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昭君

发布时间:2020-12-31 浏览次数:8632 来源:昭君文化

[编者的话]


《昭君文化》将从本期开始连载马冀教授新著《论王昭君》的部分内容,敬请关注。


马冀现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王昭君,发表过多篇论文。他设计、撰稿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一书,经林干先生审阅、定稿,于199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内蒙古社科成果荣誉奖,并被韩国翻译出版。2002年他向呼和浩特市委提出编写、出版《昭君文化丛书》5种的建议,其中,由他撰写的《昭君文化研究》一书,首次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昭君文化的内涵、外延和价值意义,为弘扬昭君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积极为历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出谋划策,被呼和浩特市政府聘请为文化顾问。近年来,马冀先生继续在昭君文化领域笔耕不辍,深入耕耘,又撰写出《论王昭君》书。蒙作者慨然允诺,本刊得以在新著出版之前连载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上篇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王昭君,西汉时期一个美丽的女子,以她柔弱的肩膀,承担了时代的重任,从江南水乡的柔媚,走向了塞外荒漠的刚强;同时也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中,成为了传奇和信仰。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佳话,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一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上自帝王将相、达官显贵、骚人墨客,下至戍边将士、凡夫走卒、市井细民、思妇怨女,都曾为她的芳名、事迹而牵动内心的情愫。在民间长期流传着关于她的故事和传说;在她的故乡到处都可以见到她的遗迹;在她途经、生活的塞外,甚至出现了十几座昭君坟。围绕王昭君,历史学家们进行了无数的考证、探讨和争论;艺术家们创作了无数的绘画雕塑、音乐、歌舞和各种各样的民间工艺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关昭君的作品,完全可以独立地编写一部《昭君文学史》。从昭君故事的传播和影响来说,不但汉族人民对昭君故事耳熟能详,而且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对之也如数家珍。甚至远至外国如越南、朝鲜、日本,昭君故事也广为人知,近年来在欧美等国也日益引起重视。


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中,王昭君更加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陈毅、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赞誉有加;无数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家研究和创作成果累累;社会各界人民群众都表现出对王昭君的极大兴趣;昭君文化节、艺术节、研讨会年年举办。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如此广泛、持久的关注和赞美,这样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都是罕见的。正如弗莱引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真真值得你细细讲述。”[1]从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的那一刻起,这个美丽的女子已经走进了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时间带走的是生命、是历史的尘埃,留下的却是奔腾在我们血液中永不停息的精神。让我们沿着前人的足迹,走进王昭君的世界。


第一章千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昭君故里和性格养成


第一节“我本良家子”:王昭君名字、生卒年、家庭、族属考证王昭君,这位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她的史料却出人意料地少。不但她的生卒年月无法知道,就连她的故里、家世、名字、族属等基本问题,史书也语焉不详或多所抵牾,乃至成为史学界的一桩“疑案”,长期争论不休。


一、关于昭君的名、字和生卒年


关于王昭君的名、字,人们都认为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古代嫱、墙、樯可通假,所以有时写作墙、樯。《汉书·匈奴传》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司马迁纪传通例,某人,字某某,某地人,班固的叙述即沿袭此例。《汉书》中九次提到昭君,有两次称“王嫱”,都是在汉官时;有七次称“昭君”,都是在出塞后。古代男子20岁以后才“冠而加字”,称字不称名是对对方的尊重。昭君虽是女子,但班固这样称呼,可以看出班固对昭君的尊重。同时也透漏了一个消息:昭君出塞时可能恰好20岁。昭君于公元前33年出塞,据此推测,她可能生于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


另据敦煌变文称,昭君去世后,汉哀帝曾派使者杨少微前去吊唁。汉哀帝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年至公元前1年,据此推断,昭君去世时可能是五十岁左右。


《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也多次提到了昭君,但却说:“昭君字嫱。”不知道范晔有什么根据。可能是在昭君事迹口耳相传中的错讹对范晔产生的影响吧。本来,“嫱”或“昭君”何者为名、何者为字,对其人其事的认识是无关宏旨的,但范晔之说一起,却连“嫱”字是否是昭君之名也受到了挑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曾对昭君名嫱提出不同的看法:“盖昭君不名嫱,嫱乃禁中妇官耳。”他认为嫱”不是昭君之名,是宫中女官的称谓。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汉元帝时宫中女官分为十四等,但其中并无“嫱”这一名称,因此“嫱”不是女官名而是宫女的泛称,而且地位较低。[2]我们以为这些看法未免过于穿凿。其实,《汉书》是有关昭君的最早信史,对昭君的名与字说得很清楚,并无难解之处。而“某人,字某某”也是古代通用句式。更何况,嫱”字在古代固然有宫中女官的含义,但用得更多的仍然是作为美女的名字,古代有位著名的美女就叫毛嫱。如《庄子·齐物论》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既然如此,昭君名嫱也就并不奇怪了。王昭君还被称为王明君、王明妃,这是由于晋朝以后人们为避司马昭的讳而改称的。晋人石崇《王明君辞序》说得很清楚:“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司马昭)讳,改焉。”晋人之后,已不存在避晋代帝王之讳的问题,但以明君、明妃称昭君却沿袭下来。


二、王昭君的家世


关于昭君的家世,史书中记载很少。《汉书》、《后汉书》都说她是“良家子”。良家子指清白人家的子女。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索引”引如淳的解释说:“(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可见昭君家庭是非医巫、商贾、百工的农民或其他平民。


王昭君的父亲是谁?正史很少涉及。东汉蔡邕所著《琴操》记昭君的父亲为齐国(今山东淄博地区)王襄,字忠,家道殷实,生有一子一女。相传在昭君入选掖庭后,他被封为越州(今浙江绍兴地区)太尉。黄世崇在《归州志·昭君》[3]中曾记载:“王襄,齐国人,流寓南郡(今湖北江陵地区)为秭归人。语在人物表。”这是说王襄祖上是齐国人,后来迁徙到南郡秭归定居。这是比较可信的。明人所作《昭君出塞和戎记》借剧中人之口说:“奴家姓王名嫱,字淑贞,祖贯越州人氏。”大约由《琴操》演绎而来。《和戎记》是文学作品,不能和史书等同。我认为,昭君出塞是汉朝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为了表彰昭君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汉元帝封给昭君父亲一个官职,是非常可能的,也是封建社会的惯例。当然这个官职可能是虚衔,类似于现在的“享受厅局级待遇”之类,那么王襄是否真的到越州任职也就不重要了。


还有人认为王襄在昭君人宫前就已经是汉朝的中下级官员,昭君是官宦人家的子女,但没有证据。如清代小说《双风奇缘》说王襄在昭君入宫前就是越州太守,毕竟是小说家言,不足取信。可能是作者为了抬高昭君身份虚构的。笔者认为从昭君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来看,她很可能是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至今仍流传在其故乡兴山县的许多传说,都在很大程度上辅证了这一点。比如《望月楼》讲的就是昭君心疼夜半开荒的乡人,以她的善良和毅力感动了月亮,为乡亲们的劳作提供照明,并赶走了捣乱的乌云、闪电和老龙。还有一则《楠木井》的故事也是如此,讲述的是昭君克服重重苦难为家乡人挖井的故事……试想,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子,怎么可能走出深闺,和普通的劳动人民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千百年来受到如此深厚的关爱?与昭君同时代的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虽然也是远嫁异乡,但民间关于她们的传说就很少,她们和亲前虽已家道败落,但仍不可能和平民百姓有深入的接触。所以昭君入宫前是农民或平民子女的可能性更大。


昭君有几个兄弟姐妹也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她有一个哥哥。《汉书·匈奴传》记载:“和亲侯王歙(音吸)者,王昭君兄子也。”王昭君的哥哥有二子,即王昭君有两个侄儿,一名王歙,一名王飒,曾先后受命于新王莽、淮杨王刘玄、东汉光武帝刘秀,多次出使匈奴,皆被封为侯。这在《汉书》等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是确定无疑的史实。


三、王昭君是土家族吗


至于王昭君的族属,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她是汉族。但近年有人提出新说,认为王昭君是“土家族姑娘”[4]或“蛮夷”女子。[5]其论据主要是说鄂西是古代巴人的活动地区,而巴人是土家族的先人,此外没有提出更直接的证据。我们认为,古代巴人早在昭君出世约三百多年前就离开鄂西了,而且当时楚、秦等国还不断与巴人进行战争。直到昭君出生时,鄂西一带即使还有巴族人遗存,也未必会比楚人、秦人更多。因此不能轻易说昭君是巴人后裔,更不能轻易说昭君是土家族姑娘,因为两千年前的巴人与现代土家人,其间又不知经历多少变化。当然,如果说王昭君生长在鄂西一带,当地的民风民气对她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还是可以的,例如受封建礼教束缚比中原较少,受刚勇倔强的民风习染较多等等。但其中更主要的应该是受屈原遗风的影响,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斗争的勇气、高尚峻洁的人格等等,都与昭君的思想和行动有很多相通之处。


第二节昭君故里兴山县


从历史资料看,昭君的故里有兴山、秭归、归州、荆门、南郡、蜀郡等许多说法,经我们考证,这大多是历代地理沿革变化所造成的。而昭君出生的昭君村却没有多少争议。


一、昭君故里在今湖北省兴山县


王昭君是湖北省兴山县城关宝坪村人(现已改名昭君镇)。在西汉时还没有设置兴山县,这一带属秭归县所辖,而秭归又隶属南郡,所以班固《汉书·元帝纪》文颖注中说昭君“本南郡秭归人”,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昭君是“南郡人也”秭归是古代夔国所在地,《史记·五帝本纪》说:尧崩后,天下归于舜,舜对尧的旧臣实行分封,封夔为典乐官。南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服虔曰:“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另外,传说古蜀王望帝杜宇原居于夔,后迁蜀,日夜思念故乡,死后化为杜鹃鸟,其鸣曰“不如归去!”故又名子归(一写作规)。且夔州与归州、子归与秭归均为同音通假,所以秭归又称归州。秭归扼荆州西边之门户,附近有荆门山,故《安陆府志》又称昭君为荆门人。秭归与四川相邻,东汉末年名义上为曹操所得,实际上为刘备占有,且秭归在历史上多次隶属四川巴东郡或建平郡,所以有的史书也把昭君称为蜀郡人、四川人。


西汉时期的秭归县境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位千古流芳的人物,一位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位就是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笔者曾经在1990年专程去秭归、兴山收集昭君研究资料,亲眼看到古老的秭归县城城门两边还并排矗立着两通石碑,一通为“楚大夫屈原故里”,另一通为“汉昭君王嫱故里”。面对石碑,当时的感觉就是“震撼”:中国第一才子和第一美女出自一地,这里堪称“人杰地灵”!如今,老秭归县城早已随着三峡工程的蓄水沉入水库底部,那两通石碑不知是否安然?其实,历代文人词客早就对这里的地灵人杰极表艳羡,宋人范成大赞为:“绝代昭君村,惊世屈原宅。”[6]很多古人把昭君与屈原联系起来,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同乡,更包含着对昭君品格的高度评价和赞美。的确,秭归一县出了中国第一流的爱国诗人和第一流的杰出女性,他们当然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兴山县从秭归县分置出来是在三国时吴国景帝孙休时期。宋《太平寰字记》载:“兴山县,本汉秭归县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孙休)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分秭归县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范成大《吴船录》记载:“兴山县,王嫱生焉。有昭君台,香溪尚存。“欧阳忞的《舆地广志》更对兴山县的沿革有较详细的记载:“兴山县,吴置,属建平郡,晋因之,宋省焉。唐武德三年析秭归复置,属归州。熙宁五年,省入秭归,后复置。有古夔子城,有昭君村。汉宫女王嫱,此乡人也。”可见三国吴之后,晋、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秭归、兴山、巴东等县时分时并,故宋以后的《太平寰宇记》、《舆地广志》、《宋史·地理志》、《兴山县志》等,才记昭君是兴山人。总之,昭君的故里有兴山、秭归、归州、荆门、南郡、蜀郡等许多说法,大多是历代地理沿革变化所造成的。


至于唐朝大诗人杜甫诗《负薪行》说:“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东汉蔡邕的《琴操》又说:“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而“庙在巫山县”。则隐指昭君为巫山人。巫山在兴山西南,距兴山三百里左右,自晋至隋,两地同属建平郡管辖,而其郡治在巫县(今湖北巫山县),故大而言之,巫山人也算是昭君的同郡,在郡治巫县为君立庙,自然很有可能。


二、香溪源出昭君村


史料对昭君故里的说法虽然很多,但对昭君出生的昭君村位置却没有多大分歧。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兴山县条说:“昭君村在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曰昭君之县。”元代编的《宋史地理志》兴山县条也记载:“开宝元年(公元968年)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又徙香溪北。”《清一统志》称:“昭君村在兴山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归州志·山川》记载:“香溪——州东北二十里,源出兴山县南流入江。其入江处之香溪口,一名昭君溪。相传昭君曾涤妆于此,因名。州东北四十里,盖有昭君村云。”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到兴山游览,他的《入蜀记》于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十月十五日写道:“泊舟兴山口,肩舆[7]游玉虚洞。去江五里许,隔一溪,所谓香溪也,源出昭君村。”可见昭君村位于兴山县南部、香溪上游。其实,香溪的得名就是由昭君而来,宋人《妆楼记》说:“王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尽香,故名香溪。”


《兴山县志》所记有关昭君村的资料更为丰富。《县志》说在兴山县城南香溪南岸一里左右有一座妃台山,“其下为昭君村,昭君生长处也”。至今“妃台晓日”还是“兴山八景”之一。其实妃台山的得名也源于昭君,因为山上有一高台叫昭君台。《宜昌府志·疆域》载:“昭君台在兴山界中,乡人怜昭君,筑台望之。“据史料记载,在昭君台一带,汉代建有昭君祠,唐代建有昭君院,宋代立有“昭君故里”碑,明代曾重修昭君院,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又重立昭君故里碑。经当地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确实在昭君台遗址发现了六朝以来的许多断瓦残砖。尽管这些古迹屡建屡毁,但却始终绵延不绝,不但雄辩地说明昭君生长的地方确实在这里,而且充分说明昭君在故乡人民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昭君村,民国前又称明妃村、妃台乡。后来称宝坪村。而宝坪村的得名,也有一个与昭君有关的优美故事。故事说: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宝坪村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穷地方。周幽王在这里筑了一个三十多丈高的烽火台,从外地迁移来一些人负责守卫和警备,这里才有了人家。后来烽火台被毁,只留下一个土墩,人们便称它为烟墩坪。后来烟墩坪村的王老汉老来得一女,就是昭君。昭君生来美丽聪慧,心地善良,她不忍心看穷苦的乡亲们过黑灯瞎火的生活,就在土地庙祷告了七天七夜,感动了土地神,土地庙前长出了一颗油桐树。在昭君的精心照顾下,油桐树很快长大,解决了乡亲们的照明问题。后来,村里的财主偷偷砍倒了油桐树,自己也被树压死了。在油桐树倒下的地方,庄稼长得特别好,一年能收三季,人们都说这是块宝地,因而就将烟墩坪改成了宝坪。[8]


现在昭君村内尚存相传为昭君宅地的“望月楼”、昭君梳头的“梳妆台”、昭君汲水的“楠木井”等遗迹。古代很多诗人曾经游历并描写过昭君村,如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白居易《过昭君村》:“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等,可见自古以来昭君村就是旅游胜地。这些古迹,一直得到当地人民的精心保护,年来当地政府不断拨出巨款修葺重建。兴山县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保护昭君文物遗迹,弘扬昭君文化。昭君村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旅游胜地。这里几乎每一处山水景物都有一个与昭君有关的神话传说。这个村的居民至今仍以王姓为多,他们都以昭君的故乡人而自豪,正如一位来访的诗人所写的:“说到昭君是远祖,骄颜喜色上眉尖。”


第三节昭君性格的形成、特点及原因


有关王昭君的出生和青少年时代,除了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民间故事,其他相关资料很少。她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她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她的性格不仅在古代,甚至在当代也几乎是完美无瑕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王昭君一生经历了自请和亲、安居塞外、为国献身、不避夷夏之大防、追求知心之相乐等重要的人生选择。在这些选择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超凡脱俗的性格品质。其不同流俗、不惧礼教,使人为之感叹。作为封建社会的弱女子,她在人生抉择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所表现出的真知灼见、刚毅果断,无不使人为之震惊。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人在命运的长河里,就如一叶扁舟,该如何把握命运之手,让自己的生命在历史长河里星光灿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思考的,也是王昭君曾经思考的。因此,如何超越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件,走进昭君的内心世界,去探寻昭君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观,去探寻她的心路历程,是我们了解昭君的关键,也是我们每个人和昭君的人生命运相联系的一个契机。


一、昭君性格的特点


性格是决定人生命运极其重要的因素。人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性之不同也。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命运。性格就像一个无形的轨道,在规定着我们人生前进的方向。昭君的人生,也是和其自身性格分不开的昭君作为汉匈两族的和平使者,得到当时及后世人民的深切爱戴,人们几乎把人类最美好的性格特征都赋予了她,几乎用尽了汉语中最美好的词汇去赞美她,诸如美丽、善良、正直、淳朴、无私、不同流俗、远见卓识、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等等。清人陆耀把昭君性格概括为“贤、勇、义”三字。他说:“夫始之不以色进,有班姬辞辇之贤;继之不以难委,有冯女当熊之勇;至其去后宫而赴绝域偶殊类而辑边陲,有公主和戎、木兰从军之义。”[9]我们以现代人的观点去看昭君,当然不会满足于陆耀的说法。尽管古代正史记载昭君的文字很少,使我们分析昭君性格有些困难,但是丰富的民间传说、野史笔记以及文学作品却为我们分析昭君性格提供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虽说“正史无记”,但却都是根据正史所记的昭君言行合理延伸出来的。下面试将昭君性格特征做一分析。


首先,“良家子”即劳动人民的出身,造就了她勤劳、勇敢、正直、吃苦耐劳、勇于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昭君是历史上众多的和亲女子中第一位出身平民的女子,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使她在出塞的动机和出塞后的表现上,与贵族妇女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诗人笔下和人民的传说中,她不屑于行贿画工,对于像陈皇后那样用千金买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更是嗤之以鼻。面对困境,她不是暗拭眼泪,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和机遇。她自请出塞和亲,面对胡地的恶劣天气和艰苦生活,敢于顽强拼搏。她带去了汉地的耕种知识和技能,和匈奴人民一道,改善和提高吃、穿、住、行的生活条件。昭君用她的勤劳和智慧,勇敢地面对着艰苦生活的考验,和北地人民一起,构建着自己的美好家园。


爱祖国、爱人民、爱少数民族的博大爱心和宽广胸怀,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奉献精神是昭君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昭君是带着对祖国和汉匈两族人民的爱而走出汉宫的。这种为靖边安国、福泽百姓而置己度外的行为,反映了昭君宏阔博大的爱心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这种宏阔的爱心和博大的胸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文人的笔下,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她以自己的善良、真诚和爱心以及顾全大局的行动,融化了异域的隔膜,获得了人民的尊重,把两族人民引向了和平美好的生活之路。


酷爱自由、独立思考而又有顾全大局的远见卓识,是昭君性格的第三个特点。现代人个个都珍视、追求个性的自由。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即使婚姻大事,也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对于一个女子来说,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然而,昭君却在那禁锢森严的封建礼教和皇权天威的夹缝中,为自己寻找到一条自由之路。在人生命运的一道道关口,她追求着自由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她不是悲剧命运的消极承受者,而是一个积极奋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正如清代女诗人李含章在《明妃出塞图》中所说:“大抵美女如杰土,见识迥与常人殊。春花不枯秋不落,要令青史夸名妹。一日不画画千载,安用黄金百镒烦鸦涂?”追求自由的性格特点,促成了其超凡脱俗、敏锐果断的人生判断。她主动请行入藩和亲,不畏环境艰苦、语言各异和风俗人情不同,她明智的决定使自己名垂千古,让无数声名显赫的君臣相形见绌。更可贵的是她把追求个人自由和祖国人民的利益非常自然地结合起来,先自请出塞和亲,继而奉敕再嫁,都表现了她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她是以国家利益和两族人民的幸福为重的。


昭君性格的第四个特点是敢于打破封闭,勇于闯出新路,不断追求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开拓精神。昭君自请出塞,表现了冲出宫禁,摆脱束缚,追求自己新生活和自我人生价值的开拓精神。她没有像其他宫女一样墨守成规,作“上阳白发人”的等待,而是积极寻找机遇,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后汉书》中一个“自请出塞”的“自”字,已经道出了昭君性格的本质内容。出塞后的昭君,更是充满了开拓精神。面对语言不通、风俗迥异、饮食不惯和生活条件、自然条件的艰苦,她坚强地挺身而起,克服困难。她与匈奴人民同住毡房,同饮酪浆,同食畜肉,并且教给匈奴人民汉地先进的耕作知识,同匈奴人民一起创造着自己的美好家园。面对自己肩负的和平使者的使命,她在两个民族的关系上更是充满开拓精神,奋发有为。


二、昭君性格的形成原因


昭君性格的这些特点不是生而俱来的,而是在她一生的坎坷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它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巴楚地理、人文环境的滋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人的性格有密切关系。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强劲的西北风沙和一望无垠的冰天雪地,激发着北人的豪情。而南方地域的山水灵气,则滋养了南方各民族的灵秀之气。缠绵婉转的苏州评弹、粤剧和北国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秦腔相比,风味殊异。我们生长的地域用它的山山水水、春夏秋冬,涵养着我们的性情。它是支撑我们性格的血脉,是一条无意识的自然潜流。昭君性格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大自然的滋养。


昭君出生的湖北省兴山县,处于秦巴山脉南麓,是南北地质地貌的交汇之处。巍巍秦巴,山川交错;滚滚长江,奔腾奋进;物种丰富繁茂,到处山花烂漫。这不仅涵育了昭君刚劲坚韧的骨气,而且也影响着她对自由的追求。南北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巴楚文化;多个民族在这里聚居,形成了更为宽容的民俗和思想氛围。这无不在昭君性格的深层,形成一种自由、开放、包容的特质,为昭君以后出塞生活、与匈奴人民打成一片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昭君性格不仅受巴楚山水的滋养,而且也受到了巴楚人文环境的熏陶。在人文环境中,屈原对昭君的影响不可忽视。屈原和王昭君是同乡,他们出生的村子仅仅相距三十多里,西汉时期同在秭归一县境内。他们身上有着众多的相通之处,如爱国主义精神、反抗斗争的勇气、高尚峻洁的人格、宁折不弯的骨气等。


屈原约生活于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昭君约生活于公元前53年至公元元年之间,虽然和屈原相去二百多年,但屈原遗风对她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民间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活动,早早就在无形之中把屈原和昭君那颗幼小的心灵联系起来了。相传昭君从小就爱过端午节,每到五月端午,她就和山姑伙伴在香溪河划船,把粽子投到河里,以免鱼鳖去吃屈原的遗体。她还和乡亲们在门口挂上菖蒲和艾蒿,做香袋,喝雄黄酒,以驱邪防病。屈原那种坚持高尚理想、绝不同流合污、忧国忧民、宁死不屈的品格节操和爱国豪情无形中铸造着王昭君的心灵。屈原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王昭君更是耳濡目染。可以说,是屈原的精神和事迹滋养了王昭君,为她日后和亲安国、福泽百姓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三,汉宫文化的熏陶是昭君性格形成不可忽视的因素。过去人们对这一影响昭君性格的因素注意不够。其实,汉宫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大汉帝国的神经中枢,接受并传播着大量的全国性及周边各国的信息,大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每一个决策、政令,都是在这里做出并发布给全国和周边各国的。这些都可以使昭君大开眼界,了解全国以及周边各族特别是匈奴的情况,了解古代和当时的政治大事和杰出人物,培养她的全局观点、历史观念和爱国情怀。例如,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汉帝命令把他的首级“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报,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郅支图书)示后宫贵人。”当时汉匈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个事件,昭君都会耳闻目睹。呼韩邪单于作为一位与汉友好的匈奴首领,曾经两次到长安觐见汉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呼韩邪第三次上书“愿入朝见”,并请求做汉家女婿。这些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自然会传入宫中,影响着昭君对时事的看法和对国运的关心,也激发着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刘邦白登解围之后,汉朝有多位公主出嫁和亲,每一位公主都要带一批宫女出嫁。其中随解忧公主嫁到乌孙的宫女冯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外交家,她曾经代表汉帝持节巡视安抚西域三十六国,成功处理了许多棘手问题。她多次回汉宫述职,汇报工作,在宫廷内外颇有影响。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初登帝位的汉元帝为镇抚乌孙,亲自批准冯嫁的请求,派她第三次代表汉朝出使西域。此事距昭君出塞不过15年。这些人物、事件无疑开阔了昭君的人生思考,激励了她“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豪情和有所作为的开拓精神。虽然身为普通宫女,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昭君的思想境界在汉宫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处在人身不自由、宫禁森严的深宫,又“数年不得见御”,对这个来自民间的女子来说,只能从反面激发她酷爱自由、摆脱束缚、追求人生价值的决心。众多白头宫女以及多位冷宫皇后的悲惨命运,更使她看清了宫中的黑暗。她不得不重新思考她的人生命运,这些也从另一方面鼓励着她决心走出宫中这黄金牢笼,开拓新的人生之路。


第四,草原文化的磨砺最终完成了昭君的完美性格。昭君在塞外生活了大约三十年,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激发着她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开阔着她的胸襟;四季分明的季节变化,强烈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志趣和是非分明的高洁性格;严酷的自然条件,无形中磨砺着她的坚韧顽强;与中原、巴楚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开阔了她的眼界,形成了她更为博大的人生襟怀;少数民族人民豪爽、热情、朴实以及勇猛好斗的性格,陶冶着昭君勇敢开拓的性格特点。这一切更加激发起她宽广深厚的博大爱心和以天下为家的人生理想。淳朴刚劲、宽广雄浑的草原文化,给昭君美好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磨砺、铸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她的人生性格焕发出了更为灿烂的七彩光辉。千百年来,她的完美性格影响着各民族人民,让人们为她骄傲,又鼓舞人们为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之路而勇敢前行。


由美丽的香溪河畔,走进高墙深巷的汉朝宫廷,最终走向了辽阔宽广的塞外草原,这既是昭君的三个人生阶段,也是她性格逐步走向成熟、得到锻炼的过程。灵动的香溪赋予了她灵秀,见证了她的美丽善良;富丽的汉宫造就了她的不屈,感受了她的特立独行;无垠的大漠草原赋予了她宽阔胸怀,目睹了她的坚忍不拔。昭君的性格逐步走向完美。


第二章秘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昭君的汉宫生活


第一节皇帝选美和后宫制度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恨不得把全天下的美女都拿来供他一人淫乐,以至于形成了延续数千年的选美制度和嫔妃制度。随手查到《后汉书·皇后纪序》记载的一次选美:“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用于登御。”资料是东汉时期的,但选美程序,历朝历代,大抵如此。皇帝派出专门使者,到某一地区或全国各地挑选美女,成千上万被选中的少女送入宫中,等待皇帝的临幸。她们虽然锦衣玉食,吃穿不愁,但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等于囚禁在“黄金牢笼”。宫中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西汉的宫女们就被分为14个等级。宫女一生的唯一希望就是得到皇帝临幸和恩宠,然而,“后宫佳丽三千”,在激烈的竟争中,真正能够见到皇帝一面都很不容易。绝大多数宫女都在无望的等待中渐渐老去,变成“白头宫女”(元稹诗:《行宫》)。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就描写了唐代一位宫女:“玄宗末年初选人,人时十六今六十。”“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她的命运只能是“一生遂向空房宿”。


这种非人的宫女制度反映着封建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一个重要侧面。以至于古代诗词中出现了大量的“宫怨主题”作品。诗人们从不同角度,以充满同情的笔墨,描绘了在凤阙龙楼、富贵庄严的帷幕后面,宫女们的悲惨生活和哀怨情绪,显示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历代以昭君为题材的宫怨诗中,时代较早而又最震撼人心的作品,推隋代侯夫人所作的当《遣意》。侯夫人是隋炀帝的宫女,因长期不得宠幸,又不能脱离深官,悲而自缢。此诗就是她的绝命诗之一:


   秘洞扁仙卉[8],

雕房锁玉人。

毛君真可戮,

不肯写昭君。


诗中把昭君比喻为仙草,把皇宫比喻成幽深黑暗的洞窟,愤怒地谴责皇帝把无数如花似玉的美女扃锁在雕饰彩绘的黄金牢笼里,使她们不见阳光,不得自由。最后以毛延寿陷害昭君,可恨、该杀做结。全诗表面是写昭君,实际是写自己。侯夫人不仅用诗句,而且用自己的生命,表示了对嫔妃制度的控诉和反抗,也表示了她对昭君的同情和赞扬。


第二节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关于王昭君被选入宫的情况,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后汉书南匈奴传》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根据我在上文的推测,昭君出塞时年龄可能是20岁,前推数年,则昭君入宫可能在15岁至17岁。也有人说是13岁,我认为太早了。“数岁”是几年?一般是三五年,如果是七八年,则应该说“近十年”,或“久之”、“既久”。


根据汉代文献,当时宫中选美有皇帝直接派人选秀女和各郡国献女两种途径,昭君通过哪种途径人宫,没有资料,难以确定。昭君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美貌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有生动描绘:“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民间有关她是仙女下凡的传说更使她名闻遐迩。昭君的美名远播,朝廷选秀官吏循名而来,以昭君家庭的力量,当然是只能服从,有几人敢违抗皇命?昭君不得不含泪告别父母,告别家乡,踏上北上的征途。


入宫是王昭君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她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农村少女变成了一只黄金牢笼中的美丽小鸟。


昭君在宫中数年的生活,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待诏掖庭”,即在宫廷中等待皇帝召见。这既是昭君的等级、“职称”,也是昭君的生活内容。有学者认为,在汉宫的14个等级中,“待诏”连最低一级都达不到。王昭君和众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少女们一样,告别了亲人和故土,来到了陌生的皇宫。刚入宫的秀女们处于最低级的女奴地位,吃住条件属最差,规矩森严如罗网,苛责、惩罚、凌辱不断,勾心斗角是常态。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说,皇宫有它新鲜、刺激、诱惑的一面,更有阴暗、压抑、险恶的一面,懵懵懂懂的王昭君在几年的宫廷生活之后,终于对宫廷有了彻底的、清醒的认识。


夜深人静时,昭君会在昏黄的灯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那片快乐的树林、那条欢腾的香溪、那方自由自在的小山坡,都让昭君魂牵梦绕。但她思考更多的是个人前途和命运。她看到宫女们日复一日在枯燥的生活中希望着、憧憬着,又失望着、失落着;她看到有人不甘被人遗忘,性格扭曲,终日吵嚷打骂,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她看到有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惩罚凌辱,受不住打击而疯疯癫癫;她看到有人熬白了头,熬瞎了眼,行尸走肉般在掖庭深巷中来回往复;她看到有些原本善良纯洁的少女,为了争宠一时,竟然变成了阴险歹毒的恶妇……亲眼目睹这一切,昭君的心渐渐平淡下来。即使有天人一般的容颜,没有金钱去打通关节,不耍心眼勾心斗角,是很难见到皇上的,昭君慢慢懂得了这里的奥秘。可她不愿意那样做,荣华富贵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守住人生的尊严和底线。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昭君很平和地生活在掖庭,做做女红,干着女官们分派下来的任务,从不参与掖庭女人的是是非非。那个天下的主宰、宫中唯一的男人——汉元帝,只不过是耳边的一个传闻罢了。


第三节残酷的宫廷斗争


《后汉书》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这就说明,昭君自己请求出塞还有她跳出“黄金牢笼”,争取个人前途的原因。有人认为昭君美艳绝伦,而不得见御,令人难解难信。这是不了解封建帝王生活所致。古代帝王挑选宫女,动辄以千百计,即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叫有时多达数万人。为得到皇帝宠爱,改变地位,宫中竟争十分激烈,有时甚至很残酷。以昭君高洁的性格,自然不屑于吹牛拍马、献媚行贿,那么她入宫数年不得见皇帝一面就是很正常的。昭君面对宫中的黑暗,心生悲怨,也是很正常的。她必然要反复思考自己的前途。这些后宫宫女,虽然锦衣玉食,但除极少数侥幸得宠外,绝大多数老死宫中“不得见御”。假使昭君不是自愿向掖庭令报名求行,那么她很可能会重复绝大多数宫女的命运。与其在长巷深宫幽禁,为等待皇帝临幸一夜而磨灭青春,何如像冯嫽那样为国为民,到自由的天地里施展才能、度过一生?后者是昭君挣脱悲剧命运的唯一抉择,也是昭君之所以为昭君的重要原因。


当然,封建时代很多人惋惜汉元帝为什么不能及早发现昭君、宠幸她、提拔她,那么她就会贵为后妃,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封建社会的人们把这看成是幸福的话,自然也无不可。然而进一步讲,即使得到皇帝宠爱又怎么样?历史上很多美女即使贵为宠妃、皇后,往往也没有好下场。就以汉朝来说,在王昭君之前,就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刘邦宠爱的戚夫人,希望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赵盈而改立自己生的儿子赵王如意。由于吕后和大臣的阻挠,太子没有换成。刘邦死后,吕后对戚夫人肆意报复,据《史记》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暗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即使这样,吕后仍不放心,妒忌的怒火让她疯狂地毒害了赵王如意。可怜戚姬虽然曾受到刘邦的宠幸而荣耀一时,但也正是这荣耀为她带来了如此悲惨的下场。


汉武帝当年追求青梅竹马的陈阿娇,留下了“金屋藏娇”的历史佳话。她成为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后,因其母有恩于武帝,便骄横擅宠,引起了武帝的反感。及至卫子夫受宽,陈阿娇不甘冷落,多次对卫子夫下毒,最后竟至用“巫”诅咒卫子夫。愤怒的武帝把她贬居长门宫,即使她拿出千金求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也无济于事。最后在冷宫中抑郁而终。


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因天姿国色也曾备受恩宠,却由此招致陈皇后的毒害。后来,人老珠黄的卫子夫渐渐吸引不了汉武帝,而卫子夫的儿子太子刘据也日益为武帝所厌恶,“母以子贵”、“子以母荣”的光彩很快就成为历史。最终太子因谋反被逼自杀,武帝废黜了卫子夫的皇后之位,卫子夫只得绝望自尽。


汉宣帝刘询的皇后名许平君,也就是汉元帝的亲生母亲,二人本为贫贱时的患难夫妻。宣帝登基后非常感念许平君,不顾众大臣反对,坚持立她为后,许平君遇到如此罕见的重情重意的皇帝,的确是她的福气。然而即使有皇帝暂时的庇护,她还是难逃厄运。扶持宣帝登上帝位的权臣霍光,家有一女,其母为了让女儿当上皇后,竟然下毒害死了许皇后。宣帝不敢得罪霍光,只能让许平君不明不白地死了。


王昭君入宫时的当朝皇帝是汉元帝,他的皇后叫王政君。这位皇后自从生下太子刘骜后,就很少受到汉元帝的宠幸,只能在冷清孤独中度过一生。这样的皇后,高贵得无人问津,仿佛什么都有了,其实又什么都没有。


汉元帝最宠爱的是傅昭仪和冯婕好两人。她们均为元帝生了皇子和公主,又都出自名门:冯婕好之父是大名鼎鼎的右将军冯奉世,长兄冯野王亦是皇上倚重的朝廷命官;傅昭仪是豪门千金,善讨皇上欢心,儿子定陶王刘康被元帝视为掌上明珠。二人的争风吃醋常常成为宫中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一次,元帝与众后妃共同观看斗兽表演。突然,一头黑熊兽性大发,冲出圈栏,向元帝扑来。众妃吓得四散逃窜,尖叫声不绝于耳。而冯婕好却临危不惧,挡在元帝面前,用身躯来保护元帝。幸好侍卫及时将黑熊杀死。一场惊险过后,元帝问冯婕好:“其他人都惊吓而逃,你为何前去将熊挡住?“冯婕妤说:“臣妾担心熊冲向御座,伤了龙体,故用身体挡之。”元帝听后十分感动,此后对冯婕好恩宠有加。可以说,冯氏为了争宠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


《汉书,外戚传》曾经总结汉朝宫廷中受宠后妃的结局,列出了一组令人惊悚的数字:“外戚后庭,色宠著闻者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住全家者,唯文、景、武帝诸后及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


王昭君深居宫中数年,对汉朝后宫的这些事情不可能丝毫不知。表面看来,宫女的最好结局似乎是受到皇帝的宠幸,以至封妃晋后,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悲剧拉开的序幕。归根到底,后宫女子只不过是帝王身边的附属品而已,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去”当然也包括让她马上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昭君耳边听到的是史上一个个后宫嫔妃不得善终的故事,眼前看到的是一个个宫女千篇一律望不到尽头的生活,她不禁对未来产生了怀疑:难道自己也要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吗?等待那个虚无缥缈的受到皇上恩宠的日子?不,她在等待另外一种结局。倒是北宋王安石在《明妃曲》中唱出了昭君的心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第四节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毛延寿的出现及其意义


在早期有关昭君的史书和民间故事、歌曲、舞蹈中,并无画工毛延寿这个人物。历史上确有毛延寿其人,但是他与王昭君并无瓜葛。只是到了南北朝,一些笔记、小说才把他们二人拉上了关系。南朝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篇最早提到了昭君与画工的关系:“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其状。后匈奴求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在这里,只是泛泛提到画工索贿,而并无画工之姓名。


到了南朝梁吴均撰的《西京杂记》口则进一步具体化,出现了画工毛延寿。《杂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于牛马飞鸟众势,人形丑好,不速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以是差稀。”


这段故事详细叙述昭君不得见御的原因和经过,运用人情推理,踵事增华,故事脉络清楚,情节完整。特别是故事中的昭君个性鲜明,“自恃容貌,独不肯与”一段,写得痛快淋漓,把她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不向恶势力屈服的高尚品格,表现得极为生动。而画工收赂的情况更是说得活灵活现,有画工姓名,有受贿经过,受贿数额,以及穷案画工、抄家弃市等等生动详细的情节。这是对昭君故事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文中谈到因收受贿赂而弃市的画工,举出姓名者就多达6人,其中虽然有毛延寿,但并没有肯定为昭君画像者就是他,只是由于毛延寿在6名画工之中名列第一,并且在画人物肖像方面技术最高,所以才被后人进一步附会,使毛延寿成为索贿不成、陷害昭君的元凶。这个故事,大约曾在民间长期流传,后人视为信史,甚至把它作为典故来运用。


到了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才把毛延寿和王昭君明确地拉上关系。剧中借王昭君之口说:“妾身王昭君自从选入宫中,被毛延寿将美人图点破,送入冷宫,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献与番王形象……“而且《汉宫秋》还把毛延寿的身份由一名普通画工上升为中大夫,他的罪行也由原来只是贪受贿赂进一步变成“里通外国”,向匈奴献图邀功。由于《汉宫秋》的巨大影响,这个虚构的故事情节在文人和民间广泛传播,很多人误以为是史实。所以明清以后的诗作中,谴责毛延寿的作品便更多起来了。


在昭君故事里,毛延寿从无到有;从6名画工之一到点破画像的罪魁;由贪赃受赂的画工到卖国投敌的中大夫。对这个现象应该如何认识?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毛延寿的出现,可能是无稽之谈。然而从文学角度来看,尽管这种增饰附会未必可信,但每经一番改变,往往使昭君故事多了一番新意,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更富有传奇色彩,故事中的人物更多样化,昭君形象也更丰满、更完整、更生动,所以这种增饰附会反而显得更为可贵。在历代众多的昭君题材文学作品中,如果没有毛延寿这个角色,就会大为减色。


首先,毛延寿这样一个反面角色的出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昭君的同情。他作为陷害昭君的元凶,普遍受到人们的痛恨和谴责,从而更加衬托出昭君刚正不阿、倔强自爱的高尚情操,大大丰富了昭君的性格内涵,使她更可爱、可敬、可贵,也更完美。历代诗作中对毛延寿的责备甚多,并从人民的思望出发,要求惩办画师。例如唐人崔国辅的《王昭君》诗即云:


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

何日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

又如清人王夫之的《明妃曲》云:

金殿巖蕤镇汉宫,单于谈笑借东风。

黄河已作无归路,犹愿君王斩画工。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一种坚守原则、主持正义,面对黑暗潮流决不同流合污,勇于斗争,虽九死而不悔的人格传统。就如屈原在《橘颂》中借赞美橘树歌颂的高尚人格:“苏世而独立兮,横而不流。”昭君的拒绝行贿、正义凛然正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体现,后代诗人对此纷纷发表感慨,曾巩“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就突出了昭君的自信、正直人格。


第二,毛延寿这个人物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权谋私,收贿受贿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西京杂记》产生的东汉末年至魏晋六朝,外戚宦官互相倾轧,更替执政,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对这种污浊社会风气的揭发批判。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黑暗现象,使人民群众在王昭君故事中增加了毛延寿受贿的矛盾冲突。毛延寿是利用职权、图谋私利、广纳贿赂、陷害好人的典型。这个典型的出现,表现出贪污徇私是历代人民最反对、最痛恨的。宋人裘万顷《题昭君图》云:


纷纷争赂毛延寿,今日丹青竟不传。

万事无过真实处,后人赢得写婵娟。


诗人以鲜明的对比,写出了一个有趣的历规律:那些纷纷争相贿赂毛延寿的美女们,她们的姓名事迹一个都没有流传下来;昭君因不肯弄虚作假、行贿送礼,反而博得后人为她作画不已,流芳千古。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有才能的人普遍受到压抑。其实这也是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昭君美丽多才,遭际坎坷,更易激起人们对馋邪蔽明、压抑人才的愤慨。王昭君便成了那些文籍满腹、沉抑下僚的英杰人才的写照。所以毛延寿形象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为妒贤嫉能,谗害贤良,抑制仕进的典型,从而寄托了那些知识分子受到压制打击时愤懑不平的感情。


鲍康的诗《明妃》写得极为直接、明快: 


不向深宫拭泪痕,妍媸肯对画工论。

笑他买赋长门女,却掷黄金结主恩。


这是一个坚强的昭君,她自信才貌超群,不在深宫暗暗垂泪,不肯贿赂画工,对陈皇后那样的买赋长门女,更是嗤之以鼻,这是一个高尚峻洁、不同流俗的美女形象。


第四,自从马致远《汉宫秋》进一步把毛延寿刻画为一个卖国求荣的奸臣之后,在民族矛盾突出、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人们对投敌叛国者的痛恨,往往也借助毛延寿而发泄出来。如明朝魏偁《王昭君》:“画工误妾何足算,世有妨贤病国人”,陈恭尹《明妃怨》“莫令青冢草,生近李陵台”等。


第五,在历代诗人众口一词对毛延寿的责骂声中,也有一些人出于封建忠君观念,千方百计为汉元帝开脱,把毛延寿当做替罪羊。然而,历代大多数作家是把毛延寿和汉元帝联系起来批判的。这些诗作,有的表面看是为毛延寿翻案,实际上是更集中地剖析最高统治者的本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安石《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唐徐夤《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更是矛头直指“帝家”。


因此,尽管在史实上我们难以确定毛延寿是否与昭君有关,但在文学作品中,毛延寿这个人物形象却蕴涵凝聚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文学批评论基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见《人民日报》1987年7月20日王瑞来文。

[3]《归州志》卷十七,列传二。

[4]见《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4日陈迩冬文。

[5]见祁和晖《王昭君籍贯族属异说》,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6]《范石湖集·昭君台》。

[7]肩舆,即乘轿。

[8]参见吴一虹、吴碧云编《王昭君传说》一书中《宝坪的由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陆耀:《切问斋集·王明君序》。

[10]扃:音窘,平声,关闭。仙卉,仙草。

[11]白居易诗:《长恨歌》。

[12]旧题汉刘歆撰或晋葛洪撰,均误。

[13]弃市:在闹市处死,并将尸体暴露在街头。

[14]籍:登记,这里指抄家后登记其家产。

[15]甫能:不能。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2014年 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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