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在西汉属国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些比郡属国。东汉的属国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比西汉的多、大，为属国郡县化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的羁縻府州制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也无不受此影响。
作者简介：杨芳（1977—），女，甘肃武威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简牍学研究生。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6年 第26卷第二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