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吴柏森出版了《历代屈原戏曲注评》，2013年，他的《历代昭君戏曲注评》，又摆在了我的面前。惊喜之余，我为他“古稀今不稀”年龄段青春活力的焕发、学术新绩的开拓而感佩心仪！

　　柏森是我大学的同学，虽比我晚一年，却因工作需要提前于1958年与我同年毕业，分配到创建中的宜昌师专即三峡大学的前身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他已是三峡大学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从当初的“一码带十扎”地教各式课程，到不久定向于古典文学，先开唐宋，而后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打通关”，由讲师而教授，由中文系系主任而教务处长，一路“双肩挑”走过来。文革结束后，他又开始了学术研究。从1980年发表关于薛宝钗的论文开始，每年都有论文问世。接着是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的《明实录》、《清实录》的整理工作，完成《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文教科技卷、军事史料卷）》和《清实录类纂（科学技术卷）》等，真是硕果累累。退休后他又重点投向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继完成《〈容美纪游〉校注》之后，又完成了历代屈原戏剧与历代昭君戏剧的辑录注评的双璧之作。无论从古典文学、地方文化的角度看，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与此同时，还应邀参与了宜昌文化书系《屈原诗歌释读》、《欧阳修夷陵诗文译注》的修订、审定工作，如今他又担任了《宜昌文化简史》的“特邀编审”，从事把脉把关的工作，步入了人生又一个黄金时期。

　　对于古籍整理，我向来是心存敬畏的。当你面对浩如烟海中无标点、无段落、无注解、甚至无背景的原始资料，收集、择选、梳理、校勘、考证、审定、标点、分段、注释、今译、索引、述评，序跋、附录，涉及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历史沿革、名物掌故、典章制度……何其浩繁艰难！有时为一件史实、一个地名、一道掌故、一条引语，也要费尽周折，求解无门。若非学识渊博、古文功底深厚而又甘于默默奉　献者，是不愿、也不能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

　　然而它又是继承发扬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工序”，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繁盛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汉末刘向父子校理群书，东汉郑玄等遍注群经，魏晋隋唐诸经义疏，宋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的编纂，皆为一代盛事；清乾隆朝官修《四库全书》，民间考据学家古籍研究竟成“显学”，都为历史佳话。资料显示：我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迄今从未公诸于世的手稿本、钞本、日记、笔记、档案等罕见古籍即达20万种，出版《中国古籍总目》已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程。正需要大量专家从事这项工作。

古籍整理，正是所有古文化研究者的基本功。看中国所有国学大师、知名教授、有所建树者，哪位没有参与过这项基础性工程呢？而所有企图投机取巧走“捷径”者，都在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看“大跃进”年月读不懂李白杜甫的大学生居然要重编《中国文学史》；文革中读不懂《论语》的人声色俱厉地狠批“孔老二”……不一一成为了历史笑柄么！

　　曾经也有一种甚嚣尘上的“高论”：古籍整理不过是老学究“吃了饭没事干”，是“曲高和寡”、“脱离群众”，而在拜金主义冲击的当下，古籍整理又处于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柏森却不为所动，自告奋勇，主动承担。凭着对元明清史料的熟悉，凭着参与国家古籍整理的经验，他独辟蹊径地选择了至今尚无人“光顾”的屈原、昭君戏曲作为切入口，从目录学佚文中发现线索，跟踪追击，以年逾七旬之躯不辞辛劳地将深藏于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北大、武大、复旦等图书馆的珍贵资料搜罗汇集，具有真正拓新的意义。

　　柏森从晋石崇作《王明君辞》，“敦煌变文”中《昭君变文》，到唐诗中歌女表演《昭君变文》的描写，宋代歌舞剧曲中以昭君为题材的作品，到进入成熟繁荣时期的元杂剧，再到明、清传奇、杂剧作品……对整个古代昭君戏曲的酝酿、产生、发展脉络，作全景式的梳理与观照。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进行历史的考察、实事求是的解读。剧作者们总是从特定的时代特征出发，结合自身的遭遇、感受进行创作，他们往往借“王昭君”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对古今昭君戏剧中无法回避的“和亲”问题，他引用鲁迅先生的论断进而指出：同历史上所有宫廷美人一样，进入男权社会最核心的宫廷美人王昭君，无论留汉宫，往匈奴；被“赐单于”或者“请掖庭令求行”；也无论至边地“沉江”还是“从胡俗”贵为“阏氏”，其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这与她形象的光彩照人，声名的流芳百世，不相矛盾。王昭君之令人景仰，在于她对命运的不甘屈服，追求自由人生的奋力抗争，在于她身上表现出的一种崇高、悲壮的人格美。剧作家们创作各出心裁，但其悲剧的基调乃历史的存在。昭君出塞有利于巩固胡汉友好关系、加强胡汉文化交流，符合胡汉人民意愿，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但也不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背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作现代式的任意“拔高”强加。如曹禺的现代话剧《王昭君》引起非议，一些影视剧把昭君刻画成“政委”、“外交家”、“民委工作者”，犯的正是“政治实用主义”。

　　我在为林永仁《昭君出塞源流考》一书的序言中，曾对董老的《昭君诗》提出过商榷，以为前两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高屋建瓴气度非凡；第三句“词客各摅胸臆懑”也符合客观实际，唯有第四句“舞文弄墨总徒劳”中的一个“总”字，则有“一竿子刷一船人”的偏执。试看汉唐以降，文人骚客对昭君或怨或诉，或怜或惜，却有谁“伤害”过她呢？难道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都要划入“徒劳”之列？如王安石、欧阳修及至元、明、清，汉、蒙、满诸多诗人对昭君赞誉有加，都一律要打入“徒劳”另册？历览2000年间700余首吟咏昭君的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各类诗、词、曲，特别是翻检元以后尤其明清时期的昭君诗，正面赞誉已成为昭君形象塑造的“主旋律”，难道也要通通划为“徒劳”之列？“总”从何来？我对董老向来敬重有加，尤其是大学期间，从同班同学董老的侄女董良元（调干生）处听到一些未曾公开的她伯父的生活细节，更以为是一位富有人情味令人尊敬的慈祥长者。然而本着亚里士多德“吾爱先生，吾更爱真理 ”的名言，我对诗作中“总徒劳”三字仍持有异议。而柏森历代昭君剧的注评分析，强化着我的认定。它的出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古代戏剧的认识、对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无疑是有着多方面的启迪的。

　　柏森正直正派，谦和大度，本色示人，顺逆如一。真如孔子所述：“不妄动，不徒语，不苛求，不虚行，”具君子之风。文革中他到宜昌最穷的地方——远安一个叫李家包的地方劳动，对民间疾苦有切身体验；对于时弊、积弊，他也有明彻的洞察与本能的憎恶；历次政治运动中，固守良知，坚持正义，从不落井下石。“反动学术权威”吴林伯先生文革中遭疯狂批斗，数十年呕心沥血的《文心雕龙义疏》手稿四处散落，任人践踏，是吴柏森悄悄将手稿一一捡起，妥善保管，奉还给了林伯先生，否则，这部被易中天称为恩师的“惊世之作”将永劫不复！

柏森一眼可以看出一些出版物的“硬伤”；可以从米坛盖上发现《御制三希堂法帖》以及夹页中赵朴初的手稿；可以不计时日地帮人查阅资料解答疑难，而不会如某些“行家”凭“想当然”作注释，借“新名词”以哗众……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将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尚未面世的研究成果，慷慨地提供给青年教师；林永仁先生亡故，他默默敬上挽联；我写赞誉师专创始人、我心中留有特殊地位的徐公汝潭小文后，他立即作诗文以响应；笔者拙著出版后，他也多次赋诗、作文、写信，奖掖鞭策，提出修正意见。柏森以学问当人生，沉潜沉静，执着专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生活方式。在浮躁症蔓延的当下，何其难能！

　　“柏森”名字，我疑心出自“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由此推想其家学渊源。果然乃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死于逃难中；岳父老报人，与赵朴初常诗词唱和、书信往来。老伴宋美善副教授，也在三峡大学从事数学教学。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谐。

　　“书魂画魄自成缘，探赜相将遑论年。”这是客厅内与吴章采先生唱和、由青年书法家金强书写的条幅中的诗句，正是其书香之家的写照。退休后他跟朱丹峰先生习绘画，紫藤、墨竹、老荷、幽兰，技巧尚谈不上老到，却有“文人画”的情致；去年游敦煌拍摄的莫高窟、月牙泉，显出不凡的视角；近来则又遣兴于甲骨文书法，那劲峭硬拙的“旧邦新命”，取《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寓意，构成独有的吴氏雅趣。而看他熟练操作电脑发送E-mail、QQ，存储照片，就知道这个一辈子与故纸堆打交道者，又怎样在“与时俱进”。

　　他的书房兼卧室的墙上，挂的则是石声淮教授1984年专为他写的“慎终如始”四字。先生用《老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话，勉励自己的学生永立不败之地。而柏森数十年来为人、为学，正是践行了这一朝夕与对的法则的。

　　我想，一座学府，一座城市，一方地域，如果多一些吴柏森这样的人，那么那里的学风、社风、文化底蕴与品位，当会与日俱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