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经历了“三绝三通”。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都有过研究。例如朱绍侯《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1]将两汉时期西北和北部的边疆问题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整体加以考虑。并且指出了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政策当中的六点不同之处，包括攻守战略选择;军事战略研究;对屯田的重视程度;以夷制夷战略的执行程度;主攻方向的选择;练兵选将标准等六个方面。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2]一文指出“三绝三通”与东汉对羌战争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后“二绝二通”。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具体的事件和具体的政策方面，而没有学者从东汉立国特点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东汉在对西域和羌族的政策方面，其根源都可以追述到其立国特点上。

一、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

西域第一次由绝到通从王莽始建国元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西汉末年，由于王莽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叛乱。东汉建国以后，由于国力尚未恢复，在对西域的政策中，采取了一种较为保守的策略。建武十三年，面对莎车王贤、鄯善王安对于复设西域都护的请求，光武帝委婉拒绝，导致西域诸国全面叛乱的爆发。直到明帝永平十七年击败北匈奴后，才使得西域复通。

不过好景不长，北匈奴对失去西域并不甘心，遂与东汉政府展开了一场争夺西域的战争。最后，匈奴以鼓动“焉耆、龟兹攻没西域都护陈睦，悉灭其众”[3]而告终，西域与东汉政府间的联系再次断绝。章帝继位“不欲疲中国”，且爆发了大规模的羌族起义，使得东汉政府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平定羌族起义上。在东汉政府平息了羌族叛乱以及战胜了北匈奴后，永元九年打通了东汉政府与西域的联系。另外，在“二通西域”的过程中，班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限制了北匈奴在西域势力的发展，对东汉政府最终战胜北匈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汉政府与西域联系第三次断绝发生在安帝永初元年。班超告老还乡之后，由于继任都护用错误方式处理东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问题，激起西域诸国的叛变，最终导致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关于这一次导致东汉政府与西域关系断绝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东汉政府至西域路途遥远，屯田费用过大。第二点是东汉官吏的过失;第三点是由于永初元年夏天爆发的大规模羌族叛乱。导致东汉政府无力顾及西域。由于东汉中后期羌汉战争的逐步激化，实际上东汉政府与西域间的联系一直处于一种“半通”的状态，直至东汉灭亡。

二、东汉立国特点与“三绝三通”的关系

从前文可以看出，影响东汉与西域关系的重要因素有四点：第一点是路途遥远。由于洛阳不会受到来自于匈奴和羌族的直接军事威胁，因此东汉朝廷有数次关于放弃西域甚至放弃凉州的争论。例如永初四年爆发的羌汉战争，大将军邓骘以及谒者庞参便建议放弃凉州，固守三辅。又如在汉明帝去世时，章帝诏班固回朝放弃西域，班固撤至于阗时，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4]班固才下定决心继续在西域活动。这些足以见得，遥远的路途导致东汉政府在经营西域上是没有足够决心的。第二点是与匈奴战争。北匈奴在前两次东汉政府与西域关系断绝的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东汉与西域的关系就取决于东汉与北匈奴的军事实力。第三点是羌汉战争。东汉安帝以后，羌汉战争反复爆发，愈演愈烈。一旦没有解决好与羌族关系的问题，分布于凉州地区的羌族就会变成丝绸之路能否畅通的最大问题。第四点是主要官吏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班超和任尚为例，班超告老还乡后不久，西域在任尚的管理下便出现了叛乱，最终导致了东汉政府与西域联系的第三次断绝。护羌校尉邓训，同样深得羌族及其他民族的爱戴。[5]而邓训死后继任护羌校尉的聂尚，强迫羌人迁回大、小榆谷，引起羌族的叛乱。可以看出，东汉选择的官员，其能力和威望是东汉能否保持和西域，羌族良好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实这四个因素如果深究其根本原因，都可以从东汉立国特点中找出端倪。东汉的立国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东汉政权的建立得到了来自地方豪族的支持，皇权不够强大。其二则是由于东汉建都洛阳，东汉帝国东西方之间本就存在一定的矛盾。且由于在东汉建立的过程中，征服隗嚣历时很久。因此东汉政府对于凉州的地方豪族势力一直心存忌惮，希望遏制凉州地方势力的发展。这两个点相互影响，而前文所述的四个影响因素也都在其中有所体現。

关于东汉政权内部东西方矛盾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提到：“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王勖《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指出，由于东汉定都洛阳，且东汉初年统一战争中，凉州地方势力的强大，使得东汉政府选择压制凉州地方势力[6]。同时，东汉时期那些出身于凉州或者家族历史上和凉州有渊源的官吏，其政绩都是较为出色的，例如窦融以及其侄子窦林。东汉王朝害怕这些凉州地方势力做大，因此选择压制凉州地方势力。据统计，东汉前中期的凉州官员，凉州出身的仅有10%左右[7]。但是往往，关东出身的官吏不够了解凉州当地的情况，导致羌汉矛盾的激化。而对边患问题的忽视，也导致羌人以及北匈奴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想要长久的维持与西域的联系很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导致东汉政府与西域联系“三绝三通”的因素主要有路途遥远;汉与匈奴的战争;羌汉关系;官吏选择。而其根本原因则源于东汉立国的特点，尤其是皇权不够强大和东西方矛盾显著这两个方面。由于东汉时期有这样的立国特点，导致东汉早期更加注重皇权的巩固，相对忽略了边患问题。同时，用关东人士出任凉州官吏，压制凉州本地势力的方针，也使得羌汉矛盾逐渐激化。再加上路途遥远，东汉政府往往受困于解决羌族及匈奴的问题，无力支持西域官员的活动，使得长久保持与西域的联系变得困难。纵观由汉武帝至北宋，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否，尤其是凉州段丝路的畅通，往往取决于中原王朝的综合国力。当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时，便可以长期维持丝绸之路的稳定，减少少数民族对于丝路畅通的威胁。而当中原王朝国力偏弱时，例如东汉，想保持丝路长期的畅通，是非常困难的。

【注释】

[1]朱绍侯：《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2]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页。

[4]《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5页。

[5]《后汉书·卷十六邓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0页。

[6]王勖：《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7页。

[7]薛海波：《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73页。

编 者 按：原文载于《秦汉史研究》，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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