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天
[摘要]秦汉时代 ,匈奴的道德生活在道德原则上奉行以生存为指南的功利主义原则 ,并形成了相应的道德风尚 ;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创新方面 ,冒顿具有杰出的贡献 ;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 ,他们的道德行为往往远离正义原则 ;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方面 ,由于缺少相应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对之调节 ,使他们长期陷入内斗之中 ;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 ,他们的道德生活也染上了相当的汉族道德色彩。
[关键词]秦汉 匈奴 道德生活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7)05-0089-05
就世界历史看 ,在欧亚大陆上 ,生活于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 ,在冷兵器时代 ,一直是对欧亚大陆上农业文明民族的最大威胁。秦汉时代 ,作为占据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匈奴民族在秦汉之际形成了强有力的奴隶制国家 ,在空前地威胁着秦汉帝国安全的同时 ,也空前地促进了与汉民族以及周边其它民族的交往 ,于是 ,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匈奴民族内部情况就在当时的民族交往中敞开。
一、以生存为指南的功利主义道德风尚
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 ,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 ,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 ,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 ,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这种生存状况使匈奴民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道德生活。生存成为第一要务 ,一切有利于个人和族群生存的行为和习俗都具有了天然的道德合理性 ,这从他们的道德规范、道德品质和道德习俗当中可以看出。
在生存压力下 ,匈奴民族形成了“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汉书·匈奴传上》)的天性 ,产生了“利则进 ,不利则退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礼义。”以及“壮者食肥美 ,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 ,贱老弱。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死 ,皆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的功利主义荣辱观和相应的道德规范。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载看 ,在生存为第一要务的大原则下 ,匈奴民族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习俗与汉民族的大为不同 ,如在自然灾害的压力下 ,他们就侵伐其他民族 ,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义、不道德 ;同样 ,在生存压力下 ,他们形成并遵守了精壮优先的道德规范 ,这种道德规范虽然并不意味着轻视老者与弱者 ,但与汉族尊老养老的道德趋向有迥然不同 ;还是在生存压力下 ,他们对于民族的生殖资源也绝不因为汉人出于道德礼仪的指责而浪费 ,他们反而形成了“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死 ,皆取其妻妻之。”的婚姻道德规范。诸如此类的道德规范存在的理由还可以从投降于匈奴的中行说与出使匈奴的汉使之间的道德的辩论中得到理解 :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 :‘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 ,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 ,其老弱不能斗 ,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 ,盖以自为守卫 ,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 ,妻其後母 ;兄弟死 ,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 , 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 ,人食畜肉 ,饮其汁 ,衣其皮 ; 畜食草饮水 ,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 ,宽则人乐无事 , 其约束轻 ,易行也。君臣简易 ,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 ,取其妻妻之 ,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 ,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 ,亲属益疏则相杀 ,至乃易姓 ,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 ,上下交怨望 ,而室屋之极 ,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 ,筑城郭以自备 ,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 ,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 ,顾无多辞 ,令喋喋而占占 ,冠固何当?’”(《史记·匈奴列传》)
中行说与汉使的辩论 ,清楚地回答了匈奴民族为什么形成了不同于汉民族的诸多道德规范 ,这些道德规范对于匈奴民族的生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而如果完全按照汉人的道德规范行事 ,则不利于匈奴民族的生存与繁衍 ,由此看来 ,匈奴人为了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们历史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着以生存为最高原则的功利主义道德诸规范 ,这决定了匈奴民族的道德生活与汉民族道德生活的不同。中行说虽然选择当汉奸兼叛徒并做出了诸多对汉民族不利的事情 ,但他对匈奴民族的深入了解为后人理解匈奴民族的道德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
匈奴人奉行以生存为核心价值的功利主义道德规范还表现在其士兵在战争中的习惯性行为上 ,“其攻战 ,斩首虏赐一卮酒 ,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 ,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 ,人人自为趣利 ,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 ,如鸟之集 ;其困败 ,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 ,尽得死者家财。”(《史记·匈奴列传》)另外 ,班固关于“夫夷狄之情 ,困则卑顺 ,强则骄逆 , 天性然也。”(《汉书·匈奴传下》)的概括也可以作为匈奴人奉行以生存为核心价值的功利主义道德规范的佐证。
匈奴人奉行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还表现在 ,他们为了眼前利益 ,甚至把已经投降的敌国人员又遣返敌国 ,如王莽时 , 西域诸国多受匈奴控制 ,导致西域都护机构中官员史终带、韩玄、任商等相与谋曰 :“西域诸国颇背叛 ,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 ,将人众降匈奴。”这些叛徒兼汉奸在杀了都护并投降匈奴三年后 ,“莽遣使者多赍金币赂单于 ,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刀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 ,皆械槛车付使者。到长安 ,莽皆烧杀之。”(《汉书·西域传下》)再如王莽末年 ,天下大乱 ,南匈奴趁火打劫 ,他们“数与卢芳共侵北边 ”,卢芳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 ”的安定三水人 ,被当地人拥立为西平王后 ,又被匈奴人扶为傀儡皇帝。后来“匈奴闻汉购求卢芳 ,贪得财帛 ,乃遣芳还降 ,望得其赏 ,而芳以自归为功 ,不称匈奴所遣 ,单于复耻言其计 ,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 ,入寇尤深。二十年 ,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 ,复寇上谷、中山 ,杀略抄掠甚众 ,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匈奴人之奉行功利主义道德规范 ,甚至还可以从他们受到汉民族强有力影响后的王莽时代中得到反映 :“时 ,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 ,为一名 ,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 ,上书言 :‘幸得备籓臣 ,窍乐太平圣制 , 臣故名囊知牙斯 ,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 ,白太后 ,遣使者答谕 ,厚赏赐焉。”(《汉书·匈奴传下》)这里显示了为了轻而易举地得到利益 ,他们甚至对于名义上的民族独立也可以弃而不顾。
匈奴人之奉行功利主义道德规范 ,还从他们对东汉政府的关系与态度的变化中得到理解。建武六年 ,东汉政府“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 ,匈奴亦遣使来献 ,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 , 赂遗金币 ,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 ,自比冒顿 ,对使者辞语悖慢 ,帝待之如初。初 ,使命常通 ,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 ,“匈奴中连年旱蝗 ,赤地数千里 ,草木尽枯 ,人畜饥疫 ,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 ,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建武六年与建武二十二年匈奴之所以对汉政府的态度发生如此前倨后恭的大变化 ,实际上是功利原因在起作用。建武二十六年 ,东汉政府“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 ,立其庭 ,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 :‘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 ,乃伏称臣。拜讫 ,令译晓使者曰 :‘单于新立 ,诚惭于左右 ,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见 ,皆泣下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这一情节中 ,显示出南匈奴单于及其下属还保有相当的民族自尊 ,他们很不情愿地向东汉皇帝称臣 ,但为了自身的利益 ,又无可奈何地向汉使者行了称臣的大礼。南匈奴向东汉称臣也意味着他们与东汉政府形成共同防御北匈奴的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单于惶恐 ,颇还所略汉人 ,以示善意。抄兵每到南部下 ,还过亭候 ,辄谢曰 :‘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 ,非敢犯汉人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这一材料中所发生的事实背后也是功利在起真正的作用。又如“永初三年夏 ,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 ,既还 ,说南单于云 :‘关东水潦 ,人民饥饿死尽 ,可击也。’单于信其言 ,遂起兵反畔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这一材料再次说明 ,为了功利 ,他们可以不顾民族尊严和民族间的公正向其他民族称臣纳贡 ,也可以在称臣朝拜之后反叛 , 总之 ,一切以功利为转移。类似的事例在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史上还可以找出许多 ,但上述事实已足以显示功利主义原则其实是匈奴民族行为的最高指南。
二、冒顿对匈奴道德生活的影响
在匈奴民族历史上 ,对匈奴民族道德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缔造了第一个强大统一的匈奴民族奴隶制国家的冒顿单于。在辽阔无垠的欧亚大陆草原上 ,要建立一个空前强大、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不但意味着要进行一定的社会改革 ,而且也要求或多或少地超越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没有道德规范领域的微妙变化 ,要实现一个民族短时间的强大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 ,从非常有限的史料中 ,仍然能够使人看到冒顿通过自己特有的人生经历、特有的道德品质与颇力 ,深深地影响了匈奴民族的道德生活。
据《史记·匈奴列传》载 :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後有所爱阏氏 ,生少子 ,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 ,乃使冒顿质於月氏。冒顿既质於月氏 ,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 , 冒顿盗其善马 ,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 ,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 ,习勒其骑射 ,令曰 :‘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 ,斩之。’行猎鸟兽 ,有不射鸣镝所射者 ,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 ,左右或不敢射者 ,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 ,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 ,左右或颇恐 ,不敢射 ,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 ,冒顿出猎 ,以鸣镝射单于善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顿知 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 ,以鸣镝射头曼 ,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 ,遂尽诛其後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在这一材料中 ,冒顿通过一系列的作为 ,通过“一切行动绝对听指挥 ”的新型道德规范超越了朴素、简单的功利主义道德规范 ,因为那些没有听他的指挥而擅自射鸟、看到马的功利性而不愿意或不忍心射杀骏马以及出于功利目的而不敢射杀冒顿爱妻的士兵 ,都是旧道德规范的习惯性实践者 ,但他们却都背离了冒顿所要树立的“一切行动绝对听指挥 ”的新型道德规范 ,为了树立新的道德规范 ,冒顿毫不犹豫地杀死了那些执迷于旧道德规范而不悟的士兵 ,当士兵们完全接受了他所确立的新型道德规范后 ,他成功地发动了军事政变 ,成为匈奴民族事实上的最高主宰。
其后 ,冒顿还通过确立另一重要的道德规范而称霸辽阔的大草原 ,从而成为真正傲视天下的草原雄鹰。这一重要道德规范是通过下面这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而得以确立的。“冒顿既立 ,是时东胡彊盛 ,闻冒顿杀父自立 ,乃使使谓冒顿 , 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 ,群臣皆曰 :‘千里马 ,匈奴宝马也 ,勿与。’冒顿曰 :‘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 ,东胡以为冒顿畏之 ,乃使使谓冒顿 ,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 ,左右皆怒曰 :‘东胡无道 ,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 :‘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 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 ,西侵。与匈奴间 ,中有弃地 , 莫居 ,千馀里 ,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 :‘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 ,匈奴非能至也 ,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 , 群臣或曰 :‘此弃地 ,予之亦可 ,勿予亦可。’於是冒顿大怒曰 : ‘地者 ,国之本也 ,奈何予之 ! ’诸言予之者 ,皆斩之。冒顿上马 ,令国中有後者斩 ,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 ,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 ,击 ,大破灭东胡王 ,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情节 ,不但生动地显示了冒顿爱江山胜于爱美女与骏马的价值趋向 ,而且通过他的惩罚行动最终确立了“江山在价值上优先于美人与骏马 ”的道德原则。这一道德原则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生存为第一要务这一最高道德原则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冒顿利用匈奴民族特有的道德生活资源并注入其新的活力 ,使匈奴民族短期内焕发出无比的能量 ,他们乘着新灭东胡的气势 ,“西击走月氏 ,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与汉关故河南塞 ,至朝那、肤施 ,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 ,中国罢於兵革 ,以故冒顿得自彊 , 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史记·匈奴列传》)此时 ,匈奴民族达到了自己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冒顿在为匈奴民族带来荣耀、 利益和气势的同时 ,也为匈奴人带来了无比的道德自豪感 ,可以想象 ,这一时代之后的每一个匈奴人将永远怀念伟大的冒顿时代。
三、民族与阶级关系中的双重非正义及其后果
匈奴民族虽然在冒顿的领导下进入了自己民族的全盛时期 ,但由于奉行侵害、压迫国内外民族的非正义政策 ,使他们必然大量树敌 ,一旦他们的敌人取得某种程度的联合 ,再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 ,匈奴民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衰败。
匈奴奴隶主贵族在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时的非正义行为屡见于史书之中。如他们对西域诸国存在着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压迫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 ,使领西域 ,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 ,赋税诸国 ,取富给焉。”(《汉书·西域传上》)
又如 ,在汉武帝之前 ,匈奴统治者处理与汉帝国的关系总的来说具有极强的非正义性 ,汉高祖在白登之围后 ,采用了刘敬与匈奴合亲的政策 ,但冒顿在接受了合亲之后 ,还“常往来 侵盗代地 ”(《史记·匈奴列传》)。孝文帝时发给匈奴的外交书信中有“汉与匈奴约为兄弟 ,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 ,常在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汉帝国在送给了匈奴和亲的美女和大量财物后 ,匈奴还是屡屡侵害 ,如“汉孝文皇帝十四年 ,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 ,杀北地都尉卬 ,虏人民畜产甚多 ,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 ,候骑至雍甘泉。”(《史记·匈奴列传》)东汉时代 ,这一情况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 ,特别在匈奴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匈奴的情况下 ,他们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使他们自我彭胀 ,使他们更多地产生对其他民族的非正义行为 ,对匈奴人的这种特征 ,班彪有精辟的揭示 :“匈奴大国 ,多变诈。交接得其情 ,则却敌折冲 ;应对入其数 ,则反为轻欺。”(《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范晔也有很好的概括 :“中兴之初 ,更通旧好 ,报命连属 ,金币载道 ,而单于骄踞益横 ,内暴滋深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匈奴对外关系的非正义性甚至持续于归汉之后 ,如 ,“汉既班四条 ,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 ,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 ,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 :‘奉天子诏条 ,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 ,收乌桓酋豪 ,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 ,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 ,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 ,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 ,因攻击之。乌桓分散 ,或走上山 ,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 ,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 ,置左地 ,告乌桓曰 :‘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 ,匈奴受 ,留不遣。”(《汉书·匈奴传下》)
在非正义地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同时 ,匈奴奴隶主贵族对于国内奴隶的压迫同样具有极强的非正义性 ,这方面的历史材料也屡见不鲜。《史记·匈奴列传》载有“呼衍氏 ,兰氏 ,其後有须卜氏 ,此三姓其贵种也 ”。这说明匈奴民族内部存在着以贵族特权为特征的贵族阶级。而“其法 ,拔刃尺者死 ,坐盗者没入其家 ;有罪 ,小者轧 ,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 ,一国之囚不过数人。”(《汉书 ·匈奴传下》)的记载则说明奴隶主贵族通过严酷而简单的法律维持自身的统治。他们“送死 ,有棺椁金银衣裘 ,而无封树丧服 ;近幸臣妾从死者 ,多至数千百人。”(《汉书·匈奴传下》)则说明还保持着极不人道的以人殉葬的制度。
多行不义必自毙 ,匈奴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做出了诸多不义的侵害行为后 ,终于招致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报复 , 在这一联合西域反击匈奴侵害的斗争中 ,汉匈两大民族都受到了空前的损失 ,但匈奴的衰落却是不可逆转地出现了。虽然促使匈奴奴隶主贵族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以朴素功利主义为最高原则的道德生活所产生的不利因素也是衰败的原因之一。
四、民族内斗及其恶果
从匈奴民族的历史看 ,他们在进入全盛期后 ,没有在全民族 ,全统治区内进行超越单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道德教育活动 ,这不但加剧了他们与周边民族的矛盾 ,而且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协调内部诸矛盾 ,这为后来民族分裂埋下了隐患。这一隐患可以说是匈奴民族道德上的最大漏洞 ,综观匈奴民族的历史 ,可以看出 ,这一漏洞其实是匈奴民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最深刻的原因。这可以从如下历史事实中得到理解。
早在汉武帝时 ,当时的军臣单于死后 ,就发生了“左右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 ,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 , 汉封於单为陟安侯 ”(《汉书·匈奴传 》)。汉宣帝时 ,匈奴贵族立虚闾权渠为单于 ,这位新单于“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 ,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时 , 匈奴不能为边寇 ,于是汉罢外城 ,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 ,召贵人谋 ,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 ,曰 :‘前汉使来 ,兵随其后 ,今亦效汉发兵 ,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 万骑南旁塞猎 ,相逢俱入。行未到 ,会三骑亡降汉 ,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 ,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 ,分三队 ,出塞各数百里 ,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 ,不敢入 ,即引去。是岁也 ,匈奴饥 ,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汉书·匈奴传》)在这一材料中 ,左大且渠因为自己的女儿地位的变化而使用阴谋手段破坏了虚闾权渠单于“欲与汉合亲”的和平计划 ,使匈奴遭受重大损失 ,这无论如何也与左大且渠把个人或家庭的利害得失凌驾于全民族的利益之上的价值趋向有关。
汉宣帝神爵四年 ,虚闾权渠单于死后。自他始立而被黜的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 ”(《汉书·匈奴传》) 立她的情人“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汉书·匈奴传》)。这位因裙带关系而登上宝座的新单于“初立 ,凶恶 ,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 ,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 , 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 ,而自以其子弟代之 ”(《汉书·匈奴传》)。从而掀起了一场任人唯亲的政治运动。结果引起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归汉 ”(《汉书·匈奴传》)。他的任人唯亲和“暴虐杀伐 ”(《汉书·匈奴传》) ,不但导致“国中不附”(《汉书·匈奴传》) ,而且导致一批贵族在左地产生了后来在 秦汉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呼韩邪单于。“天无二日”的政治规律决定了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 ,西击握衍朐鞮单于 ”。结果 ,握衍朐鞮单于众叛亲离 ,连当时为右贤王的亲弟弟也指责他“若不爱人 ,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 ,无来污我。” (《汉书·匈奴传》)这一绝情的指责使“握衍朐鞮单于恚 ,自杀。”(《汉书·匈奴传》)但是 ,呼韩邪单于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 ,他“归庭数月 ,罢兵使各归故地 ,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立为左谷蠡王 ,使人告右贤贵人 ,欲令杀右贤王。其冬 ,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 ,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汉书·匈奴传下》)
从此 ,匈奴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 ,他们的朴素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使他们不可能为了现代人知道的民族大义而产生“渡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眠恩仇”的理想境界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 ,一直势不两立。虽然后来陈汤等人在西域诛杀了与呼韩邪单于为敌的至支单于,但到东汉光武帝时 ,匈奴又因内部权力继承和分配问题而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匈奴后来竟然不顾民族大义联合包括汉族政权在内的其它民族力量在消灭了北匈奴大理有生力量后 ,逼使北匈奴远遁欧洲并在那里最终消失在历史之中。在这一长期的对抗之中 ,匈奴民族的整个力量也不断地衰竭 ,他们最终消失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无论如何 ,也是匈奴民族自己的悲剧 ,产生这一悲剧的最重要原因不是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 ,也不是与周边民族 的民族矛盾 ,而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
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之所以如此尖锐 , 他们之所以长期地上演着“种族内斗”的闹剧而不可收拾 ,这与他们内部缺少民族团结的道德教育有关 ,他们不知道民族和谐、民族团结是民族力量的真正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 ,匈奴民族的道德生活决定了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 ,匈奴民族的这种命运又一次验证了孟子的话 ———“人必自侮 ,然后人侮之 ;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 ;国必自伐 ,而后人伐之。太甲曰 :‘天作孽 ,犹可违 ;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谓 也。”(《孟子·离娄上》)。
五、汉族道德对匈奴道德生活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汉匈两大民族 ,在秦汉时代 ,基本上过着相对于对方而独立的道德生活 ,但在长期的战争与和平的交往过程中 ,匈奴民族也越来越受到汉民族道德生活的影响 ,他们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接受了汉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 , 如汉武帝时 ,汉遣使者报送其使 ,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 ,曰 :“汉 ,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 ,何也 ?”使者曰 :“然。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 ,太子发兵欲诛丞相 ,丞相诬之 ,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 ,罪当笞 ,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 ,常妻后母 ,禽兽行也 ! ”(《汉书·匈奴传上》)这里虽然反映的是匈奴上层人物利用戾太子“发兵反 ”的违背道德规范行 为来攻击、羞辱汉使 ,但却同时透露了匈奴贵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并明确了下不得反上的汉族政治道德规范。这一情况说明匈奴人已受到了汉人道德生活的影响。
在汉匈两大民族深入的交往过程中 ,一些匈奴人因为个人的遭遇 ,甚至完全地、模范地奉行了典型的汉民族道德规范 ,如曾经为呼韩邪单于谋画使匈奴人归汉的左伊秩訾后来就模范地遵守并实践汉人所提倡的“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规范。这从《汉书·匈奴传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初 ,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 ,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 ,常鞅鞅 ,呼韩邪疑之。左伊秩訾惧诛 ,将其众千余人降汉 ,汉以为关内侯 ,食邑三百户 ,令佩其王印绶。及竟宁中 ,呼韩邪来朝 ,与伊穆訾相见 ,谢曰 :‘王为我计甚厚 ,令匈奴至今安宁 , 王之力也 ,德岂可忘 ! 我失王意 ,使王去不复顾留 ,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 ,请王归庭。’伊秩訾曰 :‘单于赖天命 ,自归于汉 , 得以安宁 ,单于神灵 ,天子之晁也 ,我安得力 ! 既已降汉 ,又复归匈奴 ,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 ,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在汉匈两大民族大交往的历史年代中 ,不但那些工作在汉帝国统治区内的匈奴人接受并实践着汉民族中的一些道德规范 ,而且甚至匈奴的最高领导人也因受到汉人的道德教育而接受并用行动履行了汉民族所提倡的一些道德规范 ,如汉哀帝时 ,“西域车师后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都护校尉 ,将妻子人民亡降匈奴 ,语在《西域传》。单于受置左谷蠡地 ,遣使上书言状曰 :‘臣谨已受。’诏遣中郎将韩隆、王昌、 副校尉甄阜、侍中谒者帛敞、长水校尉王歙使匈奴 ,告单于曰 : ‘西域内属 ,不当得受 ,今遣之。’单于曰 :‘孝宣、孝元皇帝哀怜 ,为作约束 ,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 ,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 ,辄以状闻 ;有降者 ,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 ,死遗言曰 :‘有从中国来降者 ,勿受 ,辄送至塞 ,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 ,得受之。’使者曰 :‘匈奴骨肉相攻 ,国几绝 , 蒙中国大恩 ,危亡复续 ,妻子完安 ,累世相继 ,宜有以报厚恩。’ 单于叩头谢罪 ,执二虏还付使者 ”。(《汉书·匈奴传下》)这里显示了单于认可并接受了汉使要求单于知恩图报的道德教育情节 ,而最终汉使之所以不辱使命 ,与单于接受并遵从知恩图报的道德规范大有关系。又如东汉延光三年夏 ,“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 ,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 :‘我老矣 , 受汉家恩 ,宁死不能相随 ! ’众欲杀之 ,有救者 ,得免。(《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这一材料同样显示了呼尤徽宁死也要遵守知恩图报的道德规范的情况。
受汉民族道德生活影响最为深刻的匈奴人当推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 ,他在自觉奉行忠、孝两道德规范方面 ,甚至比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固在《汉书·金日磾传》中对他典型的忠孝事迹有深入到情节层次的记载 :“日磾母教诲两子 ,甚有法度 ,上闻而嘉之。病死 ,诏图画于甘泉宫 ,署曰‘休屠王阏氏 ’。日磾每见画常拜 ,乡之涕泣 ,然后乃去。日磾子二人皆爱 ,为帝弄兒 ,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 ,日磾在前 ,见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 :‘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 ,不谨 ,自殿下与宫人戏 ,日磾适见之 ,恶其淫乱 ,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 ,日磾顿首谢 ,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 ,为之泣 ,已而心敬日磾。初 ,莽何罗与江充相善 ,及充败卫太子 ,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后上知太子冤 ,乃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 ,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有非常 ,心疑之 ,阴独察其动静 ,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 ,以故久不得发。是时 ,上行幸林光宫 ,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 ,共杀使者 ,发兵。明旦 ,上未起 ,何罗亡何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 ,立入坐内户下。须臾 ,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 ,见日磾 ,色变 ,走趋卧内欲入 ,行触宝瑟 ,僵。日磾得抱何罗 ,因传曰 :‘莽何罗反 ! ’上惊起 ,左右拔刃欲格之 ,上恐并中日磾 ,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 ,得禽缚之 ,穷治 ,皆伏辜。由是著忠孝节。”
总之 ,秦汉时代的匈奴民族之道德生活在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同时 ,也日益受到了汉民族道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冒顿单于较强烈地影响了匈奴民族的道德生活。由于匈奴当权者在处理内外关系以及权利的继承和分配方面 ,缺乏公正的道德原则以及应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 ,从而使他们自身的力量日益损耗 ,这说明一个民族的道德生活 的质量甚至关系到这个民族的荣辱和盛衰。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伦理学研究》2007年9月第5期（总第31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