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中，农耕民族的战争成本更高，损伤严重，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则主要是获取掠夺利益。在小规模的战争下，的确具有这样情况。小规模的游牧骑兵来去迅捷，防不胜防。但长城修筑后，战争规模变大，残酷程度提高，带给游牧民族的负面影响也大大增加。
一、大规模战争严重影响了牧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受草场载畜量的限制，也为了抵御各种突发情况和自然灾害，游牧人群需要随时移动，“由于常要及时移动，且有能力移动，所以各个小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都需要拥有行动的‘决策权'，也就是他们要能为生存自作抉择”[1]。正常的牧业生产牲畜不能大规模集中，需要分散牧养。大规模的战争则需要把青壮年劳动力集中起来参军作战，为了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防止在缺乏男劳力的情况下畜群遭受意外损失，也需要把牲畜大规模集中起来。牧业生产的分散性，决策的自主化与战争要求的集权化、阶序化必然产生冲突和矛盾。畜群的高度集中，十分不利于牧业生产，既会对草场造成过度啃食，也会导致牲畜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还可能造成传染病流行，又容易导致大量牲畜被敌方截获。汉武帝时期出兵匈奴，常有虏获牛羊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记载，当与战时畜群大量集中有关。
不同季节出现大规模战争，对牧业生产都会造成损失，而春季的战争影响最大。经过漫长的冬季，牲畜的体内营养大量消耗，再加上牧草尚未返青，青黄不接，牲畜会出现跑青现象，“远看绿油油，近吃不供口”。跑青会大量消耗牲畜体力，特别是怀孕带仔的母畜，更容易膘情变差，体力变弱。为了保护牲畜，需要牧民分散放牧，细心照料母畜、弱畜和幼畜。这时为了战争而调动集中畜群，并让畜群长途移动，会造成牛羊大量死亡，无法保羔，就算赢得战争胜利，也会给牧业生产造成灾难性后果。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卫青率领汉军袭击匈奴右贤王，“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2]。王明珂先生认为：“春季是青草非常匮乏、分散的时期，也是游牧社会人群分散觅求水、草资源的季节。汉军能在此时掳获大量匈奴牲畜，必然因为它们相当聚集。如此违反游牧季节的牲畜聚集，应是为了战争的缘故。[1]冬季天气寒冷，常会出现暴风雪等反常气候，牧民应该留居背风保暖，日照充足的冬牧场细心照料牲畜，这时出现大规模战争，也会给畜牧业造成惨重损失。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其冬，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十一心削。为了国家的军事行动，牧民放松了对暴风雪的防护，才造成了这场人员和牲畜严重损失的悲剧。
二、大规模战争造成了牧业劳动力的大量损伤
汉匈战争中，游牧骑兵的损伤是极其惨重的。《史记•匈奴列传》多有汉军出击匈奴，“得胡首虏数千”、“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胡首虏三万余人” 的记载。王庆宪先生认为：“西汉武帝组织对匈奴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后，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19年 10年之间，匈奴在短时期內蒙受了巨大损失。其中，仅损失其精锐人口（大都是适龄丁壮）至少在二十二万以上。”[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男人参军及伤亡的比例都远高于农耕民族，游牧人群过着迁徙移动的生活，对伤员的救治缺乏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伤员死亡的比例也应远高于中原军队。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必然导致游牧民族男劳动力的紧张和短缺。农耕民族的生产季节性强，分农忙和农闲，由于生产的财富可以积累，可以抽出部分男丁组成一支常备部队。“在一个游牧社会日常工作最主要的特色是，无论男女老少，人们在一年绝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繁忙。而且由于环境变数大，许多工作都十分迫切或来得十分突然。因此虽然这些工作大致上都有依男女性别或年龄的分工，但由于其迫切与突然，所有的人皆需适时投入任何工作中，以及随时做出行动抉择以应对突来的情况”[1]。男人在牧业生产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平时的放牧、转场、选择游牧路线、搭建毡帐等工作男人起的作用更大一些。遇到紧急情况，更需要男人挺身而出：及时决策，承担风险，快速行动。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发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往往是在春季和初夏时节，因为这时游牧民族的劳动力最为紧张，牲畜也最不适宜大规模集中；而游牧民族南下对中原地区的战争，则多选择在秋冬季节[5]，因为这时牧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相 对宽缓，牲畜膘肥马壮出以适度集中。
在与中原王朝的征战过程中，牧区劳动力紧张的情况长期得不到缓解。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入侵，除了抢夺粮食和财物外，一个重要目标是掠夺人口和劳动力。马长寿认为，汉匈战争期间，匈奴掠夺的汉族人口，“至少也在二十万左右”[6]。战争造成了大量成年男人的死亡，对此，游牧民族之中盛行收继婚制的风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2]，这种习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情况下的人口再生产。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匈奴对于俘获或扣留的中原王朝的将士和使者，多允许他们组建新的家庭，例如，赵信、张骞、苏武、李陵等，都有在匈奴境内娶妻生子的经历，这当也与匈奴境内男女比例失衡及匈奴繁殖人口的迫切需要有关。
三、长期大规模战争易造成草原帝国的衰落和游牧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分裂
草原民族的统一与分裂，多与战争有密切关系。战争的胜利可以增强游牧政权领袖的威信，提高草原敌国的凝聚力；战争失败则会造成相反的后果，导致草原帝国的衰落和游牧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分裂。
匈奴冒顿射杀头曼获取单于地位，利用战争打败了月氏和东胡，统一了蒙古高原，“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2]，在白登 之战中几乎俘虏了汉高祖刘邦，迫使汉朝订立和亲盟约。高惠文景时期，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维持了与匈奴的和亲及通贡关系，这段时期匈奴政权是强大 而稳定的。汉武帝即位，改变对匈奴的战略，汉朝由守势改为攻势，持续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填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心皿汉朝一度把匈奴赶出了漠南地区。战争给双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3]。然而总体来看，对匈奴造成的打击更大。
一是给匈奴政权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以致国力衰败。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争，不仅使大量牲畜得不到充足劳动力的照顾，而且造成畜群非正常的聚集迁徙。为应对战争，“必然迫使许多匈奴牧民在不宜长 途迁徙的季节，毫无选择地驱着牲畜逃避兵灾，或聚集在其‘千长'、‘万骑'领导下与汉军对抗”[1]。战争的强大破坏力给牧区人民和牧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以至于“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3]。战争持续进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汉兵深入穷迫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效，罢极苦之。”[3]牲畜不能正常孕产和大量死亡，受灾后牧业生产的恢复速度远低于农业。国力的衰弱，使西汉后期的匈奴已经无力再与汉朝对抗了，“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3]江上波夫认为，对于匈奴来说，除了畜牧业，匈奴经济还依赖于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自被征服者的强制税收，来自友好国家的礼物或者贡品，以及与国外的贸易。①前两个方面的因素，多与战争有关。战争的胜利，使匈奴控制了西域等其他民族，迫使他们缴纳赋税，并迫使中原政权开放边境贸易，但当战争失败时，其他北方民族则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汉帝国经常以‘闭关市’来作为对匈奴的政治惩罚”[1]。可以说，持续大规模战争对北方游牧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全方位的，匈奴政权就是在与汉王朝长期的战争中走向分裂、衰落的道路的。
二是造成了匈奴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尽管游牧民族实行的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但频繁抽调各部族人员参加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伤亡，还使各部落物质匮乏，牲畜损失严重。其结果是内讧、分裂。翻阅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大规模战争之后，其内部总会出现分裂或内讧，这与战争损失不无关系。”[7]匈奴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之时，凭借战胜之威，匈奴内部没有出现大的矛盾和分裂迹象。军臣单于时期，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反击战，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指挥的河南地之战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战争的失败降低了军臣单于的威信，也导致了匈奴贵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第二年，军臣单于去世，他的弟弟伊稚斜打败了军臣单于的指定接班人太子于单，自立为单于，于单则投降了汉朝，被汉朝封为陟安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指挥河西战役取得大胜，“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这一地区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防御领地。伊稚斜单于对西线的连续失败十分恼怒，就想治罪昆邪王和休屠王。二王担心被杀，图谋降汉，后来昆邪王又杀掉休屠王，带领4万余匈奴人投降汉朝。这是一次因战争失败而导致的匈奴内部的严重分裂，这次事件，使汉朝巩固了对新夺取的河西走廊地区的控制。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漠北之战中，匈奴主力被围，由于卫青指挥得当，再加上突刮暴风，匈奴大败，伊稚斜单于仅带领少数人突围。匈奴大军与单于失去联络十余日，“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3]。这次事件说明，战争的失败，极易发生争夺单于权位的斗争。战争失败带来的巨大损失，也使匈奴内部产生了厌战情绪。乌维单于死后，其子詹师庐年少即位，被称为儿单于。“是岁，汉使贰师将军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多不安。”[3]为了阻止儿单于的行为，匈奴左大都尉欲与汉朝政权联合，谋杀儿单于，汉朝筑受降城以接应。由于谋事不密，左大都尉被杀。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 年），虚闾权渠单于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为破坏此事，“乃自请与呼庐訾王各将万骑南傍塞猎，相逢俱入”[3]。准备趁汉朝不备趁机南下掠夺，结果被人告密，汉朝严加防御。秋天，匈奴西嗕王带领数千人及畜产投降汉朝。汉武帝对匈奴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后，匈奴内部与汉朝重修和亲的呼声日益高涨。战争的失利不仅使匈奴单于难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而且必然加剧其内部的矛盾和争斗。五单于分离，南北匈奴分裂，都与此密切相关。
三是加剧了匈奴民族与其他北方民族的冲突与矛盾。冒顿单于统一蒙古高原后，又“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国并 为一家”[3]。对西域、乌桓、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征服，使匈奴帝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及政治利益。“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 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乌桓、鲜卑也曾臣服匈奴，“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8]。西域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匈奴有很大的互补性，匈奴征服西域各国，从那里获取粮食、手工业品、畜产品和劳动力，是匈奴帝国得以维系的重要经济基础。对乌桓、鲜卑的征服，则使匈奴的国力更为强大。
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采取与西域各国联合的策略，以“断匈奴右臂也”[3]，开始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随着汉匈战争中匈奴的不断失败，特别是河西之战的失败，西汉王朝夺取了河西走廊，控制了与西域联通的咽喉要道。元封年间，汉武帝派兵击破了亲匈奴的楼兰、车师，派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妻乌孙王。太初年间，两次攻伐大宛，使匈奴失去了楼兰、乌孙、大宛等附属国。车师国地处天山南北的要冲之地，匈奴与车师联合，多次攻入与汉朝和亲的乌孙等国，汉朝与匈奴展开了五次大的对车师国的争夺战。本始二 年（公元前72年），汉朝为救援乌孙，派五将军共10 万人分五路出击匈奴，乌孙、昆弥亦出10万军队从西方呼应汉军。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朝的各路军队共得匈奴首虏4200余级，获马牛羊约80余万头。“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于）［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3]为报复乌孙，当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亲自率兵进攻乌孙，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就在返程路上，“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被汉朝战败再加上突然而至的天灾，使周边各国有了可乘之机。“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饥饿，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3]此后，“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3]，“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3]。连续战败并失去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匈奴帝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和激烈斗争。
依靠战争匈奴帝国得以建立，曾一度统一蒙古高原，“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3]。但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显然已经超越了匈奴游牧生产方式的承受范围。特别是连续遭受战争的失败，使匈奴帝国的生产力被严重削弱，内部分崩离析，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相协而至，匈奴进入了日渐衰弱的时期。正如北魏始祖皇帝力微所言：我历观前世匈奴、踢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能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9]，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注释：
①转引于余英时著、乌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一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王庆宪.匈奴与西汉关系史研究［D］.内蒙古大学，2007.
[5]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M］//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常生荣，主编.烽火狼烟：中国长城新考［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3月第48卷第2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