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丰西岔沟墓地的出土资料终于编辑成书，就要出版了！第一次能亲手把玩这批材料时，我还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1961年冬，我到吉林市参加考古调查实习后，途经沈阳参观辽宁省博物馆，承李文信馆长的美意，请孙守道先生摊了一桌子该墓地的文物，逐一介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形制奇特的铜柄铁剑、有“胡人”装束人物的青铜饰牌、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共存的随葬陶器。该墓地出土的铜柄铁剑是我将东北系青铜剑作为大学毕业论文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始契机。

1960年，孙守道先生在发表这批文物时将其命名为“匈奴西岔沟文化”。对于这一命名，他是这样阐述的，“就这一文化的主要内涵而言，属于匈奴文化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中有些“具有文化特征性质的东西，如带环柱状铜柄铁剑、金或银丝穿珠扭环饰品、涂朱磨光长颈红陶壶等，在别处迄今未见类似发现”。因而，“他们到底是真正匈奴本族人呢？还是属于匈奴部下的其他族人，即所谓匈奴‘属族’呢？自然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确定”，“所以，在命名上仍保持本墓地所在的‘西岔沟’一名，以标志这个考古发现，在现阶段来说是必要的”。1960年冬，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实习当讲解员，见到这批文物在展柜中被标以“匈奴西岔沟文化”之名时，只注意到“匈奴”的族名，并没有理解孙先生还要缀以“西岔沟”三字的深意。其实，孙守道先生在1960年就已经指出，“铁剑上的一种如双鸟首对环式的铜柄，和日本九州地方出土的一把铜剑上的铜柄极为接近”，这是难能可贵的。

吴荣曾先生于1961年以笔名“曾庸”发表的《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遗迹论》一文，在论证西岔沟墓地非匈奴遗存这方面是很有道理的，但提出汉代以“东胡”之名取代先秦的“貉”等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讨论该墓地族属为乌桓的问题上，并未引起我的重视。

李健才先生1982年提出吉林市东团山城是夫余早期王都。武国勋和董学增两位学者随后实地重新测绘了东团山的“南城子”，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从考古遗存寻找古夫余踪迹，先后发掘了榆树老河深中层墓地、吉林市泡子沿遗址、吉林市帽儿山墓葬群。蔺新建（笔名“田耘”）首先提出西岔沟墓地为夫余遗存并相继得到多位学者认同，这是因为西岔沟和老河深墓地出土物有相似性。

1992年，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孙守道先生放映了相当多的西岔沟墓地出土陶器的幻灯片，这些陶器明显和老河深墓地出土的陶器有很大不同。同年，为了参加在韩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我写了《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指出“老河深和西岔沟两地的随葬品的确有很多共同性，但是陶器有很大差别”，“而且，西岔沟墓地的葬俗、葬式迄今未正式报道，无法和老河深墓地作详细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贸然断言西岔沟墓地和老河深墓地属同一考古文化。西岔沟墓地的文化属性和族属，应留待正式报告发表而弄清遗存全貌后再行讨论。”

这批十分丰富而且珍贵的东北考古材料，是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1956年发掘的。1959—1960年他们曾编写过发掘报告初稿，但始终没能出版。之后文物分散在三个博物馆，原始记录和报告初稿则仍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策划重新编写发掘报告，那时距这批材料的出土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孙守道先生也已经于2004年离世。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潘玲醉心于东北考古，勇于担当这个艰巨任务。所以，当西岔沟发掘报告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于2013年正式启动时，我对项目负责人潘玲实在是非常佩服而且充满期望的。潘玲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之余，在辽宁省博物馆领导的积极协调和吉林大学的同事及研究生的协助努力下，如期完成了新报告的编写。她不负考古先辈的工作，把这批重要资料高质量公布于世，其意义不仅在这批材料本身，更是为各地文博单位积压了几十年的重要材料能早见天日提供了一个好榜样！

这批材料的全面而详尽的公布，对我来说，确实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需要慢慢消化，只能先就最突出的几点感受说一说。

从全部随葬陶器来看，西岔沟墓地的陶器和已知的夫余文化遗存完全不同，所以族属上的“夫余说”可以休矣！此外，其与已知的匈奴陶器也大相径庭，“匈奴说”当然不能成立。

西岔沟墓葬和汉书二期文化特别是平洋墓葬的关系，从全部随葬品来看，相似性大大增加了。单就陶器而言，如斜颈壶等几种壶，单耳大口罐、鬲、红衣陶、篦齿纹及其构图、珍珠纹、口沿的刻齿纹，底缘的刻齿或刻点……无不若合符节。过去因为西岔沟型Ⅱ式剑柄（即柱状柄首而穿算盘珠状铜环者）的铜柄铁剑为老河深墓地及西岔沟墓地共有，所以将西岔沟墓葬也归为夫余文化遗存。其实，西岔沟型Ⅱ式剑柄之有铜剑身者，是吉林舒兰发现的一件属于东北系突脊曲刃剑。这种剑分布甚广，我记得吉林大学在发掘大安汉书遗址时，在汉书二期文化地层中就出土了一件东北系铜剑的石质剑把头，形制甚复杂，应是晚期的。可见，汉书二期文化也是有东北系突脊曲刃剑的考古学文化。西岔沟墓葬之所以有突脊曲刃剑系统的铜柄铁剑，和金丝拧成的耳饰一样，也可能是从汉书二期文化来的。

潘玲在报告结语部分重新提出了西岔沟遗存的族属是乌桓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所以研读这本报告的重点，应该放在找出这批遗存特有的文化因素上。作者认为墓中出土的带背纽的马形牌饰就是乌桓特有的文化因素，这是对的。由于西岔沟墓葬的材料未能全面公布，潘玲、萨仁毕力格在讨论鲜卑马形牌饰的来源时，除了1960年已发表的一件外，只补充了2014年在辽宁省博物馆新展出的一件，不能全面阐明西汉时西岔沟的马形牌饰和东汉鲜卑马形牌饰的渊源关系。实际上，两者的主要共性应该是头前都有一个蕈状突起，我把它解释为把前额的鬃毛结扎后散开形成的，并引辽墓壁画中契丹人的马前额鬃毛处理方式为证，迄今未见不同意见，应该可以作为东胡系统人群马鬃处理的特点。

从西岔沟的六件马形牌饰可以看出，马尾的末端向前弯曲，和曲折的双腿形成U字形的框子，在西汉已经这样了，并非东汉才形成的特点。前后腿双蹄交叠的痕迹，西岔沟时期还有很明显的例子，东汉时也没有完全消失。在前腿折起的部分和腹部之间加一竖条，在西岔沟时期已不止一例，看来应该是起支撑作用的，并不是作为站立的马腿，东汉时有竖条的马只是这种造型的变体，不能看作受匈奴四条腿站立式造型影响的结果。而且，东汉时马背上立小马的造型，西岔沟时期也已经出现了，早先孙守道先生发表的那件，马背上就是缺失了前半身的小马，两条后腿之间的空档没有铸出来，尾巴的下段缺失，成了鸟喙形，所以被误认为小鸟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也是小马前半身残缺的，可以互相参证。所以，东胡系统的马形牌饰的造型，从西汉到东汉并无重大变化，只是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图案化，最后加上了一个马镫，而且把前面的竖条也变成马镫而成了双马镫。

不过，只有这一个特有文化因素还不足以论定西岔沟遗存的族属必为乌桓，所以我们还应该继续分辨出西岔沟遗存特有的不同于匈奴和夫余的文化因素。过去我因为东胡和匈奴都称为“胡”，推断乌桓在人种上也是北亚蒙古人种，究竟对不对，还是要靠考古新发现来检验的。

看起来，西岔沟墓葬新报告的出版，会给东北考古中久已存在的乌桓之谜带来新的解谜契机，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本文系作者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编著的考古发掘报告《西丰西岔沟》写的序，该书将于2021年上半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署名单位为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本文略有删改）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