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历史的千古之谜:嘎仙洞石室是否是鲜卑族发源地?

发布时间:2021-01-26 浏览次数:118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中国北部建立过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氏,是鲜卑的一部,《魏书·序纪》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这表明鲜卑族发源于大鲜卑山。但是,大鲜卑山位于何处,是史学界长期未决的一桩公案。《魏书·礼志》说:“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室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这里只是指出了鲜卑人祖先石室的方位在乌洛侯国西北,至于具体位置在何处,仍是语焉不详。那么,乌洛侯国又在何处?《魏书·乌洛侯传》云:“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郡四千五百余里……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世祖(拓跋焘)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指北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这里大致介绍了乌洛侯国的方位:在“地豆于”之北,离代郡4500余里,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与难水汇合,那里的小水皆注入难水,东流入海,石室在乌洛侯国西北的某个地方。“地豆于”是中国古代一个民族,北魏时散居室韦以西,北与乌洛侯国毗邻,西至兴安岭与柔然相接,南邻奚、契丹,以游牧为业,常向北魏朝贡。代郡是指山西大同。完水即今中蒙、中俄交界的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难水则指嫩江。至于石室的准确位置,长期以来扑朔迷离,聚讼纷纭。


答案大相径庭


清代道光年间,边疆史地学家张穆在《蒙古游牧记·科尔沁右翼中旗》中说:“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格格。”既有鲜卑山,鲜卑族当发源于此。但这一推论并不恰当。一是北魏时乌洛侯国游牧于嫩江西,嫩江乃松花江支流,在黑龙江省西部,而科尔沁右翼中旗属内蒙古兴安盟,在内蒙古中东部,离嫩江路远程赊,石室不可能在此处。二是鲜卑山不止一处,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翠琴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书中所说:“鲜卑南下或西进,每到一处驻牧屯居之山区,往往称为鲜卑山。”她据《十六国春秋》一书的记载,考证出鲜卑山有二,一在棘城(今辽宁凌海市),一在辽西(今辽宁义县西)。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柳城(今辽宁朝阳)东二百里有鲜卑山,东胡因以为号。或曰鲜卑山即青山。”鲜卑山既有多处,何处为真,还须考证,但内蒙古通辽市所属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山,不是鲜卑族的发源地。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边疆史地学家何秋涛在其所著《朔方备乘》一书中推断“乌洛侯国即尼布楚之地”,因而判定魏先帝石室“当在尼布楚城正西之地”。尼布楚原为中国领土,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划归沙俄,其地在今内蒙古满洲里之北的额尔古纳河流域。鲜卑族秦汉时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西拉木伦河旧称潢水,与洮儿河都在内蒙古东部,洮儿河为嫩江支流,鲜卑族的活动区域并未逾越额尔古纳河。因此,鲜卑族石室在尼布楚城正西之说不能成立。


清代同治年间,地理学家丁谦在《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说:乌洛侯国“当为今呼伦贝尔城境”,“魏先帝石室在(贝加尔)湖南滨”。说乌洛侯国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大致方位不差,但说鲜卑石室在贝加尔湖南滨,则纯属臆测。贝加尔湖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古称北海,汉代苏武曾在湖滨牧羊,离乌洛侯国山水遥远,鲜卑人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达贝加尔湖。因此,丁谦的说法无人采信。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认为“乌洛侯分布在今黑龙江呼伦池一带”。呼伦池也称呼伦湖,蒙古语称达赉诺尔,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西部,位于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之间,长约80公里,宽约35公里,流经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郭沫若所说的方位是正确的,但只说“呼伦池一带”,鲜卑石室究竟在何处,仍无法确定。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中说:“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嫩江西北的大兴安岭地区,同包括九十九个氏族的三十六个游牧狩猎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马长寿著《乌桓与鲜卑》认为:“嫩江流域的西北为额尔古纳河,魏之祖先的石室当在二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两书都提到了大兴安岭,但是,兴安岭乃内蒙古东部及黑龙江北部山脉的总称,西为大兴安岭,东为小兴安岭,北为伊勒呼里山。即以大兴安岭而言,北起黑龙江岸,南止西拉木伦河上游,全长1200公里,鲜卑石室究竟在何处,仍不能确指其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推论乌洛侯之地必在今嫩江流域,“乌洛侯西北部之拓跋氏祖先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之中,而当在兴安岭近旁”。说嫩江流域之中、兴安岭近旁,均无错误,但仍然没有具体指出鲜卑石室在哪里。以上学者都从《魏书·礼志》中“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推测,于是就有了贝加尔湖、呼伦湖、额尔古纳河、嫩江流域、大兴安岭等大相径庭之说,但无人能指出鲜卑石室的准确位置。


发现鲜卑石室


对鲜卑石室的探讨沉寂多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终于有了新进展。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经过4次实地勘查,终于发现了鲜卑石室,解开了千余年来未解之谜。1979年9月,他第一次勘查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附近的一个山洞,发现与《魏书》所记“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大体一致,但未找到祝文,因而无法证实石室的存在。多数人认为,石室应在大兴安岭西额尔古纳河一带,而这个嘎仙洞却在岭东,属于嫩江流域。特别是对乌洛侯的地理位置,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大兴安岭以西额尔古纳河或海拉尔河流域,这与《魏书》的记载不合。于是米文平做出了新的判断:“乌洛侯不在岭西的额尔古纳河流域,而是在岭东的嫩江流域。”如此一来,嗄仙洞正在其西北方,与《魏书》中石室在乌洛侯西北的记载才相符。不过,能否寻觅到石室,仍是未知数。1980年1月、6月,米文平又两次去嘎仙洞勘查,结果无功而返。这年7月,米文平等第四次前往勘查,终于陆续在石壁上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天子臣焘”“中书侍郎李敞”等文字,然后又找到了大片文字,与《魏书·礼志》所载的祝文若合符契,米文平认为“鲜卑历史的千古之谜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揭开了”。


鲜卑石室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民族学家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说:“最近我到大兴安岭林区实地观察,在呼盟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见到林区里的一个山洞,称嘎仙洞,洞里还保留着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使树立的用以纪念他祖先的石刻祝文。这表明鲜卑族早期曾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罗贤佑在《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中说:“1980年,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西北大兴安岭东麓嘎仙洞发现的拓跋鲜卑祖先石室,进一步印证了大鲜卑山就在大兴安岭北段,这一带就是鲜卑民族的发祥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在《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说:“数年前,我国考古学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及北魏时代祭祀祖先的刻石铭文。这个石室离蒙古部的祖先唐代蒙兀室韦居地今额尔古纳河不远,这从地望上证实了拓跋鲜卑与蒙古人祖先之间的密切关系。”内蒙古大学林幹教授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一书中说,“198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同志发现了嘎仙洞内北魏先祖祖庙——石室的石刻祝文之后,才得以为解决鲜卑史上一系列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在嘎仙洞石室中所发现的文字与《魏书》所载“其先祖旧墟石室的祝文相符,可见嘎仙洞石室即鲜卑先祖的旧墟石室”。


仍有不同声音


虽然发现了嘎仙洞石室祝文,但并不意味着鲜卑族发源于大鲜卑山之说已成定谳。学术界还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嘎仙洞石室之说还须进一步探索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克涛在《毡乡春秋·拓跋篇》中说:“一、《魏书·序纪》及嘎仙洞石刻所在,实在不足以作为考证拓跋先世的有力佐证;二、拓跋不是黄帝以及昌意、始均的后裔,其史实也无法从黄帝时代算起;三、拓跋人以什么山为号云云,无非效颦前人叙法,不足为据;四、‘大鲜卑山’即‘鲜卑山’,分布难一,不可循名责实;五、‘幽都’只指北方,与兴安岭无涉;六、‘大泽’不是呼伦池;七、弱水不是嫩江,嘎仙洞石刻不可深信其为拓跋祖庙的标志。”此说认为嘎仙洞石室与鲜卑石室毫无关系。


我国留美学者朱学渊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中说:“一九八〇年,学者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壁上发现这篇石刻祝文,从此大兴安岭是‘大鲜卑山’,似乎无疑了。其实,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到处都有鲜卑山,而鲜卑山也决不止是一个部落,嘎仙洞可能只是拓跋部落一时的定居地而已。”他认为嘎仙洞只是拓跋鲜卑部落的一个定居点,不是发源地。


吉林大学林沄教授在为魏坚主编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拓跋鲜卑原附属于匈奴,“因为统一了中国北部,便自命为真正的正宗鲜卑,把拓跋氏的起源传说作为鲜卑的起源传说了”。他认为,拓跋鲜卑只是鲜卑的一个分支,只因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便认为自己是正宗鲜卑,但拓跋鲜卑的起源与鲜卑的起源不能画等号。


一些问题有待厘清


笔者认为,即使嘎仙洞为鲜卑石室之说成立,也还有两个问题应该厘清。


第一,鲜卑山是不是大鲜卑山?《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说,鲜卑在“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两书都说鲜卑族因依鲜卑山,故有鲜卑之号。《魏书·序纪》则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那么,鲜卑山与大鲜卑山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学者们见解不一。前引陶克涛《毡乡春秋·拓跋篇》中说,“大鲜卑山即鲜卑山”。林幹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中认为,“鲜卑山在今兴安岭南段,内蒙古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而大鲜卑山则在大兴安岭北段、内蒙古呼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的嘎仙洞附近”。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说:“我认为内蒙古中部的拓跋鲜卑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描述的鲜卑关系不大。”这是说拓跋鲜卑发源地的大鲜卑山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说的鲜卑山没有关系。既然大鲜卑山与鲜卑山没有关系,为何都有鲜卑之号?


第二,鲜卑族的族源是多源的还是单一的?白翠琴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中说:“从历史地理方面考察,东部鲜卑源于辽东塞外的鲜卑山,北部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之鲜卑山。”林幹也说:“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即在大鲜卑山,与早期活动在鲜卑山的东部鲜卑彼此各别自成一族或各别成为鲜卑族的一支。”以上两说均认为同为鲜卑族,北部鲜卑与东部鲜卑的发源地却不相同。一个民族有两个发源地,这颇令人费解。例如,汉族发祥地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匈奴族发祥地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蒙古族发祥地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崇山密林中,并无两个发源地,其他民族也大致如此。鲜卑族何以有两个发祥地,还须学者们作出合理的诠释。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 者 按: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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