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令

[摘要]在中国文化遗存中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王昭君事迹不仅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有重要意义，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水路交通条件。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有值得参考的信息。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应当重视呼韩邪单于庭的地理方位，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选择。也有必要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进行这样的工作，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比对分析和认真的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

[关键词]王昭君；呼韩邪；北行路线；武关道；直道；方志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3-0017-09

王昭君故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中留有深刻印迹。对于王昭君行迹的全面真切的考察，不仅是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江汉水路交通条件。新出秦及西汉前期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特别值得研究者关注。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出塞路线，则应当重视呼韩邪时代单于庭的地理方位。考虑到道路选择首先应追求便捷和安全，自然会取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路线。亦应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对于“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遣使者送至蒲反”之“至捕反”的理解，应注意《汉书》文献史“蒲泽”或作“蒲”或“蒲”的情形。进行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认真的比对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

一、昭君入长安路线推定：南郡南阳驿路与武关道

王昭君是以“郡国献女”的形式至长安人宫的。沿途交通方式应当充分利用驿传系统。

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为今人了解当时南郡、洞庭郡地方的驿传交通体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而江汉地区秦人征服更早，交通通信系统的建设有更好的基础。秦始皇反复经行南郡，至“湘山”则有特殊表现，也可以看作这一情形的反映。

鄂君启节文字和清华简《楚居》有关于这一地区早期交通的信息。对于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周家台秦简、北大秦简、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内容，已经有学者进行过战国秦汉交通路线的考察。讨论中对地名的判定和路线的分析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相关探索依然深化了对江汉地方交通结构的认识。

辛德勇有关这一主题进行的全面细致的研究，可以为考察王昭君经行路线提供更重要的参考[2]。所论交通线路的选择在有的地段或有多种可能性的情形，也许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思索方能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

马非百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陈恢说刘邦曰“宛，大郡之都也，……积蓄多”，认为这里有重要粮仓，用于通过武关一路向关中转运粮食：“宛仓者，亦京师漕运之一路矣。”[3]辛德勇则持疑：“马氏所说转运路径需要穿越秦岭山脉，山高路险，艰难至极，非万不得已，似难以为之。”他考论武庾至阆荡路线，以为应由宛北上洛阳，“秦朝南郡及其迤南很多地区输送给朝廷的粮食以及刍稿等物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经由这条通道，漕运敖仓，或是在敖仓附近再转而向西运送”，而并非“穿越秦岭险阻，经由武关，直接输往关中”[2]。

然而就驿传通路而言，自宛西北至长安，显然不必迂回至洛阳。武关道是上古时期联系秦地和楚地的重要通道。由江汉平原至关中平原，这是最方便的路线。史念海说，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归及三十七年南游之途也”[4]。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廿八年】，今过安陆”(三五贰)的证实[5]。其实，在实现统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游至郢陈”[6]，很可能也经由此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秦始皇或许曾三次经行。秦末，刘邦由这条道路先项羽入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亦由此道行洛阳。由《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可知，因南阳地方“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这条道路形成“交通盛况”[7]。

王昭君至长安入宫，沿途应满足高度缜密和绝对安全的要求，必然依赖驿传体系的交通保障。经行武关道应当是合理的选择。而武关道的通行条件，当时已达到最高等级的水准。

二、昭君出塞路线推定之一：匈奴单于庭方位

王昭君以汉宫女子身份，用青春和生命作为联系汉民族和匈奴民族的中介，成就了民族和好与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她的人生最闪亮的光点，在于“出塞”“宁胡”的交通行为。

考察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自然应当关注呼韩邪时代单于庭的地理方位，了解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 。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日：‘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呼韩邪单于提出“愿保塞”即为汉王朝守备长城防线的承诺，请汉帝复原北边“备塞吏卒”。但是所说“边”“塞”，却并不是长城防线的全部，只是“上谷以西至敦煌”这一区段，并不包括长城防线的东段即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诸郡。可知呼韩邪单于所统领部众的主要居地，应当接近“上谷以西至敦煌”长城中段和西段的中点。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匈奴单于庭的方位，在今蒙古乌兰巴托[8]。

呼韩邪单于与汉王朝起初表示亲近倾向时，其活动“南近塞”。但是王昭君北上时，呼韩邪单于已经“北归庭”。

三、昭君出塞路线推定之二：呼韩邪来朝归国行迹

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决意在内乱中“事汉”自保，于是“引众南近塞”。春正月，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冬，遣弟左贤王朝汉。甘露二年冬十二月，“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由甘泉宫、池阳宫、长平、渭桥等经行地点，推知呼韩邪单于应从直道南下。由“光禄塞”“鸡鹿塞”“受降城”地名，也可以认识其路线。关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颜师古注：“所过之郡，每为发兵陈列于道，以为宠卫也。”《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二年”记述此事，胡三省注：“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林斡据此以为：“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由冯翊直至国都长安。若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则所经约今内蒙古的包头市、杭锦旗、东胜县、陕西榆林县、甘肃庆阳县，而至陕西西安市。”“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9]所谓“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的意见，显然不足取。而论者指出呼韩邪南下路线，大致沿直道走向。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可知这一时期呼韩邪单于部众活动于“云中、五原郡”以北地方。时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次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颜师古注：“诺水即今突厥地诺真水也。”对于“诺水”和“诺真水”，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解释是“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之艾不盖河”[10]。“其后呼韩邪竞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此后，“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入朝”的起点和王昭君北上的终点，都已经在单于庭。但是来往道路的走向应当与此前并无大的变化。

《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二年”胡三省注以为“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之所谓“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 至长安也。”多年从事匈奴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林斡以此作为分析王昭君出塞路径的参考。林斡认为，王昭君 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首先从汉都长安出发，过左冯翊(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 (今内蒙东胜市)、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至五原(今包头市)，出五原向西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了汉地，进入匈奴辖区。由于从阴山北去单于庭 的道路被瀚海(大戈壁滩)所阻，故不得不绕道西行至休屯井，从休屯井北渡车田卢水，西北行至范夫人城，过浚稽山，到姑且水。然后沿姑且水东岸北上，转东行，可以顺利直达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①。

王昭君经行直道之说，林斡较早提出。张文德说“王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线，虽史无明文”，但林斡的意见循《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的思路“予以考证”，“此说有据，可从”[11]。这一见解，还得到侯广峰、马冀、杨笑寒、崔明德、郝诚之等学者的赞同。当然，林斡等学者向“长安东北”“过左冯翊”的意见，可能基于“过所七郡”“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的误解，我们是不同意的。

四、昭君出塞路线推定之三：后呼韩邪时代的汉匈交往

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复株象若靼单于立，遣子右致卢儿王酰谐屠奴侯人侍”。他前往长安的路线不得而知。

此后，匈奴贵族人侍或奉献来朝，并没有交通路线的记录。“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蒲反。”此行来朝路线不明朗，回程则许多学者以为经由今山西。“捕反”，颜师古注：“河东之县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官本作‘蒲阪’。”[12]林斡的解释是“今山西永济县西”[13]。如果注家意见可靠，这似乎是历史文献中唯一一例可以支持汉匈正式交往经由今山西地方之判断的可靠资料。

不过，对于《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遣使者送至捕反”记载的理解，其实还是可以再作思考的。所谓“遣使者送至蒲反”，也可以读作派遣使者护送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至“蒲”返回。《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五原郡”条有“蒲泽，属国都尉治”的记载。这是安置匈奴降附人众的地方，王莽改五原郡为“获降”，应当与此有关。那么，“捕泽”是否可能省称为“蒲”呢?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实例。“蒲泽”又作“蒲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讨论“五属国”问题，写道：“五原治蒲泽。”[14]王先谦《汉书补注》：“钱大昭日：南监本、闽本作‘蒲泽’。”《汉书地理志校本》：“案：蒲，毛本作‘蒲’，正统本作‘蒲’。”[15]《汉书补注》又说，“蒲泽”、“蒲泽”又写作“蒲”。“朱一新曰：汪本、正统本作‘蒲’。先谦曰：官本作‘蒲’。”[12]张元济《汉书校勘记》说百衲本、汲古阁本作“蒲泽”，殿本、北监本、汪文盛本作“蒲”[16]。可知《汉书》多种版本“捕泽”“蒲泽”只作“蒲”。那么，依“捕泽”可作“蒲泽”之例，则“捕泽”“蒲泽”省称为“蒲”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遣使者送至蒲，反”也就是送至“蒲泽”这一匈奴人聚居的地方然后返回，使者的护送任务确实也完成了。而正在这时，右皋林王伊邪莫演有“欲降”的表态。

关于“蒲泽”，《汉书地理志详释》：“在 固陵东南有蒲河，东北潴为蒲池。今名呼苏台泊。‘呼苏’，蒲苇之属也。‘台’有也。蒙古语。”[17]可知清代依然存在“蒲池”。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蒲泽”列为“无考县名”。[8]‘第册中”附文臧励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蒲泽县”条：“亦作蒲泽。汉置。后汉省。今阙。当在陕西省榆林府境。”[18]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则说西汉五原郡蒲泽县“治所在今内蒙古达拉特、准格尔两旗境”[10]。然而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示，达拉特旗在五原郡南境，准格尔旗则在西河郡。[8]

如果“遣使者送至捕反”，即派遣使者护送至“蒲”返回这一理解可以成立，则汉与匈奴往来的主要通路仍然取直道方向的认识又可以得到新的证据。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单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车田卢水，道里回远。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失期不还五十余日。”这一历史记录中“休屯井 ”及“车田卢水”地望不明确，未可帮助我们认识此次匈奴“单于来朝”及“单于出塞”的路线。

五、昭君出塞路线推定之四：“西河虎猛制虏塞下”的和亲故事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乌珠留单于立二十一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舆而立咸为乌累若辊单于。乌累单于咸立，……云、当遂劝咸和亲。”我们注意到，此次“和亲”的促成者，多与王昭君有血缘关系。

《汉书》的执笔者写道：“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绐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校尉刀护贼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罢诸将率屯兵，但置游击都尉。”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和亲”议定地点，即所谓“西河虎猛制虏塞下”。颜师古的注文解释：“虎猛，县名，制虏塞在其界。”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河郡西部都尉所在虎猛县的位置，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南，正临近秦始皇修筑的直道。

讨论王昭君出塞路线，也可以参考47年之后“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与“王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歙”相议“和亲”地点“西河虎猛制虏塞下”的交通地理位置 。

六、对于方志资料与传说予以认真甄别的必要

对于历史信息予以分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性规范。梁启超在介绍清代实证之学之“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时，总结了十条基本原则。其中前三条强调：“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9]其中“选择证据，以古为尚”的原则，显然是我们处理晚出方志资料时应当认真记取的。

王昭君故事得以广泛长久的传播，自有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历代民众对于民族和睦的热诚向往是重要的心理基因。但是传说因此可能动摇历史的真实。吴小如指出，《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的相关内容，“已经是吸收了民间传说的结果，像文学描写而不像历史实录，带有浓厚的想象虚构成分了。”[20]有学者也说，其中有些内容，“实出于《琴操》《西京杂记》等野史杂撰和小说传闻，虚妄迂诞，乖刺实甚，迥与历史事实不侔 ”[11]。成书更晚的方志资料可能包含更“浓厚的想象虚构成分”。

靳生禾《昭君 出塞与蹄窟岭刍议》认为：“昭君与呼韩邪由长安至单于庭的路线，当东渡黄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线，经蹄窟岭至杀虎口出塞，是蹄窟岭、红沙岩口实属很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21]刘志尧《昭君经武州塞出塞考释》也说：“昭君出塞之‘塞’当是武州塞，即今山西左云县，昭君之行走通塞中路，过雁门关北行，到达平城(大同)，曾路经云冈峪、红沙岩口、蹄窟岭、杀虎口，曾住高山堡和白羊城。”[22]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也论定：“昭君出塞只能走山西境的通塞中路。”[23]持此论点的还有王桢、古鸿飞等学者。论者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令人感动，所进行的讨论也应当有助于深化对王昭君北上路线这一学术主题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论文中提出这条路线是“最安全其实也是最便捷的”，这一选择“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乃至几乎舍此莫属的”，然而论者主要以“传说”为依据，能够支持这一论点的资料，均来自于雍正《朔平府志》、光绪《山西通志》这些晚出方志文献。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提出的最早的论证“经通塞中路山西雁门关、雁门郡出杀虎口”的依据，是“唐无名氏《王昭君变文》(说唱)：‘单于：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23]《王昭君变文》确实可见涉及“雁门”的文字：“单于答曰：昔辞鸾(銮)殿，相将出雁门，……’”其实上文也有出现“雁门”字样的文句：“(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蓦水频过及敕戍，(望)见可岚屯。”除“雁门”外，“可岚屯”即“岢岚”地名也可以支持所谓“通塞中路”之说。不过，相互连句言“酒泉”、“龙勒”及上下文所见“□□山”即“胭脂山”或作“焉支山”，以及“轮台”等，均极其遥远，而彼此间跳跃性相当强，非能连贯成线，可知所言地方均非确指。正如刘溢海文中所否定李白、上官仪等《王昭君》诗所言“玉关”以为“肯定是错误的”同样[23]，这些地名只是文学语言 ，在这里不可以作为交通史料。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李太白诗误”已经指出这是相当普遍的文学现象：“文人通病，盖有同者。”

其实，文学作品中透露的信息往往有史学价值，但是需要以历史主义眼光认真审视和甄别。传说的生成和影响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然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需要仔细地考察和鉴别。正如靳生禾文中所指出的，传说中的昭君遗迹颇多，例如“在内蒙古西部传为青冢者犹有数处——若达拉特旗境黄河南岸就尚有昭君坟”[21]。对于这些文化存在，自然不可以全都信以为真。

七、关于王昭君经行直道可能性之否定意见的澄清

靳生禾写道：“当年 君与呼韩邪单于北上出塞，可选择的不外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一)东路，由中原循太行山东麓即大凡今京广线参差北上，至井陉口折西北至勾注(今雁门关)直至西口(杀虎口)出塞”；“(二)中路，由关中(咸阳、长安)东来，经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与陕西大荔朝邑镇间)东渡黄河，循涑水河、汾河、桑干河等三河谷道北上，经勾注、杀虎口出塞”；“(三)西路，由咸阳(今陕西咸阳西北)、长安循泾水河谷西北行，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取秦直道北上，经由今陕、甘交界的子午岭至五原北去”。靳生禾认为，“若取东路，显然屈曲悬远”，“属不可取，亦即不可能”。他认为，“当年呼韩邪偕王昭君取中路”。林斡的推定，即靳文所谓“西路”。靳生禾说：“比较中西两路，则西路距离、行程近于中路，却横亘有广袤的毛乌素沙漠，人畜行旅维艰，还必须得乘舟北渡黄河天堑，‘无风三尺浪’，冒有风险。中路则行程稍远于西路，惟由蒲津东渡黄河，早在战国后叶已构筑有桥梁，史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37)‘初作河桥’，即此。”[21]

首先应予澄清，林斡推定的路线，并不可以说“横亘有广袤的毛乌素沙漠，人畜行旅维艰”。秦直道是最高等级的交通道路，具有可以通行帝王乘舆的条件，不宜说“行旅维艰”。这条路线今天只是经过毛乌素沙漠的边缘，而当时沙漠化的形势未可与现今相比。侯仁之、俞伟超等对乌兰布和沙漠附近汉代垦区进行考察时发现，在屯垦军民撤出之后，生态环境形势严重恶化：“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24]史念海曾经指出，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20多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时的县址，有1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7处已经接近沙漠。“应当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积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是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25]而植被恶化的显著表现，是在东汉以后发生的。

在西汉时期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的情况下[26][27][28]，直道北段因为“沙漠”以致“人畜行旅维艰”的想象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至于“西路”“还必须得乘舟北渡黄河天堑”的说法，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所谓“由蒲津东渡黄河，早在战国后叶已构筑有桥梁”确实是事实，但是所谓“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37)‘初作河桥’，即此”，却不能证明秦昭襄王时代建造的浮桥200余年始终在使用。黄河在九原是“天堑”，在蒲津更是“天堑”，就河面宽度、水量和流速的比较而言，“‘无风三尺浪’，冒有风险”的情形，后者应当更为严重。直道在九原的黄河渡口，今天仍然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标识为 “昭君渡”的地名。当时的“度河”方式，却未必一定要“乘舟北渡”。以交通史的视角考察秦汉桥梁建造技术，可以推知当时应当已经有黄河浮桥沟通南北，而使得九原与云阳实现高效率的交通连接。汉武帝诏称卫青“梁北河”[6]，这一记录在交通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明当时北边因军事需要“度河”，已经有常设的梁桥以为便捷的条件。卫青于朔方“梁北河”，分析道路规划的可能走向的，很可能是对应高阙的交通建设。其实，直道“度河”，应当有更高等级的桥梁。辛德勇在分析“九原、云中两郡在西汉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时强调：“云中、九原两郡南部的东流黄河河段，流速舒缓，岸线平坦，是展开大规模渡河军事行动的理想地点，九原、云中两郡，便是控制这一战略要津的桥头堡。”又说“这两个郡……其位居交通要津，控制着东出‘关东’以及北出塞外的渡口，……九原、云中一带，一向是朝廷重兵所在的地方”，“九原和云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军事地理地位，特别是九原，不仅控制着黄河渡口，同时还控制着重要的战略通道直道，地位尤其重要”[29]。显然，对于北边军事道路“度河”的交通规划来说，九原自有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最优越的总体条件。难以想象当时思考设计对匈奴战略的军事家会考虑在九原以外的其他地方组织最高等级的“度河”工程的建设。即使卫青“梁北河”如一些学者判断，确实在朔方地区，那么，有理由推想，九原服务于直道的河桥营造，应体现更典型的国家级交通设施的标准。王莽时代更改地名，五原郡五原县改称“填河亭”，也很有可能与“度河”方式有关。汉五原郡“宜梁”县名的意义[9]，也值得关注。[30]

显然，靳生禾等学者“比较中西两路”，以为“西路”交通条件劣于“距离、行程”较为迂远的“中路”的论点，现在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

参考文献：

[1]王子今．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一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视窗[J]．湖南社会科学，2O04，(5).

[2]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M]∥出土文献(4)，上海：中西书局，2013．

[3]马非百．秦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M]∥河山集(4).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M]∥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

[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9]班固．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1]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8．

[12]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据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影印，1983．

[13]林斡.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M]．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

[16]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汉书校勘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7]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M]．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

[18]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20]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1]靳生禾．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2]刘志尧．昭君经武州塞出塞考释[J]．三峡论坛，2010，(3)．

[23]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J]．三峡论坛，2012，(6)．

[24]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M]∥治沙研究(7)．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25]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M]∥河山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27]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J]．历史研究，1995，(2)．

[28]王子今．秦汉长城的生态史考察[M]．香港：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

[29]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J]．历史研究，2006，(1)．

[3O]王子今．秦直道九原“度河”方式探讨[M]∥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5月第44卷第3期，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