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生民

[摘要]汉元帝时期，王昭君出塞和亲，成为民族友好的象征，为历代史学家、文学家所赞誉。然而，由于史书阙载，学界对昭君出塞路线一直颇有争议，主要有“经陕西秦直道”和“经山西雁门关”两说。在整理考查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认为呼韩邪、王昭君当由秦直道出塞无疑。

[关键词]王昭君出塞；路线；秦直道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5）01-0022-03

春秋末期的西施、西汉时的王昭君、三国时的貂蝉和唐代的杨贵妃，并称我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王昭君的影响最大。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公主或王公贵族之女充当和亲角色的不下十余人，而王昭君独享千古尊荣，留下“昭君出塞”的佳话，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今以“昭君文化”蜚声于时。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中写道：“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永远不会被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纪念塔。”王昭君的出塞和亲，巩固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相互了解，使得其出塞后60余年间，“边城晏闭，牛羊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晋避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妃或明君。西汉南郡秭归县（今属湖北省）人。父王穰，昭君入宫后封为越州太尉，母周氏。西汉元帝建 昭三年（前36），王昭君因“颜色皎洁，闻于国中”，以良家子选入后宫，为掖庭待诏。竟宁元年（前33）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1]对于王昭君的姿色与和亲过程，《后汉书·南匈奴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2]汉匈和亲，昭君入塞，呼韩邪单于颇为重视，封其为“宁胡阏氏”，从此汉匈边界形成“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和平局面。昭君之兄有二子：王歙、王飒。王莽当政时，王歙被封为和亲侯，王飒被封为展德侯，都与昭君出塞和亲有关。昭君的两侄曾四次出使匈奴，昭君一家为汉匈和平友好做出了贡献。昭君文化涵盖多矣，兹不赘述，只就昭君出塞的经地寻考，与同好磋商。

1 昭君出塞经地两说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昭君出塞为素材者颇多，对昭君出塞的路线亦有所提及，如唐代李白《王昭君》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3]上官仪《王昭君》诗：“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3]明代李濂《明妃曲》和清代汪循《明妃》两诗，亦云昭君经玉门关出塞。玉门关位于西北，与单于庭相去甚远，昭君出塞绝不会经玉门关。诗人所谓“玉关”及“玉门关”当代指关塞，不可引以为据。当今学术界，关于昭君出塞的经地，主要有“经陕西秦直道”和“经山西雁门关”两说。

1.1 经陕西秦直道说

林幹《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一文，写护送昭君出塞的经地是“从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出发，先过左冯翊（属三辅，在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县）、朔方（今乌拉特前旗），而至五原（今包头市；以上各地，以当时郡治为准）。从五原再往西行，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靠近乌加河南岸），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方向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算是离开汉地（出了塞）、进入匈奴所辖地区”。[4]

崔明德《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中写道：王昭君“向西北进发，经冯翊，过北地，然后路过上郡北上，到达西河，自此西北抵朔方，同此再往东北折去，到达五原”。[5]

郝诚之在《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一文中写道：“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6]

另有侯广峰、贺清海、姬乃军等人的文章，记昭君出塞的经地亦循秦直道走向。

1.2 经山西雁门关说

靳生禾在《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中云：“当年呼韩邪偕昭君取中路，那么最安全其实也最便捷的，就是经沟注塞西出红砂岩口、蹄窟岭（两地在山西省西北左云县），循欧家村河—沧头河河谷至杀虎口出塞了。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乃至几乎舍此莫属的。”[7]

王桢《大同史话》云：“王昭君出塞的路线，既不能绕道西出玉门关，也不能走陕北伊盟，而应是由长安、太原经雁门关而平城、右玉、和林、托克托县的可能性最大。”

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一文的结论是“昭君出塞走雁门”。文章列举了大量地方志文献，如清代《朔平府志·左云县》：“蹄窟岭，在县西北十里，俗传啼哭，讹也。明妃何处不啼哭，盖因山塞，道经此岭，岭路石山有马蹄痕迹。”同书《右玉县》条：“东古城，在县东南五十里，相传汉王昭君栖迟之迹。”民国《左云县志》：“蹄窟岭……相传昭君出塞道经此岭。”《左云县要览》：“有蹄窟岭，在县属饮马泉村，系汉明妃出塞道经此岭，留有马蹄之窟。”《山西通志》蹄窟岭条云：“高山岭上有三峰，相传昭君出塞道经此。”最终认为“昭君出塞走的是通塞中路，即由风陵渡入山西境，过雁门关，经大同、左云、杀虎口出塞至匈奴龙庭”，并称汉武帝前几位公主出塞与匈奴和亲也都应该是走此路。秦直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昭君出塞之路。[8]

2 王昭君经秦直道出塞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60年继位，之后“五单于争立”，各单于率部相互攻击，呼韩邪艰难应对。其兄郅支骨都侯又自立为单于，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单于被击败，引众南近塞，遣子入汉，对汉称臣，欲借汉朝之力保全自己。西汉以客礼待呼韩邪，发兵榖助之。郅支怨汉拥立呼韩邪，杀害了送郅支子北归的谷吉。汉政府于是遣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联合乌孙等击杀郅支，匈奴内乱平息。呼韩邪感怀汉朝之恩，三次朝汉，谒见汉天子。

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1]关于昭君出塞的历史事实，史书记载颇为详细，但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史书却未言明，因此便有了前文所述“经陕西秦直道出塞”和“经山西雁门关出塞”两说。其实，仔细考查分析史料可知，昭君当由秦直道出塞无疑。

   第一，秦直道是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匈奴之间的主要通道。秦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是秦始皇为了抵御匈奴南侵而修建的军事要道。秦亡以后，秦直道为汉政府所沿用。据王子今考证，汉文帝时期曾多次利用秦直道对匈奴南侵进行防御部署，汉武帝还利用秦直道北巡，向匈奴炫耀武力。[9]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14万铁骑突然进犯，前锋侦查部队直抵甘泉宫，速度如此迅速，可能利用的就是秦直道。又《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1]所经路线亦沿秦直道。此外，吴宏岐认为：“西汉时期不仅积极利用秦时所修的直道防御匈奴南犯，而且对于直道的维护也曾有所着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县和除道县，这两县正分别设在子午岭段直道的南北两端，显然是为了加强对直道的控制。”[10]可见，西汉对秦直道不仅没有废弃，而且还对原道路积极维护，因而此时秦直道的通行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的。呼韩邪单于拜谒汉元帝，迎娶王昭君，当选最为便捷、最常通行的道路，秦直道应为首选。

第二，呼韩邪单于三次拜谒汉庭当取同一路线，即取道秦直道。甘露三年（前51）、黄龙元年（前49）、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先后三次来朝。史书对呼韩邪第一次谒见宣帝的情形叙述得十分详细。《汉书·匈奴列传》载：“明年（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1]呼韩邪第一次朝汉经地文献记载较详，呼韩邪朝汉所过七郡，五原外有朔方（在内蒙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西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上郡（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北地（今甘肃庆城县西南）、冯翊（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和长安，多是循秦直道行进的。①单于归国，汉“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的“边郡”，应是单于来时“所过七郡”的边郡。也就是说，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朝汉，往返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呼韩邪第二次朝汉比第一次晚2年，第三次在第二次后16年，其时匈奴境较平静，呼韩邪偕王昭君焉能不走近捷的原道？若出长安，东过黄河经太原、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出塞，这个圈子绕得太大。有云呼韩邪偕王昭君经山西左云县蹄窟岭出塞，是“最安全其实也是最便捷的”。光禄塞即光禄城，在今包头市西北，与长安基本在同一条经线上，若绕道山西，并不便捷。至于安全，其时忧患仍在北方，呼韩邪不会置王庭一带不平静而历时数月访汉。此外，宣帝送呼韩邪归国时发“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这次是王昭君出塞和亲，元帝遣重兵护送自不待言，其时必定安排周详，只是史书未记而已。

综上，王昭君与呼韩邪的结合，不单是一桩婚姻，而是搭起了两个民族友谊的桥梁。王昭君不是国使，实为国使，这就是她在“四大美女”中影响最大、在古代和亲史上独享尊荣的原因。持昭君出塞“走雁门”说者，列举的多为山西当地明清以来的方志记载及民间传说，其可信度无法与古代的历史文献相比。包括秦直道经地黄陵县五里堆附近的绣花楼，相传是民女为昭君和亲绣花装的地方，实际上也是不可信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林幹.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15.

[5]崔明德.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C]//巴特尔.昭君论文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6]郝诚之.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J].阴山学刊，2006（1）：59-64.

[7]靳生禾.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J].太原大学学报，2009（1）：68-71.

[8]刘溢海.昭君出塞路线考[J].三峡论坛，2012（6）：13-24.

[9]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J].人文杂志，2005（5）：107-112.

[10]吴宏岐.秦直道及其历史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1）：75-78.

①近年考察确定的秦直道，自陕西淳化县至内蒙包头市西，不涉甘肃庆城县。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第30卷.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月第30卷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