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内容提要

对于西北方向复杂的民族关系，贾谊曾经提出予以分化的战略构想。张骞“凿空”的最初动机，是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对抗匈奴的同盟。河西边防建设有明确的在保障东西交通的同时“隔绝羌胡”的军事目的。河西丝路于是具备交通东西而隔绝南北的特殊功能。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的视角考察河西丝绸之路史，应当注意这一形势。随着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融合，汉与胡、羌在河西地方实现了密切的交往，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得以出现。考察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的历史变化，经济生活中商业贸易的活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汉文帝时代，贾谊对于西北方向复杂的民族关系即曾经提出予以分化的战略构想。按照汉武帝指令，张骞“凿空”的最初动机，是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对抗匈奴的同盟。霍去病对河西地方的军事控制改变了西北民族分布的格局。河西军事部署与边防建设有明确的在保障东西交通的同时“隔绝羌胡”的目的。河西丝路于是具备沟通东西而隔绝南北的特殊功能。从军事史、民族史、交通史研究的视角考察河西丝绸之路史，应当注意这一特殊的交通格局。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与文化的融合以及西域民族关系的变化，汉与胡、羌在河西地方实现了密切的交往，民族关系的新形势得以出现。在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这一推促民族文化向和平交往趋向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营的繁荣以及“胡商”的活跃，发挥了显著的积极的作用。

一 《新书·匈奴》“备月氏、灌窳之变”设想

贾谊少年时即以博士身份参与长安最高政治决策，却眼光新锐，见识深远，视野宏大。[2]刘向曾经称赞贾谊：“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3]后人所谓“宏识巨议”[4]，所谓“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5]等，都注意到贾谊思想的这一特点。或说其论“以取验于身后”[6]，或说“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7]，或说“生之言，后多见之施行”[8]，后人肯定贾谊的战略眼光，称《新书·匈奴》中提出的“备月氏、灌窳之变”的主张，就是对于汉帝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军事与外交问题的重要的建议，形成了西北战略的新思路。

《新书·匈奴》写道：“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方悦服，则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与嘿嘿。”[9]贾谊最早关注到较匈奴距离汉地更为遥远的草原政治实体的存在，最早明确提醒执政集团应当重视这些政治实体在草原民族关系、军事格局和文化竞争中的作用。这些见解的提出，自然有身为博士，能够利用皇家核心档案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的优越的客观条件。而利用草原民族相互矛盾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特殊的智慧。

贾谊吸引匈奴内附，参与边地防卫，“使备月氏、灌窳之变”设想的提出，注意到匈奴以外暂时尚未对中原造成威胁的草原民族的实力，预料到草原民族关系可能发生的分化。“月氏、灌窳”由于与匈奴积累的长期仇怨，在匈奴内附，“为汉臣民”，愿意为汉王朝“卫边”的情势下，也会成为汉的敌对方。然而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则很可能有靠近汉王朝、接近汉王朝、亲近汉王朝的倾向。对于“月氏、灌窳之变”的考虑，是贾谊追求“内行外信，四方悦服”理想政治目标之战略设计的重要内容。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写道，冒顿时代，“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张守节《正义》：“已上五国在匈奴北。”[10]《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北服浑庾”作“北服浑窳”。[11]“灌窳”、“浑窳”、“窳浑”相互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认真的辨析。我们以为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新书》所谓“灌窳”作为与匈奴曾经发生战争关系的遥远的北族，受到了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关注。而相应的建议，对于汉王朝军事外交决策以及西北局势变化的走向，后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 张骞“凿空”功业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试图联络匈奴宿敌月氏，谋求“共击”匈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汉武帝“通使”月氏的意图，或许与贾谊有关“月氏、灌窳”的军事外交建议有内在的关系。往月氏，“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12]汉武帝时代联络月氏、大夏、乌孙“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意图，以及利用匈奴仇国“报胡之心”，寻求“灭胡”盟国的努力，虽然没有获得直接的成效，然而张骞通过艰辛的交通实践，实现了与草原远国的直接交通。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3]张骞通过艰苦的西域探险，掌握了有关“西极”之地的新鲜知识，充实了西汉人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向西传布，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这一历史成就对于“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

西域本与匈奴有更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代，汉王朝在较为后进、较为被动的情势下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通过军事和外交的努力，终于扭转了局面。后来几经反复，汉文化实现了在西域地方的有效扩张，西域诸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14]，终于成为历史定局。

三 河西四郡设置：“鬲绝胡与羌通之路”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二千余里，在觻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吏六十三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汉武帝在河西休屠王、浑邪王故地设置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武威（郡治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关东地区徙置数十万移民充实这一地区。河西地区的安定，使西北方向的开发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15]

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是开通往西域通道，同时断绝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这后一主题，当时称作“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6]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写作：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氵岁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17]

所谓“鬲绝胡与羌通之路”、“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是河西经营的重要目的。《盐铁论·西域》：

大夫曰：“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18]

所谓“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指出匈奴曾经占有的战略优势。而汉武帝“隔绝羌、胡”，是实现形势转化的重要步骤。所谓“瓜分其援”，即《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的表述也与《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有异，可能由于突出“羌”的历史记述，“胡与羌”的语序颠倒，也称为“羌胡”：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19]

汉武帝时代的军事远征，西北方向称“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则“匈奴”在“北”，“诸羌”在“西”。而所谓“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称“南北不得交关”，则“羌”在“南”，“胡”在“北”。《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司马贞《索隐》：“《说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续汉书》云‘羌，三苗姜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关之西南羌是也’。”[20]“羌”“胡”是汉王朝在西北方向主要敌手。《盐铁论·未通》：“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21]所谓“却羌、胡”，总结了西北战略的成功。

言“羌”的活动地域，称“西方”者，是以中原或以长安地方为方位判定的认识基点。“南羌”之说，则应当出自以河西地方为本位的判断，或说“河关之西南羌”。其对应的“北”方，是“胡”即“匈奴”的力量所在。

河西汉简频繁出现“虏”的名号，或可与“胡”互称，亦可见“胡虏”。河西出土汉简可见如下简文：“□□二年十月壬午朔庚寅□□尉史世使移郡大守属国都尉农□□□□□□□□□□党及胡虏第□□□出惊□昭武备迹候望□守摸□□集所主羌胡为务”（73EJT6:74），一条简文同时出现“胡虏”与“羌胡”，也值得我们注意。简文内容有时又体现出相当复杂的民族关系。如“捕斩匈奴羌虏赏科别”（F22:221-235,691,692,825）。或可读作“匈奴”与“羌虏”并列，也许是“匈奴虏”与“羌虏”并列。

四 河西交通格局：东西“通西域”，南北“鬲绝南羌、匈奴”

西汉王朝河西经营所谓“鬲绝胡与羌通之路”的战略目标，值得我们在考察当时民族关系与战争局势的基础上认真理解。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在陈说军事地理、交通地理形势时，明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对河西地方的争夺、控制与经营：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22]

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以“赞曰”形式表述的内容，有如下文字：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鬲绝南羌、月氏。[23]

此虽说“鬲绝南羌、月氏”，似与《地理志》“鬲绝南羌、匈奴”不同，但是上文说“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也强调了对匈奴“结党南羌”的警觉。而“兼从西国”者，是指控制胁迫西域诸国与汉王朝对抗。“西国”就是“西域”。[24]又《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刘歆议，则说：

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25]

出现另一说法。言“婼羌”者，似乎体现以“鬲”的方式，对匈奴“兼从西国”的防备。然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陈忠上疏：

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

李贤注：“《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26]曹金华《后汉书稽疑》认为，“‘婼羌’当作‘南羌’。”[27]

所谓“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以及“通西域……鬲绝南羌、月氏”，一言“通”，一言“鬲绝”，前者“以通西域”，是我们总结丝绸之路史的共识，后者“鬲绝南羌、匈奴”，以及“鬲绝南羌、月氏”，则似与交通开发的历史主题相悖。也就是说，对于东西方向“通西域”的交通作用予以维护，对于南北方向“南羌、匈奴”间，以及西北、东南方向“南羌、月氏”间的交通条件则予以“鬲绝”。河西交通格局这一特殊情形，与“南羌、匈奴”活动导致的民族关系之错综复杂、军事形势之变幻无定的条件有关。

无论是“鬲绝南羌、匈奴”还是“鬲绝南羌、月氏”，“南羌”都是战略防备的重心。“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出现多例。[28]可知当时是确定的民族地理概念。新疆汉代遗存所见有“讨南羌”字样的织锦，告知我们“南羌”曾经是丝绸之路交通长期提防与警备的民族力量。[2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载，羌确实曾经“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遂“共攻”汉地，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

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30]

可知“隔绝羌胡”的战略设计，是有敌情依据的。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边塞”是河西军民共同的责任。河西四郡地方行政也“咸以兵马为务”。[31]

考察丝绸之路史，不能忽视河西路段一则“通”，一则“绝”的交通战略。这是交通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也体现了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特殊的交通文化个性。

还应当看到，与汉王朝长期进行军事竞争的匈奴，也采取“鬲绝”汉与西域交往的策略，即所谓“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

五 多民族开辟丝路的贡献与河西民族关系的新局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多民族共同努力创造的历史文化成就。我们可以通过张骞“凿空”的合作者的族属，以及各民族参与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实践，认识这一历史事实。[32]

前引《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似乎“羌”“胡”“合兵”“共攻”的危机已经解除，“南羌”已经退却，然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陈忠上疏仍然有对于“北虏”可能“威临南羌，与之交连”的忧虑，以为“如此，河西四郡危矣”，而“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33]。

我们还看到汉末“南羌”军事力量介入河西政治纷争的情形。《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酒泉人。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揖城守。丰时在外，以昂为不义，乃告揖，捐妻子走诣张掖求救。会张掖又反，杀太守，而昂亦陷城杀揖，二郡合势。昂恚丰不与己同，乃重募取丰，欲令张掖以麻系其头，生致之。丰遂逃走。武威太守张猛假丰为都尉，使赍檄告酒泉，听丰为揖报仇。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涫南山中出，指趋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骑下马，曳柴扬尘。酒泉郡人望见尘起，以为东大兵到，遂破散。昂独走出，羌捕得昂，丰谓昂曰：‘卿前欲生系我颈，今反为我所系，云何？’昂惭谢，丰遂杀之。时黄华在东，又还领郡。丰畏华，复走依燉煌。至黄初中，河西兴复，黄华降，丰乃还郡。”[34]所谓“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涫南山中出，指趋郡城”的记载以及“羌捕得昂”的情节，都明确记录了“南羌”武装“指趋郡城”，甚至控制当地局势的情形。不过，河西地方汉人实力集团武装争斗的激烈似乎超越了民族矛盾。“南羌”骑兵并非立足“南羌”民族立场发起军事行动，而是作为借力参与了汉民族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夺。

“羌胡”参与汉地武装争斗史事，又有两汉之际卢芳“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35]

六 “保塞羌胡”历史角色与河西民族交往走廊的形成

汉代西北方向的民族构成，往往有以“羌胡”总称带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情形。《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列举白起、王翦、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广、李蔡、苏建、苏武、上官桀、赵充国、廉褒、辛武贤、辛庆忌等，“皆以勇武显闻”。又分析了这一人才地理现象的原因：“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36]所谓“羌胡”，是构成民族地理形势的重要因素。赵充国上状报告平定羌人暴动的战况：“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颜师古注：“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师古曰：‘如说非也。谓羌受充国之言，归相告喻者也。羌虏即羌贼耳，无豫于胡也。’”[37]如淳之所以以“羌胡”解释“羌虏”，可能是基于人们叙说西北民族关系时的语言习惯。《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元帝即位，为执金吾。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颜师古注：“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38]此说“降胡”反叛，其实亦无豫于羌，而颜师古以“羌胡”解说，犯了与他所驳议的如淳同样的错误。《汉书》卷七五《翼奉传》所见“西远羌胡之难”[39]，也反映“羌”与“胡”共同构成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情形。

然而民族关系史的演进，又出现了新的形势。卢芳“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40]，体现出边地民族关系的新局面。郑兴语隗嚣，曾言：“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李贤注：“七郡，天水、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也。”又说：“兴尝为凉州刺史，嚣为西州将军。”[41]所谓“拥羌胡之众”实力的形成，或有来自河西的军众集结。邓训事迹可见这样的情节：“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邓训否定这样的意见，主张“以德怀之”，“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在对叛羌作战时，邓训曾“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长史任尚为叛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邓训去世，“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42]邓训作为实现民族亲和新境界的典范，曾经在河西任职，“拜张掖太守”。自元和三年（86）至章和二年（88）任职张掖期间，邓训处理民族关系“以德怀之”的风格一定曾经对张掖地方有积极的影响。重视民族团结的风格绝不只是表现于个人行政实践。凉州“戎夷”与“凉州刺史”有良好的关系，见于《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43]他在汉阳“化行羌胡”的做法，应当是“为凉州刺史”时成功政策的延续。我们看到“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受到帝王嘉奖的情形。[44]于是有官员“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事迹。[45]马武在面对“西羌寇陇右”的情势下，“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46]所谓“凉州诸郡羌胡兵”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来自河西四郡。《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47]则是明确的河西“羌胡”军人在汉王朝军官指挥下参战的实例。另一确切的有关“河西四郡羌胡”的史料，即《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诏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48]

前引《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所见“保塞羌胡”民族称谓，又见于《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49]既有“羌胡犯塞”事，又有所谓“保塞羌胡”，说明“羌胡”民族表现的复杂。

从“鬲绝胡与羌通之路”，“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到“羌胡”以“保塞”为职任，河西地方民族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河西地方从多民族战争争夺的热点，演变为民族交往的走廊。

这一变化的发生，有丝绸之路经济作用的因素。《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而“姑臧”地方的经济形势，通过孔奋事迹得到反映：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

所谓“市日四合”，李贤注：

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在“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句后，《孔奋传》还写道：“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絜，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50]孔奋的“清絜”“清廉”堪称“士”的典范。我们以为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姑臧称为富邑”，喻为“脂膏”的繁荣。“市日四合”的经济形势的形成，当然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而“羌胡”的积极参与，意义尤为重要。所谓“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所谓“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都可以说明“羌胡”受益于姑臧市场的情形。

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也应当关注来自西域，曾经与汉人以及“胡羌”“羌胡”均有过交往的“商胡”“贾胡”在河西地方的活跃表现。[51]

我们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军事史、民族史和交通史，都应当注意河西“羌胡”之地位、表现及其历史文化作用的变化。从“隔绝羌胡”到“通货羌胡”，是丝绸之路史涉及民族关系史与经济生活史的重要演变，应当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而结合考古文物资料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论与说明，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阶段性成果。

[2]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说，贾谊任博士时“年二十余，最为少”，行政咨询时，“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以致“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而“孝文帝说之”。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2页。

[3]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5页。

[4] 〔明〕李梦阳：《贾子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519页。

[5] 〔明〕黄宝：《贾太傅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20页。

[6] 〔明〕张志淳：《订注贾太傅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28页。

[7] 〔明〕胡价：《贾子跋》，〔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16页。

[8] 〔清〕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第531页。

[9]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34页。

[10]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3页。

[11]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3页。

[1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3158页。

[13]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0页。

[14] 《汉书》卷一○○下《叙传下》，第4268页。

[15] 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

[16]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913页。

[17]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

[18]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9页。

[19]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20]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1页。

[2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第190页。

[22] 颜师古注：“鬲与隔同。”《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1645页。

[2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24] 陈桥驿曾经写道：“西域之名由来已久，《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清徐松认为：‘古音国读如域’（《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因此，《史记》‘西国’即是‘西域’。”陈桥驿：《〈西域历史地理〉序》，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徐松“国读如域”说，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松曰：“《史记·大宛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古音‘国’读如‘域’。《广雅·释诂》：‘域，国也。’”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第1604页。有的历史地理学论著支持这样的认识。侯丕勋，刘再聪主编：《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第11页。参看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105页；拙著《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10页。

[25]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6页。

[26]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2913页。

[27] 曹金华指出：“章怀注：‘《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余按；此谓‘河西四郡’，注及三郡，疑有脱误，又‘婼羌’当作‘南羌’。《汉书·地理志》：‘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西域传》赞：‘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后汉书稽疑》，中华书局，2014年，第1234页。

[28]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金城郡”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第1611页。“酒泉郡”条：“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敦煌郡”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第1614页。今按：“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中华书局标点本对“西南羌中”四字仅“羌”字使用下划线，似不以为其中有可以理解为地名者，即读作“西南”方向“羌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西”方之“南羌中”。《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李贤注：“河关，县，属金城郡。以上并《续汉书》文。”“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可以与《地理志》“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对照读。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河关之西南羌地”，“羌”字标下划线以指示族名。第2869～2870页。也不理解为“河关之西”的“南羌地”。

[29] “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末依然使用。《三国志》卷一八《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第552～553页。

[30]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6~2877页。

[31]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32] 参看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2~63页；《早期丝绸之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25~35页；《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汉匈关系》，《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第3~9页；《多民族共构丝绸之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20~126页。

[33]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页。“羌胡”“合兵”史例，有《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句龙吾斯等东引乌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车纽为单于。”“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第270~271页。

[34]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552～553页。

[35]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506页。

[36]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98~2999页。

[37]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87页。

[38] 《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第3295～3296页。

[39]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76页。

[40]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506页。

[41] 《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第1220页。

[42]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第609～612页。

[43] 《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第1828页。

[44] 《后汉书》卷一九《耿恭传》，第723页。

[45] 《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第717页。

[46] 《后汉书》卷二二《马武传》，第786页。

[47] 《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第810页。

[48] 《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第1591页。

[49] 《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第797页。

[50] 《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第1098～1099页。

[51] 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第110~114、128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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