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高评，男，汉族，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特聘教授，研治《春秋》《左氏传》《史记》、唐宋诗、诗话学等。]

一、前言

昭君和亲的故事，载存于班固（32-92 年）《汉书》者，最为原始滥觞。[1]其二，则《乐府诗集》所载蔡邕（133-192 年）《琴操》，叙述另类，情节独特。[2]其三，东晋石崇(249-300 年)《王明君辞并序》，误读历史，移花接木，将公主琵琶转移为昭君琵琶。[3]其四，则号称葛洪(283-363 年)所撰《西京杂记》，踵事增华，秀异可观。[4]其五，则刘宋范哗（398-446 年）《后汉书》所叙，情节完整，将昭君美丽形象具体化、生动化。[5]

后代述说昭君故事，状写昭君形象，大抵多就上述五个系统作粉本，进行生发、补充、增订、创作。[6]就近代发现之敦煌遗书而言，涉及王昭君之文献有四。即《王昭君变文》[7]《王昭君（安雅词）》[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昭君怨》。[9]有关王昭君和亲故事及人物形象，较前文所述五个系统之空白与未定，又有所添加、滋长，尤其是《王昭君变文》。变文与安雅词对于宋元文学之影响，姑且存而不论。本文所谓主题之独创与新异，只就五个系统作对照述说。

王昭君形象之塑造，历经两汉史传、六朝小说、唐代变文，以及六朝、唐宋诗歌，期间生发许多流变。大抵而言，多不离五大系统而传承之、孳乳之、翻转之、变异之。至元杂剧《汉宫秋》，方呈现极大之跳跃与疏理，如叙事之视点，由聚焦王昭君转变为特写汉元帝；空间之场景，自塞外穹庐挪移为汉宫掖庭；汉胡之形势，由汉强胡弱转为汉弱胡强；琵琶之代言，从传写怨恨变为排遗孤闷；史传之元帝诚信不欺，杂剧之君王风流多情；史传诗文之王昭君，出塞和亲，马致远之《汉宫秋》，投江殉节。这些变异与创新，大多暗合创造性思维之变通性、开放性与独创性。[10]

自王昭君出塞和亲，文人歌之咏之，历代络绎不绝。综论昭君诗之主题，大抵有五：或借琵琶以写怨，或评画图之妍媸，或说红颜之祸福，或论和亲之是非，或述远嫁之哀乐，不一而足。本文讨论清代昭君题咏之琵琶写怨，选取历朝诗歌为主，对于昭君故事变异大、创新强之《汉宫秋》，笔者已撰成《{汉宫秋）本事之变异与创新——从唐宋诗到元杂剧的演化》一文，论文旨趣大抵如前段所述；因此，本篇不再讨论。本文所谓清代题咏，以张廷华所编《青冢志》，[11]以及可咏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12]为主，总数在400首以上。选取其中“琵琶写怨”主题共 31首．论述清诗对宋诗之传承，琵琶意象之流衍与成型，对于王昭君故事之缘饰附会，清代诗人之题咏，有其推助之功，论说如下：

二、唐宋王昭君形象之主题类型与诗人诠释

（一）昭君形象之形成与流变

王昭君之人物形象，除上述五大系统基型外,唐宋诗歌颇开发其中之空白处、模糊处、未定处，进行孳乳与加工，缘饰与杜撰。若参酌诗人之创作意图，考察作品之叙述视角，研究其中之意象经营，以论证唐宋诗之异同，不妨将唐宋诗中昭君形象之主题类型，依其平生遭遇，概分为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恨、琵琶怨、身后名；相较于唐诗，宋诗多体现异化、新化、深化、广化之趋向，正足以论定其传承与开拓之价值。

就昭君在汉宫之遭遇而言。唐宋诗共同关注造成不幸之原因；重轻之间，依序为容华误身、图画失真以及拒赂黄金，而且后二者互为因果，补充了许多文本的空白处、未确定点，以及朦胧处、粗略处。[13]塘代诗人喜好就后二者叙写，对“容华误身”较少渲染刻画。宋代诗人则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咏叹昭君冷落汉宫及悲怨和亲的不幸，偏爱从“容华误身”、红颜薄命去发挥，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所谓“甚美必有大恶”者。

昭君出塞之悲愁，与含恨异域之不幸，为唐宋诗齐心关怀、极力渲染之两大主题。自古以来，中国外患多来自北方，由于中原文化的本位及优越感，视自身为“我者”，为中心；遂矮化、丑化夷狄之邦，看作“其心必异”的“他者”，甚至目为“边陲”，非我族类。[14]此种文化意识投射在文学，于是昭君不过一后宫女子而已，居然不甘心、不忍心下嫁单于，唐宋诗人共伤其去国，共怜其出塞，同情其憔悴异域，共哀其含恨青冢，其中隐然有“我者”为尊贵、“他者”为卑贱之意识在。

就昭君出塞历程而言，唐宋诗人多特写其去国之泪及出塞之悲。宋代《春秋》学昌盛，“正统论”研讨热烈，故北宋诗人所咏昭君之悲情不幸，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经营意象，处理场景，除传承唐人“化景物为情思”之手法外，又多以叙为议，寓物说理，借事明义。唐诗议论，多“带情韵以行”，故较婉约含蓄。宋人喜好翻案生波，以期推陈出新，于咏昭君诗可见。

对于王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秀色妍姿，令汉元帝惊讶且“不自持”的美貌，唐宋诗人多持两端：既说其“误己”，又言其“误人”，更有歌颂昭君和戎靖边之功者。[15]这种推陈出新、意外自得的翻案手法，晚唐人偶用，北宋诗人大开风气，南宋踵事增华，使得昭君和亲有了新颖独特、“别生眼目”的诠释角度。翻案诗至南宋而精益求精，形成宋诗特色之一，昭君诗中多用此法。[16]

昭君饮恨异域，独留青冢，唐宋诗人不约而同，共叹其不幸。唐人所咏昭君身处异域之憾恨，可以南宋姜夔《疏影》词所谓“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二语概括，尤其侧重叙写故国之怀思。宋人所作，在创作手法上，注重叠映与对比，叙思。宋人所作，在创作手法上，注重叠映与对比，叙述视角上，则关注梦归汉家和情托南雁。其他，有立意因袭，而内容更加深化广化者；亦有生发议论，独具只眼者；更有会通诸长，化成新作者，多有可观。

北宋诗人叙写“青冢”，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及《明妃曲》，亦以悲怨为主，知南宋诗人之悲怨，继承有自，这是对传统的“证同”，也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一种评价。南宋诗人咏昭君“死留青冢”，另有表现乐天知命、无怨无悔者，这是第二种评价。又有一类诗，扬弃悲哀，标榜立功不朽，则是第三种评价。南宋诗人咏史，以昭君和亲，立功不朽为说，虽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亦足以告慰其平生。此种人生观感，北宋诗人尚未发明，何况唐代诗人？宋诗重反思内省，尚意贵理，南宋昭君题咏可见一斑。

汉魏六朝之审美意识，大体是“以悲怨为美”。[17]唐代继承此一传统，观物论人遂多体现悲情意识。北宋诗与两宋词传承之，遂多以悲怨为美；至北宋末到南宋，致力自持自适，乃化悲怨为乐观旷达。今考察两宋咏叹昭君之诗歌，虽传承唐诗悲怨哀恨之审美意识，然于叙述视角、意象经营，以及创意造语方面，都有显著之变异与拓展。

唐宋诗人咏叹昭君，大抵以《西京杂记》为原型，而加以触发缘饰。然唐诗多用短章之乐府、绝句，精要婉约，绰有余韵。宋诗多用七古，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故兴会淋漓，详尽周赅。且着重叙述视角之新变，致力意象之经营安排，更追求创意造语的功夫，袁枚称宋诗“学唐变唐”，陈衍称“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18]由此可见。

（二）唐宋诗人之诠释及其兴寄

唐宋诗人对王昭君之评价，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诠释：其一，画图之妍媸；其二，红颜之祸福；其三，和亲之是非。三者交相作用，互为影响，其中，和亲之是非，讨论最为热络，至清代题咏依然最多。唐宋诗于各层面之诠释，略述于后：

1．画图之妍媸与真伪变乱

王昭君和亲塞外，独留青家，不必然是造化弄人，或红颜薄命。其中牵涉到三方面之因缘：其一，为“君王先错计，耳目寄他人”；其二，为“延寿私好恶，丹青能乱真”；其三，由于昭君“自倚绝世姿”，“不将赂结毛延寿”，因缘和合，彼此交叉．于是决定了王昭君的命运。以下论述，分别就王昭君、毛延寿、汉元帝三方面，阐说“画图妍媸”之主题，宋代诗人如何追新求异，致力创造性思维。

王昭君姿容之美丽，此六朝唐代以来之共识，宋代所作昭君诗，大抵多用虚写，以凸显其绝世独出之外在美貌。其能事，尤在运用求异思维，深一层说，侧一层说，以形塑王昭君天真、自信、高洁、良善之内在气质。北宋诗人咏昭君，不免沿袭唐诗故事，就“姿容甚丽”之外在美作点染，同时触类略提其内在气质。南宋以降，更推重昭君“志不苟求”之人格美。由此看来，昭君自恃姿容、志不苟求之个性，多少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因为画工索贿、丹青错画，于是王昭君出塞和亲，流落异域，毛延寿成为关键的黑手与丑角。唐代诗人咏昭君，断定毛延寿贪婪无情、狠心为黄金。就追新求异之创造性思维而言，宋人题咏，看待毛延寿的画图，大抵分三个层面：其一，黄金索贿，丹青乱真；其二，将妍作媸，因祸得福；其三，于是开脱画工，而昭君流芳。题咏如此，视唐人所作更能妙脱蹊径，别出心裁。

造成昭君命运不幸的，还有“凭借丹青”以“省识春风面”的汉元帝。宋人题咏昭君，于此等处着墨不少。汉元帝选美择宠，“只是信丹青”，非由目历亲躬，权柄旁落，莫此为甚。汉元帝“但信丹青手”，致令画工有机可乘，宋代昭君题咏于此，每多比兴寄托，作若干创意之发挥。要之，诸家所咏，多聚焦“可怜君王目，但寄丹青手”旨趣之挥洒。多兴寄讽谕，有益教化。

2．红颜之胜人与祸福相倚

红颜薄命，容易引发同情，更何况王昭君有“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天姿国色，却因荣华误身，而冷落汉宫，而去国远嫁，而含悲出塞，而饮恨异域，而独留青冢。唐宋诗人共伤共怜之余，多代写其怨恨，代诉其愁苦，共鸣其悲哀，共传其惆怅，渐渐形成塑造王昭君悲剧人物形象的传统。

昭君所以红颜薄命，在北宋诗人看来，是基于昭君自尊自重、自信自恃、洁身自爱的品格特质，因而耻赂画师，而导致红颜薄命；这与士人负才使气，以致际遇乖舛有诸多相似之处，故诗人往往借昭君以说世情，因红颜薄命而叹怀才不遇。美好招患、奇才埋尘，切合“感士不遇”主题之表述。美丽的容颜是福？还是祸？成了南宋诗人题咏昭君的焦点。或发扬唐人“荣华误身”的主题，开拓欧阳修红颜胜人、自嗟薄命的诗意，把美丽说成一种“自误”。或以王安石《明妃曲》为创作典范，取其诗意，变换叙事视角，调整审美意识，进而寄托随缘任运、乐天知命之人生观，升华人格，创新作品，在在皆有可取。

扬弃陈窠，追新求变，是脱胎换骨的自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各领风骚的策略；苟无新意，不必重作，是竞争超胜的箴言；创前未有，开后无穷，是创造发明的愿景。考察唐宋诗中有关王昭君故事之题咏30首，关注文本基型之“遗妍”，侧重视角，或调整人生观感，或翻案求奇，或破体为诗。要之，宋诗之学古通变、创意造语之道，多针对典范作品之模棱处、朦胧处、空白处、否定处、粗略处、轻忽处，进行缘饰附会、杜撰嫁接、联想组合、类比会通。在在可作为吾人开发创意之启示。宋诗之传承与创新之道、继往与开来之方，可于此中探求之。而所谓文艺作品之创造性思维，亦可即器求道得之[19]

3．和亲之是非与青冢不朽

汉朝自武帝到元帝，由于国势富强，因此对匈奴、乌孙的和亲，大多采取主动积极政策，用意在安抚与羁縻。唐宋诗人咏昭君，传承《西京杂记》以来之成说，故意“误读”这段和亲之事实，错置时空，张冠李戴，把汉元帝时代安抚羁縻的和亲政策，硬说成“忍让屈辱”的“和番”使命。把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惧而归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误解为单于势强，侵逼中原，不得已而昭君出塞和亲。[20]且以之论断是与非，批判其幸与不幸。北宋以前诗早已触及，南宋诗人借题发挥，往往最津津乐道。

宋代开国以来，外族侵逼，边患不断，宋朝向来采取妥协忍让的政策，宋辽澶渊之盟(1004 年)、[21]宋金绍兴和议（1137 年）、[22]宋金隆兴和议(1164年），[23]可为明证。这种妥协忍让的“心理定势”，跟西汉初年公主和亲时一味权宜、应急、屈辱、消极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南宋诗人咏昭君诗，遂移花接木，透过主题类化，有意对文本误读接受，进行借题发挥，间接批评和议政策，表现出以书法史笔议论是非之咏史特色来。若结合南宋偏安江左之局势、政策主和忍让之妥协态度看来。诗人正是透过昭君和亲的故事来借题发挥，以古说今，讽谏“秦桧主和”、“隆兴和议”诸般近代现代史实，所谓“主文谲谏”之说教，“微婉显晦”之书法，[24]此中有之。

唐宋诗人所咏昭君形象，如图画失真、冷落汉宫、去国远嫁、含悲出塞、饮恨异域诸情结，大抵补充《西京杂记》之空白和未定点，再加缘饰润色而成。至于“死留青冢”，则是原本蔡邕《琴操》“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情节之缘饰附益。至唐李白《王昭君》有“死留青冢使人嗟”之句；杜甫《咏怀古迹》亦有“独留青冢向黄昏”之言；完成于晚唐的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则有：“坟高数尺号青冢”之说．[25]于是“青冢”成为王昭君坟墓之代称，俨然是哀怨孤恨的图腾，悲壮牺牲的归宿，声名不朽的丰碑。

（三）唐宋昭君题咏与琵琶代言哀怨

琵琶，是唐宋以来诗、词、变文、小说、戏曲中，诉说昭君不幸遭遇的主要传媒。唐宋文学有关昭君故事的情节，如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悲、青冢恨、身后名诸描写主题，琵琶作为道具，皆不可或缺。然翻检《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等最原始之文本，皆未载昭君弹奏琵琶事。

由于琵琶哀怨之曲调，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诉衷情，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往往借琵琶书写心声。自石崇提示开端，至杜幸，往往借琵琶书写心声。自石崇提示开端，至杜甫、李商隐踵事增华，至宋人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秦观诸家之缘饰附会，孽乳展延，悲怨不幸之形象乃大抵完成。诚如王楙《野客丛书》所云：“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26]于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乃混同为一。王安石《明妃曲》、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叙写昭君和亲故事，特写琵琶，跃升为主体焦点，将生平之怨恨与不幸，凭借琵琶旋律宣泄而出。其他两宋诗人咏昭君诗，也都有类似之遗妍开发。

历代文人塑造王昭君形象，重点之一，在绘声绘影、有声有色之强调。红颜荣华、丹青写真、青冢不朽，属于色调影像之描述；琵琶哀弦、朔风塞雁、弓鸣马嘶，则属于声响之触发。其中琵琶旋律之掩抑凄清、幽怨依依，白居易曾称其“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番公主闻”。有关琵琶之旋律，唐人曾称：“琵琶弦中苦调多”，“指底商风悲飒飒”，因此，可以生发“关山思、秋月寒”的效应，对于撩乱边愁、惆怅思归，有加乘作用。尤其琵琶音响“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27]琵琶旋律，或如“浮云柳絮无根蒂”，或如“喧啾百鸟见孤凰”，[28]比兴双关，最切合昭君怨恨不幸、只身出塞、含悲和亲、黄沙青冢之遭遇与命运。因此，历代诗人文士咏叹昭君，多以琵琶音声作为昭君不幸之代言。

试检索《全唐诗》之咏明妃诗作，写其命薄、不遇、出塞、饮恨、怀乡、思归，卷十九“相和歌辞”载存 24题29首，只有刘长卿《王昭君》、李商隐《王昭君》二诗，借琵琶写怨；卷二十三“琴曲歌辞”，载存昭君诗4题4首，未尝言及琵琶。唐代其他诗人题咏昭君尚有26首，除杜甫《咏怀古迹》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夸张明妃之怨恨，李咸用《昭君》诗言“千秋青冢骨，留怨在明琴”外，皆未以琵琶人诗，更未言昭君自弹琵琶。至北宋诗人咏明妃，受杜甫影响，选择琵琶作为形象，以挥洒其传恨与留怨之主题者遽增，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韩维《和王昭君》、曾巩《明妃曲》其二、刘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沈辽《昭君操》、黄裳《昭君行》诸名篇，皆是五言、七言长篇古诗，多为咏明妃诗之翘楚，要皆以“琵琶”作为传恨或留怨之媒介。其他诗人咏明妃，顺带略及琵琶者更所在多有。至南宋97首咏昭君诗中，借琵琶之写怨传恨，塑造昭君哀怨不幸形象者，即有30篇。

宋代歌咏王昭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王安石《明妃曲》，其二首之二特写昭君出塞，借琵琶哀弦传写孤独情怀，所谓“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设身处地揣摩昭君心思，渲染补足琵琶传怨之场面，具体刻画昭君出塞、青冢芜没之哀情，试与杜甫《咏怀古迹》作比较，无论情节、场面、形象塑造，多见创意之开发。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据《琴操》载昭君所作《怨旷思惟歌》，变琵琶作思归曲，胡人咨嗟，为昭君情思写照：“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欲传来汉家”，翻转杜甫“千载琵琶作胡语”诗意，换时间为空间，作绝处逢生之抒写。状写昭君远嫁塞外，聚焦于琵琶；人死天涯，声传汉家，亦特写琵琶。这琵琶，能令“胡人共听亦咨嗟”，汉宫“岂知此声能断肠”；因而叙写昭君和亲故事，特写琵琶，跃升为主体焦点，将生平之怨恨与不幸，凭借琵琶旋律表出，此宋人所谓“化景物为情思”，王夫之所谓“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29]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敷写昭君远嫁场面，居延塞外，万里含沙、草木稀少、旧识无物、云边秋雁、不解汉语、哀声可传，化景物为情思，而昭君之孤苦哀愁可知。至于琵琶抒发哀愁，生前之胡天状写四句：“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则琵琶写怨，知音无人，其孤独愁苦可以想见。

宋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往往借琵琶书写心声，如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一：“度成新曲无人听，弹向东风空泪垂”，皆从知音难遇处设想。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二：“直遇论情通汉地，独能将恨寄胡琴。但取当时能托意，不论何代有知音”；刘才邵《昭君出塞行》：“尘昏金翠风鬟乱，琵琶难写重重怨。回望秦关烟雾深，心魂暗逐幺弦断”，借琵琶之抒情写怨，以代言昭君之心曲,亦是联想类比，想当然尔之词。李朴(1063？—1127？年）《明妃曲》，深得李壁赏爱，以为“李语忠厚，意在国家，不以远嫁为苦，得诗人之意”；今观其“胡笳一曲塞尘清”，翻转琵琶写怨窠臼，强调柔能克刚，乐曲可以靖边，干戈可以化为玉帛，扬弃悲哀，化为乐观旷达；随缘任运，堪称创意佳作。

其他南宋诗人所咏，大抵亦传承杜甫《咏怀古迹》中此一“分明怨恨”之诗胚，而又各有挥洒，如王阮《明妃曲》：“琵琶一曲思归谱，明妃泪尽边人舞”，从人心归汉处拟言。高似孙《琵琶引》“长安城中百万户，家家竞学琵琶谱”二句。脱化自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而“酸声苦调少人知，食雪天山忆苏武”，亦从欧公“岂知此声能断肠”而来。噫！创意造语之难得，后继无人有如此者。于石《读明妃引》：“马上琵琶徒自恨，不思强汉弱匈奴”，则从敌我强弱作发挥：方一夔《明妃曲》：“寒沙击面雁飞秋，手抱琵琶泪暗流。上弦泠泠写妾苦，下弦切切写汉羞”，则特提出塞和亲之哀苦，如此之类，侧写标榜，追新求异，颇有可取。同题共作，频频转换叙写角度；披沙拣金，亦往往见宝。唯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王安石《明妃曲》、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诸作，可谓瞠乎其后，新创不多。

南宋评论家讨论王昭君，乃改弦更张，追本究源，作知性之考证。厘清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之异同，考察“误读”之原委。南宋人诗歌、诗话、笔记所及，多有此种自觉，而莫详于韩驹《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序》，备举《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琴操》所载昭君事迹，较论异同正误，而称：“其事杂出，无所考证。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实事求是之学风，自与图书流通，印刷传媒便利，引发之阅读接受、创作表述有关。[30]其中，自有宋文化重反思、主议论、尚怀疑、贵创造之意识在。

三、清代题咏昭君与“琵 琶哀怨”意象之传承

清代诗人题咏王昭君和亲故事，约四百余首，就情节侧重而言，大抵可分四大类：其一，汉宫秋恨，共 9首；其二，出塞悲喜，共 58首；其三，．琵琶传怨，共 61首；其四，青冢留芳，共 36首。就故事主题言，总计约一百六十四首。若以歌咏之主题分类，又可分为四类：品题画图之妍媸者，约五十余首；评述红颜之祸福者，约三十首；考察和亲之是非者，约一百一十首以上；讨论远嫁之哀乐者，近四十首。

就“和亲是非”之主题言．历代文人叙写王昭君出塞和亲，多针对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进行缘饰附会，孳乳展延。品题“和亲之是非”，北宋以前昭君诗着墨不多。两宋诗人对于议和之是非得失，往往借题咏昭君和亲表现之。追求“意新语工”,致力主题之异化与深化，其佳妙创获已跳脱唐人之藩篱。清代诗人题咏昭君和亲，较诸唐宋诗，新创可观者大抵有六：一、穹庐胜掖庭；二、和亲建功勋；三、画图上麒麟；四、靖边愧卫霍；五、彰天理之公；六、议人情之私。以“合多离少，则曰模拟；合少离多，则曰创造”。观之，清人题咏，可谓创造性诠释与新异化解读。两宋题咏和亲之是非，喜谈“尊王攘夷”；满清入主中原，却忌讳“夷夏之防”；宋诗与清诗，皆各有体现。宋明理学常言天理之公，人情之私，清人继志述事，亦偶有触及。何休《公羊解诂》强调“大一统”之春秋书法；宋代与清朝题咏昭君，殊途同归，亦略有呼应与体现。[31]本文只选择“琵琶之哀怨”为视点，作为清人题咏昭君故事、传承唐宋诗之代表。其余或已另文发表，或受限于篇幅，不再复述。

琵琶旋律之掩抑凄清、幽咽依依，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其中苦调多，悲飒飒，容易生发“关山思、秋月寒”的效应，对于撩乱边愁、孤绝异域、惆怅思归，有加乘效果，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多借琵琶代言心声。清代诗人题咏昭君，紧扣琵琶传怨主题，解读昭君和亲故事者，凡六十余首，占总数1/6强。要之，新创发明所以不多，正以见文化之积淀、审美意识之定调，诚如唐代杜甫《咏怀古迹》所云：“千古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清代郭嵩焘《昭君怨》亦谓：“琵琶自按新声谱，俗耳讥评类胡语。黄云落日试回看，始信此声弹更苦。”怨恨与哀苦，成为千古诗人代言琵琶之主调。

琵琶作为胡乐，对于身历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愁、和戎策、靖边尘、身后名之王昭君而言，是很理想的表现媒介，更是写作上十分优胜的拟言代言策略。王安石《明妃曲》所谓：“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曾巩《明妃曲》亦云：“直欲论情通汉地，独能将恨寄胡琴”；方一夔《明妃曲》亦曰：“上弦泠泠写妾苦，下弦切切写汉羞。”[32]因此，尽管正史及《西京杂记》未有一言半语记载昭君弹奏琵琶事，石崇以下历代诗人或作家，却多乐于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将乌孙公主刘细君的琵琶，移交给同样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弹奏。唐宋诗人传写昭君之哀怨，固然是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不分，既使清代留传后世之昭君题咏六十余首，也是混同无别。[33]盖诗人咏昭君之出塞和亲，往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以揣以摩”，昭君之有琵琶，诚如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所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奏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试想，昭君和亲若无琵琶作为中介，以助长其声势，如何能烘托汉宫秋恨、出塞悲泪，又如何营造异域愁苦．以及身后怨恨？故昭君之有琵琶，自是情理之中，想当然尔之设计与安排。

清代上距王昭君和亲匈奴，已历一千七百至一千九百年左右。[34]唐诗宋诗咏昭君，以琵琶传恨为诉求，以附会汉宫、出塞、异域、缘饰和戎、靖边、青冢者多。[35]清人生于宋代七百年后，持续题咏昭君和亲塞外，主题聚焦亦不离琵琶之哀怨。就文学作品贵新变代雄而言，“合多离少，则曰模拟；合少离多，则曰创造”。[36]据此论断，清人所作六十余首“琵琶传怨”主题之诗篇，与宋人相较，大抵合多而离少。换言之，清诗题咏，以琵琶写怨，承继有自，对唐宋诗“证同”者多，开拓创发者少。

《论语·阳货》载孔子论诗，以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37]韩愈《送孟东野序》亦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皆原指诗人作诗而言。所谓“穷苦之言易好”，[38]今观唐宋题咏昭君琵琶，要皆诗人之拟言代言；琵琶传怨，隐然已成王昭君不幸之写照。试考察清人题咏之字频，大抵可分四端：或曲传哀怨及幽怨。或代言怨恨和哀愁，或兴寄幽愤与苦辛，甚或扬弃悲哀，表现乐观旷达，要皆以诗代言怨，拟言恨，不过借琵琶传达而已。

（一）琵琶曲传哀怨及幽怨

唐宋诗人咏写琵琶，代传昭君哀怨，每与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恨、身后名等结合，不过为诸事的触媒而已。

唐刘长卿《王昭君》但言：“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杜甫《咏怀古迹》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宋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亦不过云：“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亦曰：“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亦谓“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云云，但以琵琶点染生姿，未尝以形象语言形容仿。更未尝以风景画面形容音乐旋律之流动，如唐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韩愈《听颖师弹琴》者然。[39]易言之，皆未见有以昭君琵琶为主体，而作绘声绘影之刻画者。

清人所撰昭君题咏，率多以七绝短章表现之。亦未有突破与开创。诗中聚焦于“怨”者，借琵琶代吐心声者最多，所谓“怨假琵琶诉”，如：

明妃一出萧关道，玉颜不似当时好。……临风翠袖双蛾眉，欲到 穹庐前几许。贤王迎跪庐儿语，琵 琶曲终泪如雨。佳人那必逢佳侣，表饵生分汉帝忧，容华死作单子土。遗事竞宁传到今，王昭有曲声中琴。仇生岂亦能知音，写出别怨关 山深。正使夔州哀杜老，春风省事忽伤心。（清。姚鼐《仇英明妃图》，《青冢志》卷十，第38 页；又见《四部备要》本《惜抱轩全集·惜抱轩诗集》卷三，第12 页）

怨假琵琶诉，茕然异域身，。至今青冢草，不是汉家春。（清。乔煌《昭君》其二，《青冢志》卷五，第33 页；又见《黄叶楼诗集》）

胭脂零落倍销魂，急雪严霜泣暗吞。敢向琵琶传怨语？只今青冢亦君恩。（清。那彦成《昭君村》其二，《青冢志》卷入，第16 页。又见《胡海诗传》下卷四十，第1184 页）

姚鼐所作题画诗，称许仇英所绘《明妃图》为昭君知音：“王昭有曲声中琴”，“写出别怨关 山深”。犹杜甫于夔州所作《咏怀古迹》，感慨元帝凭借画图省识红颜，伤心昭君琵琶胡语之怨恨。乔煌所作，直接强调“怨假琵琶诉，茕然异域身”，亦为王昭君代悲写怨。那彦成《昭君村》翻案生新，以为能出塞和亲，琵琶声中焉敢有怨语？青冢不朽，当感念君恩浩荡。

其次，一篇诗眼凸出“哀怨”者，则如以下三家：

琵琶哀怨不堪听，千我魂犹恋汉庭。愁绝胭脂山下路，春风墓草向人青。（清·张湘任《明妃咏》，《青冢志》卷入，第18 页；又见《抱璞斋诗集》）

玉关哀怨寄檀槽，胡语分明一曲操。回首汉宫不知处，李 陵台上月轮高。（清，曾元海《昭君出塞图》，《青冢志》卷 十，第39 页；又见《击钵吟》）

画工亦妒佳人貌，竞累红颜嫁紫台。凄绝四弦浑不似，生生哀怨拂云堆。（清·郭兆昌《明妃出塞图》，《青冢志》卷十，第40 页；又见《击钵吟·鄂集》）

人居塞外，心系汉家，是唐宋题咏昭君和亲之一大主题。张湘任《明妃咏》，借“琵琶哀怨不堪听”，以抒写昭君“犹恋汉庭”之情思。曾元海《昭君出塞图》，将“玉关哀怨”、“胡语分明”，经由琵琶之操曲而寄寓心声，虽然“回首汉宫不知处”，而望月怀远、思念总因李陵台。郭兆昌《明妃出塞图》，写琵琶之声声哀怨，与张、曾二氏不同，主要为画工变乱妍媸，“竟累红颜嫁紫台”，无可奈何，遂令红颜薄命，故琵琶旋律凄绝哀怨如是。

复次，书写琵琶之代传心曲，又有凸显幽怨者。如：

明妃一顾已倾城，紫台远去转娉婷。鸣驼嘶马杂羌语，夜夜朝朝那可听。天低海水西流处，独有琵琶堪唤语。断丝枯木本无情，犹胜人心千百许。幽怨声声解与传，自怜意态骄神仙。生不得当茂陵赤帝真龙子，乍可巫山峡月空婵娟。（清·胡天游《赋得明妃三叠》其二，《青冢志》卷五，第29 页；又见《石笥山诗文集》）

……卿辞汉殿向黄沙，回首长安不见家。凄绝城头吹筚篥，愁来马上拨琵琶。琵琶幽怨分明语，碧眼胡儿泪如雨。八月边风愁杀人,雪花如掌当风舞。薄命红颜敢自伤，死留青冢土还香。上林验取南飞雁，一纸还凭报汉皇。（清·刘寿萱《昭君叹》，《清诗汇》卷一百八十七，第3131 页）

雪满天山草不春，琵琶幽咽怨和亲。纵然不为丹青误，也是长门失意人。（清·张棣《明妃曲》，《古丰识略》卷三十四《艺文》下，第9 页）

胡天游《赋得明妃三叠》其二，称琵琶为“断丝枯木”，为“本无情”，然幽怨声声却“堪唤语”“解与传”，因而“犹胜人心干百许”。刘寿萱《昭君叹》，全诗以组合思维，隐括昭君故事，称“琵琶幽怨分明语，碧眼胡儿泪如雨”，从边风愁杀，雪花如掌，薄命红颜，死留青冢，可以想见其委屈与自伤。张棣《明妃曲》，写天山雪、草不春等异域风景，加上和亲怨、丹青误之人事龃龉，琵琶之所以幽怨，乃呼之欲出。

（二）琵琶代言怨恨和哀愁

首先，更有因物写人，化景为情，复直言琵琶“怨恨”“怨苦”“怨叹”“悔怨”者，借物抒怀，以物写人，亦皆所以代吐心声，代言心曲。如：

紫檀槽上泣蛾眉，怨恨空多别后辞。诗上龙堆时极目，黄云无际草离离。（清·张士焕《明妃词十首和梅赞臣韵》其七，《青冢志》卷八,第10页；又见《东瓯诗存》补遗，第10页)

毳帐琵琶曲,休弹怨恨声。无金赏画手，自误平生。(清，沈德潜《王明妃》其一，《青冢志》卷五，第29页；又见《归愚集》)

汉宫何缘嫁娉婷？泪珠飞堕鸳鸯屏。丰容靓饰不自媚，莫怨远弃单于庭。琵琶自接新声谱，俗耳讥评类胡语。黄云落日试回看，始信此声弹更苦。空房晓雾生帘笼,繁华转眼烛散风。尘海汹奔等闲度，比似玉砌号秋虫。谈笑江山睹一快，季布何心斩樊哙？终军班昭名塞天，一扬风沙愁出塞。倾心图画望承恩，争妍妒宠亦多门。君恩自浅妾命薄，区区画师何足言。(清·郭嵩焘《昭君怨和董韫卿尚书》，《养知书屋诗文集》之《养知书屋诗集》卷十第15页,光绪壬辰年刊本)

张士焕《明妃词十首和梅赞臣韵》其七，谓琵琶声声，表现“怨恨空多”，引发“泣蛾眉”之效应。沈德潜《王明妃》，以为昭君由于“无金赏画手”，才导致“妾自误平生”；平生不幸，由于“自误”，因此，“休弹怨恨声”，反思自省，无须怨天尤人。郭嵩焘《昭君怨和董韫卿尚书》，称昭君出塞远嫁，泪珠但鸳鸯屏，既然“丰容靓饰不自媚”，所以“莫恐远弃单于庭”，以此开脱昭君之怨苦。若能觉悟到“君恩自浅妾命薄”，则昭君之“琵琶自按”“弹更苦”，则可同情理解其幽怨悲苦之情怀。其中“君恩自浅妾命薄”，明显因袭王安石《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莫怨春风当自嗟”。

其次，咏写昭君琵琶，亦有出之以“怨叹““悔怨”，以及“哀悔”者，无非比况身世，嗟叹平生，亦代言拟言之伦，如：

画图尚自好，况逢华悦姿。团团照明镜，对面心相知。环佩声寒月中语，琵琶学自入时。一弹纨扇怨，再弹玉钗叹。白草黄沙泣秋雁，临朝召入昭阳殿。当年君不见要心，妾幸今朝见君面。见君面，死无憾。阿房钟鼓多美人，三十六年长不见。(清·严遂成《昭君怨》，《青冢志》卷九,第26页；又见《西浙轩录》)

望幸朝阳蹙翠蛾，伊凉一曲泣明駝。琵琶悔怨君恩薄，泪比长门流更多。(清·史念祖《出塞》，《俞俞斋诗稿》，第46页，光绪丙午广陵刊本)

明妃上马泣，非为妾身惜。汉宫日月昭，自失倾城色。琵琶写哀衷，声与风沙急。一为胡地人，虽悔嗟何及。(清·刘大《明妃怨》，《青冢志》卷九,第26页。又见《海峰诗集》卷二，第15页）

严遂成《昭君怨》，写入宫琵琶一弹再弹之怨叹，出塞白草黄沙秋雁之泣诉，都如《世说新语》所云:“姿容甚丽,志不苛求”，引发红颜薄命之写照。史念祖《出塞》，所谓“琵琶悔怨君恩薄，泪比长门流更多”，则出塞泪之怨悔，似乎稍过于“长门怨”之多。刘大櫆《明妃怨》，亦述琵琶传怨，所谓“琵琶写哀衷，声与风沙急”，声急写哀，嗟悔不及，命中注定，夫复何言？

清人题咏昭君出塞，借琵琶传写悲哀愁苦者，亦多有之，自是王昭君故事中情绪书写之另一面向。比与汉宫秋、出塞泪、异域苦、远嫁悲、青冢恨等主题情节多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世有欲演述王昭君和亲故事者，历代诗人所提昭君在各种场域之情绪反应，多值得借镜。清人题咏昭君，或称其哀愁悲泪，或表其伤心断肠，或说其幽愤辛苦，不一而足。称其哀愁悲泪者，如：

明妃西嫁几时回，跪拜君王宝压开。汉月暗随金雁去，塞云高拥紫驼来。还如公主亲承辇，未许单于共上台。忆得旧宫当日事，琵琶弹出自家哀。(清,梁佩兰《明妃》，《青冢志》卷五，第27页；又见《六莹堂集》)

夙昔承恩在汉宫，那堪骑马泣秋风。千年遗恨终难释，犹抱琵琶入画中。(清·蔡德晋《题昭君像》，《青冢志》卷十，第37页)

不事黄金媚画工，玉门一去锁春风。琵琶拨尽惊沙雁，寄得愁声到汉宫。(清·周三汲《昭君怨——失进士过王嫱故里有感而作》其二，《青冢志》卷九，第26页；又见《永新诗征》)

忆昔出宫口，志在不负主。挥手去遐荒，非死无以处。悲弹马上调，肝肠向谁吐？声泪动天地，名妃垂千古！边草伴芳魂，红颜余朽骨。口口若有神，一坏万世睹。王嫱有青冢，汉无寸土。要知作传人，边夜更奇苦。(清·耆英《汉明妃墓》，《綏远通志稿》卷五十六《诗辑》)

梁佩兰《明妃》云:“忆得旧宫当日事，琵琶弹出自家哀”，琵琶自哀，由于忆起画工变乱妍媸，昭君太过自恃自信，偶然影响必然，于是造成“明妃西嫁”之事实。蔡德晋《题昭君像》，将“承恩在汉宫”与“骑马泣秋风”作恩怨之对比，于是生发“千年遗恨终难释”之憾事。周三汲《昭君怨》，别从琵琶寄愁视角，叙写昭君出塞之愁怨，所谓“琵琶拨尽惊沙雁，寄得愁声到汉宫”。耆英《汉明妃墓》，叙昭君出塞远嫁，固然“志在不负主”，亦自觉“非死无以处”，如此心思，试问:“肝肠向谁吐？”因此，才“悲弹马上调”、“声泪动天地”。诗人设身处地，以揣以摩，故能代悲遭过、代传心曲。又有代言昭君之伤心肠断者，如：

妾留君莫识，安去君相见，相见不是画中面。侍君表妾心，别君舍妻心，舍身为君靖边尘。汉宫三千女如花，黄金不多女莫夸。请君莫杀毛延寿，听妾马上弹琵琶。琵琶声迟妾肠断，朝朝泪落天山畔。锦裘貂帽拜阏氏，雪酷霜凄梦天汉。千年青冢沧塞北，一去故乡归不得。峡山高高江水塞，村女至今无颜色。(清·聂光銮《明妃曲》，《宜昌府志》卷十四《艺文志》)

马上琵琶曲，边人亦断肠。可怜倾国貌，画史笑空囊。(清·钱时雍《明妃词》，《青冢志》卷八，第15页；又见《寄圃诗稿》)

欲诉琵琶泪满巾，边风到处是胡尘。伤心马上容憔悴，还胜当年画里人。(清·傅霖《王昭君》，《清诗汇》卷一百四十八，第2381页)

……黄云迷白草，毳幕惊沙飞。胡笳鸣四野，中夜肝肠摧。琵琶时独语，泠泠一何悲。哀鸿唳青冢，朔雪冷琼枝。遂令千下，长怀汉明妃。和戎未得已，庙算良在兹。借令老宫掖，后世何由知。……(清·徐德音《王明君辞》，《绿净轩诗钞》卷第五)

聂光銮《明妃曲》称“黄金不多女莫夸”、“一去故乡归不得”，由此缘故，于是“昆琶声迟妾肠断，朝朝泪落天山畔”。钱时雍《明妃词)，则以“边人亦断肠”借宾形主，烘云托月，曲写弹琵邑人之伤心。傅霖《王昭君》，侧写昭君姿容意态之美丽，以琵琶欲诉的当下，状写昭君涕泪满巾、姿容憔悴，又况身处边风胡尘之场景，伤心欲绝时，其美丽居然“还胜当年画里人”，则其艳冠群芳，端正娴丽可以想见，纯从反面显影法。徐德音《王明君辞》，先以黄云、白草、毳幕、沙飞、胡笳鸣、肝肠推等场景，营造昭君塞外和亲悲苦之氛围，然后再聚焦于“琵琶时独语，泠泠一何悲”视点上。下文之“哀鸿唳”“怀明妃”，亦不过曲终奏雅而已。出塞远嫁之悲苦，已见于言外。

(三)琵琶兴寄幽愤与苦辛

另外，清人题咏昭君诗，又有代写其幽愤苦辛者，则从和戎靖边、出塞留芳观点叙论，无异重回文学现场，其中多设身处地，想当然尔之词，如：

庙算无人斩邳支，竟教女子塞垣驰。琵琶空拨繁忧调，画像难描幽愤姿。御苑可怜虚绣幕，单于岂遽缺金卮。独悲青冢连陵墓，翻使男儿愧师。(清·顾夔璋《昭君》，《青冢志》卷五，第31页；又见《东昆诗集》)

塞草茫茫出云紫，沙啄蛾眉寒瘃指。妾身辛苦事和亲，万里关山从此始。日落穹庐望汉宫，未央宫月半朦胧。宫中自识昭君面，便隔君门一万重。小弦声吆大弦急，弦急弦吆如帛裂。琵琶抛却不成弹，匹似要身长断绝。和亲辛苦唯妾身，汉家十载无边尘。回头翻觉君思重，胜作长门赋里人。(清·时铭《题明妃出塞卷子》，《扫叶斋诗稿》)

不堪回首忆长安，一曲琵琶一曲酸。马上风流青家恨，等闲齐付画中看(清·金颍第《题明妃出塞图》，《青家志》卷十，第41页；又见《湖州诗录》)

顾夔璋《昭君》，以为汉庭“庙算无人”，才教昭君出塞和亲。职此之故，琵琶写意，才会“空拨繁忧调”，昭君满腔“幽愤”，后世画像将“难描”如是之情怀与意态。时铭《题明妃出塞卷子》，以具象语言形容琵琶旋律，次以“抛却不成弹”比喻“妾身长断绝”，再以“和亲辛苦”、“汉无边尘”点染主题，曲终奏雅归结到“回头翻觉君恩重”，翻案出奇，颇有创意。金颖第《题明妃出塞图》，点出“一曲琵琶一曲酸”之缘由有二：一则为“不堪回首忆长安”，二则为“马上风流青冢恨”；前者为汉宫秋怨，后者为出塞悲愁。青冢憾恨，千古琵琶之“分明怨恨”或在此等。

总之，清人之题咏昭君，经由琵琶代传心曲，或传写怨恨、怨苦、怨叹、幽怨、哀怨、悔怨；或代抒哀愁、悲泪、断肠、伤心、幽愤、辛苦，多如林象《昭君》诗所云：“千秋哀怨写琵琶，万里和戎出汉家。”范昭达《炎汉宁无出使臣》所谓:：“琵琶不尽当年恨，万里长城倚妇人！”王大谦《王昭君故里》亦称：“哀怨诉琵琶，为寄四弦里。“郭建唐《明妃曲》亦曰：“琵琶声迟妾心酸，玉关秋深风雨寒。”梁鼎芬《明妃曲》亦谓：“琵琶呜咽泪珠进，感恩远去因和戎。”仇步会《梳妆台吊古》则云：“汉家饵敌有贻谋，公主琵琶惯谱愁。”孙五嘉《明妃村》则谓：“一从环佩辞珂里，终古琵琶怨玉关。”上述云云，哀怨苦恨，是其共相。试与唐宋诗歌相较，大抵“合多而离少”，命意遣词未能“陈言务去，词必已出”，要皆因袭唐宋诗居多，开拓创发处极少。且十之八九，多用七绝短章，受限于篇幅与字数，故不易挥洒才情，未能突破窠臼，别造辉煌。

(四)琵琶之变奏—悲怨之扬弃

琵琶作为昭君故事之媒介，可以二语尽之，一曰“琵琶弦诉汉宫春”，二日“琵琶曲尽关山泪”。要之，无论入宫或出塞，多叙写人情小我之私，以哀怨愁苦为基调，此六朝以来“以悲怨为美”之传统。［40］

清代诗人题咏，有扬弃悲哀，呈现乐观旷达之人生观感者，此则宋诗宋调之特色。其中或有一联可采者，多强调天理大义之公，如程尚濂《明妃曲》曰：“琵琶一曲匪云怨，亦如尺素来天涯”；三多《再题青冢》则谓：“一曲琵琶致太平，缓边自此用倾城”；王峻《题明妃出塞图》亦云：“美人一曲安天下，愧煞貔貅百万师”；董廷策《王昭君》：“琵琶一曲靖胡尘，为报君恩不惜身”；郭润玉《明妃》：“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论者称：中古时代的私情，往往受到公义的制约。时代愈后，公义对私情制约的有效性，愈加显著。宋明以来，讨论情与理，都与公私并论。人情之私，抵不上天理之公，此自宋代程子、朱子以降，即已如此论断。［43］因此，昭君出塞之琵琶可以“致太平”“安天下”“靖胡尘”“干戈靖”；既为天理之公，故“匪云怨”，应该“不惜身”；天涯云乎哉？倾城、美人在“君恩”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上述诸诗皆运用翻案手法，别生眼目，令诗意生新，有所创发。其他，尚有全诗扬弃悲怨，呈现昂扬乐观者，如下列五首诗，或从女性自觉发想，或从大我天理之公义发论，堪称别识新创，令人耳目一新。

17世纪到19世纪，明清社会存在异常活跃之女性书写文化。由于袁宏道等论文学，提倡个性自我和本色性情，追求独抒性灵、创作自由，造成一种文学解放之思潮。下至清代，又有吴雷发、袁枚、赵翼等发扬晚明“性灵说”，尊重个人才情，反对传统规范束缚。这些因素，多有助于女性创作之勃兴。尤其满清入主中原，同时带来新鲜而自由之妇女创作观。影响所及，汉族闺阁诗人或质疑“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吟咏“岂独为男子辈设哉”？积极争取女性诗人之性灵抒写，才情发挥。［46］试观清代闺阁诗人咏昭君琵琶，诗思亦自不同凡响，如:

大造英华泄，春从塞地生。琵琶弹马上，千载壮君名。(清·周秀眉《昭君二首》其一，《青冢志》卷五,第35页)

竟抱琵琶塞外行，非关图画误倾城。汉家议就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清·郭漱玉《明妃》，《青冢志》卷五，第35页)

清代尊重个人才情，反对传统束缚,展现性灵抒写、思潮解放，于是女性诗人题咏昭君出塞和亲,唐宋诗视为“关山思”“秋月寒”，生发怨恨、哀愁者,周秀眉《昭君二首》其一，竟以为“春从塞地生”，盖性情洒脱自在，固无往而不触处生春。琵琶之掩抑幽咽，足以愁塞月，恨边云，当下萌生孤绝惆怅，此乃唐宋诗琵琶写怨之大凡。周秀眉《昭君二首》其一，跳脱琵琶写怨，称颂千载令名，昭君立功不朽，不输男士，诚如清代王贞仪《题女中丈夫图》所云：“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清代郭漱玉《明妃》诗以为：昭君一代红颜，竟抱琵琶塞外和亲，绝非图画失真，丹青误人；推翻《西京杂记》以来唐宋诗人之推想与公案。强调“和戎”较胜“防边”，肯定化干戈为玉帛，回归《后汉书·南匈奴传》之史实。可见绥靖边尘，蛾眉有用；丹青不误，和戎不朽。[47]郭漱玉咏明妃，不从图画是非、出塞悲喜品题，却从大义之公之“和戎”阐说，此清代闺阁诗人吴文媛所谓“巾帼刚强，偏多奇女子”也。至于男性诗人咏昭君，从天理之公义发论者，亦多有之，如：

一曲琵琶万马宁，至今坟上草青青。汉家倘肯归功汝，麟阁先 当画汝形。（清·王彭泽《明妃曲》，《青冢志》卷八，第12 页；又见《尺一堂诗钞》）

明妃嫁单于，非关图画误。自是汉孱弱，无人阵黄雾。君王重黎民，岂惜一佳人。琵琶方出塞，已罢玉关军。虎臣飞将乃如此，万里长城在女子。汉宫寂寞是谁羞，毡帐风光非妾喜。薄命自修还自歌，寄语君王慎干戈。后宫莫选颜色女，单于无厌当奈何！（清·杨琅树《王昭君》，《晚清簃诗汇》卷五十三，第775 页）

王彭泽《明妃曲》，脱略悲情，正向思考，别开生面云：“一曲琵琶万马宁”，以一曲与万马之悬殊对比，凸显昭君图像当画上麒麟功臣阁。杨琅树《王昭君》，就“方出”“已罢”作夸饰，推崇昭君和亲靖边之功勋，以为“琵琶方出塞，已罢玉关军”。由此可见，“万里长城在女子”，昭君出塞和戎值得歌颂。诚如清·余敦典《明妃怨》所云：“如此女郎能报国，平戎何事更征兵？”抬举了昭君，却贬抑了“虎臣飞将”，欲扬先抑，自是作文常法。更有追踪宋诗，致力翻案生新者，如：

佳人伏处颜如玉，长抱芳心媚幽独。画师不肯画蛾眉，对镜空嗟远山绿。千金无复赋长门，漠漠沙尘白昼昏。一曲琵琶非诉怨，毡裘羊酪亦君恩。君王莫杀毛延寿，命薄还应名不朽。千年冢草尚青青，六宫粉黛终何有？欲思国事在持钧，岂独安危妾一身？一女飘零何足惜，君王此后慎知人！（清，龚景瀚《昭君词》，《青冢志》卷 八，第15 页；又见《淡静斋诗钞》）

龚景瀚《昭君词》，更明显以翻案手法，创新求奇，直言“一曲琵琶非诉怨，毡裘羊酪亦君恩。君王莫杀毛延寿，命薄还应名不朽。千年冢草尚青青，六宫粉黛终何有”？龚氏品题昭君视点，运用创造性之求异思维，尝试从不同角度、殊异途径去诠释问题。[48]于是琵琶非自诉、裘酪亦君恩，莫杀画工，命薄名芳，青冢不朽云云，可见，视角不同，见解遂极新异独创。何况，本诗曲终奏雅，诗谏君王：国事慎持钧，此后慎知人，何等冠冕正大，有益治道。要之，善用翻案，足以“赋古典以新貌”、“化臭腐为神奇”，转穷变为通久。[49]由清人题咏昭君诗之独到创发，可以推知。

就人情之私言之，王昭君出塞和亲，不可能是欢欣喜悦，视远嫁异域如联姻乡曲。乐府诗有《昭君怨》，诗人或悲其远嫁，或憾其和蕃，或伤其出塞，或同情其红颜薄命，或愤恨小人变乱妍媸，或讽喻君王识人不明，多为诗人设身处地，想当然耳，王昭君必然表现哀怨、叹恨，流露嗟悔、悲愁情绪，这些人性之自然都借由 琵琶代传心声，也是顺理成章。举凡红颜、画图、临辞、出塞、远嫁、和亲、边声、思乡，要皆能触景伤情，琵琶之掩抑凄清，适足以写其衷曲，诉其胸怀。诚如马致远《天净沙》所云：“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抵昭君恨多”，以声摹情，寄情于琴，此中有之。“昭君怨”之文学母题之形成，引发后人无限之想象，主题意蕴亦获得无限之开拓与发展。[50]

四、结语

清代上距王昭君和亲匈奴，已历一千七百至一千九百年左右。唐诗宋诗咏昭君，以琵琶传恨为诉求，以附会汉宫、出塞、异域，缘饰和戎、靖边、青冢者多。清人生于宋代700 年后，持续题咏昭君和亲塞外，主题聚焦亦不离琵琶之哀怨。就文学作品崇尚新变代雄而言。清人所作“琵琶传怨”主题之诗篇，与宋人相较，大抵合多而离少。换言之，清诗题咏，以琵琶写怨，承继有自，对唐宋诗“证同”者多，开拓创发者少。

唐宋诗人传写昭君之哀怨，固然是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不分，既使清代留传后世之昭君题咏也是混同无别。盖诗人咏昭君之出塞和亲，往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以揣以摩”，昭君之有琵琶，诚如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所云：昭君和亲若无琵琶助长声势，如何而能烘托汉宫秋恨、出塞悲泪，又如何营造异域愁苦，以及身后怨恨？故昭君之有琵琶，自是情理之中，想当然尔之设计与安排。

琵琶旋律之掩抑凄清、幽咽依依，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其中苦调多，悲飒飒，容易生发“关山思、秋月寒”的效应，对于撩乱边愁、孤绝异域、惆怅思归，有加乘效果，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多借琵琶代言心声。清代诗人题咏昭君，紧扣琵琶传怨主题，解读昭君和亲故事者，凡六十余首，占总数1/6强。今筛选引用三十余首，新创发明所以不多，正以见文化之积淀，审美意识之定调，怨恨与哀苦，成为千古诗人代言琵琶之主调。

就遗妍开发而言，清代诗人演述昭君故事，于“琵琶哀怨”之主题，亦传承多而发明少。大抵绍述六朝以来“以悲怨为美”之唐音风格。在述说昭君琵琶哀怨的故事方面，清人精彩不足，显然不是强项。不过，清人凭借琵琶代言拟言昭君之心思，拈出怨、怨恨、怨苦、怨叹、悔怨、哀悔、哀愁、幽愤、辛苦诸诗眼点题，其例实多，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想象明妃琵琶之“曲中论”。在讨论私情或公义之消长时，清人诗歌借琵琶旋律之凄清悲苦，拟言代言王昭君之不幸与怨恨，私情之宣泄是凌驾公义的制约之上的。

清代袁牧、赵翼等发扬晚明“性灵说”，尊重个人才情，反对传统规范束缚，有助于女性创作之勃兴。满清入主中原，同时带来新鲜而自由之妇女创作观。影响所及，汉族闺阁诗人亦展现性灵抒写、思潮解放，性情洒脱自在，遂无往而不触处生春。题咏昭君出塞和亲，乃跳脱琵琶写怨，称颂千载令名，诚如王贞仪所云：“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强调绥靖边尘，蛾眉有用；丹青不误，和戎不朽。有如吴文媛所谓“巾帼刚强，偏多奇女子”。清代女性诗人题咏昭君之不凡，此其一端。

清代诗人题咏。有扬弃悲哀，呈现乐观旷达之人生观感者，此则宋诗宋调之特色。中古时代的私情，往往受到公义的制约。宋明以来，讨论情与理，都与公私并论。人情之私,抵不上天理之公,此自宋代程子、朱子以降，即已如此论断。昭君出塞之琵琶可以“致太平”“安天下”“靖胡尘”“干戈靖”；既为天理之公，故“匪云怨”，应该“不惜身”；天涯云乎哉？倾城、美人在“君恩“面前，遂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公义之正大，可以压胜私情之哀怨。由清人题咏昭君琵琶，亦可见公义私情概念之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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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考约翰，纽鲍尔《v历史和文化的文学）误读》，让·贝西耶《小说误读与文化素材》，载乐黛云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二部分“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第122、141-145 页。关于王昭君和亲之史实，除正史所载外，南宋陈普（1244-1315 年）《王昭君五首自注》言之极详明，《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69册，卷3650，第43808-43809 页。

[21] 考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陈振主编《中古时弋，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乙编综述，第三章第三节《澶渊之盟》，第239-240页；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册第四编，蔡美彪、朱瑞熙等著，《宋辽金元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第三节《对辽夏的妥协》第111-119 页。

[22] 同上，第九章第二节《绍兴和议》，第328-334 页；同上，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章第六节《四、抗战与投降的卜争》，第272-296 页。

[23] 同上，第九章第三节《隆兴和议》，第335-342 页；同上，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章第七节《北伐战争和道学统洽的确立》，第306-316 页。

[24] 张高评《书法史笔与宋代诗学》（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年），《<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笔记为例》，《会通与宋代诗学——宋诗话以<春秋>书法论诗》，第55-128 页。

[25]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 年）《王昭君变文》，第217 页。本写卷编号伯希和二五五三，止存此一本。

[26] 王楙《野客丛书》（台北：台湾商务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年），册852，卷 10《明妃琵琶事》，第632 页。

[27] 以上有关琵琶音效、审美作用，依序参考自居易《听李士良琵琶》《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刘长卿《王昭君》、元稹《琵琶歌》、王昌龄《从军行》、无名氏《琵琶》、白居易《琵琶行》诸诗，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年），一、《音乐·琵琶》，第90-95 页。

[28] 同上注，韩愈《听颖师弹琴》，第69-70 页；唯苏轼《水调歌头·序》称引欧阳修语云：韩愈“此诗最绮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卷 2，第324页。

[29] 沲晞文《对床夜语》卷 2引周伯弼《四虚序》：“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 年），第421 页；清，王夫之著，戴鸿森注《姜斋诗话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 年），卷 2，第91 页。

[30] 张高评《北宋读诗与宋代诗学——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人》，《汉学研究》2006 年第24期，第191-224 页。

[31] 张高评《清代王昭君题咏之转化与创新——以和亲是非之主题为例》，未刊稿，第1-18 页。

[32] 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钟书《管锥编》（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 年），《左传正 义·一、杜预序》，第166 页。

[33] 可咏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年），抄录清代诗歌计403首，第1叭-201 页。本文征引，多取资此编。

[34] 王昭君和亲之史实，发生在汉宣帝黄龙末年，汉元帝竟宁元年间(49-33B.C.)，距离清朝已有1700-1900 年左右。

[35] 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第九章《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第422-435 页。

[36] 程千帆《文论十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模拟（论模拟与创造）》：“以今作与古作，或己作与hb作相较，而第其心貌之离合：合多离少，则曰模拟；合少离多，则曰创造。”第227 页。

[37] 清·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卷20《阳货第十七》，第689 页。

[38] 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 年），第123-138 页。

[39] 阅黄永武、张高评《唐诗三百首鉴赏》（台北：黎明文比公司，1986 年），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第150-158 页。孙昌武《韩愈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听颖师弹琴，评笺》，第133-135 页。

[40] 张高评《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4 年），附录《建安诗人与悲情意识》，第404-410 页。

[41] （日）吉川幸次郎撰，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 公司，1983 年），《序章·第七节，宋诗的人生观——悲哀的扬弃》，第32-36 页。

[42] 卢建荣《导论：上古中古》，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 年），第4 页。

[43] （日）沟口雄三撰，汪婉译《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1期，第60-61 页。

[44] 复旺、蔡钟翔、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年），第五编第三章第五节《明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历史意义》，第265-267 页；第六编第三章第六节《袁枚“性灵”说》，第512-533 页。

[45] 清·百保友兰《自嘲》：“笑我诗成癖，推敲意自恰。闲时吟弗辍，午夜倦仍披。研露圈《周易》，焚香读《楚辞》。何妨呼獭祭，乐此不曾疲。”《冷红轩诗集》（清光绪元年（1875 年）刻本），卷上，第11 页。那逊兰保《题冰雪堂诗稿》：“《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漫言女子贵无才，从来诗人属女子。”《芸香馆遗诗》（清同治十三年（1875 年）写刻本），卷 1，第10 页。参考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206 页。

[46]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年）；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台北：明文出版社，1985 年），第1698 页；清·王贞仪《德风亭初集》（慎修书屋，1914年校印本），卷4，第2页。

[47] 张高评《（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红颜之祸福：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中国诗歌传统与文本研究”国际论坛，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第17-21 页。

[48] 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第三章《从创造思维谈宋诗特色》，第88-89 页。

[49] 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上篇《宋代翻案诗之传承与开拓》，第113 -114 页。

[50] 胡小成《古代昭君题材的历史流变》，《求是学刊》第33卷第2期（2006 年），第115-120 页。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