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诚之
[摘要]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关键词]秦直道;和平功能;昭君出塞;旅游价值
[中图分类号]K23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6)01-0059-06
一、新闻炒作正形成误导
2005年上半年,从网上到电视,秦直道以“被遗忘的奇迹”、“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等为题,炒得沸沸扬扬,吸引了亿万人的目光。
网上说：“这条直道由陕西北部的定边县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经今乌审旗北、东胜市西南,在今达拉特旗昭君坟附近跨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这条直道穿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从而把京卫和边防连接起来。一旦边事告急,军队就可从京都咸阳直达塞外国境。”
网上说：“凭借这一通道,秦始皇的铁甲骑兵,从淳化林光宫屯兵地出发,粮食和军辎源源不断地北运,三天三夜就可抵达阴山脚下,摧城拔地所向披靡,从此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张弓报怨’,远遁大漠戈壁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
电视说：“在中国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之中,传说在那山脊之上,有一条历史久远的古老道路,并排能跑十辆马车,纵穿陕北黄土高原,像一支笔直的利箭,直达北方大漠,铁甲骑兵仅用3天时间就能从秦的都城咸阳赶到北方的阴山脚下。”
电视说：“在子午岭上的山脊线上,摄制组发现、三四十米宽的平台。如果这里当年真的是‘秦直道’的路面,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把一条道路修筑在山上呢?史学家认为路修在岭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岭上不积水。军事家们认为,如果道路建筑在山谷,很容易被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伏击。因此秦始皇才执意要在四周有树木遮蔽的子午岭山脊之上修一条道路,而且道路要修得足够宽,足够直,这样才能实现强大而快速的运输能力。”
结论是什么呢?“可见,当年修筑‘秦直道’的主要原因还是行军和运输军用物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事高速公路。”[1]
媒体给各族观众、读者的印象有意无意地强化了民族对立,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否!
二、“欲游天下”乃真实目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亲历过秦直道的历史学家只有一人,最早记载秦直道的大文学家也只有一人,那就是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陕西的考古学家贺青海先生说得对:“司马迁留下的文字不多,但他是最权威的,我们无法在事实上跨越他。我们必须尊重他!”
司马迁笔下记载的秦直道内容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凉车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蒙恬列传》载：“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直道的起止、长度、难度、完工情况及曾有辒凉车经过和司马迁的看法都说得很清楚。修直道的目的呢?只有六个字：“始皇欲游天下”。
起关键作用的“游”字该作何解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已实现了由大乱到大治。作为开国皇帝,“ 千古一帝”,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天下、治天下、统一天下、巩固天下。因此,秦直道的真正价值是统一的标志,堪称“统一之道”。在认真研究《史记》后,笔者认为司马迁的“游”,内涵包括“巡行”、“临察”、“游观”、“宣示”等意。主要意思可分解为:其一,诚如二世胡亥所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二,如李斯所言：“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自己也在泰山石刻上留言：“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在琅邪石刻上则强调：“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黔首(秦代称百姓为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在碣石门上刻辞：“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他同意李斯的观点：“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认为“匡饬异俗, 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才是“皇帝之功”。为此,他标榜自己“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扬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的许多定国安邦的大计,初衷都与长治久安有关。如第一件：“海内为郡县, 法令为一统”;其所以设36郡,就有“九州”、“四方”,囊括天下的含义。“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铄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销其兵刃,示不复用”(《史记·李斯列传》) ,更认为天下太平了。第二件:统一文字,统一道宽,统一度量衡,以巩固统治、中央集权为头等大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第三件:修直道,连北疆,从“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令行禁止, 无不通达。他认为三件事搞定,便可使“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始皇十三岁当诸侯,一生的最后十年,多数时间奔波在视察巡游的道路上。史书上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层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三十一年十二月……始皇微行咸阳”。“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有的记者引证古文,说秦始皇修直道后,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实际是张冠李戴了。虽然此段话是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的,但他是引用贾谊《过秦论》(上)中的一段。原话是，“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2]请注意,文中所说阻挡匈奴南下的军事设施是“长城”,而不是“直道”。
司马迁用字准确,惜墨如金,他没有突出直道的军事用途是忠于历史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始皇欲游天下”而修直道,既不是以武力“征”天下,也不是以战争“服”天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士革。”即销毁兵器是想让战争停息。陕西省榆林市交通考古专家贺清海先生与笔者交换意见时,同意笔者观点。他分析说：“秦始皇内并六国,外抚四夷,并没有对外奉行战争政策,必打个你死我活不可。他搞‘车同轨’,以驰道连通六国旧都。史料记载,那些通山东、河北的驰道宽度都是50步,为什么秦直道要改为道广36步,秦始皇是取‘九州’、‘四方’,放眼天下之意,就是‘欲游天下’嘛!他一生五次巡游,第五次从山东到河北,计划也是抵九原,经直道,返回国都。虽中途驾崩于河北沙丘(今邢台),随从人员李斯、赵高、胡亥等还是怕外界怀疑,坚持按原计划让辒凉车从直道回咸阳,都体现了为游历而修路,不是为打仗而修路。”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前210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纵穿鄂尔多斯草原,北为内蒙古段,南为陕北段。从内蒙古包头市(古代九原郡)到陕西咸阳附近淳化县(古代云阳郡)。据《历史文化名城延安》一书披露：“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多构筑于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东侧,跨越延安境内的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五县。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历经两千年风雨,大部分路面仍保存完好。”据《古长城与秦直道》一文介绍：“在秦直道所发现的19个秦汉遗迹中,均有大板瓦、筒瓦、空心大砖、云纹瓦当等用于宫殿建筑的材料,说明在原来的秦直道上有宫殿建筑物存在,这些宫殿遗址每隔30公里就有一个,由此推算,在整个秦直道上应该有26座宫殿。”笔者走访《延安文物志》总撰稿姬乃军先生,他说,秦直道沿途每隔40-50公里建有一座行宫,有的行宫面积很大,十分豪华。如陕西志丹县境内任窑子行宫遗址占地28万平方米,安塞县红花园行宫遗址占地10万平方米,遗迹周围地表存有绳纹筒瓦、葵纹瓦当、四纹铺地砖、陶管道、陶进圈和大型础石等建筑材料。[3]这只能解释为是用于巡行、避暑、游观的高规格建筑,根本不是细柳营那样的兵营一类军事设施。陕北老百姓至今把秦直道叫“圣人条”,即皇帝走的路,可见其神圣和高贵。
三、文化交流需深入挖掘
据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的各族专家多年考证,两千年前,王昭君出塞和亲走的就是秦直道。在秦直道的起点包头市麻池一带,考古学家们1954年在发掘的汉墓回填土中就发现了篆字刻写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和筒形瓦当。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1961年2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中说：“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些瓦当是属于西汉末年的。在呼和浩特市发现了类似的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见邵适庐《专门名家》第二集《广仓砖录》,原物的一部分存历史博物馆)。这些单于和亲砖虽然没有制作年代,但和瓦当上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2005年8月18日,笔者就此请教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陆思贤先生时,他说：“1984年陪同靳之林先生考察过秦直道,根据地下文物和王昭君、呼韩邪单于的身份判断,王昭君肯定走秦直道到塞外。”翦伯赞先生说：“如果这些遗物的年代判断不错,那么,这些印有‘单于和亲’的砖瓦,只能认为是为了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在西汉末只有这一次和亲,而王昭君则是最后出塞的一个姑娘。”据著名北方历史学家、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考订,昭君与呼韩邪单于一行,从汉都长安出发,先过左冯翊(在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朔方(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而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昭君出塞的“这条路线基本上是秦朝开筑的直道。”[4]
另据夏日主编,包俊臣、马玉明副主编的《可爱的鄂尔多斯》(续篇)披露,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专家杨勇、王立庄、李和平考证,早在呼韩邪单于和亲前,于公元前51年要求归汉觐见汉帝时,就受到汉朝的高度重视。为了表示对他的欢迎,特派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先至五原郡迎接他,并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郡直至长安,沿途发兵阵列道上以为宠。[5]呼韩邪单于沿着纵贯鄂尔多斯的秦直道来到长安,汉朝待以客礼,使他“位在诸侯上”,颁给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及盭绶(盭音丽,绿色也),承认他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汉书·匈奴传》) 汉朝赠给他大量的珍贵礼物,如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矢、棨戟、车马、黄金、钱币、绵绣、杂帛、缯絮等等。北归之时,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今包头市西南)下,有急,保受降城”。汉朝接受了他的请求,复遣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等领兵,照原路护送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西),并命韩昌等驻军塞外，“留卫单于,助诛不服”。汉朝还以匈奴以“五单于分立”等带来社会凋蔽,人民乏食,前后调拨谷米3、4万斛,以资救济。[6]笔者认为汉朝高规格厚待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是因为自武帝以来虽对匈奴战争甚多,但只能打败他,却不能臣服他,呼韩邪单于归汉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让匈奴首领走直道是一种荣耀。
昭君出塞过去被艺术家们描绘成是一件很悲苦、很屈辱的事,实际这是一个亟待澄清的认识误区。不管王昭君自己是否意识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如何重大,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角色。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中指出,根据历史记载,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由双方统治阶级发动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两族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拒绝和亲一百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昭君不负众望,成了和平使者。她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50年左右没有战争。边疆地区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50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小事,而这50年的和平是与昭君出塞有密切关系的。翦伯赞先生为 此感叹道：“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个渺小的人物, 在现在的史学家眼中还是个渺小的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的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翦伯赞先生1961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各族人民之间的共同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主要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是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7]
现在考证,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就有与王昭君同时期的诗人焦延寿写诗赞成和亲,他的原诗是:“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 (《四部备要·子部》)认为昭君和亲的作用是形成比长城更好的“交和结好”的纽带,乃各族之福。至于1961年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诗批判班固“和亲无益论”,那更是符合时代走向、人心走向的历史结论：“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定;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昭君文化现象所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历史是探索“根”,那么,文化就是探索“象”,哲学就是探索“理”,即规律。综合研究除要注重历史事件的考证外,还要非常注重对历史事件、历史主体作出价值的判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昭君文化所代表的民族团结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发现民众真情”、“发现历史真象”到“发现人类规律”,以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眼光,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指汇合东西方的学问)。从苍茫和冷艳中,从热烈和凄楚中,从磨合和扬弃中,从渴盼和祈祷中,彻悟人生,彻悟历史。从而明白什么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黄土和绿草的双重,高山和大江的双重,丽日和明月的双重。时代的走向就是人心的走向,从关注民族题材,到关注民族团结题材;从关注民族人物到关注民族团结的人物,从崇拜“力”的征服到崇拜“和”的力量,绝对是一种进步。挽留远去的美好和挽留远去的文明一样,都是人类的福音!
四、构建和谐是时代主题
许多人知道西安、咸阳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咸阳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而这几个朝代是游牧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不仅西安,就全国而言,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北部千余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不喜定居、不善文字,因此二十四史基本是由定居的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只能是农耕文明的视角。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写在青青的草原上,是无字的。
《中国国家地理》卷首语撰稿人单之蔷先生说得深刻：“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就是读这些唐诗宋词长大的,当我们慷慨激昂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时,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谈起中国的历史时,我们总是用思想鞭挞肉体。”[8]唐太宗李世民说：“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何况,匈奴本来就是夏的后裔,司马迁就说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所以,丑化匈奴,仇视匈奴的历史观、民族观是不正确、不科学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秦直道的考察正在日益深入, 新的成果告诉我们,它不仅是民族和亲之路,而且是民族团结、商贸发展、文化交流之路。现代画家靳之林先生两次徒步考察秦直道,在沿线发现了许多汉、北魏、西魏及唐、宋、金、元时期的石窟、石雕及宋瓷等文物古迹,认为秦直道曾系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清代嘉庆年间文献记载：“若夫南及临潼,北通庆阳,车马络绎,冠盖驰驱……”表明秦直道的荒废仅是近几百年的事。[9]贺清海先生对笔者说,他徒步考察秦直道,在延安富县发现了隋炀帝、唐太宗走过秦直道的勒石为证的碑。隋炀帝经直道抵鄂尔多斯草原后,曾与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在大帐中联欢宴饮,通宵达旦。[5]据《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九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4月,隋炀帝北巡古榆林(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启民可汗与其妻义成公主(隋文帝宗女)到炀帝行宫朝见,前后献马3000匹,并上表请求“服饰法用,一同华夏”。炀帝以“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其道弘矣”,而不允。诏启民可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会见后炀帝亲巡启民可汗在鄂尔多斯的所居之地,登单于台。高兴之余,亲自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内,韦□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10]由上可见,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如果综合陕西、内蒙古、北京、湖北等地的文史旅游考察,我们就会有足够理由认为,秦直道是一条我国最早以高质量公路连通的南北大动脉,是一条“千古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不但秦始皇的生命之旅最后一程曾经过这里,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曾经过这里,而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寝座落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保卫延安活动在这里,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从长安经过这里来到包头,绕过高阙,过了长城,到了漠北。
据内蒙古和陕西、湖北等省的旅游专家讲,秦直道很可能是一条国内不多见的跨省区、跨民族、跨文化甚至跨国的黄金旅游线路,它与草原丝绸之路重合,延伸至贝加尔湖,乃至与亚欧第一大陆桥相接,构成21世纪的新型“茶叶之路”。
如果说,南方“南宁-贵阳-昆明”开放带的民族旅游以多彩、多元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那么北方“湖北-陕西-内蒙古”的主题旅游则以集成、合成令人刮目相看。一条由两千年秦直道延伸的、汉代王昭君走过的茶叶之路跨国旅游, 正在引起中国国际旅行社和俄罗斯国家旅游总局对外联络部的共同关注。
其实昭君出塞,只是王昭君成长史中成名时的一段。她生长于长江三峡的香溪,长江文化孕育了她;熏陶于长安帝都的皇宫,黄河文化浇灌了她;献身于阴山大漠,草原文化成就了她。她既是长江女儿,又是草原母亲,还是和平使者。长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三源聚流载于一身,使昭君文化有了无可比拟的深刻性、多元性、开阔性、开放性、包容性、英雄性和传奇性。[11]昭君的生命轨迹和两千年前的秦直道、“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的重迭出现,为跨省、跨国的“昭君出塞黄金线路”的开辟、开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成了横跨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一道新的异常亮丽的风景线。
从我国现今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成果来看,长江中下游流域、黄河中下游流域、蒙古高原三区正是中国秦汉时期的三大文化板块,都是东亚中华文化区。从亚区域文化的层面看,王昭君一生经历的巴蜀文化区-西汉文化中心区-草原匈奴文化区,使她有幸体会水乡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锋与磨合、交流与相融,成为沟通中国三大文化板块,进而串联世界东西方文明的特殊载体。经过秦直道的昭君旅游线路也因此成为研究这些文化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切入点。
古往今来两千年,反映昭君的文学艺术作品近千篇,属于中国民族团结史上的重大的事件和传统佳话。你说昭君文化应不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的人类文化精华？无数国内外研究证明,王昭君这个历史名人，不但活在中国谈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心里，而且活在日本、朝鲜、越南、英国、法国、美国人民心中。1986年,法国汉学女博士邓庆欢用法文写出的专著《王昭君研究》由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曹禺先生的话剧《王昭君》在香港上映后，德国汉学家布海歌女士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予以赞扬。日本把近代著名画家菱田春草创作的绘画作品《王昭君图》定为国家级重要文化珍品,即国宝。(详见1982年6月5日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颁布的指定书)2000年日本当代女作家藤水名子出版长篇历史小说《王昭君》反响更强烈，日本读者看法入木三分。他们说，王昭君的贡献是“架起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桥梁”，“在圣域之地编制了自己爱与梦的一生”（刘颖《王昭君在日本》打印稿）。美国拉斯维加斯市长托马斯·泰德先生接受记者采访自称“愿做一个王昭君式的和平使者”。[12]
综上所述可见,从历史上单一依仗强权和经济的硬实力开疆拓土，到现在千方百计打造包括文化力、外交力在内的软实力而和平共处，标志着当代人开始由对抗性思维向顺应性思维转变，由“你死我活”向“和平共处”转变。奉行的哲学已倾向于和解、和睦、和平、和谐，展现出一幅令人人向往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懂和谐者得人心，得人心者的天下”，这恐怕就是历史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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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二十四史(第三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11]王宗.昭君文化是承载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标志性载体[N].北方新报,2004-08-14.
[12]马冀.昭君文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编 者 按：原文引自《阴山学刊》2006年2月第19卷第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