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摘要]王昭君出塞和亲促进了汉匈间的和平友好交往，其功绩彪炳史册，存见于民间故事传说之中，形成了生动而系统的昭君故事母题。两千年来“昭君出塞”故事不断流传演变，纷繁多姿，对于民族间的友好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和诗文典籍，寻见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即在昭君故事的流传演变过程中，人们以昭君故事母体作为承载情感的原型，并浸涵着民族融通的鲜明主题。

[关键词]昭君故事；民族融通；流传演变；情感原型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8)03-0127-09

中华民族大家庭由56个民族构成，民族之间的和平友好相处形成了民族融通的社会共同认知。融者，解也，取其融汇、融合、和谐、和乐、融洽无间、其乐融融之义；通者，达也，取其连接、交往、联通、顺畅、交流了解、流通交换之义。融通，即融合通达之义，指相互沟通，了解交往，融洽贯通。“融通”一语用于民族之间，即所谓民族融通，就是指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肝胆相照、和睦共存。民族融通既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彼此了解与相互借鉴吸收，更包括文化精神上的彼此认同。正如郝时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所形成的心理积淀，是民族界限的最后“堡垒”。各民族文化的整合只能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它不可能是某一种文化的代替，它只能是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吸收，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不会改变，人类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普遍尊重和吸收，使人类社会的文化整合形成从自觉到自然的发展过程。[1]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交融、吸收和彼此借鉴，进而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特征及民族凝聚力的直接体现。近年来，学界将“融通”概念与民族研究联结起来，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2]、石海光《民族文化融通背景下的元代前期儒家诗论》[3]、马平《文化的“多元融通”与民族的“和合共生”》[4]等专著和论文。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先进落后之分，各方之间多元融通。

一、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民族融通的典范

从民族融通角度考察，凡是能够增进民族间的了解、传播民族间的文化、促进民族间的友好、消解民族间的隔阂的人物，都是有益于国家、有助于民族、赢得各民族人民普遍爱戴的典范。无疑，王昭君就是这样典型的历史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主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时指出：“王昭君是对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5]在总理的号召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歌咏王昭君历史功绩的高潮，董必武、翦伯赞、郭沫若、曹禺、老舍等均有风格各异的优秀诗文剧作，使学界对昭君的学理认知和其出塞和亲的精神价值得到了深刻的解读。

王昭君，原名王嫱，字昭君，是西汉时期南郡秭归人(即今湖北宜昌市兴山县)。在汉元帝刘奭时，以良家女子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出塞和亲，她以一弱女子之躯搭建起了民族亲和的友善桥梁。昭君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居功至伟，她的“出塞和亲”换来了汉匈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因而备受各族人民的爱戴。王昭君是西汉王朝亲和并深入了解匈奴的一扇窗户。通过昭君北入匈奴单于王庭，西汉王朝传递了和平友好的信号，增进了对匈奴的了解；王昭君出塞既带来久盼的和平友好之边境局面，还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与生产技术。时至今日，在内蒙古阴山下居住的百姓们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传说：当时昭君出塞时，用随身携带的锦囊装满五谷的种子，待她到了匈奴之后，便在阴山下播撒这些种子，使匈奴百姓吃到了五谷之粮。相对与匈奴的游牧文明，昭君的到来传播了中原的定居农耕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匈奴百姓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活保障水平；从精神层面角度讲，作为 “民族友好使者”的王昭君，其出塞不仅带去了和平，而且还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以和为贵”“和合共赢”等文化观念传播到匈奴百姓的心中，同时，也将匈奴的“崇尚自然”“恪守信义”“部族合作”“待人诚善”等北方游牧文明观念传回中原大地。昭君出塞和亲的义举，使汉朝的粮食、茶叶、丝绸、铁器等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和大量生产技术传入匈奴，同时，匈奴的马匹、毛皮、牲畜产品及狩猎产品也得以传入汉朝。昭君出塞使汉匈双方获得了和平的环境，草原丝路畅通无阻，双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日益频繁。这种友好交流的结果必然使中原与北方民族地区之间相互了解加深，彼此来往增多，双方和睦相处。可以说，王昭君为民族之间互融互通提供了具体的思想观念和操作范式，她以其神圣的使命、无畏的气魄、独特的方法增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认同，客观上改变了华夷对立的固有观念。

从民族生活融入角度讲，昭君亦堪称古代民族融通的典范。如王昭君为了能够适应北方气候环境，她服胡衣、餐胡食、住毡房；为了便于和匈奴群众交流，她努力学习匈奴语言；为了尊重匈奴当地的风俗习惯，她“从胡俗”“子麀其母”；为了能够亲近匈奴百姓，她演奏北方民族乐器(琵琶)，并能与民同乐，载歌载舞。王昭君以其诚挚之心彻底融入匈奴的生活，她知道自己身负重任，所以主动适应匈奴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积极帮助几任单于发展生产，从汉朝引进农业文明(种子、生产工具、耕作方法)，初步让匈奴百姓改变单一的游牧生活习惯，逐渐感受定居生活。作为女性，王昭君还耐心指导，教会匈奴女性织布缝衣，教其使用胭脂化妆等。需要指出的是，王昭君嫁到匈奴，是单于的阏氏(正妻皇后)，可谓位尊权重，可是她从不养尊处优，恃宠而骄。而是精心辅佐单于，悉心爱护部众百姓。可以说，王昭君圆满地履行自己的和亲使命，她用真诚情感、高尚品德、智慧头脑、勤劳双手帮助匈奴创造了一番繁荣景象。

王昭君出塞是重要历史事件，有力地推动汉匈之间结束了近百年的战乱纷争，维系了两个民族间近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王昭君出塞，极大促进了汉匈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因而，她在民族彼此交流、民族情感认知、民族相互影响等方面的功绩彪炳史册，千年以来，昭君故事长传不息，已经形成了有丰富内涵的故事母题系统，王昭君也因而成为民族融通的杰出典范。

二、昭君故事的发展演变-民族融通观念的不断加强

最早记载王昭君历史事实的是东汉班固的《汉书·元帝纪》与《汉书·匈奴传》。此后，《后汉书·南匈奴传》(南朝宋·范晔)、《西京杂记》(东晋·葛洪)、《琴操》(东汉·蔡邕) 、《历代名画记》(唐·张彦远)、《随隐漫录》(宋·陈世崇)、《野客丛书》(宋·王懋)、《图画闻志》(宋·郭若虚)、《历代题画诗类》(清·陈邦彦等)、《随园诗话》(清·袁枚)、《兴山县志》以及《归州志》等史籍、野史、笔记小说，也都详略不同地对昭君故事有所记载。昭君出塞和亲确为历史发生的真实事件，这在《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均有着基本事件的大致介绍，但学界对昭君出塞事件的主客观因素、心理动因、历史接受、民族情感、发展演变等方面需要进一步阐释解读。昭君出塞故事从发生开始，历朝历代不断发展演变，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杂乱无序、自发生灭的过程，而是有着清晰的脉络线索，即昭君故事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昭君的爱戴，同时也反映着民族融通观念的不断加强。昭君故事最早见于 《汉书·元帝纪》记载：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嫱)为阏氏。”[6]

从这则史料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事实：其一、当时的历史情势是汉朝强匈奴弱。汉元帝刘奭在位16年，虽“崇尚儒术”，但此时国家兵力强盛，因而曾多次出兵击溃匈奴。尤其是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的郅支之战，汉代名将甘延寿、陈汤带兵大胜匈奴，诛郅支单于于康居。二将在战后上疏自豪地说：“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6]至此，汉朝和匈奴长达百年的战争告一段落，遂改元竟宁，即边境安宁之意。在此背景下，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汉元帝刘奭以宫女王嫱嫁之，此后，汉与匈奴近50年无战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汉朝强匈奴弱的历史史实，在后世的典籍记述中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记述匈奴强大南侵，索取昭君，汉朝文武无力退敌，昭君挺身而出和番，汉元帝被迫嫁昭君于单于。此种变化以元代马致远杂剧《汉宫秋》为最典型代表。

其二、匈奴呼韩邪单于为求生存而率部归附汉王朝，自愿为汉朝女婿。呼韩邪因与其兄郅支单于政见不一，被郅支单于击败，遂遣子入汉，对汉称臣，率部众南附汉王朝。呼韩邪想借汉朝之力保全自己，因而成为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单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朝见宣帝于甘泉宫，得到极大礼遇。竟宁元年，呼韩邪第三次朝汉时，自请为婿，汉元帝遂赐其宫女王嫱为阏氏。到后来，《汉书·匈奴传》中对呼韩邪归附汉朝来去因由介绍较为详细，并交代了汉元帝赐呼韩邪 “良家子”昭君一事：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6]

此则材料说明呼韩邪在郅支单于被诛杀之后，“且喜且惧”，喜的是欺负并想吞并自己的郅支单于已被诛杀；惧的是自己也有可能被大汉王朝剿灭。于是主动上书臣服大汉，并于竟宁元年亲自朝觐汉天子，自请为婿，得到汉元帝首肯，赐其后宫女王嫱。该书中还交代一个“单于欢喜”的细节，即汉元帝将王嫱赐予呼韩邪后，呼韩邪十分中意，满怀欢欣，这充分说明昭君的容貌、气质、举止彻底征服了这位匈奴单于。昭君入胡后呼韩邪向汉庭上书，承诺与汉王朝罢兵修好，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之地界永世安宁。

昭君出塞和番故事在南朝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有较大变化，昭君及汉元帝人物形象有了进一步发展：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掖庭：嫔妃所居后宫殿舍)。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裴回：即徘徊，形容彷徨不进貌)，竦动左右。[7]

书中记载，汉元帝见到昭君后，惊其美貌若仙，本想把昭君留在宫中，但又担心失信于匈奴而难以开启金口，遂忍痛割爱将昭君送嫁与匈奴。此则史料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昭君入宫既久，不得元帝宠幸，积悲怨；其次，呼韩邪来朝求婚，昭君是主动请行；其三，元帝送别五女时，见昭君 “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颇具悔意。从史料可以看出，昭君被深藏宫中不得见幸，虚度年华，恰适呼韩邪来朝求婚，遂主动请行，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而元帝送行时见昭君明艳遂顾影徘徊，后悔而不能收回成命。此种改变较之《汉书》增添了一股幽怨之气，实开后世各种《昭君怨》之滥觞。

昭君故事发展到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画工弃市》诗，变化重大，因由具体，遂流传甚远，广为后世文学咏怀昭君所资：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付，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8]

《西京杂记》是历史笔记小说集，其中所载昭君故事，生动具体，思路开阔，有裨研史。《西京杂记》较之前代史书增添了许多故事细节，悲剧色彩越发浓烈。该书对昭君不得元帝宠幸给出了具体原因，出现了反动人物毛延寿，也暴露了西汉元帝时的社会黑暗与危机。此则故事既包括人们对昏庸帝王的深刻批判，也蕴含着人们对王昭君悲舛命运的深刻同情。

上述先后出现于《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之中的几则材料交代了昭君出塞基本故事本末。据史载，昭君随呼韩邪单于远嫁匈奴，被封为宁胡阏氏，生有二子。后来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又遵循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史记·匈奴列传》)之旧俗下嫁其前阏氏子复株累单于，并生二女。以上这些史料的存在不是杂乱堆积的状态，而是有迹可寻，即昭君出塞故事的发展演变及广为传播，反映出昭君出塞带来了和平，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人们由衷赞可爱戴昭君，这些都是民族融通观念不断加强的体现。昭君出塞故事有史可稽，千百年来不断被人们所讴歌题咏，踵事增华，蔚为大观。历史表明，民族间相互融通符合各族人民利益，同时也昭示着人民期待友好，珍视和平，谁能为各民族间的和平友好贡献力量，谁就必将得到广大各族民众的爱戴与颂扬。王昭君被誉为“和平使者”，就形象地显示了民心所指，昭君越是被人传颂，越是反映民族融通观念的深入人心。正如鲁歌《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前言所述：“人们就在这样简略的历史记载基础上，派衍出许多美丽的传说，野史编出了许多不同情节的故事，画家描绘了许多画卷，音乐家谱写了许多乐章，剧作家创作了许多戏曲，诗人吟咏了许多诗篇。”[6]与历史记载相得益彰的是，后代文学艺术之中昭君故事继续发展变化，主题日益丰富，昭君形象也越发生动光彩。可以这样说，昭君故事不会固化生锈，而是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生发出更多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如内蒙古昭君墓附近流传着的《金马驹》[10]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则故事将遥远的昭君故事与抗日传说结合起来，借以表达人民的思想情感。昭君故事是一个开放的故事系统，而故事本身就具备促进民族融通的功能和价值。昭君故事不仅在国内各族人民之间流传，而且在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国等也广为人知，这说明民族融通也主导着昭君故事的不断传播。

三、昭君文学的动态生发-故事母题所浸润的民族融通意蕴

后世考稽昭君出塞故事，多以《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三书为据，可以说，此三书是王昭君系列故事的基本源头。但昭君故事的流传并没有定型，一直不断滋生漫衍，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后人通过诗歌、散文、戏剧、绘画、说书等艺术形式讴歌题咏昭君故事，代代不绝，主题日益丰富。据统计，自古以来，吟咏王昭君题材的诗歌不下千余首，而民间故事传说、变文、说书、弹词等艺术形式亦不下几十种。如：汉代的大名士蔡邕，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欧阳修等均对王昭君有过诗文吟咏评断，清代浙江永康县胡凤丹(字月樵) 所编辑的 《青冢志》，共载王昭君事迹诗歌五百余首。但很长时期以来，昭君故事的民族情感在学界一直处于多元认知状态，没有形成统一共识。昭君 “和亲”在历史上的意义是深远的，但在文学上的影响更加巨大。如前文所述，昭君出塞的真实历史背景和情节是：汉朝强而匈奴弱，且昭君系主动请行。但在文学创作中，“昭君出塞”故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是人们有意要改变历史事实，而是寄寓后人对昭君的深厚情感，而这种情感正反映出人们民族融通观念的深化。历史事件是固定的，而文学阐释则是无穷的，所以，文学中的昭君故事则远比历史中的昭君故事更加生动具体。昭君故事的文学创作及再创作是对昭君出塞事件的动态生发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好也记录了民族融通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

(一)民族情感体现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原型理论认为：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11]千百年来，昭君系列故事已经作为中华大家庭中众多民族的共同“记忆”，形成了具有原型性质的故事母题。对王昭君的赞颂不仅有汉族的诗文作家，亦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如“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揭傒斯、元代著名蒙古族散曲作家阿鲁威、元代被称为 “雁门才子”的回族作家萨都刺、契丹诗人耶律楚材、金代词人元好问、清代著名词家纳兰性德、清代女诗人那逊兰保(博尔济吉特氏)、清末民初蒙古族词人三多戈(钟依氏)等，这些人虽是少数民族，但其汉学素养均十分深厚，他们传有很多歌咏王昭君的诗词佳作。如，耶律楚材作有《过青冢次贾抟霄韵》，耶律楚材的次子耶律铸作有《明妃二首》，元好问作有《玉楼春·惊沙猎猎风成阵》，清词名家纳兰性德作有《昭君怨·深禁春好谁惜》《琵琶仙·中秋》《蝶恋花·出塞》，清代满族词人恒庆作有《昭君村》，清代满族诗人那彦成作有《昭君曲》二首，清末民国初蒙古族词人三多戈作有《昭君怨·晓游》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不陷于狭隘的民族观，普遍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对政权的向心力，他们本身就走在民族融通的大道上，践行着民族融通的历史使命。因而，在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饱含情感， 表现出与汉族知识分子一致的家国情怀。例如，耶律楚材《过青冢次贾抟霄韵》：

当年遗恨叹昭君，玉貌冰肤染塞尘。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

  朝云雁唳天山外，残日猿悲黑水滨。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12]

身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耶律楚材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本是契丹(辽国)王族后裔，学识广博，精通多种民族语言，也熟知历史，洞悉几个世纪以来北方民族的兴衰过程。入元以后，他以其突出的才华，赢得元朝皇帝的极大信任，成为元初著名的政治家，被称为“天子近臣”。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像以往汉族文人那样反对和亲，只是为昭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感到不平(“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本诗中还描述了昭君在匈奴地所受到的尊重(“十里东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诗人还借写昭君自伤身世，微妙曲折地表达出作为契丹人在蒙古治下的沧桑之感。又如耶律铸《明妃》二首：

汉使却回凭寄语，汉家三十六将军。劝君莫话封侯事，触拨伤心不愿闻。

   散花天上散花人，唯说香名更未闻。薄命换遗仙寿在，不须青冢有愁云。[12]

一般而言，自五代北宋以来300余年间，北方一直受辽(契丹)、金(女真)、西夏(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这一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加强，生活在北方的士大夫文人(包括居住此间的原本汉族士大夫和汉化了的士大夫)，使得北方民众对正统观及华夷之辩的观念日益淡薄，因而，当蒙古王朝统一疆域、建立国家政权之后，民众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改朝换代的强烈感受，而只是把政权更迭看成历史的必然选择，因而，在对待昭君出塞之历史事件，并不像前朝许多文人那样感到奇耻大辱。所以，耶律铸《明妃》不事增华，平淡自然，诗中有劝勉之志、亦有惋惜之情，更有景慕之义，表达出北人对昭君的一种普遍的认同意识。

清朝亦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清一代，对昭君“和亲”之事，有着不同于别朝的认知，如孙义梅《王昭君形象演变体现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一文即指出，历史上文人对昭君出塞“和亲”政策大致持“赞同”或“否定”两种态度，即清以前对“和亲”之策虽有赞颂但其主流是否定的，而清朝文人则对“和亲”表示了根本的赞同。[13]如满族诗人恒庆的《昭君村》诗云：“为有倾城色，无心贿画师。一朝辞汉主，终在作阏氏。青冢犹遗恨，芳名自不亏。荒山余故里，过客醺清酡。”[12]这里需要指出，清人对“和亲”持赞成态度有一重要原因，即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采取了与蒙古族上层人物联姻的策略，形成“世世有甥男之亲”，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戚谊关系。

在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院的碑林中镌刻着古今各族文人雅士赞扬王昭君功绩的诗词篇章，少数民族文人作家与汉族文人一样，他们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际去吟咏昭君，或是对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深度的赞颂，或是对昭君入胡的乡思凄苦表达无限同情，当他们在对昭君命运抒发幽情时，各族文人作家实现了心理沟通，自觉地产生了相近的心理认同感。尤其是元、清两代文人，对昭君的评述称颂，正是一种民族融通时代的生动体现。

(二)文本情节体现

昭君故事呈现的文本题材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剧、民间传说等方面，故事的创作者既包括文人士大夫，也包括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其风格既可是阳春白雪的雅致，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通俗。昭君故事的文学创作与民族融通 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文本故事情节中抽绎出民族融通的种种表征。笔者尝试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几则昭君故事材料加以深入解读，分析审视故事的人物特点、情节发展、语言风格，进而破译蕴含其中民族融通的时代密码。

敦煌莫高窟收藏著名的民间昭君故事传说-《王昭君变文》。[15]变文是唐代时兴起的一种讲唱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佛经故事、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精典代表，颇具民间文学特征，反映了唐代讲唱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王昭君变文》中的故事情节较之《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对昭君故事进行了生动大胆的艺术改造。该变文围绕昭君的身份、昭君出塞的原因、昭君的结局和单于形象四个方面展开故事叙述，较之以往的昭君故事不同的是，变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昭君出塞后因长期思念故土，抑郁而终。变文客观描述了王昭君死后入葬时的气氛场景：“单于是日亲临送，部落皆来引仗行，睹走熊罴千里马，争来竞逞五军兵。牛羊队队生埋圹，仕女芬芬(纷纷)耸入坑。地上筑境(坟)犹未了，泉下惟闻叫哭声。”[15]这段文字生动描述了昭君归葬的规模、祭奠人数、陪葬用品以及单于的情感表现。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昭君归葬对匈奴来说是举国哀声，“单于是日亲临送，部落皆来引仗行”反映出单于高度重视，举办国伤；“睹走熊罴千里马，争来竞逞五军兵”反映出仪典隆重，场面宏大；“牛羊队队生埋圹，仕女芬芬(纷纷)耸入坑”反映出陪葬的丰厚，埋葬成群的活牛、活羊，宝物尽倾；“地上筑境(坟)犹未了，泉下惟闻叫哭声”反映出单于情重，甚至以活人为殉。这段文字告诉人们，昭君入匈奴为阏氏，得到了上至单于、下至普通百姓的高度认可和热烈拥戴，她生前 “从胡俗”，死后亦按照匈奴的葬礼安葬，可以说，昭君已经完全融入了匈奴族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堪称民族融通的典范。

《王昭君变文》较之以往昭君故事，还有一个鲜明的不同点，文中一改传统，除了性格鲜明的王昭君艺术形象外，作者还为人们塑造了一位重情重义、十分痴情的单于君主形象。

兹摘录变文中“单于哭昭君”一段文字，读之令人动容：

昭君昨夜子时亡，突厥今朝发使忙。三边走马传胡命，万里飞书奏汉王。

单于是日亲临哭，莫舍须臾守看丧。解剑脱除天子服，披头还着庶人裳。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独寝觉天长。何期远远离京兆，不意冥冥卧朔方。[15]

这里，作者一反把少数民族视为野蛮凶残的“夷狄”的封建传统，而是将单于写成感情极为丰富、对昭君有情有义的匈奴君王：昭君生时，他能千方百计努力，竭尽全力设法解除昭君的思乡之苦；昭君病时，他能“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为昭君祈福治疗；昭君死时，他悲痛欲绝，着庶人裳。这种匈奴单于形象的塑造，在整个昭君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开拓，典型地体现了广大汉族民众对匈奴有友善之意的民族认同，也生动地体现当时民族融通的社会历史现实。

自古以来，歌咏昭君不仅有文人雅士的沉吟唱和，还有民间百姓的民歌民谣，文人咏昭君时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咏昭君之名寄寓自己的情感诉求，抒发内心愁苦怨怀，如庾信、杜甫、马致远诸名家，无不是此种情况。相对于文人咏昭君而言，民间百姓歌咏昭君动机则更为淳朴简单，即他们发自内心的情感，或直接歌颂昭君之功德，或直接同情昭君之愁苦，文辞朴实无华，但情感真挚深沉。例如有这样一首歌咏赞颂王昭君的民歌：“昭君阏氏，昭君阏氏，我们敬爱的阏氏，在你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是一群幸福的小羊。什么样的言语，也不能表达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感动。”[16]寥寥数语，不加修饰，但却将匈奴民众对昭君的爱戴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地展现出昭君在民族融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

明清以来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王昭君民谣(如《王昭君去和番》《昭君出塞》 《昭君闹五更》《回回曲》) ，当下在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也存在着许多 “昭君娘娘”歌谣(如《昭君奶茶》)，尤其是在内蒙古通辽科尔沁草原地区，著名的 “乌力格尔”艺人，也经常以王昭君为题材，编创出大量说唱或评书作品。如果我们细读这些民间昭君文学艺术作品，均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民族融通的鲜明印迹。

(三)意象载体体现

千百年来，在王昭君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角度各异，着重不一，方式方法亦不尽相同。有人关注昭君沉鱼落雁之貌，有人倾心昭君出塞和亲的义举，亦有人慨叹昭君入胡后愁容不展的乡关之思。经过漫长时间的积淀，关于昭君形象的塑造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意象，而不同的意象往往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内涵，如琵琶、青冢、落雁等意象。琵琶声声，调急语促，便于抒情；青冢黄昏，斜阳孤照，利于起兴；落雁尘沙，万里关山，促思归情。

在歌咏王昭君的古代诗词之中，琵琶是一个极为常见的意象，如清代满族诗人那彦成《昭君曲》诗云：“秋草黄云冷夕曛，那堪回首汉宫春。龙城飞将今犹在，却使蛾眉靖塞尘。胭脂零落倍销魂，急雪严霜泣暗吞。敢向琵琶传怨语，只今青冢亦君恩。”[17]考察音乐史可知，“琵琶”乃外来乐器，如《隋书·音乐志》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18]《旧唐书·音乐志》亦云：“曲项 (琵琶) 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19]由此可见，琵琶本来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一种民族乐器，琵琶传入中原以后，成为汉人喜爱的一种乐器。在古代，除了音乐功能外，汉族经常用 “琵琶”伴奏进行教化；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常用“琵琶”做感应占卜的工具。琵琶的音乐功能、教化功能、占卜功能，甚至上升到人格功能，这些都可以感受到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观念相通的印记。昭君和琵琶结合便产生一种固定的文学审美认知-哀愁怨恨之义，如杜甫 《咏怀古迹》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20]琵琶作为一种音乐器物，诚然具有音乐功能，但它还有更高层次的审美价值，即作为胡汉民族音乐融合的结晶，古代咏昭君诗中存在着大量的“琵琶”意象，体现着民族融通的文化交流印记，因而具有联结沟通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观念、情感的中介作用。

同样，古代咏昭君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青冢”意象，如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云：“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21]成为意象的 “青冢”不仅仅是客观物，更是寄寓着深厚的主观情思，历代咏昭君作品中出现大量的“青冢”意象，便是承载各族人民对昭君形象心理认同的物质载体，体现着各族人民对昭君的爱戴与哀思，正如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所言：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结语

历史学家求真，伦理学家求善，文学艺术家求美，政治家求实用……而王昭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能够达到真、善、美、用的统一，所以她自然能引起各方面的倾心和赞美”。[22]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王昭君所取得的人生成功，包括民众爱戴、后世赞誉、历史影响等，都离不开一个基础条件-她所做的一切都发生在民族融通的平台上，而民族融通观念则是各族百姓都愿意接受的。也就是说，王昭君选择了一条代表各族人民心声的道路，开启了各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各族人民爱戴昭君的情感，正是体现着民族融通观念广泛被各族人民所接受，寄寓着各族人民期盼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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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5卷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