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峰

[摘要]汉武帝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对汉朝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同时还有着来自汉朝四周的种种挑战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均不利于汉帝国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汉武帝逆天时而起，对汉朝的内外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征伐四方、开疆拓土，最终不仅拓展了汉朝的疆域，同时对于降低自然灾害、缓和社会矛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汉武帝;自然灾害;粮食安全;征伐;开疆拓土

汉武帝刘彻于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 16岁继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70岁去世，在位54年，是西汉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由于其在位时间长，事迹多，“外攘夷狄，内修法度”[1]，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对西汉乃至以后的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汉武帝为开疆拓土所进行的对外战争尤为引人注目，其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伐匈奴，极大地拓展了汉帝国的生存空间。客观上对维护“大一统”、促进民族融合、奠定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华版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历来在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时较少考虑自然灾害的因素，相反，多认为自然灾害背景下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消耗了社会财富，加重了农民疾苦。本文认为，自然灾害与汉武帝开疆拓土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自然灾害至少是导致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一个原因。此时期的自然灾害频发，不利于汉朝的粮食安全与帝国巩固。同时，在王朝的边疆，亦有着各种强大的势力，对汉朝的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面对此种局面，汉武帝没有继承文景之治时期休养生息的政策，或者可以说，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汉朝继续休养生息，而只能以 “有为”来代替“无为”。为了帝国的安全以及进一步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奋起反击。

一、“苦难”的“汉武盛世”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2]由于历史记载中文景之治的社会积累、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使人们多认为西汉一朝至汉武帝时期达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局面。“(汉武帝时期)西汉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3]但以此来看汉武帝时期却稍显片面，由于此一时期时间跨度大，对内对外行动多、力度大，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种种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国民生活也大受影响。“可以说，武帝时期就是一个横跨了50年不断制造种种矛盾的时期，而绝不是一个充满繁荣与辉煌的时期。”[4]而汉武帝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更是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蒙上了一丝“苦难”的色彩。

中国的自然灾害历来较多，邓云特叹道:“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18世纪，直到20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5]而西汉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灾害多发期，且灾害种类齐全，根据《管子·度地》所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6]管子所总结的五害，在西汉一应俱全。关于灾害的具体次数，邓云特先生共统计出秦汉各类灾害375次[7]。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数字做了不同程度的补充。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的记载，共析出西汉时期发生水、旱、蝗螟、震、疫、风、寒(雪、霜、寒、冻等)、火等灾害共215次。其中，从汉高帝元年(前206)至武帝后元二年(前87)共发生灾害111次，这其中汉高帝元年(前206)至文帝后元七年(前157)为总体灾害较少的时期，共38次。景帝元年(前156)至武帝后元二年(前87)为灾害较多的时期，共计73次，这其中又以汉武帝时期最多，共有各类自然灾害52次，水、旱、蝗、寒诸灾交替甚至并发出现，是两汉时期灾害集中爆发的第一个高峰期。西汉时期的自然灾害还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通常在出现若干年灾害性年份后，会出现十几年没有灾害的年份，但灾害性年份明显多于没有灾害的年份，说明西汉时期是一个灾害频发的时期。旱灾、水灾、震灾、蝗灾是西汉时期发生率最高的灾害，并往往以交替、并发形式出现 ，即具有群发性特征。”[8]从空间上来看，此时期记载的自然灾害发生地多为人口较多、经济较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然而文献所载并不能完全反映西汉前中期的自然灾害，此时自然灾害的实际次数可能远大于文献所载。根据《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汉代记录灾异的官员属于太常的属官太史令。“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9]而根据《史记集解》引如淳注:“《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10]说明西汉一朝正式设立记录灾异的官员是在汉武帝时期，西汉初年制度的不完备、关注区域的有限以及可能存在的缺载、漏载、失载现象都会造成西汉时期的灾害记录不全。由于两汉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的现象，有学者甚至将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这段时期称之为“两汉宇宙期”[11]。

自然灾害与气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和北半球的气候处于低温期，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容易发生严重的低温冷害，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和特大干旱。”[12]西汉自然灾害频发的事实背后是气候的反常，19世纪70年代，竺可桢发表了著名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3]一文，提到秦和西汉时期气候较今天温暖，到了东汉时期气候有了转冷的趋势。竺可桢先生的结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史学界纷纷援引此文，至今仍有着不小的影响。但是后来的许多学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修正和补充着竺可桢的观点，如王子今认为，距今两千年前后作为气候由暖而寒的转折点，并指出了汉武帝时期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14]。满志敏提出了与竺可桢先生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战国至西汉初年气候向寒冷的方向波动，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比今天要寒冷，从西汉中叶开始气候回暖，西汉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比现在提前约一个物候。东汉后期的气候与现代相差很少，亦是处在相对温暖的时期。东汉以后气候略为转冷，但从几个物候情况来看，大体上与现代相差不大[15]。张兰生认为，中国近五千年来存在冷暖交替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冷期愈来愈长，而暖期愈来愈短的现象，而且冷期严寒加深且暖期回暖乏力，并认为汉至南北朝寒冷期历时长达四个世纪，视两汉为寒冷期[16]。陈业新的研究认为，两汉时期的气候较之其前的春秋时期要低，与今日比较差异不大。两汉时期相比较来说，西汉较寒冷，而东汉较暖[17]。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汉朝文景时期气候较冷，催生了贵粟思想[18]。虽然学界对于秦汉时期的气候有着不同看法，至今仍有很多待商榷之处。但是，根据文献所载与相关学者的研究，关于汉代气候波动频繁以及汉武帝时期气候严寒还是很有可能的。如元光四年(前131)“夏四月，陨霜杀草。”[19]元狩元年(前122)，“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元鼎二年(前115)，“三月，大雨雪”[20]“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21]根据文献所示，与前代相比较，汉武帝时期的气候的确颇为严寒。除了气候因素外，西汉时期的自然灾害还与中国的地形特征、日食[22]、九星地心会聚[23]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

自然灾害最为直接的影响即为破坏人民经济资产，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继而引发粮食安全危机。这样的例子在汉武帝时期很常见，如“(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24]“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25]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当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特别大的自然灾害还会造成长达几十年的影响，如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26]“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27]。武帝因此还赋诗一首表示对灾害地区的人民表示同情[28]。可以得见，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汉朝的粮食安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粮食安全问题恰恰是中国古代王朝最为重视的问题，因为粮食的丰歉将可能直接导致饥荒与农民起义发生，引发王朝的统治危机[29]。西汉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流民问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国家，对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工业化来临之前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对于自然灾害抵御能力较弱。往往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就会使无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流民问题。两汉时期的流民问题又颇为严重，具有时间长、规模大、发生地集中等特点[30]，如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山东水灾……(流民)七十余万口”[31]“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32]。动辄几十万的流民规模，且多发生在当时较为发达、人口集中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直接威胁着王朝的统治安全。

所以，如何处理好自然灾害及其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是对历代统治者的考验。如果在自然灾害爆发的时期政策有所不当，轻则导致农民的破产，加重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重则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如王莽时期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不当，加速了新莽政权的崩溃。两汉的农民起义与汉王朝最后的覆灭，背后都有自然灾害的影子。

二、自然灾害与开疆拓土

汉武帝时期不仅自然灾害频发，而且社会问题与外部袭扰也颇为严峻，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减租、免租、贵粟等政策的实施。然而长久以往，社会问题也十分突出，早在文景时期，晁错就言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33]而商人以商发家，却以本守之，“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34]。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国家和农民而言均是不利的。汉武帝继位后，虽然有着文景之治的社会积累，但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外部威胁等内忧外患，均不利于汉帝国的巩固。这些内忧外患不解决，汉朝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更遑论发展[35]。正如汉武帝自己所说的那样:“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36]在这种情况之下，汉武帝对汉朝的政策做出了巨大的调整，其中最大的一方面就是结束对外和平的假象，发动征服战争，尤其是解决北部匈奴的威胁。

(一)开疆拓土:拓展汉朝的生存空间

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是以对匈奴战争为核心的。匈奴在北方给了汉朝沉重的压力，是汉朝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威胁。华夏地区与匈奴的接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匈奴接壤的各国纷纷修建长城并派重兵驻守北部边疆，秦统一后，派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里”[37]保障了秦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蒙恬也 “威震匈奴”[38]。而秦帝国崩溃之后，“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39]。汉继秦而起，统一了天下，但是由于战国以及秦末的战乱，以至于四海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0]。对于北部边塞，汉初统治者显得力不从心，高祖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41]。于是汉高祖率军讨伐，却被匈奴围于白登，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脱身。白登之围后，刘邦采纳了刘敬“和亲”的建议，并成为此后至汉武帝之前对匈奴的主要政策。刘敬对“和亲”政策有着较为乐观的期待，“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 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 兵可无战以渐臣也”[42]。在刘敬的设想中，换取和平是汉朝的底线，是最基本的目的，而最高的目标是让匈奴臣服，然而从汉初七十余年的“和亲”实践来看，汉朝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达到[43]。如高后时，“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44];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45]“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46]。汉景帝之时，匈奴虽“无大寇”，但是却“时小入盗边”[47]。这种情况使汉朝有着不小的损失，具体体现在对边境的农业生产的危害上，“胡人衣食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 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48]。长此以往，“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49]，甚至会有使边境叛离汉朝的风险。而在匈奴劫掠的同时，汉朝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从景帝时期开始，几乎年年都有水、旱、蝗等诸灾的发生，匈奴此时对汉边境的劫掠十分不利于帝国的巩固。

汉武帝继位之后，面对匈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此时诸侯国势力较汉初大为削弱，军功贵族也逐渐没落，政治环境使得汉武帝有条件腾出手来解决汉初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文景之治的积累使得汉朝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自然灾害的频发更是成为了刺激汉武帝当朝寻求扩张、缓解人地矛盾的动因之一。

汉武帝整治边疆并不是从最大的敌人匈奴开始的，而是百越。虽然匈奴的问题最为严重，但同时汉武帝还需要处理好来自于百越、西南夷、朝鲜等多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疆域广大，独立性很强的南越国，汉初统治者鞭长莫及，面对战乱中割据成长起来的南越国只能承认其现状。南越国虽名为汉朝的藩属，实则是汉朝的南部边患。且赵佗等南越国王在其国内行天子之礼，使得汉朝对于南越国实难容忍。汉武帝在建元年间便开始了一系列对南越的震慑。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王胡向汉朝申诉闽越的行为，汉武帝“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未至，越人杀郢而降[50]，并将闽越一分为二。当时之人已经感觉到汉朝针对闽越的行动意在南越了，“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51]，南越决策层也了然于心，遣太子入质。此后的行动更能看出汉对于南越的“志在必得”，在多次遣使要求南越国王入朝无果后，南越国国内也发生了丞相吕嘉的叛乱。这就给了汉武帝彻底解决南越问题的契机，元鼎五年(前112)秋，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滙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52]，于元鼎六年灭南越国，“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白人亡入海”[53]。同时，与南越王同姓的苍梧王赵光也“闻汉兵至，即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54]“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55]。汉武帝的一系列行动最终彻底解决了南方的心腹之患。在解决南越国问题后，汉武帝还趁机扑灭东越国，并将西南夷也归入汉朝的版图之内。

在解决南部问题的同时，汉朝决策层也开始着手解决匈奴问题，元光二年(前133)春，汉武帝诏问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道亡己。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56]并将之放之朝堂辩论，在辩论中，王恢认为可以出击匈奴，而韩安国认为不可出击。最终汉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发生了马邑伏击匈奴单于之战，不过未如王恢所言，计划失败，王恢也下狱获罪。马邑之战标志着汉朝对匈奴的战略由“和亲”转向武力征伐。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至元狩四年(前119)这15年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基本解决了北部的边患，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主要的战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的河南战役，“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57]。这一战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于汉都城所在地关中的威胁。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之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58]。此战对于匈奴而言打击沉重，汉朝基本解决了匈奴在西北的威胁，并占领了河西之地。第三次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的漠北战役，这一战汉武帝倾全国之兵力，远征漠北，意在与匈奴进行战略决战[59]。史载“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60]，而结果也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61]。此后，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

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虽然没有得到大月氏的有效支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在对于西域的描述中，汉武帝得知西域并不存在可以和汉朝对抗的力量，而西域各国又普遍有着“蛮夷俗贪汉财物”[62]的特点。便有了 “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63]的念头。不仅是由于针对匈奴的战略选择，也是扩大汉帝国影响力的重要考虑。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扩展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64]，加强了汉与西域的联系，并且为了打击匈奴，汉朝于公元前110年和公元前108年出击匈奴的姑师和楼兰。“虏楼兰王，遂破姑师”[65]。对西域最大的行动是攻打大宛，由于汉武帝欲得汗血宝马的缘故，两次发兵攻打大宛，最终降服大宛，结果“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66]，打击大宛的军事行动使得汉朝威震西域。在汉武帝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还有一次征服朝鲜的军事行动，灭亡了卫氏朝鲜，最终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

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汉帝国的影响力亦在当时的已知世界中空前的扩大，为华夏地区争取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并奠定了此后中华版图的基础。

 (二)自然灾害:汉武帝开疆拓土再审视

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有着深受自然灾害的时代背景。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着粮食安全，加深了人地矛盾，并且造成大规模流民，影响社会安定。这迫使汉武帝君臣必须思考解决的途径。在单位面积产量不高的情况下，获取更多的耕地是一个十分不错的选择。当时就有人建议 “郡国多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67]。而汉武帝时期也确实大规模的迁移受灾农民去开发新土地，如元鼎年间，“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68]。实际上，汉初诸帝在面临自然灾害问题时，就常有“弛山泽”等措施，按史书记载，这种措施就是指将山野之地开放并“与众庶同其利”[69]。这是一种获取粮食资源的途径。在武帝之前，晁错就提出了以防备匈奴为核心的移民实边政策，通过移民实边，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因各种原因不事农业生产的“罪人”“奴婢”“贫民”等人的生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还能提高保卫边疆的效率[70]。及至汉武帝之时，出于对国防和缓解自然灾害的多重考虑，进行了开疆拓土的对外战争。

从开疆拓土后的土地使用上来看，不仅加强了汉朝的国防建设，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然灾害。在北方，元朔二年(前127)的河南之战后，不仅解除了匈奴对于都城所在地关中的威胁，而且新夺回的河南地有着很大的开发价值，此地 “地肥饶，外阻河。”[71]汉朝于战后在此设立了朔方郡，并多次移民至此，所徙之人很多都是关东的受灾贫民，“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72]，后“其明年，山东被水灾……乃徙贫民于关以西，乃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73]。在西北，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之战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的漠北之战后，汉对河西地取得了彻底的控制并大规模移民开发，“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74]“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75]。汉对匈奴的河西之战深刻改变了河西地区的地理面貌与植被面貌，其结果使“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为川谷以溉田”[76]，将本是匈奴的牧场变为汉朝丰饶的农业用地，极大地扩展了汉朝的生存空间。在南方，解决了南部边患的同时，汉武帝还不断的移民于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进行开发，如“募豪民田南夷”[77]，这对西南地区的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78]。南越国所处的岭南地区虽然因为卑湿、暑热等原因移民较少，但是汉对岭南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开发[79]。朝鲜亦是汉代人寻求经济扩张的地区[80]，“燕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81]。于是在征服朝鲜之后，汉武帝置郡县以开发朝鲜的资源。可以看到，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汉朝的安全有了保障，从征服后的土地使用上看，汉武帝的扩张同时也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在地理上得到了拓展，有利于缓解国内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地矛盾。

“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之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组织职能存在的环境与人类生态的极限。”[82]这里，汉武帝是做出了开拓式贡献的。而汉武帝时期不仅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到了当时可以认知的世界之极限，而且募集、迁徙一些受灾的贫民去开发这些新土地，这样，使一大批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暂时获得了对土地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83]，降低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危机以及严重的流民问题。从另一种角度来说，自然灾害也是刺激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动因之一。

虽然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举动在当时已经饱受非议，反对汉武帝的人认为对外战争耗费了汉朝大量的资产，而自然灾害更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84]，以至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开疆拓土的行动得不偿失。但是这种成本上的压力却不是当时汉武帝及征伐派所考虑的，如马邑之战的主角王恢认为:“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癰也，必不留行矣。”[85]其认为对匈奴的战争并不需要太大的成本。而从方法上来看，王恢也选择了较为投机的偷袭方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自己也因此获罪。之后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出征也缺乏对于成本的完善考虑，只是最终的胜利掩盖了前期得准备上的不足[86]。实际上应该看到，汉初七十余年没有多少对外战争的例子，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前期参考的，其行动具有很明显的探索性。所以，出于对自身的自信、过程的想象与结果的期待抵消了对于成本问题的考虑，甚至在最后面对结果时，依然认为 “初虽劳苦，卒获其幸”[87]“用力少而功大”[88]。收获了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如果不实行征伐，那么汉朝面临的威胁只会更加严重，如汉武帝出兵闽越之前，淮南王撰写一长文论证征伐的种种困难，而在汉武帝看来，国内的自然灾害加之南夷的威胁，只会让汉朝所处的形势更加糟糕[89]。只能说，两方对于问题考虑的角度存在差异。而批评武帝政策者所说的“户口减半”等描述其实是夸大其词的，据葛剑雄的考证，汉武帝前期最高人口数为3600万，经过四十年的时间，人口减少了400万，大概是九分之一[90]。而且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并不只是战争，还有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91]。所以，至少从初衷上看，汉武帝以及征伐派认为开疆拓土不仅能达到政治、军事上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缓解自然灾害以及由此造成的流民问题有着积极的效果。

结论

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夹杂交错着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也应该考虑到当时有着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不论是从汉武帝征战之前的考虑以及征服之后的行动等方面进行考察，都有着自然灾害背景下寻求解决途径、缓解人地矛盾的印记。所以，自然灾害的频发也应作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寻求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第3303页。

[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第3303页。

[3]孙玉良:《西汉文景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4](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

[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页。

[6]黎凤翔译注:《管子校注》卷十八《度地第五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1054页。

[7]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页。

[8]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9]范晔:《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五《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3572页。

[1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第3287页。

[11]高建国:《两汉宇宙期的初步探讨》,《历史自然学进展》,海洋出版社,1994年,第22—33页。

[12]任振球:《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发生的一次自然灾害异常期》，《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

[1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4]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5]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17页。

[16]张兰生:《我国西部和华北中更新世以来湿润状况的变化》,载邹进上:《气候学研究—“天、地、生”相互影响研究》,气象出版社,1999年。

[17]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8]岳翔宇:《气候变化、农业低产与重农理论—以晁错“贵粟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9]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页。

[20]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页。

[21]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82页。

[22]赵得秀:《论水旱灾害的发生与日食效应的关系》,《地域研究与开发》1983年第1期。

[23]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24]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页。

[25]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37页。

[26]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09页。

[27]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12页。

[28]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13页。

[29]方修琦等:《冷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5年第6期。

[30]李伟、雍际春:《两汉流民问题初探》,《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1]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25页。

[3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

[33]司马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2页。

[34]司马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2页。 

[35]安作璋、刘德增:《论汉武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3期。

[3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736页。

[3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565—2566页。

[3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566页。

[3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887—2888页。

[40]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17页。

[41]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384页。

[42]班固:《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2页。

[43]王泉伟:《构想天下秩序—汉代中国的对外战略》，《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

[44]班固:《汉书》卷三《高后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99页。

[45]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428页。

[46]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431页。

[4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04页。

[48]班固:《汉书》卷四十九《袁盎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5页。

[49]班固:《汉书》卷四十九《袁盎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5页。

[5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81页。

[5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71页。 

[5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75页。 

[5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76页。 

[5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77页。 

[5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77页。 

[56]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162页。

[57]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6页。

[5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08页。

[59]胡岩涛:《交流、碰撞与融合—汉武帝开疆拓土及影响述论》,《秦汉研究》(第十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

[6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0页。

[6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1页。

[6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168页。

[6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166页。

[6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0页。

[6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1页。

[6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7页。

[67]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6页。

[68]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37页。

[69]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页。

[70]班固:《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7—2288页。

[7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61页。

[7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09页。

[73]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425页。

[7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1页。

[75]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3页。

[76]班固:《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84页。

[77]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63年,第1411页。

[78]颜建华:《论汉武帝对贵州的统治策略》,《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79]吴刚:《秦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

[80]钱穆:《秦汉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8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值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265页。 

[8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83]安作璋:《秦汉史十讲》,中华书局,2014年,第92页。

[84]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33页。 

[85]班固:《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401—2402页。

[86]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

[87]王利器点校:《盐铁论》卷八《诸秦第四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第489页。

[88]王利器点校:《盐铁论》卷一《复古第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79页。

[89]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6页。

[90]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7—88页。

[91]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6—84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秦汉研究（第十三辑）》，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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