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连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

当域外广大地区衍生出各自的丝绸文化后，就有大量的异域丝绸文化流入中国。由于与中国在地理和文化关系上的差异，这些各具特色的外来丝绸及其传说等文化现象汇成色彩纷呈的文化回流，从不同地域、沿不同路线涌回到中国，对中国从生产技术到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这种文化回流构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属于中西文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在认识上升华到这样一个高度：由于这种文化回流的涌动，丝绸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贡献，而且成为整个世界的宝贵财富；基于这种文化回流的作用，东西文明才得到深层交流和高度发展。

在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丝绸向来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因而当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往往专注于中国丝绸文化的外传。其实也有大量异质丝绸文化涌动在丝绸之路上，它们流入中国并产生重大影响。近些年来，始有学者涉及到这一问题。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孙荪探讨了丝路文化在中国染织图案中的反映；浙江工业大学的袁宣萍详细论述了欧洲丝绸在清代的流入和影响；故宫博物院的严勇就中日丝绸文化交流及日本织物发展做了专论。[1]笔者则拟以较广的历史时空，从地理和文化关系入手，考察丝绸文化回流中国的情况，讨论其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肯定文化回流在东西文明交往中的历史地位。

一从地理和文化关系谈起

综观丝绸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态势，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丝绸外传过程就已具有突出的地域特殊性，即在地理和文化关系影响下，丝绸文化从中原地区沿丝绸之路外流，主要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2]

从中原地区向东，沿丝绸之路东线可以到达中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等地区，这里素称“东夷之地”，地理上与中原相邻极近，文化上属中国文化圈内，历来与中原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因此，中国丝绸文化从中原辐射周围最先影响到这一地区，丝绸物品和丝织技术自远古时代就向这里传播。据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3]到东汉时期，濊北“知种麻、养蚕，作绵布”；“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辰韩“知蚕桑，作缣布”；倭国“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4]。可见至迟2世纪这里已普遍发展起桑蚕丝织业。

从中原地区往西，沿丝绸之路主要干线特别是绿洲丝路，可以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这里属西域范围，包括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广大地区，与中原地理距离远近和文化关系疏密各不相同，丝绸文化传播也呈现出复杂性。据文献记载，丝绸物品早在周穆王西游之时（前989年）就已流入中亚，考古发掘则证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欧洲人已得到中国丝绸，[5]然而桑蚕丝织技术传播则相对缓慢，并呈阶段性发展。先是影响了中国西部，4~5世纪传播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6]5~6世纪，于阗也从中原获得养蚕技术；[7]约在6世纪中期，东罗马获取了东方蚕种。[8]

从中国南部入海，经东南亚、印度洋可到非洲东部和红海、地中海乃至大西洋沿岸，这里古称“南海或西洋”，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相连，在海上交通发达之后构成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地区。丝绸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的情况更为复杂：与中国比邻的越南等地区也较早受到丝绸文化的影响。晋代左思《吴都赋》和刘欣期《交州记》都有交州“八蚕”之说，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则明确记述“日南蚕八熟”[9]，可以确定至迟6世纪初这里的蚕桑生产已有基础。在6世纪中期以前养蚕技术还可能传播到了印度，因为据张星烺所译柏罗科劈斯的史料可知，传播养蚕技术的僧人是从印度获取蚕种带给查士丁尼的。[10]然而由于西洋地域广阔，国家众多，丝绸文化传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晚至16世纪，桑蚕生产才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发展起来。

大致与中国丝绸文化的外传相呼应，以上三个地区先后发展起蚕桑丝绸业，并将各具特色的丝绸产品和生产技术回馈到中国，在丝绸之路各线汇成一股股丝绸文化的回流。中国丝绸文化在这三个地区传播情况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丝绸文化回流的不同特点。

二丝绸文化回流的地域性特点

笔者从入贡、贸易等侧面，对异域丝绸流入中原的资料做了搜集和整理，并由此发现，丝绸文化在丝路各线的回流显示出如下特点。

1.丝路东线：丝绸文化的回流为时最早，且与中国丝绸文化比较接近。正始四年（243年），倭国进献倭锦等是异域丝绸流入中原有确切纪年的最早案例。[11]此外，倭国进献异文杂锦亦在曹魏时期，而女王国进献鱼油锦和龙油绫在东汉末年，应为时更早。就文化关系看，朝鲜半岛诸国接受蚕桑生产方式远在日本诸岛之前，且自东汉初起就不断进贡方物，其丝绸文化的回流似应还要推前。与此相比，西域首例丝绸进贡——滑国进献波斯锦是在南梁天监十五年（516年），南海首例丝绸进贡——安南进献白抹绢是在北宋雍熙二年（985年），皆迟数百年。

从丝绸品种看，朝鲜、日本所贡丝绸包括绢、缣、絁、帛、绫、罗、绸、缎、锦及绵、罽等，品类丰富，且接近中国。这由双方密切的文化关系所致。而其较具地方特色者，新罗朝霞绸染色技术比较突出，以颜色鲜红，艳如朝霞而得名。美国学者谢弗也认为：“‘朝霞’是一组很常见的词组，它是指来自下方的光线的照射下，白云所显示出的耀眼的淡红色的光彩”，“正是因为这种朝鲜绸具有朝霞般美丽的色彩，它才会被称为‘朝霞’。”[12]女王国的鱼油锦和龙油绫“文彩多异，入水不濡，云有龙油、鱼油也”[13]。这种丝绸以其奇异的加工原料和技术，竟取得施色和防水两方面的特殊效果。高丽的金罽是一种含有金线和丝、毛的混纺织品，可能由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室韦和韈劫子国的毛锦发展而来，不但敦厚保暖，可以做成衣袍被褥，而且精致美观，可用来装饰鞍马刀剑。由于技术上的突出发展，这些回流丝绸也影响了附近地区。如新罗朝霞绸技术就传播到中国东北，契丹朝霞锦应是其继承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丝绸文化的回流显得强劲而且持久。据研究可知，日本丝织业自3世纪后半期始不断发展，到奈良时期（710~781年）达到繁荣，绯襟、薄物、阿波绢、常陆绸、博多织、兜罗绒等优良特产陆续出现。[14]在此基础上，从曹魏时起日本丝绸贡品源源不断。史书所谓倭锦、倭缎，应是对日本丝绸的泛称，日本产锦有软锦、东京锦等，产绢有阿波绢、珍珠绢等，其他如絁、缎、绫、罗等也各有不同品种。到宋朝，日本细绢已是“薄致可爱”。而其所贡美浓絁、水织絁等动辄数百匹，可见生产技术和规模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到明清时期倭缎的进贡更为丰厚，日本之外荷兰等国也常以倭缎为贡品。如荷兰在顺治十二年和康熙二十五年等年份的进贡都有倭缎。[15]

2.绿洲丝路：丝绸文化的回馈以新异丰富为特征。以两河流域为中心，西至叙利亚，东到中亚腹地，本属纺织业发达之地，且从原料到技术都与中国内地大不相同。丝绸和蚕丝传入之后，该地区把丝绸纺织和原来的毛、麻纺织结合起来，创造出许多质地和性能皆称奇特的产品。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域纺织品在花纹图案方面也与中国大异其趣，故而流入中原的西域产品往往更引人注目。

据《后汉书》载，大秦国早就生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黄金涂等织金物品，还有用野蚕丝或所谓水羊毛织成的海西布等。而已有资料和研究表明，古波斯地区的纺织品更为丰富。仅以羊毛为主原料的纺织品就有氍毹、毾㲪、越诺布、撒哈拉等，金银线与麻、毛混纺的罽、绣之类也是从这里起源的，此外还有护那、拓壁、檀等其他原料的织物。[16]中亚地区驼毛和棉花织物则相当丰富。丝路凿通之后，中国丝绸大量涌入西域，蚕丝开始成为该地区的重要纺织原料。至迟在三国时期，罗马已经学会从现成的中国丝绸织物中分解抽丝以重新纺织。《三国志》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由于养蚕和丝织技术西传晚了很多，西域国家的丝织业是在其毛纺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出丝织品以锦类为主，染色、提花、刺绣一如毛纺。这些织锦流入中国之后，人们泛称为“胡锦”、“西锦”等。其织造技术上保持了毛纺的特点，采取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等手段；原料上以混纺为特色，多加以金、银丝线和毛、麻等；花纹图案则基本属于西域传统文化的内涵，结构形式多连珠团窠或几何图形内填加动植物纹，题材内容多葡萄、忍冬、鹿、马、驼、象或西域神祇形象。在考古发掘中，新疆境内发现了７世纪一些与同时代中国丝绸风格迥异的猪头纹锦和立鸟纹锦等丝绸样式，据阿克曼等学者的研究，它们被认定为萨珊波斯东部的产品。[17]

“波斯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种。劳费尔认为它是一种织金丝绸[18]，看出土实物则还有纯丝或毛、麻混纺等，以织造精美、色彩绚丽著称。该品种源出波斯地区，后来影响了西亚、中亚广大地区，故而中亚的滑国和罽宾、中国西北的骨咄禄和突厥、西部的吐蕃甚至今甘肃境内的归义军政权都有“波斯锦”进献。此外，波斯的冰蚕锦、女蛮国的明霞锦以及龟兹和高昌国的“龟兹锦”、疏勒国的“疏勒锦”等，都是西域著名的丝织品。

蚕丝技术西传后，西域丝织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唐朝时期，中亚的康国（今撒马尔罕一带）发展成世界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和最重要的丝绸集散地。[19]到宋元时期，中亚地区“各种装饰盖布、马被、丝绸褥垫、镶金织锦、绸缎、谢纳尔（一种织物）、塔夫绸、撒马尔罕的薄绒驰名世界”[20]；西亚许多地区如报达（今巴格达）、谷尔只（今格鲁吉亚）、毛夕里（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忽鲁模斯（今伊朗东南部，波斯湾沿岸）等，也发展成为重要丝绸产区或集散地。这时候，西域丝绸便通过粟特和阿拉伯商旅更多地流入到中国境内来。大食“蕃锦”包括重锦、百花锦、碧黄锦、兜罗锦等是唐中期以后颇为中原所注目的西域丝绸，在宋朝曾频为大食人进献到中原。其中重锦一件有20橐驼之载重，必须分裁20块运输[21]；百花锦多作帷幕，“其锦以真金线夹五色丝织成”[22]，可见二者属织金丝绸无疑。兜罗锦与毛锦、越诺布和撒哈拉红布等类似，有学者认为是丝毛混纺织品[23]，西亚、中亚甚至南洋国家都有出产和进贡。康国的赞丹尼奇锦，其运销范围北达今挪威地区，南至拜占庭，西达波斯，东到中国境内，我国青海都兰吐蕃墓中就发现了这种锦织品。[24]

3.海上丝路：丝绸文化回流较迟，然对近代中国丝绸发展影响较大。早期进贡国较重要者有两个：一是安南，自北宋始贡其绢，称“安南绢”，一般为白绢或白抹绢。据载，其“绢粗如细网”[25]，质量似乎不高。同时该国也织造丝棉混纺织物，“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26]。二是暹罗，既谙于丝织，又通东西商货，因而进贡丝绸较为丰富，明清两朝所进贡丝绸包括本国土产：暹罗红纱、剪绒丝、织杂丝、红花丝、红花文丝和兜罗锦等，多做成被面、手巾、帷幔等生活用品；西洋诸国产品：西洋闪金缎、西洋金缎、西洋金花缎、西洋锦缎带、大西洋阔宋锦、绞绡[27]及撒哈拉、大西洋诸布等。为此明人严从简曾感叹：“我朝四夷所献，如朝鲜之苧布，哈密之㲲布，交趾之白绢，皆重服用也。然暹罗海岛异俗，而能谙于织作，丝之贡数品，布之贡十有三品，如此可谓知所重矣。”[28]

宋元以降，西方丝绸多从海路而来，特别在欧洲蚕丝业兴起和新航路开辟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丝绸产品成为外来丝绸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外贸易制度发生重大变化，16~17世纪，私人贸易超越了朝贡贸易。从此，西洋丝绸大量涌入中国。其品种以缎类为主，有各种纯丝缎，如大花缎、荷兰花缎等；织金缎，如大紫金缎、红银缎、织金花缎、织金线缎、金银丝缎以及西洋闪金缎等；棉毛混纺缎，如大哔叽缎、哔叽缎、大红羽缎和其他各色羽缎等。此外还有绒毡类产品，如天鹅绒、洋剪绒、荷兰绒、哆啰绒、织金大绒毡等；锦绸绡纱等类产品，如大西洋阔宋锦、蕃斜纹、绞绡等。这股西洋风愈吹愈强，19~20世纪，更有各种廉价的混纺丝绸、人造丝绸充斥进来，机器纺织技术也引入中国，从而对中国丝织业发展和现代化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丝绸文化回流对中国的影响

丝绸文化的回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从政治角度看，进贡丝绸起着缔结、维持和加强中国与进贡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在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影响更值得深究：一方面它在生产技术上为中国丝织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在社会生活上丰富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开阔了人们的精神视野。

考察中国丝绸技术改革发展的历程，丝绸文化回流的直接影响确凿可证。《隋书·何稠传》云：“波斯尝献金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这是中国匠人仿造波斯锦缎的典型例子。但就其关键作用而言，主要还在以下几点：

1.传播了西域斜纹组织、纬线起花等技术。在纺织技术上，中西之间本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习惯：中国丝绸底纹的纺织采取平纹组织法，图案花纹的纺织采取经线起花。相反，西域丝绸底纹则是斜纹组织，图案花纹采取纬线起花。相比之下，纬线起花可以在织制过程中随时改动纬线的颜色，织出比较富丽的花纹图案，且不会像经线起花那样使丝线容易纠缠，或发生某种颜色的经线短缺的情况。至于斜纹组织，则比平纹组织更能展示出丝线的光泽和色彩。基于以上原因，中原在织锦技术上学习了西域纬线起花和斜纹组织的方法。考古研究表明，7世纪初期之前，中原丝绸都是经线起花和平纹组织法（织锦为“经畦纹锦”）；从7世纪中叶起，首先受到斜纹组织法的影响，流行一种采取斜纹组织法但仍经线起花的“经斜纹锦”；宋代以降，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的“纬锦”成为中国丝绸的主流。[29]

以上改革肯定是在中原了解西域丝织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中原了解西域丝织技术无疑不能缺少丝绸文化回流这一前提。

2.带来了异域图纹风格，丰富了中国丝绸的花纹图案。考古研究证实，早期中国丝绸在花纹图案上均采用传统文化题材，如排列整齐的云气纹、几何纹，中国常见的瑞兽、文字图案等。到南北朝时期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墓葬所出土的化生纹锦，织出了狮子等动物和佛教中的化生故事、莲花形象；延昌七年（567年）墓葬所出土的蓝地兽纹锦则织出了狮形兽和菱形纹，显然都是波斯萨珊文化的艺术风格。[30]进入隋唐时期，中国丝绸在花纹图案方面西域文化的色彩更为浓厚，题材内容上有忍冬、葡萄、生命树等植物形象，狮子、骆驼、羊、马、鹿、象、猪及孔雀等动物形象（其中马、狮等多带飞翼），太阳神、人马、武士等神灵、人物形象；花纹结构上采用环绕动物的联珠纹（又称“球路”纹或“团花连环形骨架”）、内含动植物的几何形纹（又称“几何类型骨架”）等，都成为常见的花纹图案。在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仅就1959年发掘情况看，在７种类型的织锦花纹中，有鸟兽树木纹锦、双兽对鸟纹锦、树纹锦和对马纹锦等４种，“显然不是汉族风格，大约是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31]。以上变化也应与西域丝绸的回流不无联系。

３.织金丝绸对中国工艺的影响。织金是源于上古波斯的西域传统工艺，多用于高级织物的织造。由于加入了金、银丝线，可以使织物光泽闪亮，赏心悦目。织金丝绸在古代西域丝绸产品中占有一定地位，更是西域进贡礼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国工匠开始吸收西域织金丝绸的艺术风格，何稠仿造波斯金锦袍就是典型例子。据研究，“隋唐至宋是（中国）织金织物发展的重要时期，元明至清初为鼎盛期，中国织金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西域织金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32]

丝绸文化回流在中国社会生活上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1.物质生活方面。由于以进贡为主要流入渠道，外来丝绸首先供应宫廷，然后以赏赐等方式进入皇亲国戚和高官重臣家庭。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上层的奢侈需求。例如，唐宣宗宫中有女蛮国所贡明霞锦，“云练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33]。同昌公主有澄水帛，纳凉消暑功效奇特：“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俱列，暑气将盛，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34]此澄水帛其实是用绞绡做成，产自波斯等地，与龙涎香同属舶来品。明清时期，倭缎对中国社会上层的影响更为深刻。由于大量流入和仿造，倭缎一度充斥于宫廷和贵族生活。如清廷对荷兰等国的回赠礼品中倭缎与大蟒缎、妆缎等并列[35]；康熙和乾隆万寿盛典中对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及边疆民族入觐大小首领的赏赐包括倭缎[36]；亲王、郡王常服有倭缎袍，八至九品文武官吏朝服“领袖俱青倭缎……积冬夏皆用之”[37]，橐鞬等礼器也“皆以青倭缎为之”[38]；典礼活动倭缎用量很大，仅康熙皇帝一次寿典中的赏赐一项就要用倭缎295匹[39]，甚至满清祭天典礼中也要供上10匹倭缎。同时倭缎在官僚贵族阶层中的流通也极常见。康熙一份手谕中提到，一位三等侍卫用倭缎与蒙古作马匹交易被揭发，可见为数甚巨。[40]

自唐宋起，波斯、粟特和阿拉伯等西域商人大量来华经商，中外商业贸易日趋发达，因而异域丝绸不断流入中、下层社会。杜甫曾受西北来客馈赠一件织成缎褥，歌咏道：“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仇注认为，这种翠织成来自大秦，并引《北堂书钞·异物志》云：“大秦国以野茧丝织成氍毹，以群兽五色毛杂之，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织成缎褥，殆此类。”[41]黄庭坚在一书跋中说：“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有能识者。”[42]高启《谢友人惠赠兜罗被歌》唱道：“蛮工细擘冰蚕茧，织得长衾谢缝剪，蒙茸柳絮不愁吹，铺压高床夜香软。”[43]有些异域丝绸甚至流入村坊闾里。曾得冰蚕锦褥的康老子乃长安一家道败落的商人子弟，他正是碰到一位老妪临街兜售而以半贯铜钱买到的。[44]更有某些品种甚至深入千家万户。《西河记》载：“西河无蚕桑，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袴褶。”[45]伴随西方科技的进步和私人贸易的发展，到近代外来丝绸甚至以较国内更为价廉物美的优势倾销到中国城乡市场，成为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

2.文化生活方面。伴随着丝绸文化回流，中国诗词歌赋中出现不少异域丝绸的影子。《梁太子谢敕赉魏国所献锦等启》较早知道“胡绫织大秦之草，绒布纺玄兔之花”[46]，此后人们更将冰纨绞绡、织金锦绣之类作为咏叹的主题。如王起《冰蚕赋》曰：“懿北极之寒劲，有珍蚕之处冰，匪柔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凭。”冯宿《鲛人卖绡赋》曰：“皓如凝露，纷若游雾，爰洁尔容，不愆于素。”陆游《夏白纻诗》云：“素绡细织冰蚕缕，清寒不受人间暑。”这是感叹冰纨鲛绡奇特的质地。李峤《绫诗》云：“金缕通秦国，为裘指魏君”；杜甫《丽人行》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乃贤《题张萱美人织锦图诗》云：“双凤回翔金缕细，五云飞动彩丝长”；汪元量《湖州歌》“奏授虎符三百面，内家更赐织金袍”[47]则是叙写织金丝绸的来历和发展。

有不少外来丝绸以异域神祇祥瑞或传说故事为图案内容，如新疆出土丝绸中的天王、太阳神、带翼天马、狮子兽以及化生故事等，无疑充满着文化和宗教的内涵。同时，一些质地和性能奇特的丝绸品种则伴随着神秘传说而来。如关于大轸国织成神锦衾的冰蚕丝，一种传说云：“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倾动，大者可阔三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缲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48]另有一种说法是：“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49]唐代宗曾编织为鞘的碧玉丝为东海弥罗国所贡，传说“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琴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50]绞绡本来是一种轻纱细罗，以轻盈透明为特点，由于来自海上，人们便传说出自海中神油。《拾遗记》记述三国吴主赵夫人仿制此物时说：“夫人乃扸发以神膠续之。神膠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嗀，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51]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人们最易关注文化主流的动向——不同文明区域互通有无，各以优势文化或特色文化向对方流动。不过如果再向深、细处观察，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当一种文化流入异域，在那里生根发芽，然后发展成另具特色的同类文化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回流现象，这种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被回馈到其发源地。丝绸文化就是如此：它从中国发源向四周地区辐射，以丝绸产品本身或养蚕丝织技术加以影响，在各地区衍生出风格迥异的丝绸文化。这些异质的丝绸文化以丝绸产品等为载体很快回馈到中国境内，在丝绸之路各线形成一股股文化回流。特别是以萨珊波斯风格为典型的西域斜纹纬锦，在中国促动丝织业发生了一场变革，造就了唐宋时期中国丝绸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以后对外传播更为强劲的潮流。海路丝绸文化的回流较为迟晚，然而，最后兴起的以西欧丝绸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西洋风”却另具重要影响和意义，它既以残酷竞争和遏制造成近代中国桑蚕丝绸业的衰微，同时也以崭新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方式带动中国丝绸业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总之，丝绸文化传播其实是一个在不断互动交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而丝绸文化的回流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通过对丝绸文化回流及其影响中国这些史实的探讨，我们才能全面和深入了解整个丝绸文化的流动态势和发展历程，并真正提高到这样一个认识：丝绸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世界的宝贵财富。扩大到整个东西文明交往的视角看，正是在这种文化回流的基础上，东西文明才得到深层交流，并得到高度发展。

 注释：

[1] 参考孙荪：《丝绸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东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袁宣萍：《清代丝织品中的西洋风》，《丝绸》2004年第3期；严勇：《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2] 中国北部包括蒙古沙漠南北乃至贝加尔湖地区与中原关系的密切程度不亚于其他三个地区，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方式的差异，丝绸生产难以在这些游牧地区发展，从匈奴到突厥等古代民族大多承担了中转丝绸贸易的任务。

[3] 〔后汉〕班固：《汉书》第28卷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8页。

[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85卷《东夷传》。

[5] 参考黄新亚：《丝路文化·沙漠卷》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参考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关于于阗王利用迎娶中原公主的机会获取蚕种的传说，夏鼐认为发生在6世纪左右或者稍早时期（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姚宝猷则承西方学者洛佛尔之说，认为应在5世纪初期（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

[8] 希腊历史学家普罗科波（Procope de Césarée）（500~562年）在《哥特人的战争》中记述了几位印度僧人为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获取蚕卵的故事；东罗马历史学家泰奥法纳（Théo Phane de Byzance）（750年左右至817年）则说是一位波斯人偷将蚕卵带给查士丁尼。参考〔法〕戈岱斯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96、116页。

[9] 〔北魏〕贾思勰著；石汉声校释：《齐民要术》第5卷，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88页。

[10]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53页。

[11] 《拾遗记》载，西周时代“有因祇之国，去王都九万里”，曾献云昆、列堞等锦，事不足据，故不采录。（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册，第52页。）

[12]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

[13] 〔宋〕李昉：《太平广记》第48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513页。

[14] 严勇：《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

[15] 〔清〕梁廷柟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第22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1~444页。

[16]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6~332页。

[17] 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8]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316页。

[19] 马承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20] 〔乌兹别克斯坦〕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33~134页。

[21] 《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下》云：“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橐它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饷黠戛斯。”

[22] 〔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89页。

[23] 参考《中国伊朗编》“波斯的纺织品”部分等。

[24] 马承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第39页。

[25]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6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266页。

[26] 〔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黎幕条”，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27] 《诸蕃志校注》卷上解释道：“盖‘绞绡’为纠丝成缯之织物，地中海沿岸原出产著名之丝锦。”

[28]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第8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286页。

[29] 参考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武敏：《新疆近年出土的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

[30] 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期；武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文物》1972年第2期。

[31]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32] 孙荪：《丝绸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

[33] 〔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42册，第617页。

[34] 〔宋〕李昉：《太平广记》第237卷，第535页。

[35] 《清朝文献通考》第3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36] 康熙朝《万寿盛典初集》第23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3册，第241~243页；乾隆朝《八旬万寿盛典》第21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0册，第241~254页。

[37] 《清朝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4册，第2377页。

[38] 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第14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6册，第790页。

[39] 康熙朝《万寿盛典初集》第23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3册。第241~243页。

[40] 康熙朝《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3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9册，第822~823页。

[41]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58页。

[42] 〔宋〕黄庭坚：《山谷集》第29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13册，第310页。

[43] 〔明〕高启：《大全集》第9卷，《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0册，第121~122页。

[44] 〔元〕陶宗仪：《说郛》第100卷，康老子条云：“康老子，即长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计。偶一老妪持旧锦褥货鬻，乃以半千获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曰‘何处得此？是水蚕丝所织，若暑月陈于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千万。”

[45] 〔宋〕李昉：《太平御览》第695卷，第3104页。

[46]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5卷，中华书局，1958年，第3061页。

[47] 参见〔宋〕李昉：《文苑英华》第120卷；〔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第85、176卷；〔清〕张廷玉：《全唐诗》第25、60、425卷。

[48] 〔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中，《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42册，第610~611页。

[49] 〔晋〕王嘉：《拾遗记》第10卷，陈力、段志主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巴蜀书社，2000年，第1册，第689页。

[50] 〔宋〕李昉：《太平广记》第401卷，第36页。

[51] 〔晋〕王嘉：《拾遗记》第8卷，陈力、段志主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1册，第678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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