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变文》研究
谭小华 何艳华 吴明林（重庆大学中文系，重庆401331）
［摘 要］《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唐代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也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完善的一个突出成就。本文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其主要内容和主题，特别是对昭君故事的原型、流传和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阐述，旨在探析《王昭君变文》的深刻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关键词］《王昭君变文》；故事原型；主题；探析
［中图分类号］1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8267 （2013） 15 -0194-04
在中国，“昭君出塞”的故事可谓是广为人知。自汉元帝以降，昭君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播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一个远嫁匈奴、和亲外藩的使女。她的身上积淀了众多文人骚客、民间艺人以及普通大众的情感意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其中又以形成于中晚唐的《王昭君变文》为典型代表。
一、《王昭君变文》简介
《王昭君变文》在敦煌写卷中编号为P2553 （法藏伯希和二五五三号卷子），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上卷开头部分残缺。现存抄本开头部分描写昭君前往匈奴的路程，接下来是单于和昭君的婚礼，到此“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 下卷先描述眷恋汉地兴叹的昭君和千方百计要讨好昭君的单于，接着是昭君的死亡和葬礼，最后部分是哀帝所派使者和单于的问答以及使者在青冢的吊祭。[1]
《王昭君变文》是唐代民间艺人以正史、杂史杂传及文人诗骚作为素材，综合前代民间传说，结合时代背景， 对昭君故事进行加工再创造而形成的一篇文学作品。虽然抄本上卷大部分已经残缺，连《王昭君变文》这个题名也是后补的，但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情感底蕴，因此仍然被视为典型的变文作品。加之后来杜甫《咏 怀古迹》、王建《观蛮妓》、李贺《许公子郑姬歌》和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等唐代诗篇的屡次提及，凸显出此作品在敦煌变文中的代表性质。
二、《王昭君变文》故事之原型
我们知道，有许多歌谣传说或故事都是大同小异。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 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随地加上许 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 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2]。
“母题”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概念，对应到文化学则称为“原型”。昭君故事自汉代以降，经过历代众多文人墨客、民间艺人的叙述、加工和传唱，已经在故事“原型” 之外增加了大量细节描写，让昭君形象更加饱满和丰富。 有鉴于此，笔者将通过官方正史、杂史杂传和文人诗骚三个方面对《王昭君变文》故事之原型进行分析。
（—）官方正史之原型
昭君故事最早见于班固所著的《汉书•元帝纪》和 《汉书•匈奴传》。
《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鄉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檣为阏 氏。’”[3]
该段文字简单记载了西汉末年，匈奴统治者呼韩邪单于来汉王朝“复修朝贺之礼”，并“愿保塞传之无穷”的事情。汉元帝为了对单于的归顺行为表示嘉奖，因此“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檣为阏氏”。“掖庭”是汉朝宫女居住的地 方，“待诏掖庭”则是汉朝后妃的一种称谓，“阏氏”是匈奴皇后的称号。汉元帝让王檣嫁给单于，此时的昭君只是国家外交活动的一个牺牲品，她被当成一件礼物由汉朝君主赠送给匈奴首领。
《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阀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 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4]
这一段文字虽然也是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赐单于”，但是更为具体地记载了昭君到匈奴后的地位及其子女的大略情形。昭君嫁到匈奴后，给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男孩；后来呼韩邪死，昭君改嫁复株絫若鞮单于，生了两个女儿。王莽建立“新朝”后，召遣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给太后当侍女，昭君因此也得到厚赏。由此可以间接推知：王昭君远嫁匈奴后，对匈奴贵族并无太多怨恨，只是忠实地履行相夫教子的职责；远嫁后，她依然和中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因为融合汉、匈两族关系而得到赏赐。
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对《汉书》所记昭君的事迹有所补充：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 帝召五人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 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5]
在这里，昭君不再是外交和亲的牺牲品，她因为不得汉帝宠幸而主动要求外嫁匈奴。昭君的这一举动，到底是在和汉帝赌气，还是真正追求爱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她能通过勇敢的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在专制时代很了不起，也让《汉书》里卑微的昭君形象开始变得高大起来。
昭君嫁到匈奴后，给呼韩邪单于生了两个孩子；呼韩邪死后，她又被迫从胡人风俗，再改嫁前阏氏的儿子，这与《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到了唐人的《王昭君变文》里，昭君故事则演变成了厌蕃思汉、终至含恨而死的历史悲剧。《变文》着力描写了昭君入蕃后触目皆非、抑郁悲痛，终于羸瘦致死的故事。这显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从而将一段历史事实演变成了富于想象、富于感情的变文。
（二）杂史杂传之原型
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等官方正史，主要注重记载汉朝与匈奴的外事交往活动，对于昭君出塞和亲之事也只是实录，并无感情因素的掺杂。但是在后来魏晋六朝的杂史杂传里，文人笔下的昭君则变得有血有肉，且逐渐演变出丰富的故事来。这其中又以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和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为代表。
《琴操》一书，相传为东汉文学家蔡邕所著，全书的内容是对历代琴曲标题进行解说。由于时代久远，《琴操》原书已佚，清代学人王谟有辑本《汉魏遗书钞•琴操》。在这本书里有传为王昭君远嫁，匈奴后所作的诗篇《怨旷思惟歌》: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游倚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冗，不得颉放。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6]
该诗首先以“秋木萋萋”“黄叶”枯萎起兴，奠定了全诗悲凉忧伤的基调。紧接着，先写王昭君未入宫时渴望外面的美好世界，用鸟儿的毛羽光彩来形容自己的美貌; 再写昭君入宫后“绝旷”“抑冗”，因为不得宠幸而感到凄凉彷徨；最后写昭君远嫁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对故土亲人充满了思念之情。全诗以昭君远嫁匈奴为线索, 紧扣“怨”字层层深入、步步点染，写得感人肺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谟的辑本在记载该《怨旷思惟歌》之前还有一段文字，既交代了昭君远嫁匈奴的缘由， 也写到了昭君嫁过去后的生活，特别是“吞药自杀”的悲惨人生结局：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颜色皎洁，闻于国中，献于孝元帝，讫不幸纳。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娼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修饰，善妆盛服，光辉而出，俱列坐。……遂以与之。昭君至单于，心思不乐，乃作《怨旷思惟歌》。……昭君有子曰世达，单于死，世达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达：“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达曰：“欲为胡耳。” 昭君乃吞药自杀。[7]
在这里，第一次写到了昭君的个人情况，她的父亲叫王穰，是齐国人；第一次描写了昭君的“颜色皎洁”。昭君入宫五六年，因一直未得到汉元帝的宠幸而心有怨气, 故意不再打扮容颜；待单于遣使来朝时，她却“善妆盛服, 光辉而出”，而且“越席请行”。也就是说，昭君以一种赌气的心态自愿远嫁匈奴，这与《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入官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相符合。而且这里的昭君更加胆大勇敢，她自嘲“粗丑卑陋, 不合陛下之心”，俨然一个烈女子形象。更重要的是，这里记述了 “父死妻母”的胡人礼俗，演化出了昭君不愿从胡人之礼而“吞药自杀”的悲剧结局。
相传为东晋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则增加了昭君入宫、画工索贿不成而丑化昭君，以致其数年不得被召见的故事情节：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 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8]
此节故事说明了昭君为什么入胡，特别是增加了画工毛延寿丑化昭君的情节，从而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昭君故事版本。但是这里所写的宫女向画工行贿，“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明显是虚构的情节，只是为了增加文本的丰富性与曲折性。正如清人陆耀在《切问斋集•王明君词 序》中说到：“夫汉元即富过往时，而未幸之宫人，安所得此多金以贿画师哉？宫廷迹阏，谁代为游谈而通贿者？ 至其辇金暮夜，亦岂漫无呵禁，固近诬不可信也。”[9]
后来南朝刘宋时期，临川王刘义庆在所著志人小说 《世说新语•贤媛》中也记载了昭君因不贿赂画工而被丑化容貌，后远嫁匈奴的故事：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10]
这里记载的昭君故事与《西京杂记》类似，都是敷衍、增加了画工索贿不成而丑化昭君容貌的插曲，从而解释了昭君作为普通宫女被选中远嫁匈奴和亲的原因。这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它客观上让故事变得自圆其说，也丰富了故事情节。
（三）文人诗骚之原型
自东汉以降，文人骚客吟咏昭君的诗作层出不穷，到了唐代更是有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在诗篇中屡次提及。可以看出，此时的昭君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和亲使女，而是一种文化传播的符号，承载了多少游宦赤子的忧愁与思念。
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是现存最早的文人题咏昭君故事的作品：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朝华不足嘉，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11]
在这里，昭君本是汉家宫女，却不得不远嫁异邦匈奴， 其内心之苦闷、悲愤，感人至深。到匈奴后，昭君伤心难熬，日益消瘦，欲假飞鸿之翼脱离苦海而不得，最后“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她只能用自己的不幸经历告诫后人不要远嫁，充满了深刻的无奈和悲凉情怀。
到了唐代，吟咏昭君的诗作更多。比如李白的《王昭君》：“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 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磋。[12] 杜甫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13]在这里，诗人们对昭君远嫁边塞、孤苦伶仃的命运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慨叹。
另外，还有王建的《观蛮妓》、李贺的《许公子郑姬歌》和吉师老的《看蜀女昭君转》等诗篇，都对昭君故事进行了描述和敷衍。这些诗歌的基本内容都来源于石崇的《王明君辞》和葛洪的《西京杂记》，然后通过对昭君不幸身世的描述、同情，也寄托了自己对前途、人生的无限深思。
三、《王昭君变文》之时代背景及主题
《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它是唐代民间艺人结合时代背景,,翌前代正史、杂史杂传和文人诗 骚作为素材，综合拇关民间传说，对昭君故事进行节术再创造而形成的一篇文学作品。
唐朝中期，经过“安史之乱”之后，百姓流离、国力衰微。西部的吐蕃政权乘虚进攻河西地区，凉州、甘州和肃州等地被迫沦陷。自此以后七十多年，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地区。[14]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敦煌沦陷区的民 间艺人用满腔热泪创作出了《王昭君变文》。变文的作者借着“昭君出塞”的历史，演义出昭君“身在异乡、悲痛病逝、独留青冢”的故事情节，渲染了敦煌百姓在沦陷之后对故国的强烈思念之情。
（一）时代背景
关于《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年代，文中有言“八百余 年，坟今上（尚）在”可以提供线索。王昭君死于何年，历史无明确记载。现在假定她的第二任丈夫复株索若鞋单于去世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前后的话，那么八百余年后，大致为唐德宗（779 - 805在位）、唐宪宗（805 - 820在位）时期，即中唐时代。[15]当然，“八百余年”之辞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不足深信考究。不过，正因为中唐时期对外关系紧张，和番公主才成为备受朝野关注的时事问题，而在《王昭君变文》中就可以反映出这一事 实，我们不妨把《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暂定为这个时期。
唐王朝建立以后，在西北塞外，前后有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唐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即突厥、回鹘和吐蕃。这三个民族在《王昭君变文》中都有出现：“突厥” 一词在文中屡见不鲜，如“传闻突厥本同戚” “假使边庭突厥宠” 等；文中“骨利干”是回鹘部族的名称，“瀚海”是回鹘故地；文中“蕃王”“蕃里”“蕃家”的“蕃”字，唐人一般用语中是指吐蕃。其中突厥的势力在唐初已衰，至公元744年被回鹘所灭。面对不断强盛的回鹘和吐蕃政权，唐王朝不得不采取和番公主之策，用以羁縻其心，维护边疆稳定统治。
唐朝以前，根据官方史书记载和民间杂史杂传演义， 王昭君都是以宫女身份远嫁匈奴、和番异族，并不是公主身份。而在《王昭君变文》中，有“公主时亡（亡时）仆亦死”；“维年月曰，仅以清酌之奠，祭汉公主王昭军 （君）之灵”等句子，这里都把王昭君当成公主。此“维年月日”云云的祭文，其实是模仿当时的祭和番公主文，如白居易《祭咸安公主文》云：“维元和三年岁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长公主睹毗伽可敦之灵曰。……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酹，庶鉴悲怀。呜 呼！尚飨![16]白居易笔下，咸安公主深明大义、委曲求全，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爱情，通过远嫁回鹘、和亲外藩来换取民族间的和平，这样的侠女精神着实让人肃然起敬。同样，汉代宫女王昭君，也是一位有大局意识、有牺牲精神的伟大女性，和唐代和番公主有着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知，《王昭君变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中唐时期，唐王朝为了缓解与外藩的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统治，不得不通过外嫁公主和亲来安抚四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王昭君变文》的爱国主题。
（二）主题探析
通过对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我们知道《王昭君变文》正是继承了汉魏六朝以来“悲怨”的主题倾向，极力渲染一种哀伤凄凉的情感基调。相较于前代的“昭君故事”文本，《王昭君变文》更着力描述了昭君嫁到塞外后的生活处境与情感状态一因为身处异邦而思恋故土，因为积思成疾而撒手西归，最终身埋黄沙，“独留青冢向黄昏”。当时沦陷区人民的命运与昭君非常相似，变文反映了民间百姓对昭君命运的深深同情，也寄托了沦陷区人民对唐王朝的爱国思念之情。
《王昭君变文》自产生以后，就在我国西北地区广泛传唱，这吐出了埋藏在胸中的故国之思，表达了共同遭遇之情，从而透出沦陷区唐人的不可征服。至少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唐人是不可征服的，因为他们不会由于被吐蕃俘虏，或受了吐蕃的宽待便忘了自己的“唐人”身份，忘了时时刻刻思念的祖国。
但另一方面，通过研读文本，我们发现《王昭君变文》与魏晋六朝吟咏昭君之作相比较：少了几分厚重的民族情绪，多了几分恋人的深情与浓爱。正如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在《王昭君变文考》一文中所说：
历代有关王昭君的诗作不知凡几，主题无非是表露对王昭君的同情，兼以批评汉元帝的无情。而《王昭君变文》别岀心裁，集焦于另一位当局者即匈奴单于的心情，大费笔墨描述单于得不到王昭君欢心的苦恼，以及王昭君死后的悲叹和痴恋，这在成千上万的有关王昭君的作品中可谓仅此一见。后来，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着墨于元帝的后悔和迷恋，另起炉灶，而其主角、视点的变换，于《王昭君变文》中已见端倪。[17]
西晋石崇《王明君辞》中有“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之句，这很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情绪，认为匈奴是蛮夷之地，比不上中原王朝。而在《王昭君变文》中，作者虽然没有将昭君视为民族和睦友好的使者，但也并不认为昭君和亲是民族耻辱，对匈奴民族并未有鄙视情绪。对于前来要求和亲的呼韩邪单于，作者并没有将其写成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也没有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痴情汉的形象。这在历代昭君文学作品中很少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宏大的文化视野。
通过文本描述，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深意重的单于：对昭君善言相向、百般讨好，举行盛大典礼封其为“阏氏”，仍然“犹恐他嫌礼度微”；见其不悦，便传令“非时出猎”，千兵逐兽；在昭君病重之际，又细心关爱、反复慰问，并说出了“公主时亡仆亦死”的深情之语。同时，为了昭君之病，单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昭君逝后，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临丧”，可谓之深情痴情。
笔者认为：民间之所以塑造单于的痴情汉形象，一方面是为了烘托昭君的个人魅力，华显照莹不慕外邦荣华富贵而一心思汉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可能是出自对昭君背井离乡、远嫁异族的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纵使悲剧命运不可逆转，但为其匹配一个痴情的夫君，至少能让其在异族他乡多少获得一丝温暖、舒适与幸福，不至于忍受去国怀乡和外族欺凌的双重痛苦。
结语
《王昭君变文》自创作以来，因为其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历史内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民间艺人和普通大众，成为敦煌变文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本的演变，昭君不仅是一个和亲的使女，更成了传播文化的符号，联系情感的纽带，“昭君”形象也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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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载于《前沿》，2013年第15期，总第314期。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