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

[作者王进，男，汉族，湖北省兴山县文联副主席、昭君文化研究室主任。]

一、兴山楚文化历史背景

1.泱泱荆楚文化摇篮。

王昭君约于公元前52年出生于今湖北省兴山县。在王昭君故乡，有一条十分著名的河流，即因“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兴山县志》)的香溪河。在香溪河南岸，即今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坪，曾经是楚始封地、孕育楚文化的摇篮—古高阳城旧址。“兴山县旧治高阳城，为楚始封地，楚自以为高阳氏裔故名。”(《旧唐书·地理志》“高阳城在兴山县西，今丰邑坪其故地也。”(《方舆纪要》)“高阳城，县北四十里丰邑坪，按一统志，楚自称高阳氏之后，故筑城名高阳，即此地也。”(乾隆版《兴山县志》)“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史记·楚世家》)。“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出生地与昭君故里仅二十余公里之隔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其《离骚》的篇首，便开宗明义，道出了自己的身世，表明自己系高阳帝的后代。清咸丰年兴山教谕朱命基曾在其《高阳怀古》中写道:“雉堞重重接大荒，犹将故里溯高阳。山环古寺溪环水，旧日繁华总渺茫。故楚荒城草未芜，丛林烟雨认模糊。年年杜若春风好，旧苑莺花供酒徒。”据记载，兴山县旧治高阳城，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移县城于太清镇；天授二年(公元690年)移治古夔子城(原香溪口)；宋开宝元年(968年)移县城于昭君院(现为陈家湾村)；端拱二年(989年)移县城香溪北岸，即今昭君镇；2002年，因建设三峡工程，复移县城于古夫镇(即古高阳城旧址)。关于高阳，在兴山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因忙于国事，对他的幺儿子昌意没多加管教，昌意胡作非为，好吃懒做，很不成器，黄帝一气之下，将他罚到四川境内的若水去牧羊，昌意在那里与懒婆成亲，生下了儿子高阳。高阳坠地不久，遇上天穿地流发大水，这苦命的孩子被山洪冲走，幸被一条好心的婆子龙救起。婆子龙给他喂鹿奶，灌鱼汤，背着他翻峨眉、过瞿塘，来到兴山县境内的仙侣山，高阳在婆子龙的哺育教养下，长大成人。他身躯高大，勇猛异常，斗群魔、驱虎豹，为民除害、造福，深得黎民爱戴，被推为“山大王”。仙侣山下有一块“二龙戏珠”(两条溪流在此汇合，绕着一个山包转，山包呈圆锥形，人称珠宝，又叫龙珠，2002年建设新县城时被夷为平地)的风水宝地，高阳便在这里造城池，建基业。从此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人们便将这里取名为丰邑坪，又称高阳城。

据史料记载，在香溪河流域，还有丹阳城及夔子国。“周文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绎之始国也。又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舆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括地志》)《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杜预注:“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发县。”(注:“发”系“归”之误)。《史记·楚世家》集解云:“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是知芈姓夔国地在今秭归县境。《郑语》孔晃注云:“熊绎玄孙曰熊挚，有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经考证，夔子治所先在巫山，后在秭归。后来熊挚的子孙立有战功，楚王升夔国为子国，这便是历史上的夔子国，原秭归县香溪镇(今郭家坝镇对岸)古名夔城，即夔子从巫山迁到秭归的驻地。所谓“夔国为子国”，就是说夔国为楚国的子国，即附属国，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子国”演变成了“秭归”。“兴山县，吴置，属建平郡，有古夔子城，有昭君村。汉宫女王嫱，此乡人也……”(宋《舆地广记》)乾隆版《兴山县志》载:“邑本属贡荆州之域，周为夔子国地，战国属楚汉为秭归，晋分秭归为兴山，属建同治版《兴山县志·封建世爵表》载:“旧唐书地理志:兴山旧治高阳城，天授二年移治古夔子城，是知夔子故国在兴山境。夔之建国或曰熊挚(杜预曰:熊挚，楚嫡子，册封为夔子)，或曰熊挚之子孙(孔晃曰: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其详不可得闻，以《史记·楚世家》求之(史记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其弟弑而代之，曰熊延)，则以为挚之子孙当得其实，熊延九传至楚成王，始灭夔，然则夔子自初封以至灭国，亦八九世矣，其名无得而称，岂其无贤者兴，抑爵微道远不得自达于天子，名湮灭而不显，悲哉！”由史料可知，至少在唐代以前，就有兴山县旧治高阳城为楚始封地的记载。至少在西晋时期，就有丹阳城和夔子国在秭归的记载。此外，根据台湾学者柏杨的考证，认为楚国都城经历了以下变迁:前740-前690年，都城为秭归丹阳，由一任芈熊通建；前690-前504年，都城为江陵郢都，由二任芈熊建；前504年一前433年，都城为若城(宜城)，第十三任芈珍建；前433年一前278年，沮中郢都(今认为当阳草埠湖镇季家湖楚城为其旧址)，第十四任芈章建；前278年一前241年，都城为河南淮阳，由第二十二任芈横建；前241年一前223年，都城为安徽寿县，由第二十三任芈完建。此脉络亦为香溪河流域为楚文化发源地的依据之一。一般认为，楚国初期的都城为丹阳城，后经多次迁徙，虽地理位置发生变化，但仍多以“丹阳城”称之，正如高阳城原本在兴山古夫镇，而后来作为县城的城关镇仍名曰高阳镇。

再说夔子国。因兴山县在历史上曾长期归属于秭归(吴景帝永安三年，分秭归北界立兴山县，后来分分合合亦有五六次之多)，故而，有的史料记载古夔子国位于秭归，也有的记载位于兴山，其实并不矛盾，只是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建制的不同而已，夔子国无论是位于秭归旧香溪镇还是兴山县境，都应属于香溪河流域，而高阳古城的存在更与屈子《离骚》开篇彼此呼应，相互印证了历史上关于楚世家立国创业与传承关系的记载。“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地。”《史记孔子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楼，以处草葬。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先楚以区区50里封地勤劳耕作，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经数代人努力，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春秋时期群侯争霸的超级大国，终发展为北抵黄河，东至江南，南达两广，地跨南方七省的千里版图，成为春秋战国列强里国土最为辽阔的国家。谁又能想到，这仅仅百余里的香溪河流域，会是泱泱荆楚的发祥之地呢！

2.千秋仰止屈子风范。

楚君熊绎立国约七百余年后，从这里走出了中国诗歌鼻祖、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豪之一的屈原。屈原为楚国贵族，香溪河南岸7公里处的乐平里是其故里(《水经注》记载，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与昭君故里相距仅二十余公里历史上，曾有人质疑，在这穷乡僻壤，何以诞生了这等超重量级文化名人。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香溪河流域，原本就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先楚开拓者，正是从这里起步，一代代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发展，直至问鼎中原，吞并百越，创下惊世的伟业。正是从这里，传承出了“路蓝楼，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精神，“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独立精神以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香溪河也是孕育唯美文化的沃土。那两岸的香草，更是滋润楚辞不可或缺的元素。“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屈原诗歌中的“香草美人”，成为人品高洁的美好象征，成为后人千秋仰止的不朽风范。300年后，沿着先贤的脚步，从这里又走出了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也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二、昭君精神内涵的生成

1.筚路蓝楼，以启山林的开拓意识。

楚国从一个封地仅仅50里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雄视华夏的泱泱大国，跻身于“春秋五霸”之一，甚至一度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公然宣称“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谧”。先祖这种自信自强自立精神，对王昭君起着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王昭君入宫前，在楚始封地兴山长大，必然饱受楚文化熏陶，而对昭君影响最深的，则是荆楚先祖那种“筚路蓝褛，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并从此在其血脉里播下了不断与命运抗争的种子，这也是为什么呼韩邪单于临辞大会之际，唯独只有王昭君能够勇敢站出来，“乃请掖庭令求行”，到匈奴后，能够迅速适应漠北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和迥异的生活习俗，与广大匈奴人民水乳相融，为民族和谐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

2.为国为民，勇于奉献的博爱情怀。

如果说在昭君出塞前所彰显的仅仅是个人行为，那么出塞以后，则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紧联系起来了。王昭君依靠自己特有的人格魅力，以博大的楚汉文化为载体，在维护胡、汉民族和平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包括丈夫呼韩邪单于去世后，依照胡俗嫁给前夫的儿子复累株单于，面对风俗迥异的伦理压力，面对语言不通的交流隔阂，面对鞍马为家，乳酪为食的游牧生活，面对万里之外遥不可及的故乡，孤独的昭君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直欲论情通汉地，但将心事付胡琴”，能够真正懂得昭君内心的，或许只有手中的琵琶。即使在王昭君去世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她的女儿，还有侄子、外孙仍为胡汉和平而奔波，甚至为此献出生命，最终营造出“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欣欣向荣局面。王昭君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与她的同乡屈原脉相承，王昭君的“去国”正与屈原的“守国”一样，异曲同工，彰显出了她为民族团结勇于献身的大爱情怀，也是昭君文化宝贵的精神基因。

3.不畏艰难,上下求索的奋发精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也是屈原身体力行一生的信仰，更是楚文化乃至华夏文化中的精魂。天资聪敏、幼习诗书的昭君，必然深受乡贤屈原的影响，从小养成不畏艰难的求索精神，也是促成昭君别家乡，人长安，赴漠北的强大动力，并在迥异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政治责任面前，一次次鼓足勇气，战胜困难，营造和谐的重要原因。

4.香草美人,光明汉宫的唯美典范。

在屈原的诗作中，以香草为衬托，塑造了诸多唯美的人物形象。“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云中君，“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榜兮即张”的湘夫人，“灵衣兮披披，玉佩兮陆离”的大司命，“荷衣兮蕙带”，“孔盖兮翠旌”的少司命，“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乃至“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东君，等等，无不通过香草植物，衬托出楚人的唯美情结。“先王品性高洁兮，群芳环绕追逐。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花椒玉桂陪伴兮，百草把清香吐！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苣！”经统计，屈原在其作品中提到的植物，多达一百余种。其作品通过香草美人的描写，营造出了诸多唯美意象。也是从屈原的楚辞开始，香草美人即成为人品高洁、忠君为国的象征。王昭君正是怀着这种情怀，在公元前33年那个春天，在呼韩耶单于临辞大会上，当汉元帝“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时，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并十分慎重地精心打扮了一番，“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充分展示出王昭君在楚文化熏陶下的惊世之美。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