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干
一、汉匈战争、和亲及其贸易活动与货币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古老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成员。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清初以来的内、外蒙古）建立起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政权。
秦末汉初，匈奴在最高首领冒顿单于（音墨毒蝉余）的统领下，势力开始强大,在奴隶主贵族的操纵下，匈奴骑兵不时南下，入侵边郡，践踏庄稼，劫夺财产，俘掠人口，杀害吏民，不仅威胁西汉王朝，而且阻碍中原封建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
汉初因国力空虚，通过公元前200年（汉高帝七年）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之败，反映出汉朝无力抗拒匈奴，只得采取“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妾之义），每年赠送大批的财物，并开“关市”互相贸易，以缓和匈奴的入侵。但匈奴奴隶主贵族并不满足于获得公主和财物，仍经常•“绝和亲，攻边塞”，直至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后。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很充实，于是改变消极的“和亲”政策，釆取积极的防御性的战争政策，用武力排除匈奴的侵扰。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三大战役，匈奴俱大败，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漠南一带的许多地区，远走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漠南一带没有匈奴的统治势力），匈奴在漠北的力量也趋于虚弱。
东汉初年，匈奴内江，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入居塞内，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东汉政府多次发兵反攻，终于在公元91年彻底把它打败，北匈奴在漠北无法立足，被迫西迁至中亚和欧洲。匈奴政权完全瓦解，从此退岀了漠北的历史舞台。
匈奴是游牧民族，主要经营畜牧业，经济单一，手工业不发达，故必须以它的牲畜和皮毛与汉族交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才能调节和满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求（统治者还需要奢侈品）。因此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西汉文帝时，大臣贾谊就曾说过：关市是匈奴人所迫切需求的，如果派遣使者与他们和亲，允许他们通关市，那末匈奴人都愿聚集在长城之下①。事实上，自景帝至武帝初，匈奴人不断与汉人互通关市。关市吸引着匈奴的贵族和广大牧民，故《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后来汉匈之间虽发生战争，但匈奴仍不愿放弃关市，同上《匈奴列传》载：自武帝发动防御性的战争以后，匈奴虽断绝和亲，进攻边塞，但仍然愿通关市，爱好汉族地区的产品。通过关市，汉匈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的大宗的交换。从匈奴墓葬出土的大批汉族文物证明，匈奴与汉族的交换是频繁的，而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是很多的，其中包括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等，也就是包括了生产上、战斗上和生活上的用品②。匈奴人除了从汉族地区输入铜铁器之外，为了自己制造铜铁质的兵器和用具，还从汉族地区输入铜铁矿原料。故贾谊针对此点，曾向文帝提出控制铜（铁）出塞来挟制匈奴的对策③。可见汉匈之间的贸易对匈奴人的重要性。
西汉时期，匈奴尚无货币，匈奴人与汉族及其它各族（如乌桓族、羌族、西域各族）的交换都是以物易物，通常是以牲畜和皮毛与对方进行交换；匈奴人通过“和亲”,虽从汉朝获得了不少黄金和铜铁器，但史书从未出现过匈奴人以黄金、铜铁或其它固定物品作为贸易的等价物（货币）的记载。
秦代的货币只有两种：一是用黄金为主币，以“镒”（20两）为单位；二是用铜钱为辅币，重半两。其它银、锡、玉、龟、贝等只作为器饰宝藏，不用作货币。西汉时仍以黄金为主币，铜钱为辅币，此外还有银币。王莽时曾一度使用龟币、贝币和皮币。西汉时的黄金以斤为单位，并铸成“麟趾”及“马蹄”的形状。铜钱则有多种。汉初仍用秦时的半两钱，高帝时以“秦钱重难用”，乃改铸“荚钱”（轻薄如榆荚）。文帝时以“钱益多而轻”，乃改铸四铢钱，重半两。武帝时又铸五铢钱（又名三官钱，因属上林三官铸造）和赤仄钱（用赤铜为郭）。此外还铸造了三种银币：一是圆形，龙纹，值三千钱；一是方形，马纹，值五百钱；三是椭圆形，龟纹，值三百钱，总称为“白金三品”。这三种银币，流通不久即废④。
东汉初年，因承王莽改制之后，货币仍用龟、贝之类，而地方割据势力公孙述却在今四川铸造铁钱，“百姓不便”。光武帝乃复铸五铢铜钱，“百姓以为便”。故终东汉之世，中原各地基本上都是使用五铢钱，仅灵帝时曾一度铸“四岀文钱”⑤。献帝时董卓坏五铢钱，改铸“小钱”⑥。
所有以上由中原王朝铸造的货币，是否曾流通至大漠南北或在汉匈贸易中作为交换的等价物使用文献无考考古资料中亦没有发现。
二、秦汉时期的草原路与西方的往来
秦朝往北通往草原的道路，史书记载明确的只有“直道”。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巡视北方和及时调运兵力来加强长城的防御力量而修筑的一条运输线。这条运输线起自都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附近的云阳（今淳化县西北），循着子午岭主脉向北通往榆林（今陕西省榆林市），再北进入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越过黄河到达九原郡（今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⑦。由于鄂尔多斯草原沙化严重，现时秦直道多被淹没，但在伊金霍洛旗红海子乡，东胜市漫赖乡、柴登0乡及达拉特前旗境内，尚能约略可以发现直道的遗迹。
汉代从中原通往草原之路及其对西方的交通，史书记载虽十分疏略和零散，但经过考订，仍有线索可寻。史书经常提到汉朝军队从云中塞、五原塞、酒泉塞、居延塞等出发进击匈奴，那末上述各个障塞向北，自有行军的道路可通漠北。而汉匈两族的使者又经常出使聘问，往返于汉都长安与单于庭之间，这当然也是循着一定的路线有进。其中以公元前52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杰出首领呼韩邪单于（邪音耶）从漠北单于庭（匈奴政权的统治中心，约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附近），入汉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觐见汉帝时所走的道路最为明确可考。当时汉朝在他沿途所经的7个郡，即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京师 长安，派兵迎接和护卫。上述七郡，若以当时各郡郡治为准，即呼韩邪从长城西部入塞之后，经今内蒙古包头市、乌拉特前旗、东胜市、陕西省榆林市、甘肃省庆阳县而至长安（冯翊属京畿三辅，治所亦在长安城）⑧。
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汉，娶王昭君为妻，随后偕同昭君出塞返回漠北单于庭，其所经路线，史书未载。经笔者考订，为从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市西北石兰计山口）跨越长城，即处于阴山（今俗称大青山）之西麓，如果往北直趋漠北的单于庭，当是捷径。但因被瀚海（大戈壁沙漠）所阻，只得绕道西行，至休屯井驻脚。沙漠旅行，不能无水，故休屯井是行旅必经的第一站。从休屯井北渡车田点水之后，朝西北通过夫羊句山峡（句音勾），进入范夫人城。这个范夫人是个女巫（胡巫）。此城可说是北行途程中的第二站。从范夫人城直奔单于庭，也是捷径，同样因被瀚海沙漠所阻，只得继续往西，沿着浚稽山南的一个小沙漠南缘，通过涿邪径（即涿邪山山口）折向东北，沿着姑且水（且音沮） 东岸北行，再向东北，便可到达单于庭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考订出的从中原前往漠北草原的唯一的一条比较明确的旅行路线。
西汉与西方的往来，当以汉武帝时张骞出使中亚最为著名。张骞所走的道路，大体上是沿着南山北麓（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越塔里木盆地而至中亚，所至各国有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和大月氏（在今中亚锡尔河与阿河之间，氏音支）。后来再次出使时，曾派遣副使分赴中亚各国，他死后，上属各国及大夏国（在今阿富汗北部）等均派使者随同汉朝副使入汉回聘⑩。以上事迹虽记载简略，但却是西汉王朝与中亚各国交往中之有具体史料可考者。
此外，《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人名）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人名）口受《浮屠经》。”这是中国史书上第一次记载佛经传入中国及中国人学习佛法的史料，也是西汉时对西方交往比较重要的事件。只是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经由什么道路前来中国，则史书未载，无法査考而已。
匈奴与西方往来的事迹，从文献和考古资料都可找到线索。不过，由于两汉时匈奴的社会尚处于奴隶制阶段，故它与西方的往来，往往带有侵扰的性质。
《汉书•匈奴传》下及《西域传》下载，公元前49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前后，郅支单于曾率领部众从单于庭西徙至匈奴右地（西部地区），从乌孙北击乌揭（在中亚额尔齐斯河上游及我国新疆北端）、西丁令（在今额尔齐斯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和坚昆（在乌揭西北），吞并了此三地，留都坚昆。后来又从坚昆（今额尔齐斯河西北），沿着巴尔喀什湖北岸往西，折向西南，进入康居地界（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楚河与塔拉斯河之间及其周围地区），并在都赖水（今塔拉斯河）西岸建筑了一座郅支城（故址在今江布尔市北），后来又从康居发兵进攻乌孙的统领中心赤谷城（在今中亚伊塞克. 湖东南的伊什提克城）。
但匈奴人与中亚各国、各地及更远的西方往来，当以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北单于率领主力从漠北西迁中亚、欧洲的事件最为重要。这个事件的途程（也就是西迁的路线），过去中外史学界知之者甚少，后经笔者研究考订，始知北单于所领部众西迁；其第一站先到达乌孙（今伊犁河上游），第二站到达康居（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第三站到达阿兰聊（在今南俄罗斯草原顿河以东一带），并将阿兰聊国击灭。不久匈奴人继续西进，渡过顿河，于公元374 年攻入东哥特人的领土。东哥特人被迫退至德聂斯德河以西哥特人境内。西哥特人在抵抗失败之后，一部分南逃至多脑河北面的森林地带，另一部分则渡过多脑河进入罗马帝国的国境。这样，匈奴人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同时也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⑪。
考古资料也反映出匈奴人与西方的往来。据策•道尔吉苏荣著《北匈奴》第一章“北匈奴的坟墓”记载，诺颜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北70英里处）第12号匈奴墓葬曾出土了两幅刺绣画，一幅是希腊式 “山、云刺绣”，另一幅是与哈萨克人毡毯上图案相类的“腾龙刺绣”。匈奴墓葬出土希腊式的和哈萨克图案的刺绣画，证明匈奴人在强盛时，它的势力伸展至中亚一带，或进行掠夺，或物物交换，或使节往来，因而不能不受到中亚各国各族的文化影响。《汉书•西域传》上载：自乌孙（在今伊犁河上游）以西至安息（在今里海东南），地近匈奴，匈奴使者持单于书信到各地，各地传送食物招待，不敢留难、待慢。可见匈奴与中亚各 国各族的交往是频繁的，这无论在文献或考古资料都可获得证实。
注释：
①贾谊：《新书》卷四《匈奴》篇。
②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第一章“匈奴人的坟墓”，1961年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原文为新蒙文。
③贾谊：《新书》卷三《铜布》篇。
④参阅《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参阅《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
⑥参阅《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及卷七二《董卓传》。
⑦参阅《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⑧参阅《汉书》卷八《宣帝纪》及卷九四《匈奴传》下。
⑨林干：《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及所附《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一）、（二），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⑩参阅《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⑪林干：《北匈奴西迁考略》，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