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继东

[摘要]张骞“凿空”在西汉与匈奴的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骞不仅是汉朝出使西域的第一人，也是西汉“断匈奴右臂”策略的首倡者，这也成为西汉解决匈奴问题的核心策略，张骞两次出使均是为了此项策略的实现。汉武帝及其后继者通过在河西屯田置郡，攻打楼兰、大宛，震慑西域，与匈奴争夺车师以及结盟乌孙等一系列行动，将匈奴的势力逐步从西域驱逐出去，最终在西域建立都护，标志着西汉“断匈奴右臂”策略的最终完成。上述具体措施虽然与汉武帝、张骞最初的设想有很大差异，但都是对“断匈奴右臂”策略的调整和完善。对于这些调整，张骞虽没有直接参与实施，然而其卫国理念对此后汉匈数百年的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张骞；凿空；西汉；匈奴；断匈奴右臂；斗争策略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005(2020)03-0040-08

西域在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长期的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匈奴曾在此地置僮仆都尉，进行压榨和掠夺，借以强化自身的军事实力。因而西域一度成为匈奴重要的经济命脉。而据《左传》《竹书纪年》《史记》等史书的相关记载以及在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原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往来在张骞之前古已有之，但较为零碎，不成规模。西域真正进入中原王朝的视线并引起重视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委派出使西域的政治使节，不仅到过玉门、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等地区，还翻越葱岭到达今天中亚一带，史称“张骞凿空”。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共两次。第二次出使的目的很明确，据张骞自己说是断匈奴右臂。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的目的是什么? 西域缘何会引起汉武帝的重视，汉朝“断匈奴右臂”以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战略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是否与汉武帝、张骞最初的设想一致，差异在哪，原因何在，关于这些问题，本人五年前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章《张骞凿空与西汉中期对匈奴策略探析》，该文章重点论述了张骞出使西域对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策略的影响，由于全文不足四千字，讨论问题仅限于西汉中期，对上述问题论述不够深入和全面，很多问题比如“断匈奴右臂”策略的思想渊源，汉朝对楼兰、大宛用兵的深远影响，张骞出使西域在汉匈数百年的关系史上的影响等，都没有论及，本文在上篇文章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对某些结论进行更正，应不至于算炒冷饭，故在此简要说明。

一、张骞“凿空”与汉武帝“灭胡”方针

匈奴“发源于中国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高原地带”[1](今内蒙古高原西部乌兰察布与巴彦淖尔草原)，自战国末年便沿燕赵两国长城之间地区进犯燕赵边城。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2]。秦始皇一扫六合之后，派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头曼不胜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2]，此后，冒顿单于东灭东胡，西败月氏，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秦末楚汉相争时期，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2]。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原大乱之机，派兵南下，收复蒙恬所占的地区。匈奴“压迫中亚细亚游牧民族与塔里木盆地三十多个沃洲国家全行归于匈奴支配之下，势力急速自吉尔吉斯草原伸向咸海、里海，并控制了东-西文明地带间的交通路，而建立起世界史上空前煊赫的第一个游牧大帝国。”[3]自西汉王朝建国始，匈奴就成了最大的威胁。高祖七年，刘邦亲征匈奴，由于轻敌冒进，被围白登。一直到汉匈决战前，匈奴的国势都处在上升期。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达北海，南则越过阴山至于燕代、肤施。更有甚者已越过长城，对汉王朝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重大威胁。文帝四年，冒顿单于给文帝的信中说匈奴已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2]冒顿的话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匈奴至少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实现了对西域诸国的奴役与控制，以至于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匈奴使节仅持单于一信，便可在西域畅行无阻，各国均要奉为上宾，“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2]。因此，我们大体可以认为，自公元前 177 年起，“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到乌孙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4]“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为匈奴阻隔，西域尽为匈奴掌握”[5]。

汉高祖白登被围后，不得不听取娄敬的建议，采取“冀以救安边境”的和亲加送礼的政策。这也成为西汉前期对匈奴的基本国策，直到武帝前期都奉行不移。但是汉朝的这种妥协退让根本不可能阻止匈奴的侵扰。高祖和亲之后，匈奴对汉朝侵扰虽然规模变小，但仍然侵袭不断，惠帝、高后对和亲政策奉行不违，然匈奴寇盗却不为衰止。吕后六年，匈奴入侵狄道攻打阿阳，一年之后，再次入侵，并掳走两千余人。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侵占据河南地，并侵盗上郡，杀掠人民。文帝十一年，匈奴入寇狄道。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大举入寇，虏人民畜产甚多，烧回中宫，候骑直达雍甘泉，成为白登以来，最大的一次入侵，已深入塞内。此后，匈奴以汉力量薄弱，不断入侵。“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2]文帝对此亦束手无策，只得复言和亲。景帝对和亲政策的奉行更加积极，据《史记·孝景本纪》与《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元年、二年、五年都曾与匈奴和亲，并通关市。但这换来的也只是“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但据《汉书·景帝纪》中元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两千人。”[6]这恐怕已不算小寇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汉朝的和亲政策也并非完全被动消极。它毕竟为汉朝争取了七十余年相对的边关和平，使得汉朝能够集中力量解决国内严峻的政治危机-诸侯叛乱。继而积蓄力量、休养生息，直至汉武帝时期，汉朝在军事力量上已经和匈奴势均力敌，在后方保障上甚至超过匈奴。此外，汉朝自高祖时期就一直在寻求打败匈奴的策略与途径。娄敬在提出和亲政策的同时，就提出了徙民实边的政策：“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2]贾谊也在《新书·匈奴》一篇中提出了“月氏灌窳之变”[7]，“最早关注到较匈奴距离汉地更为遥远的草原政治实体的存在，最早明确提醒执政集团应当重视这些政治实体在草原民族关系、军事格局和文化竞争中的作用。”[8]这可以说是“断匈奴右臂”政策的萌芽，并具体提出了对付匈奴的三表五饵策略，力图使匈奴不战而降。晁错针对如何战胜匈奴更是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主张，并竭力主张屯边。  

汉武帝即位之后国力增长迅速。因此，改变对匈奴的被动局面，“惩艾匈奴，拭此国辱”[9]，已被提上日程。一方面，朝廷鼓励养马、派重兵镇守边关，另一方面，受贾谊、晁错等方针策略影响，积极寻求击败匈奴的同盟力量，果然从匈奴降者口中得到重要情报，《汉书·张骞传》：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6]

月氏本居于敦煌、祁连间，与匈奴毗邻，在匈奴之西，头曼单于曾将冒顿送往月氏为人质，可见当时月氏的强大。冒顿时期，数次攻击月氏，月氏便逐渐衰落。老上稽粥单于在位期间再次攻打月氏，并杀死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离开故土向西迁移，到达准格尔盆地与伊犁河谷。[4]此时汉朝对西域情形几乎一无所知。汉武帝得知此情报后，随即制订了联合月氏，东西夹击匈奴的策略。“欲通使”月氏并“乃募能使者”。由于当时汉朝与西域的交通为匈奴所阻，出使月氏必须经过匈奴，因此使者必须要具备超常的勇气、胆略和机智，最终，这一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张骞的肩上。

《史记·大宛列传》详细记载张骞第一次西行事：“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馀，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以及“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2]。由此可见，张骞逃离匈奴应在君臣单于死之年，据《匈奴列传》为公元前126年，出使之年为公元前138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亦将张骞归来系于元朔三年，“会伊稚斜逐于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10]与《史记》同。

关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始末，《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所载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关于此次出行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2]可见张骞此次出使的目的地不是整个西域而是月氏，其目的就是利用月氏对匈奴的仇恨夹击匈奴。而对此，匈奴人截获张骞时恐怕并不知道，不然，张骞等人绝无活命之可能，更不用说在匈奴娶妻生子了。王治来说：“匈奴单于并不知道他出使月氏的目的-灭胡，否则是绝不会轻饶他的。”[11]虽然汉朝对匈奴的主动出击的标志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设伏。然而自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月氏其实已经拉开了汉朝主动进攻匈奴的序幕。

二、张骞“断匈奴右臂”策略的具体内容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欲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并没有成功。最初，月氏被匈奴打败西迁的过程中曾打败了同居于敦煌、祁连间的小国乌孙，杀死了乌孙王，以此与乌孙结下仇怨。月氏西击塞王，定居伊犁河谷之后，乌孙王昆莫向匈奴自请攻击月氏。《汉书·张骞传》载：“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6]张骞出使月氏时，月氏已经越过阿姆河，打败大夏而居其地，迫使大夏南迁，占据了妫水一带，所谓地肥饶、志安乐，俨然成为中亚一大强国。此时月氏既远匈奴，又不知大汉情况，不愿与汉夹击匈奴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即便没有月氏的联合夹击，仍然没有阻挡汉武帝武力打击匈奴的决心。因此，汉武帝没有等张骞回来，就于公元前133年发动了马邑之围，汉匈和亲之约遂绝，从此汉匈两大帝国长达十余年的大决战正式开始，公元前119年，汉朝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中值得注意的战役有以下四次：第一次是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2]此战，西汉一举收回被冒顿所占八十余年的河南地。第二次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2]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此战西汉大获全胜，战场已经转移到匈奴境内。第三次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2]此战的直接结果导致“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2]最终浑邪王杀死休屠王，以其部众降汉。至此，匈奴在河西力量尽失，汉朝占领河西地，并初置武威、酒泉郡。借此，汉朝既打通了通往西域诸国的门户，又对匈奴实现了分割，意义重大。第四次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是西汉历史上对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匈奴也“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2](《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两大帝国的决战开始了。最终，卫青大败伊稚邪单于，斩首万余级，烧毁匈奴屯粮之所赵信城，单于只带少数人突围而走。而霍去病也大败匈奴左贤王，俘获七万余人。至此，匈奴远遁漠北。此后汉朝数次与匈奴谈判，迫使其称臣、质太子，匈奴态度依然很强横，没有答应。可见虽然匈奴势力锐减，但实力仍然很强。而汉朝经过十数年征战，损失亦极为惨重。“汉马亦少，无以复往。”[2]可见，汉匈双方都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决战。对匈奴而言，已经不可能从汉朝得到大量财物，而西域便成了匈奴唯一可掠夺和榨取的对象。这便有了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以后，匈奴西边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之事[12]。“匈奴则在那里设立‘僮仆都尉’，……对他们实施监督，并向他们征收极繁重的赋税。”[13]而汉武帝在与匈奴十几年的战争中，也时刻考虑着如何利用西域诸国牵制、夹击匈奴的问题。在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就接受了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的建议，希望能出蜀，经过滇国(云南)，绕道身毒(印度)而联络葱岭以西大夏、月氏、安息、康居、大宛等国，最终也没有成功。元狩四年(前120年) 张骞第二次上书：

乌孙王号昆莫，……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2]

张骞此次上书的要点有二：其一，深入分析了乌孙国的强大过程，及其与匈奴的矛盾；其二，明确提出“断匈奴右臂”策略，即把汉朝拉拢、同盟对象由月氏改为乌孙。通过厚赂乌孙，与之结为军事同盟，使乌孙迁回敦煌、祁连故地以替汉朝防御匈奴，并在此基础上招徕西域诸国，尽力切断西域与匈奴的联系，从而最终达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的。这是汉朝“断匈奴右臂”策略的首次提出。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与《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原是和月氏同居于敦煌、祁连之间的小国，在月氏以西。月氏被匈奴打败西迁的过程中曾攻打劫掠乌孙，并杀死乌孙王难兜靡。难兜靡之子，乌孙王昆莫投靠匈奴，借助匈奴之力，攻破大月氏而居其地。由此，乌孙成为葱岭以东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一个，控弦者数万，不仅如此，昆莫还曾抗击匈奴取得胜利，令匈奴以为神而远之。张骞这次出使在气魄上远超第一次，汉武帝主要想通过财富厚赂和商业往来的方式招徕西域诸国的归附，这势必要显示大汉帝国的强大和富足，带去大量的财货。张骞带着这样的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率领三百人的使团，并携带数千巨万的财富开始了他第二次出使。由于此时祁连一带已被西汉占领，故张骞经祁连一带，顺利抵达乌孙。向乌孙王昆莫传达了汉朝希望乌孙能迁回敦煌祁连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6]的愿望。至此，断匈奴右臂的策略真正有了实践的可能。然而乌孙距汉遥远，未知其大小强弱，又近匈奴，服之日久，大臣多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又不能专制。因此，此次出使的目的再次失败。但张骞在乌孙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鰛等西域诸国。宣扬汉朝疆域的广阔、军事的强大。上述国家大多在张骞回国后陆续遣使来汉，开创了“西北国始通于汉”[2]的局面，这是后话。昆莫虽未答应与汉朝结为兄弟、共击匈奴的请求，但也随即派遣使者随张骞来汉，以打探汉朝的实际情况。遗憾的是，张骞于回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13年去世，并未亲见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实施及完成，但张骞的两度出使，使西域诸国认识到了汉朝的强大。使他们在匈奴与汉朝之间“乃益重汉”，为此后断匈奴右臂策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汉朝“断匈奴右臂”策略的实施过程

陈序经认为“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霍去病已将兵出陇西攻占祁连，汉的西边遂伸延到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与楼兰、车师等接近。匈奴失去了祁连、敦煌一带，可以说右臂已断。”[14]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其一，此时祁连一带的匈奴势力虽然被汉朝驱逐，然而汉朝也无力派兵据守这些地方，不然也不会想出通过让乌孙回迁的方式来抵御匈奴，匈奴势力随时会卷土重来。其二，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匈奴随着正面战场的败退，特别是元封六年，乌维单于逝世，乌师庐单于立之后，其势力也逐渐向西迁移。美国学者帕克说：“匈奴是时，似不复能羁縻东胡，于是单于益西北。”[15]左方兵力面对云中，右方兵力则大体面对酒泉、敦煌一带，这从汉军攻击方向可以证明。如“汉使二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骑而还”[6]。“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6]由此，西域成了匈奴最后与汉朝战略回旋的空间和余地，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楼兰、车师、危须、尉犁等国皆受匈奴控制，乌孙也在首鼠两端。因此，断匈奴右臂策略的完成还任重而道远。汉武帝及其后继者昭帝、宣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恩威并施、多措并举、不懈努力为之奋斗几十年，终见成效。下面分别来谈：

其一，屯田置郡，开发河西。

这是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第一大决策。《汉书·主父偃传》载：“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6]可见粮草转运之困难，靡费之严重。早在文帝时期，晁错就曾指出屯田对于守备匈奴的重要意义。他说：“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陛下幸募民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6]其实，这也是汉朝在开拓疆土、抵御外患上的一贯做法。元朔二年(前127年) ，卫青收复河南地后，朝廷随即在此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与北山之间，绵延近千公里，东起汉陇西郡，西通西域诸国。这一带本身张骞出使乌孙之前，汉朝就已经占领，然而仅仅是在朔方、令居一带屯驻设防，等待乌孙回迁此地。然而乌孙不愿回迁之后，汉朝要想断匈奴右臂，彻底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首先要保证交通上的畅行无阻。因此，汉武帝决定屯田置郡，大力开发河西走廊。第一步，就是修筑从陇西郡经河西走廊一直到盐泽的汉塞，以保证军事战略物资的存放与运转。汉朝“数万人渡河筑令居”[6]，“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6]。这条汉塞于天汉年间抵达盐泽。“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6]可见，汉塞已向北延伸至居延、休屠之间。第二步，大力推广屯田并徙民、置郡。这是长久占据河西所必须要做的，因此，这几乎与修筑汉塞同时进行。“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戊田之。”[6]“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6]，汉武帝初置张掖、酒泉两郡，后从酒泉郡中分置敦煌郡。宣帝时又从张掖郡中分置武威郡，至此，从汉朝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而直达西域诸国的道路彻底修通。屯田置郡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更具有非凡的军事战略价值。汉朝一方面控制了额济纳河河谷通道，使匈奴与祁连南部诸羌“南北不得交关”[16]，另一方面也使汉朝边境推进至敦煌，极大拓展了汉朝的疆域，为后面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双方激烈的西域争夺战的序幕。

其二，攻打楼兰、大宛，武力震慑西域。

元鼎以来，西域诸国对汉朝的认识逐渐增多，与汉朝的联系、往来也日渐频繁。汉朝“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6]。然而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也在加强，西域诸国都不同程度的役属匈奴。有羁属匈奴者如康居、奄蔡、乌孙等，有为匈奴耳目者，如楼兰、姑师等。“初，武帝咸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6]楼兰、姑师竟然为匈奴劫掠汉使。另外，西域国家经济落后，贪恋汉财物，“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2]。因此，汉朝对楼兰、大宛用兵，表面看是汉朝和这两国的矛盾，但从深层次讲，这仍是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是汉朝要想彻底驱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所必须要做的。汉武帝在元封三年“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6]。这虽是牛刀小试，然而却威动乌孙、大宛。汉朝对西域更大规模的战争表现在李广利西征大宛上。葱岭以西诸国包括康居、大宛、月氏、大夏、安息等，都是张骞在上书中所要招徕以断匈奴右臂的国家，他们虽与汉朝往来，然而由于靠近匈奴，对匈奴和汉朝使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大宛是西域西陲的大国，地处帕米尔高原以西，离汉朝一万两千余里，认为汉朝军队绝不能到此，有恃无恐，拒绝汉朝“请大宛善马”的要求。因此，征服大宛，目的并不完全是得到宝马，而在于借此威慑康居、大夏等国，实现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因此，汉武帝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发兵数万、跋涉万里攻打大宛，造成举国震动。而此年正是匈奴乌维单于死，乌师庐单于即位的第二年，看来，汉朝还是看准了时机的。此次出征，由于当道小国多坚守不下，大军没有到达大宛便损失过多，不能前行，无功而返。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不顾大臣反对，仍坚持再次对大宛用兵，而这次规模更大，最终迫使大宛投降。对此事，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颇有微词，然而他批判更多的是汉武帝的用人不当，主帅李广利的昏聩无能，造成了劳民伤财以及大量士卒的非战斗死亡。但是客观上讲，康居虽派兵来救，但“视汉兵尚盛，不敢进”[6]。大军返回途中，匈奴想要拦截，但“二师兵盛不敢当”。“自二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贡献”[6]，“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6]这次战争确实实现了汉武帝战略目的，使西域诸国在对待汉匈两国的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车师争夺战。

车师是西域小国，也被称为姑师，以天山为界分为车师前部和车师后部。车师前部在南，即今天的吐鲁番盆地，南连诸羌部落。车师后部在北，即今天的准格尔盆地南部，其北部和东部都毗邻匈奴。在匈奴势力西迁之后，车师就成了匈奴控制、取赋西域三十六国的主要通道。由于河西四郡的设立和匈奴势力的西迁，车师也成了匈奴联络诸羌部落的主要通道。地理位置变得极为重要。因此汉朝要实现其断匈奴右臂的策略，必然与匈奴争夺车师，切断其与西域诸国以及诸羌的联系。而匈奴对车师地理位置重要性以及对自身生命线的认识也很清楚，双方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拉锯式的争夺。

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伐楼兰、姑师，并成功击破车师，取得胜利，但却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控制。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使匈奴降者介和王将楼兰国兵攻打车师，又被匈奴右贤王击败。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派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攻打匈奴时，同时派开陵侯成娩率楼兰、尉犁、危须等西域六国攻打车师，成功切断了车师与匈奴的联系，迫使车师归降汉朝。然而匈奴也不肯白白丢掉车师，采取各种策略与汉朝展开争夺。匈奴于昭帝时就使四千骑，屯田车师，并迫使车师共侵乌孙，汉宣帝本始三年，遣五将将兵击匈奴，匈奴被迫从车师撤兵，车师重新归汉。然而此后匈奴又与车师联姻，车师王不敢拒绝，“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6]。双方对车师的争夺达到高潮。地节二年，宣帝为夺取车师，特地决定在车师南面的渠犁屯田。“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6]此后两年，郑吉两次率领田卒和西域诸国军队攻打车师，匈奴都未敢来救，车师遂第三次降汉。车师王乌贵降汉后，惧怕匈奴，不敢待在国内，于是逃往乌孙。郑吉将其妻、子接到渠犁东安置。然而匈奴始终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6]并遣重兵攻打汉军田卒。到元康二年(前64年)，汉朝虽然在车师的兵力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但仍无法抵御匈奴的进攻。当郑吉再次上书“愿益田卒”之时。朝廷公卿多认为“道远烦费”，得不偿失，不仅不增兵反而主张“且罢车师田者”。最终，“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6]汉朝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最终，汉朝虽未得其地，但怀柔车师的政策对争取西域民心极为有利。

最后，结盟乌孙，孤立匈奴。

前文说到张骞出使乌孙传达了汉朝与乌孙结盟并内迁的愿望，昆莫虽没有同意内迁，然而却同意遣使随同张骞来到汉朝，以窥汉之虚实，目睹了汉朝的强大，再加上匈奴知道乌孙与汉来往，非常不满，要出兵攻打。乌孙权衡之下，在元封初最终决定“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请求和亲并结盟。汉武帝立即同意，“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昆莫以为右夫人”。汉乌关系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匈奴对此非常害怕，也采用和亲的政策，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6]。(《汉书·西域传》)乌孙以左为尊，这说明乌孙此时对匈奴的惧怕与尊重还甚于汉朝。匈奴此举果然奏效，太初三年，汉朝约乌孙同伐大宛，乌孙虽然派兵前往，但“持两端，不肯前”[6]。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6]。昭帝时，匈奴在车师屯田，与车师共击乌孙。此事反而使汉乌关系朝着共击匈奴的方向发展，解忧公主向昭帝上书，请求派兵支援。然而汉朝因昭帝去世未能发兵。宣帝时，“匈奴连发大兵侵击乌孙”，“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解忧公主再次请求宣帝出兵相救，“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此次，汉宣帝于本始三年(前73年)，发重兵十五万，出击匈奴。这是武帝以来攻打匈奴出兵最多的一次。“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逃遁。”[6]乌孙兵亦斩获匈奴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驼七十余万。这次汉乌共击匈奴是汉乌军事结盟的标志，沉重削弱了匈奴的势力。这也使得匈奴对乌孙更加仇恨，地节四年(前68年)，匈奴“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这最终促成了乌孙“内附”汉朝。元康二年(前64年)翁归靡上书宣帝：“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 叛) 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6]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派长罗侯惠使送公主、以配元贵靡。汉朝在争取乌孙方面，表现出了大国应有的胸怀和耐心。在昆莫以匈奴女为左夫人时，汉武帝并没有气馁；汉朝派兵攻打大宛，乌孙持两端，武帝也没有责备。宣帝发重兵与乌孙出击匈奴大获全胜，而乌孙却独吞胜利果实，连汉将常惠的印绶都被乌孙人盗走。《汉书·常惠传》载：“乌孙皆自取卤获。惠从吏卒十余人随昆弥还，未至乌孙，乌孙人盗惠印绶节。”[6]对此，宣帝以德报怨，佯作不知还加以褒奖，最终使乌孙内附。这既是汉武帝所始料未及的，更是汉朝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汉朝通过以上几项措施的实施，使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逐渐削弱。匈奴自身的实力也大为衰退。本始三年，汉乌共击匈奴，已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地节四年，匈奴攻击乌孙虽取得胜利，然而撤军时却突遇暴雪：“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6]地节与元康年间，匈奴数遣使来汉“请和亲”，更显示出匈奴衰败的窘境。其贵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逐渐强烈，神爵二年(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匈奴内部发生夺权动乱，神爵三年(前59年)，统领西域诸国的匈奴日逐王率众来降，《汉书·西域传上》载：“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6]汉朝西域都护的设置，标志着匈奴势力在西域已经丧失殆尽，至此，西汉“断匈奴右臂”策略最终完成。

四、张骞“凿空”在汉匈斗争中的作用与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与张骞最初制订的“断匈奴右臂”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同中有异。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即联盟乌孙及西域诸国，夹击匈奴。这是没有变化的，这无疑牢牢抓住了匈奴与西域诸国矛盾这一中心环节，可谓抓住了要害。

其不同点在于其一，改变将乌孙回迁敦煌祁连旧地，作为西汉屏障的策略，变为独立开发巩固河西走廊，最终设立河西四郡。其二，改变单一的外交、经济往来甚至贿赂等经济手段，而是配合军事打击手段，威慑西域诸国，使其改变对汉朝的态度。其三，对车师数十年的争夺，并在西域屯田，以保护西域通道的畅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形势的变化。第一点很容易理解，在乌孙不愿回迁的前提下，汉朝当然也不会自隳军事成果，放弃河西走廊，因此，开发河西走廊实属必然行为。第二点，西域诸国在处理他们与汉朝以及匈奴的关系时，“他们往往看哪一方力量更强大，如果汉朝更强大，他们就背离匈奴而依附汉朝，反之，则依附匈奴而背离汉朝。”[17]大宛诸国最初对汉朝的态度也是汉武帝、张骞始料未及的，他们并没有像武帝、张骞想象的那样很容易就招徕归附，而是在不知汉朝强弱的情况下惧怕匈奴、贪恋汉朝财物。因此，汉武帝才不惜血本，两次攻打大宛。第三点，车师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是在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匈奴势力西迁，汉朝疆域向西扩展，直接连通西域之后，与匈奴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汉朝正是根据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并持之以恒，最终实现了“灭胡”的战略目的，基本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

张骞“凿空”及其“断匈奴右臂”策略不仅在汉匈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正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朝对西域诸国才真正有所了解。一方面真正意识到在匈奴的西部有大量的政治实体存在，并且受匈奴的羁縻和奴役，为匈奴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另一方面也了解到西域诸国与匈奴的复杂关系，为汉朝分化、争取西域诸国，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张骞“断匈奴右臂”策略是他经过两次出使西域，实地考察，审时度势提出的，为汉朝解决匈奴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其次，“断匈奴右臂”策略是在汉朝无法继续大规模征讨匈奴的困境中提出来的，汉武帝在战争前期虽有到西域寻求军事同盟的想法，但由于缺乏对西域必要的了解，其斗争策略仍以汉朝独立的军事打击为主，寻求同盟、孤立匈奴为辅。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西汉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也元气大伤，无力再战。因此，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使汉武帝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变为争取西域、孤立匈奴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无疑是最符合汉朝实际情况的，因此也就成了汉朝解决匈奴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被汉朝后代统治者奉行不移、贯彻实施。两汉之间，匈奴复盛，东汉王朝仍然采取一方面与匈奴争夺西域，一方面军事打击的策略。于是才有了班超定西域，窦宪击匈奴，彻底解决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最后，随着匈奴的衰落，一部继续向西迁移，进入中亚与欧洲，建立了欧洲匈奴帝国，虽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一部留在蒙古草原，与鲜卑族融合；另一部内迁，与汉族等民族融合，逐渐汉化。因此可以说，张骞通西域不仅改变了汉朝与匈奴两大帝国的政治格局、命运走向，加速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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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6月第38卷第3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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