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是前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的基本策略，也是加强民族团结及多元文化交流，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及经济发展行之有效的特殊社会组织形式。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屯垦对汉文化在西域地区传播的影响。“西域”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此处之“西域”，主要指狭义的“西域”，即是汉代以后对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的总称[①]。从19世纪末以来，“西域”一名渐废弃不用，而为“新疆”之称所代替。故本文包含的历史范畴自西汉屯垦至新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上下纵横两千余年。

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传承文明，发掘各类有益的“地方性知识”，开阔人们的视野，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诸民族、族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识，以实现和谐相处、共同提高的目的。而文化现象的传播更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命题之一。“文化传播”概念，始见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他指出各地区文化之间所以有相似之处，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考察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除了从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以外，有许多是外来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拉斯韦尔（ Harold Dwight Lasswell )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则提出传播的“5W模式”，即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对象、效果。其称谓来自模式中五个要素同样的首字母“W”[②]。屯垦则为诸族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互动和传播，提供了这些要素。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汉文化”，不仅指以夏、商、周三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吉、凶、宾、军、嘉五礼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而且还包括语言文字、历法、姓氏、饮食、服饰、艺术、科学、典章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生产技术等等方面，涵盖与汉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一、屯垦为诸族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的传播主体及对象

屯田原是中国历代封䢖王朝组织劳动者在官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 创始于西周，秦王朝时已成为其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西域屯垦戍边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后历代封䢖王朝统一西域地区后，皆实行屯垦。这对减少军需物资的长途运输，保证驻军供应，减轻当地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国防，开发边疆，増强诸族间文化互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汉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宗室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莫，并“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③]，以制匈奴。胘雷在乌孙北，位于今伊犂河谷地区，气候温和，土肥水丰，适合发展农业。不久，西汉王朝在渠犁、伊循等地也开始屯田。综观西汉一代，屯田的主要地点分布在伊犁河谷、渠犁、轮台、北胥鞬、焉耆、车师、伊循等地，人数多者数千人，少者几十人。这些屯田点是汉族在西域最早的落脚点与居民点。屯军约有2万余人，其人员主要有河东的汾阳人、上党的屯留人、河南的洛阳人、颖川的阳翟人、南阳的涅阳人等[④]。其屯田管理机构，始在太初四年（前101年）设使者校㷉，作为屯田办事机构。西域都护设立后，各军屯也设驻军校尉，是具体管理兵屯的军职，在每屯田区域再任命屯长，根据所屯田亩数，屯长再行分级管理。

东汉时，西域曾经“三通三绝”，屯田也时断时续。东汉在西域设西域长史、屯田司马来管理屯田。屯田的重点在东疆地区的伊吾（今哈密）、高昌（今𡿨吐鲁番）、柳中（今鄯善西南）和金满（𡿨今吉木萨尔）等地。史称哈密地区土地肥沃，“地宜五谷，桑麻、蒲桃”。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⑤]。在南疆疏勒、楼兰（罗布泊西北）、民丰等地也有屯田，屯军约有5千余人。

两汉在西域屯田，不仅保证驻军的供应，有助于战胜匈奴，巩固国防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也带去了内地农耕、水利、冶铁等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及汉文化在西域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驻军屯田不多，曹魏、西晋先后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戊己校尉，负责军事、屯田和监护西域诸国。曾于楼兰、髙昌等地屯田，约有2千余人。多年来，在罗布泊、民丰、于阗等地出土了不少晋代的竹简，署有“泰始”、“建兴”等年号，内容有军政事务、屯田状况、官方文件往来及“过所”（通行证）等，这说明魏晋曾在西域推行政令和屯田。魏晋以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也相继在楼兰、海头（今罗布泊西南）、高昌等地屯田。北魏时，万度归率军在鄯善（今若羌）、焉耆屯田，设置西戎校尉负责屯田事务。隋朝于驻军长官下设都使、子使管理屯田事务，在伊吾、鄯善�、且末大兴屯田，屯军共3千人左右。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后，“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⑥],尽为唐所有，就开始在当地屯田，以保证军需供应。唐统一西域后,戍边与屯田相结合，即在哈密、轮台、焉耆、疏勒等地，大规模屯田，共设56屯，每屯约有耕地50顷，合计屯田耕地约为2800顷[⑦]。主要集中在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后又有碎叶城）、北庭（主要在庭州、轮台、伊吾、淸海等地区）。屯垦由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筹，都护府下属军镇屯田由驻军长官兼管，营使、副使、营田判官、营田巡官主管。各都督府、州屯田，由都督、刺史兼管，府州田曹主管。再下所属各屯，由屯主、屯副主管。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和犯屯。并在工部衙门设屯田主事二人，专司西域屯田事务，这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域屯田之始。屯田的戍卒大多来自中原地区，并有一定的轮换制度，负有征战和屯田双重使命。两大都护府所辖先后有6万左右戍兵，还有不少从事民屯的人员[⑧]。唐朝在西域屯田时间约有160余年。今巴里坤、焉耆、库车、轮台等地发现了大量唐代屯田遗址、遗物，如汉文书、沟渠、城堡、陶器、遗骨等等。

元朝在西域主要是军屯与民屯。军屯设司慰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分级管理。民屯设总管府或营田司、提领所分级管理，以军屯为主，民屯辅之。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屯田，并在此设立冶场，制造农具。后又在阿力麻里（今霍城水定镇西北）、斡端（今和田）等地屯田。在斡端、可失合儿（今喀什）还组织工匠1千余户屯田。屯垦军民达5.7万余人。汉军和新附军在各卫屯军中始终占着主要部分。同时，元廷还不断将河西富民迁往西域，例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今且末）地与汉军、新附民杂居耕植。”[⑨]明王朝虽然沒有在西域地区开设屯田，但支持哈密忠顺王等部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

清代为西域历史上屯田之高峰，规模大，种类多，远超过汉唐及元代。清朝在进军西域之初，就在东疆哈密、巴里坤等地屯田。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兵屯已遍及天山南北，参加屯田的官兵达1.4万人。至乾隆末年，已建立18个垦区，开垦土地约30万亩。后又扩大到东起哈密，西至喀什噶尔，南抵和田的昆仑山麓，北达额尔齐斯河以北的阿尔泰，共24个屯区。 其屯田形式，除兵屯外，还有由内地移民组成的“户屯”（“民屯”），由犯人组成的“犯屯”（或称“流屯”），由商人出资兴屯的“商屯”，由满蒙八旗和锡伯、索伦、达斡尔、厄鲁特四营组成的“旗屯”，由维吾尔农民组成的“回屯”等等。各地回屯，由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和下属专职伯克兼管。屯垦并由以军屯为主转为以民屯为主。民屯由陕甘总督、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县丞、巡检分別兼管。史称：“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⑩]据统计，清代新疆屯田亩数从1716年至1840年为300万亩，屯田人员多达12.76万人[11]。屯田的作用发生变化，由主要为保证军食供应，转向以开发边疆，促进生产发展为主。同时，除了经营农业外，还大力发展畜牧业，保证军事及运输业马匹的需求。商业和文教事业也有所发展。随着成千上万内地移民的到来，昔日以畜牧业为主的天山北部地区彻底改变了经济结构，农业经济与城镇商贸同时发展起来。新疆人口也大量增加，在1759一1825年的66年间，西域人口由33万增加到170万，每年平均增加约两万人[12]。这除了自然增长外，也与大批屯垦人员迁入西域分不开。1884年，新疆建省后，屯田由巡抚直接管理，屯田好坏，成为各级军政官员政绩优劣、地位升降的主要标准依据。

另外，屯田地区分布和人员民族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清以前，西域的经济布局基本上保持南耕北牧的格局，屯田的重点多在天山以南各地。而清代屯田的重点则明显北移，主要集中于哈密、乌鲁木齐、乌苏、博尔塔拉、伊犂一线。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统计，南疆地区兵屯、犯屯合计有耕地6.08万亩，而北疆地区则有22.65万亩。回屯基本上集中于伊犂地区，至 道光二十年（1840年 ） ，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增至1.19万户，垦田35万余亩。淸以前，屯田人员几乎全来自内地的汉族，淸廷陆续从内地抽调满、汉、回、锡伯、䝉古、达斡尔等各族官兵携带家眷到西域长期驻防屯田[13]。因此，除了汉族外，还有来自华北、东北少数民族诸如满、察哈尔蒙古、锡伯、达斡尔等，也有世居西域的少数民族维吾尔等。这更便于诸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互动。总之，我国历代西域屯田，具有时间长、范围广、人数多、种类全、从军屯为主向民屯为主转变、屯垦区域由各朝战略重点所决定，并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等的特点。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大致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等四个阶段，屯田起起落落，依次由继续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至恢复和发展到衰落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屯垦事业，无论是规模，抑或内涵，都远远超过历代王朝。成立于1954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已拥有250多万人口和1000余万亩耕地。除经营农牧副渔业外，还举办工商、文教、科学等各项事业，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于一体。又是民族团结大家庭，含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37个民族成分。垦区中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蓄，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约25万人，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兵团屯垦为捍卫和开发边疆，促进诸族团结及多元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两千多年来，屯垦活动为汉族与西域诸族文化的交融和互动提供了重要渠道。通过这一平台，各族互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对象，即传播者与受传者。不过，由于军屯成员为规章所约束，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像一般内地移民那样能在天山南北，与当地西域诸族错居杂处，安家落户，开荒种地，接触面要更广泛和频䌓。因此，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是多渠道进行的。

 二、屯垦确保传播渠道的畅通及促使高昌文化圈等形成与辐射

屯垦戍边，是维护边疆安定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确保我国陆上西北丝调之路畅通的有力措施。西北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其东面之起点是西汉首都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主要分南北两道，其分岔点即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犂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一条路，则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阿富汗喀什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今波斯湾头）等等。从前述可知，很多屯垦点就设在丝绸之路的沿途，从而，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便于东西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汉文化的西传。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随着屯垦、行商、移民、通贡、和亲、丝路等渠道的畅通，由点、线到面，逐渐形成若干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高昌文化圈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高昌，汉代称高昌壁、高昌垒，在今吐鲁番巿东南约45公里地方，因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14]是城名、郡名和古城国名。初为车师国属地，位于吐鲁番盆地一带。原有居民为车师人，曾建立车师前部和后部王国。前部都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雅尔村附近），后部都于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南）。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置戊己校尉于车师前部，开始屯田。高昌成为戊己校尉之驻所，也是屯田的主要场所。三国前后，随着丝绸新道开通，东西交流増强，高昌是中道线上的重要城国[15]，日益成为东西方使者、商贾、僧侣往来的必经之地，东西各种文化得以在此汇聚交融。

魏晋以来，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许多內地汉人迁往河西，并由河西辗转移徙到西域，与汉晋屯田士卒的后裔汇聚于高昌。尤其是南北朝吋期，大批汉民为逃避压迫剥削和战乱，流落至此居住。《北史•西域传》称：“彼之甿庶、是汉、魏遣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后《旧唐书•高昌传》也称：“初，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高昌地区在两汉屯戍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开发。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置高昌郡，管辖着今吐鲁番整个地区 。之后，后凉、西凉、北凉皆置太守，进行统治。 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柔然在推翻沮渠氏对高昌的统治后，为了控制这一多民族地区，便扶植汉人移民阚伯周为高昌王，始以高昌为国号。后高车又灭阚氏，立敦煌人张孟明及马儒为王。马儒遣使奉表北魏，欲举国內迁，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杀马儒，于499年拥立金城榆中人麹嘉为王。麹氏强盛时，辖境除吐鲁番盆地外，南接河南（指罗布泊以南的吐谷浑境），东连敦煌，西次龟兹（今库车一带），北邻敕勒（在天山北麓）。“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娑）、洿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力（白棘城）等，皆其镇名”[16]。《北史•高昌传>>则称“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剌，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灌溉。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桃酒。”农业比较发达，家庭手工业也有所发展，除了由内地传入的养蚕业外，还种植草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17]。此布称白叠布，又称緤布，远销中原和中亚地区。

高昌为多民族地区，有汉代以来陆续迁入的汉族移民万户以上，还有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居民。自高昌以西诸城邦居民大多为深目高鼻者，而高昌有的居民卻“面貌类高骊”[18]，不似胡人。可能是长期杂居融合的结果。其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19]。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䄂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20]。当地人信奉胡天神，也信仰佛教等。

高昌文化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屯垦基础上，以汉文化为主体，中西文化交融为特点，并受游牧文化影响的高昌文化圈逐渐形成和发展[21]。

在通过移民、屯垦、通贡、经商等途径所形成的高昌文化圈内，中原汉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对高昌统治者产生很大影响。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高昌国时期文书中，已发现有许多《尚书》、《诗经》的写本，恰好印证了《周书•高昌传》关于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的记载[22]。其他地方还发现《汉书•西域传》、《三国志•孙权传》、《晋春秋》、《书仪》、《急就章》、《千字文》等写本或残卷。高昌提倡儒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隋唐，并得到进一步推广。还办起了州学、县学、乡学等各级学校，以《论语》等作为主要读本。

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中原军民屯垦人众的驻扎西域，中原汉族许多民间传统信仰和风俗习惯，在高昌等地区广为流传。中原传统道教文化也传播到这一地区，道教和佛教两种文化信仰在高昌地区汇聚，成为高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也很快地在高昌地区传播，阿斯塔那墓群所出各种官私文书，基本上是用汉文书写，并且各种公文在用语、程式上也反映出秦汉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高昌王的坐室里还画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麹嘉在北魏明帝正光（520一524年）年间，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夑以为博士，明帝许之”[23]。而高昌麹氏王朝是由高昌郡府衍变而来。高昌王以下设有令尹、公、左右卫、长史、将军、司马、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等官职。近几十年，在吐鲁番境內考古发掘得到很多麹氏时期的碑志，进一步证实高昌王国逐渐汉化，从年号、职官，到法令，多仿自內地，赋税也带有封建色彩[24]。入唐后，唐廷收取高昌，并置西州，大批汉族军民西徙而居，同高昌国故境土著汉人融为一体，为高昌地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碛西汉文化的高度繁荣。随着新一代汉人的移居，例如元正（年节）、正月十五（上元节）、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五（盂兰盆节）等汉族传统节庆习俗也进入高昌等地区。此外，汉人饮食、服饰文化对高昌居民的日常生活皆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高昌是中西诸种文化大汇聚、大融合之处。通过行政设置、使者往来、朝贡互市、屯田戍边、移民杂居共处、丝绸之路等等途径，各种文化相互吸收彼此优点，经过数百乃至上千年的不断碰撞和发展，最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以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髙昌文化圈，并呈现了不断向四周辐射的趋势。

三、屯垦促进诸族文化互动及汉文化传播内容和效果的提升

屯垦为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提供大量传播者、受传者及主要传播渠道，也扩大了传播内容，并増强了传播效果。大批汉族军民进入西域戍边屯垦，有组织地将内地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到屯田区，为先进生产技艺传入西域提供了平台，农作物的品种也逐步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加速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同时，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促进了诸族文化内涵的丰富和水平之提高。

汉通西域不久，便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欲于轮台、渠犁一带屯田，“给使外国者”[25]。神爵二年（前60年），汉又在西域设都护府，以郑吉为第一任都护，治乌垒城。汉之号令即正式颁布于西域。自此之后，使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及天山北路游牧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随着发生变化，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域与内地之经济文化交流。现撷取几点，简单加以论述。

   （一）、内地坎儿井及水利灌溉技术传入西域

两汉在西域屯田，促使中原汉地的灌溉技术迅速传入西域。坎儿井（井渠）就是典型的事例。坎儿井是两千多年前由汉族劳动人民发明创造，源于陕西大荔县[26]。

随着汉人移民和屯田，坎儿井的技术从西汉起就传入西域的罗布泊东面白龙堆沙漠地区。这从《汉书•西域传》所记，得以证实，其云：“汉遣破羌将军辛贤武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27]至于井渠法何时传入哈密和吐鲁番一带，史无明言，约在汉唐时期，是毫无疑问的。哈密和吐鲁番，汉唐时都是军屯的要地，既然屯垦的军队很早就把井渠法传到敦煌和白龙堆沙漠地区，再将其传到哈密、吐鲁番一带来，也就顺理成章之事[28]。在此前后，修渠引水，进行漫灌，改制耧犁，节省人牛功力之农耕技术也传入西域。

汉地掘井灌溉水利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开阔了西域诸族人民生话天地，促进了村落、巿镇以及农业、商业的发展。在古代人们往往将巿镇称为巿井，即是市镇里总是有公用水井之缘故。《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巿井”，尹知章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又是干旱少雨地区，汉族人民发明之井渠技术的传入西域及其以西中亚地区，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兴修水利方面更是成就巨大，治理开发塔里木河、玛纳斯河、阿克苏河、开都河、叶尔羌河、奎屯河等河道，修建渠道5万多公里，造福沿岸各族人民。

   （二）、养蚕织绢技术传入西域

内地所产丝绢，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便传到了西域。考古工作者在西域古代遗址、墓葬中所发现的汉代丝绢很多。养蚕织绢技术传入西域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在《魏书•高昌传》中就已提到吐鲁番“宜蚕”。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更是记載了唐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从印度取佛经返回长安，途经于阗（今和田）时，曾捜集到一个有关东国公主出嫁瞿萨旦那 （于阗），将桑蚕种秘置帽絮中，带到于阗，从而得以植桑养蚕的故事[29]。这仅是传说，植桑养蚕技术大量传入，恐与屯垦有关。该技术的传入，使新疆南部成为蚕桑生产很发达的地区，南疆的丝绢不仅供当地使用，而且还能提供对外贸易，和田出产的丝“白克散绸”、丝绒地毯等闻名国内外。

   （三）、造纸、印刷术业等传入西域及汉文字的普遍使用

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原地区的造纸术、印刷术等科学发明也传入西域。据有的学者研究，5世纪初，西域已经开始造纸[30]。吐鲁番出土文书就出现“纸师”、“纸坊”的字样。印刷术传入西域后，促使回鹘木活字的产生和运用[31]。敦煌石窟出土的元代回鹘文木活字，即是明证。同时，造纸术、印刷术等又通过西域传到阿拉伯、欧洲等地区。

由于屯垦移民的增加，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汉语文在西域的使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尼雅和楼兰两地曾出土大量类似东汉时期的汉文木简。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官方和民间文书大多使用汉文书写。吐鲁番、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大批用汉文字书写的文书、简牍，涉及民间买卖田园、牲畜、粮食、丝织品的契约、官方屯田、收受供祀帐、邮政、籍帐等内容[32]。可见汉文使用之广泛。楼兰遗址中还发现《战国策•楚策》的抄本、鄯善地区发现晋人抄写的《三国志》，这些都说明当时罗布泊地区的官吏和屯田将士及子女，时常学习汉文经典著作。麹氏高昌王国时汉语更是占据主导地位。至唐代，西域少数民族研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随着中原汉人大量移居西域，除汉传佛教外，道教文化也传播到西域高昌一帶，乃至阿力麻里等地区。如13世纪20年代 ，全真道人丘处机西行路过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水定镇西北）时，有四百余名道教信徒请他讲法[33]。

   （四）、内地雕刻、绘画、建筑艺术对新疆文化的影响

盛唐时期，不少內地僧侣、工匠、画师前往西域，帮助修建寺院、墓葬等，将唐代中原地区的雕刻、绘画艺术带到了西域。例如，新疆克孜尔石窟17号窟、森木塞姆石窟30号 窟、库木吐拉石窟等人物故事及菩萨勾画的手法，与战国两汉及唐代有很多相似之处[34]。同时，随着屯田的发展，内地的建筑艺术也逐渐传到西域，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及建筑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淸代更为明显，一则，使许多原有以驻军为主的城镇变为军民结合的新型城镇，甚至贸易中心，如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塔尔巴哈台等。二则，一些原先没有城镇的地区，随着屯田的开展也出现了新的城镇，如镇西府、宜禾县、奇台县、惠远、惠宁、宁远等。这些城镇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新疆居民分布格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而且为新疆近现代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乌鲁木齐，卫拉特蒙古语原为“优美牧场”之意，随着屯田的发展，成为了新疆又一大商业贸易中心的典型。其“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荣富庶，甲于关外。”[35]新疆贸易繁荣，城市兴起，由此可窥一斑。现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建成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北屯、奎屯等新型城镇。

   （五）、互动交融使诸族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汉文化与西域多元文化互动交融，表现在许多方面。东汉时代的木简证明汉文曾在鄯善和且末等地区流行。于阗还发行过汉文和佉卢文字合璧�钱币，今称“于阗马钱”。西域很多贵族也学会了使用汉文。而西域诸族的文化对汉文化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据《隋书•西域传>>记载，隋时迁到南疆的汉民由于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处，已逐渐“胡化”。例如，隋廷在给高昌王麹嘉诏书中提到：“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唐代玄奘西行求法路过天山北部的怛罗斯（江布尔）时，看到其南十余里有个"小孤城”，共有300余户，皆是被突厥掠来的汉民，由于长期生活在突厥语族中，他们的服饰已经“突厥化”，但仍然保留汉民族的“言辞仪范”[36]。同时与汉族杂居的有些突厥语族则逐渐“汉化”。例如，成书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的刘郁《西使记》提到，䝉古宪宗九年（1259年），常德奉命由和林出发，西觐皇弟旭烈兀于西亚，途中，“数日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巴实伯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二麦黍榖。......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这说明，在汉人、回纥等杂居地区，通过民族互动、文化交流，加速了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汉文化由于吸收周围诸族文化，内涵也变得更为丰富。清代学者纪昀对此情景有生动的描述，其诗云：“地近山南估客多，偷来番曲演鸯哥。谁将红豆传新拍，记取摩诃兜勒歌。”[37]

   （六）、西域农作物栽培技术、牲畜驯养方法及音乐舞蹈等传入内地

在汉文化随着戍边屯田、使者往来、商人贸易等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的棉花、胡麻、西瓜、葡萄、核桃、蚕豆、石榴、黄瓜、胡萝卜、菠菜、大蒜、芜荽、洋葱、红花、苜蓿等栽培技术，马、驴、骡等驯养方法及音乐舞蹈等也纷纷传入内地。其中，西凉乐便是凉州本地少数民族音乐与西域龟兹乐及汉族音乐交融而成，并汲取了天竺乐、波斯乐乃至埃及音乐的成分，成为隋唐九部伎和十部乐之一[38]。总之，粮食、油料、菜蔬、瓜果、饲料、棉花、胡服及烹饪、酿酒技艺等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汉族等吃穿用各方面生活。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的传入，又提升了内地人民的精神生活。唐代诗人元稹对“胡风”在中原盛行曾描绘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39]形象地反映了北方及西域诸族文化艺术对内地的影响。

结语

任何一种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民族是文化的载体，西域地区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是产生多元文化的前提。一个𠆤民族的文化发展，需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而西汉以来屯垦在西域的实施，既为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也为多元文化在差异中交流、整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的古籍纪载，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即有联系。西汉统一西域后，通过屯垦戍边、通贡和亲及经商贸易等途径，伴随着大量汉人进入西域，凿井灌溉、农耕技术、礼仪制度、汉语文字、各种书籍等在西域的传播，使汉文化成为西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互动和交融中，对其他各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以汉文化为主体、东西文化交融为特征的高昌文化圈、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及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等的形成，即是明证。

进入清代后，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兹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的并存，决定了该时期新疆文化继续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而互动与交融，是新疆文化发展主要特征之一。在这种互动与交融中，屯垦戍边，则是形成以汉文化、维吾尔文化及卫拉特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文化为主流的新疆多元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屯垦戍边，为诸族文化互动及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传播主体、对象、渠道等有利条件，对促进汉文化西传及形成新疆主体文化之一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鉴古思今，继续发挥和增强屯垦及与此相关文化的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繁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行之有效的良策。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新疆将成为北、中、南三带全部穿越境内并交汇的唯一省区。既是內地与南亚、西亚、欧洲各国开展贸易、金融、交通合作的战略枢纽，又是开展文化、社会合作的重要场所。如何以此为契机，认真总结屯垦及丝路兴衰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区位、资源、政策、人文、经济结构等优势，更好地发挥“桥头堡“作用，将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服务、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中心，这是值得深思并需付诸行动的问题。

作者简历：

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西北地区历史与文化、海外华人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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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辞海》第20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②]“5W模式”称谓来自：谁（Who）→说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 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取其5个要素的词首W而称之。

[③]《史记》卷110 ,《匈奴列传》。

[④]据《流沙坠简•器物类》及《戍役类》相关记载判断。参见马囯荣：《浅谈汉代在西域的屯田》,《西域研究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⑤]《后汉书》卷88，《西域传》。

[⑥]《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高昌》。

[⑦]《唐六典•屯田郎中》有详细记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

[⑧]《旧唐书》卷40，《地理三》。

[⑨]《元史》卷8，《世祖纪》。

[⑩]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9页。

[12]周崇经主编：《中囯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13]祁韵士:《西陲要略》卷2，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魏书》卷101，《高昌传》。

[15]丝绸之路新中道是出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犂）、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16]《梁书》卷54，《诸夷•高昌传》。

[17]《梁书》卷54，《诸夷•高昌传》。

[18]《梁书》卷54，《诸夷•高昌传》。

[19]《北史》卷97，《西域传》。

[20]《梁书》卷54，《诸夷•高昌传》。

[21]参见马大正主编《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

[22]《周书》卷50，《异域下•高昌传》。

[23]《北史》卷97，《西域传》。

[24]参见黄文弼：《高昌砖集》（增订本），1951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25]《汉书》卷96上，《西域传》。

[26]《史记）卷29《河渠书》載：“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攻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止商颜下（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北）。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也。”

[27]卑鞮侯井，据唐朝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引三国时注《汉书》的孟康之话说：“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即罗布泊的东面。

[28]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西域井渠考》；谷苞：《坎儿井的故事》、《掘井技术的传入新疆和中亚》（載《新疆历史丛话》，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29]《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也记述了这个故事。1914年在和田县丹丹城威里克一座废寺中还发现描绘这个故事情节的壁画。

[30]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lV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32]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第138页所载。

[33]丘处机撰、李志常辑:《长春真人西游记》 ,载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4]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一329页。

[35]椿园：《西域闻见录》卷1。

[36]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

[37]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王希隆编《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

[38]隋九部伎，即淸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礼毕乐。唐太宗时十部乐为燕乐、淸商、西凉、扶南（一说为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乐。

[39]元稹：《元氏长庆集》卷42，《法曲》。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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