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学术成果总主编：王巍 孟松林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编写人员：
主 编：张久和 刘国祥
副主编：何天明 白劲松
各卷编著者：
《匈奴》，胡玉春，女，历史学博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乌桓》，何天明，男，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拓跋鲜卑》，梁云，女，历史学博士，呼伦贝尔学院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白劲松，男，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研究员
《柔然》，袁刚，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
《突厥》，包文胜，男，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研究员
《回鹘》，吴飞，男，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博士后
《黠戛斯》，王洁，女，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契丹》，冯科，男，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讲师
《库莫奚》，王丽娟，女，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室韦》，张久和，男，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员
刘国祥，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早期与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发生了疏密不同的关系。期间，匈奴逐渐统一草原各部，并在前 3 世纪末期建立了蒙古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政权。匈奴政权存立期间，创立和完善了适合草原生态坏境的各项制度，为后世的游牧民族提供了新的示范。政治制度方面，匈奴实行左右翼制度、土地分封制和军事十进制，这些制度都是首见于汉文文献的游牧行国政治运行体制。与此同时，匈奴初步创建了“法约而易辨”的社会法律体系，进一步规范了游牧民的日常行为。军事方面，匈奴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全民兼兵的制度，并完善了军纪、军法等各项内容，以确保匈奴各部军队的统一行动力，增强军队团结协作能力。畜牧业是匈奴经济生产的主要部门，匈奴对牧场的利用更加合理化，既适应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又体现了匈奴人本能的生态保护意识。狩猎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匈奴畜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匈奴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都与游牧生产和生活相适应，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
匈奴政权与两汉并存近三百年，期间和亲与战争交替出现，亦或并行发生，呈现出多样性的民族关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全面、深入、广泛的交流正是由匈奴开始的。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南迁，并对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政局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前 3 世纪，匈奴的势力进入西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对西域实行统治的北方民族，对西域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匈奴与西方的商业往来活跃了地区经济贸易，加强了各地人民之间早期因经济接触而产生的文化交流。北匈奴西迁后，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变革，对世界历史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乌桓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游牧古族之一。公元前 206 年，东胡被匈奴击垮，逃窜的余众中有两支驻牧他地，后来形成了与东胡有源流关系的古族并被中原史家记载下来，乌桓即其中之一。东胡是一个包含若干游牧与狩猎古族部落的政治实体。“胡”是“东胡”这个名称中的本质内涵。从地理方位可以探寻到东胡历史的一些线索，“大泽”是判定东胡活动区域的重要地理坐标，据此亦可研讨东胡与乌桓的族源关系。“乌桓山”中的“乌桓”为汉字音译的名号，中原史家按照当时人们的习惯性认定载入史籍，并指出乌桓因山而得名。乌桓人从早期活动的乌桓山一带经过数次被中原政权强制性迁徙而进入中原。东汉时期，乌桓人多被迁入“缘边十郡”塞内，人口发展进入高峰期，魏晋南北朝以后乌桓逐步消失。乌桓本族没有创制文字，仅有极少数语言被转音为汉字留在汉文文献中。乌桓经济以畜牧、狩猎和粗放的种植业为基本形态，有适应游牧生活的手工制作，有邑落组织，但一直没有建立政权。乌桓习俗主要是在东胡被击垮后形成的，婚嫁、丧葬、饮食、居住以适应游牧生产和生活为特征。乌桓人的萨满担负着与“神”沟通，在葬礼中为死者理顺“魂”归之路的重任。乌桓骑兵在汉末、魏晋时期扬名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乌桓从第一次迁徙开始就与中原政权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也与匈奴、鲜卑来往甚密。东汉政权设置“护乌桓校尉”管理内迁的乌桓人以及边境地区的军事、经济事务。乌桓在东胡族系各族中历史演变比较独特，研究乌桓的历史对探讨蒙古民族的族源或有一定的启迪。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都有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内容的记载，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诸问题的文献依据；拓跋鲜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留下的诸多遗迹，为进一步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诸问题提供了直观形象的材料；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丰厚成果，为我们从不同视角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拓跋”名称是依靠古代汉文文献记载流传下来的，是拓跋语某一包含一定意义的字词在汉语中对应汉字的译写形式。基于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地域的传承性、语言的相通、习俗的相同相近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可知，鲜卑起源于东胡，发展演变为若干部分，拓跋为鲜卑一支，是鲜卑与匈奴等融合后形成的部族。拓跋鲜卑起源于嘎仙洞所处的大兴安岭北段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六十余世，后迁徙到呼伦湖地区。东汉末年迁徙到阴山河套地区的匈奴故地，随后迁于定襄之盛乐，进入今呼和浩特平原。公元338年什翼犍建立“代”政权，公元 386 年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北方。早期拓跋鲜卑的历史变迁可以大致概括为“大鲜卑山”、“大泽”、“匈奴故地”、“盛乐”等几个时期。
“大鲜卑山”时期，拓跋鲜卑处于游猎阶段，以狩猎业为主，辅之以渔猎和采集来维持生计。“大泽”时期，拓跋鲜卑的游牧经济产生并发展起来，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业降为次要地位。“匈奴故地”、“盛乐”时期，拓跋鲜卑的农业逐步发展起来。手工业生产在早期拓跋鲜卑历史的各个阶段始终存在。拓跋鲜卑与北方草原各族以及中原政权接触频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有和平交往或战争发生。伴随着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拓跋鲜卑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不断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北方，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结合民族学资料，以及在内蒙古各地区先后发现的一些有共存关系的早期拓跋鲜卑遗物，可以获得早期拓跋鲜卑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宗教信仰等文化习俗方面的历史情况。
系统研究早期拓跋鲜卑的历史，可以为客观、公正、全面地研究拓跋鲜卑各个阶段的历史提供可资参考的学术思路。
柔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见于汉文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亦称“蝚蠕”“蠕蠕”“茹茹”“芮芮”等。5 世纪初，柔然首领郁久闾社崘在漠北兼并敕勒诸部及匈奴余部，建立柔然汗国，揭开东胡系民族在蒙古高原建立长期有效统治的崭新一页，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中外研究者虽然对柔然历史及相关问题给予较多关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整体研究工作时至今日却仍然比较薄弱。因此，有必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柔然历史做进一步梳理、考察和研究。本书即在充分掌握研究资料和批判性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柔然历史进行综合研究的史学著作。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首先对柔然基本史料进行了对比辨析，指出南北诸史中柔然专传和部分典志体史书、地理总志、方志和大型类书中的柔然专条等是研究柔然历史的基本资料，但由于成书年代的差异、对柔然史事的记载详略不一，它们的史料价值各异。继而归纳总结了中外学界的柔然史及相关问题研究成果，并对做有比较详尽地介绍和评析。第二章对柔然的族名及来源问题做有考察。认为“芮芮”“蠕蠕”“茹茹”是对同一民族名号的不同汉字音写形式，“柔然”是这一词汇的特殊表现形态。通过对史料的辨析以及对柔然语言、有代表性的风俗习惯、体质人类学特征等几方面因素的考察，进一步肯定了柔然来源于“东胡—鲜卑”说的主流观点，同时指出“塞外杂胡”说反映了柔然部众成分复杂以及处于柔然汗国统治下的民族众多等实际情况。第三章梳理了柔然始祖木骨闾从拓跋鲜卑分离后，柔然逐渐形成部落、建立政权和最终走向消亡的历史，对柔然的历史发展脉络做有比较明晰地考察和论述。第四章对柔然以可汗为中心的柔然职官体系、君位继承制度、两翼分封制度和军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做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柔然对“可汗”名号的定位是“得华夏正统”的皇帝，但其专属可汗号却体现了北方游牧政权的制度特色；柔然的君位继承制度以父死子继为主，其他继承形式的出现与内外局势的变化有关等观点。第五章以文献史料的记载为基础，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对柔然的游牧业、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经济类型及其在柔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进行了考察，认为游牧业始终是柔然最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狩猎业是其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手工业、农业以及商品交换贸易也为柔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作用。第六章论述了柔然的衣食住行、婚姻、语言、姓氏、原始信仰与宗教等文化习俗及其特点。
本书研究认为，历史上柔然与中原的南北朝诸政权和周邻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不仅在制度文化方面对后世的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的制度建设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而且还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柔然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柔然史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突厥在6世纪中叶兴起于准噶尔盆地一带，称霸亚欧草原近两个世纪，8世纪中叶开始衰落。继柔然之后，突厥人建立了草原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及其周边民族发生了密切联系，突厥史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厥的族名、族属来源等历史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经深入研究发现，突厥的族名与其擅长的冶铁技艺有关，突厥的来源与塞种、月氏、乌孙及铁勒等部族密切相关，乌孙最有可能是其直系，但也曾经历了铁勒化的历史过程。
突厥汗国历史尤其是西突厥汗国的形成问题比较复杂，这与突厥汗国的分封制、可汗继承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内讧有直接关系。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继承自柔然汗国，并保留着自身的特色。突厥社会的基本组织是部落制，汗国统治模式为左右翼分封制，而且是家族式统治。突厥大可汗的继承没有固定的制度，这是游牧部落联盟推举首领的传统与汗国建立后阿史那氏专政统治相互糅杂的结果。
突厥经济以饲养牲畜、四季游牧为主。马的种类较多，养马业发达。突厥拥有特点鲜明的手工业和频繁的草原丝路贸易。突厥的文化习俗既有草原游牧民族共有的特点，也保持自己独有的特性。狼崇拜、信奉萨满是突厥固有的传统信仰，佛教、祆教则是后来传播的宗教。突厥的发式、服饰、婚丧等社会风俗十分独特，尤其是丧葬习俗，在草原上别具特色。突厥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人先是借用其他民族文字，之后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突厥与周边毗邻政权、部族的关系错综复杂。突厥与中原王朝之间基于各自利益，时战时和。突厥直接统治铁勒诸部，征用其物，东征西讨，导致铁勒不时反抗，叛服不定。突厥羁縻统治西域诸胡，与其合作经商，收敛钱财。突厥掌控东部诸族，索取昂贵的狩猎品，并牵制其他政权。
突厥人的足迹遍布亚欧草原，对蒙古高原上后起的民族影响深远。蒙古人无论从起源传说，还是政权、社会、习俗、语言等方面，都深受突厥的影响，可谓糅合一体，在文化层面上彼此间很难划清“界限”。突厥不仅统一了亚欧草原，也加强了亚欧各政权的联系，起到了媒介或桥梁的作用，促进了各政权之间交流，为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回鹘是在中国古代史上影响巨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公元 9 世纪中叶以前，回鹘人主要活动在蒙古高原上。840 年回鹘汗国崩溃，其部众四散迁徙。他们或融入其他民族，或成为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祖先。本书是介绍古代回鹘人在漠北活动历史的通述性著作。作者以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为基础，参考古突厥文碑铭，吸收借鉴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漠北回鹘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叙述。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系统介绍了与漠北回鹘相关的基本史料（包括汉文史料、古突厥文碑铭以及古代阿拉伯和波斯学者的著述）和 20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回鹘史研究的概况，方便读者对回鹘史研究产生初步的印象。第二章讲述了回鹘的族名、族源问题。关于回鹘族名汉译演变轨迹，书中在进行充分介绍的同时，利用审音勘同，指出“回纥”“回鹘”在唐代实为同音。在回鹘族源问题上，也力求反映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不泥旧说，考辨了《唐会要》与《旧唐书》对于“九姓”记载存在差异的原因。第三章叙述回鹘的历史源流。吸收了以往国内回鹘史著作成果，以时间为线索，以历任回鹘首领和可汗为次序，对南北朝时期至 9 世纪中叶回鹘人在漠北的活动进行了全面叙述。凡见诸史乘之与回鹘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皆有述及，对于西迁以后的回鹘人历史，也做了简要交代。关于南迁回鹘以及唐朝相关处置措施，该章则结合前人研究，做了一些探索，力求在简明扼要地勾陈相关史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第四章介绍了漠北回鹘汗国的政治军事制度，重点叙述了其官制情况、两翼制度和军事制度三个方面。第五章是关于回鹘经济史的内容，围绕回鹘人的游牧业、狩猎业、种植业、商业、手工业以及城市兴建情况等内容，按专题分节叙述，以求使读者了解西迁前回鹘经济的基本概貌。第六章为民族关系，主要讲述了回鹘汗国建立后，与唐朝、吐蕃、葛逻禄、黠戛斯、契丹、库莫奚、室韦的交往情况。最后一章为文化习俗，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就漠北回鹘的文字、宗教、婚丧习俗、衣、食、住、行、历法等方面做了介绍，以便较为立体地反映出回鹘的历史面貌。
黠戛斯是唐代活跃于剑河（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的北方民族，该族的远祖可上溯至汉代的坚昆，其后裔为活跃于今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族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吉尔吉斯族。
黠戛斯历史悠久，不同时期相继与匈奴、丁零、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室韦、蒙古等北方民族有过或密或疏的接触。西汉时期，坚昆因匈奴冒顿单于的征服，而见载于《史记》和《汉书》。其族名虽然始见于西汉时期，但并不见其与西汉王朝的直接联系。其后的历代文献，也仅见其族名的汉文译写，而少见其史事的记载。隋唐时期，黠戛斯与唐朝、突厥及后突厥、回鹘等接触较多，因此，其汗国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可见于汉文文献及古代突厥文碑铭。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其君主随铁勒各部入唐，得以隶属于唐并成为唐朝的羁縻府州之一。唐太宗以其汉代族名“坚昆”相称，命名为坚昆都督府。其后历高宗、中宗、玄宗等朝，双方往来不断。8 世纪初，在与后突厥汗国的抗争中，逐渐发展并形成汗国。唐开成五年（840），与漠北回鹘汗国多年较量后，最终击溃回鹘可汗的牙帐，经历了进军漠北、西征南下追击回鹘余众之后，黠戛斯渐呈弱势并成为辽王朝的属国。13世纪，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终结了其后裔乞儿乞思。
黠戛斯的历史贡献在于9世纪中期击溃了漠北回鹘汗国，终结了突厥语族在漠北的统治。大量回鹘余众的南下、西迁，改变了蒙古高原及中亚的政治格局，间接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而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目前，相关研究相对薄弱，诸多问题有待厘清。在此，仅加以简略梳理，以期阐明黠戛斯的历史脉络，促进黠戛斯历史的深入研究。
契丹人的历史传说虽然可以将其祖先追溯到 2 世纪，但其为史书所明确记载的历史却开端于 4 世纪中叶。此后，契丹社会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民族政权等组织形态，大约在 13、14 世纪，契丹作为一个民族消亡，其血脉和文化融入到其他民族当中。契丹原本是宇文部内的鲜卑人，自宇文部败亡，契丹与库莫奚共同活动在松漠之间，居于鲜卑故地，自 4 世纪后半叶，契丹与库莫奚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契丹早期历史中可见“古八部”、松漠十部等，从 7 世纪到 10 世纪初先后经历了大贺氏部落联盟、遥辇氏部落联盟和迭剌部部落联盟。916 年，迭剌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辽政权，契丹进入民族政权时期。
契丹早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不但继承有其来源民族——鲜卑的元素，也开启了契丹－辽政权的民族特质。政治军事上，契丹早期的部族长和部落联盟长等职务多是通过世选产生，尤其是遥辇氏联盟时期较为典型，且以三年为期更替，与游牧生产和生活相适应，初具行国政治的雏形，行营和捺钵的核心内容已经形成。这个时期的军政合一、兵民不分的管理体制也为契丹－辽政权所继承和发展。契丹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业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也随之缓慢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契丹人衣皮毛、食肉酪和毡帐为营、车马为家的生活习性，这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辽代契丹人所延续。契丹人在对周边的交往中，多通过选择依附强大势力，游离于不同民族和政权之间，以达到趋利避害争取生存空间的目的，当自身力量强大之时，又通过联合、兼并周边关系密切的民族，壮大自身，以拓展发展空间。文化习俗上，通过吸收摩尼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或是与本民族信仰的萨满教相结合以服务于变革，或用于安置俘获的汉人、稳定社会等，其婚姻和姓氏相联系的原则为辽代所继承，形成了耶律和萧两姓通婚制度，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多与库莫奚、室韦等相同或相通。契丹人创造的灿烂文化，或是以物质文化遗存的形态彰显至今，或是化作精神文明的内核丰富着中华文明。
库莫奚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南北朝时期首见《魏书》记载，称“库莫奚”，隋代以后多以“奚”见载于历代文献，唐代与契丹并称“两蕃”。地域与契丹毗邻，早期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至辽代，大体以今老哈河流域为活动中心。库莫奚自南北朝时期（4 世纪）出现，经隋、唐、五代、辽、金、元，历时近千年。
库莫奚源出宇文鲜卑，因宇文鲜卑与匈奴和鲜卑均存在一定的渊源，使得库莫奚在族源上既与匈奴有着必然的联系，又与鲜卑关系密切。库莫奚的政治军事形态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内容，即北朝时期的部落联盟、唐代的饶乐都督府和辽代的奚大王府。部落联盟是库莫奚在众多政权和民族之间立足的重要保障，饶乐都督府是唐朝在奚境设置的羁縻府州，奚大王府是辽初在奚人聚居区设置的相对独立的机构，奚人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奚人的经济类型丰富，以畜牧业为主，兼备狩猎业、手工业、商业、农业，各个经济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特色和发展轨迹。奚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方面与其经济类型相适应，亦独具特色。库莫奚在北魏时期即与中原政权建立了联系，其后，与东魏、西魏、北齐、隋朝、唐朝等政权均存在程度不同的往来。同时，库莫奚与契丹、突厥、回纥等周边民族也存在或友好或战争的关系。奚人的文化习俗，主要分为语言、婚俗、葬俗三个方面，兼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双重特点，具有独特魅力。
库莫奚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北方民族。自南北朝时期见载于文献至元代以后湮没于史，经历了成长、发展、壮大、衰落的变迁过程，直到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库莫奚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库莫奚主要活动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交错地带，促进了南北民族和地区多文化、多民族的互动与共生。库莫奚与周边政权和民族之间或疏或密的联系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室韦是南北朝至辽金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属东胡系民族北部鲜卑后裔。南北朝时期主要活动于今嫩江中下游以西地区。隋代，室韦分为五个部落群，大体分布在今嫩江、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流域。唐代，室韦有 20 余部，主要分布区域是霍林河流域南北，嫩江流域东西，呼伦湖周围和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上游两岸。其中“蒙兀室韦”位于今额尔古纳河下游南岸。唐代蒙兀室韦的见载史册，直接将蒙古族源与室韦紧密地联系上了，由此室韦史成为蒙古族历史的序史。中唐以后，室韦诸部活动范围逐步向南向西扩大。9 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衰亡，室韦人大批涌入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经过辽金时期的发展壮大，最终蒙古部统一蒙古高原诸部，以蒙兀室韦为核心、其他室韦部落为主要成分，吸收突厥语族等部落，建立大蒙古国，此后大漠南北的游牧部落均被归入到蒙古名下，可以说室韦部落与古代蒙古族有一脉相传的历史关系。
北朝至唐代初期，室韦社会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尚未形成部落联盟。诸部落各有酋长，实行世袭或世袭与推选相结合的制度。早期室韦人主要从事渔猎业、家畜饲养业、粗放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由于各部落生产力水平不一，自然环境存在差异，室韦诸部落的经济类型又有所不同。唐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地域的变迁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影响，一些室韦部落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由森林狩猎民逐步转变为草原游牧民。室韦人的居住、饮食、服饰、交通等生活方式与其社会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等密切相关，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而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室韦人的语言、婚姻、丧葬、原始信仰、习惯法、发式及游艺等文化习俗，既有与其他北方民族的相同性，也有其独特的内涵。
室韦自南北朝见于文献记载，至辽金时期逐渐湮没于史，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与中原政权及周边民族发生了或密或疏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室韦历史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乌珠尔墓地、谢尔塔拉墓地、岗嘎墓地的发现，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特征等方面看，应为 7-10 世纪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遗存，为探讨蒙古族起源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考古实证材料。
编 者 按：原文载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