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武威雷台墓；牛车；铜车马佇列；魏晋

武威雷台墓，自《文物》1972年2期甘肃博物馆发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及《考古学报》1974年2期发表了《武威雷台汉墓》之后，关于其断代的周题就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我的老师何双全先生早在1992年就曾指出，此墓之形制具有晋代的特点，墓中所出陶器、铜叉、铜削等和敦煌晋墓出土类似，而所出铜俑独角兽等甚至与武威旱滩前凉墓之出土物近似。何先生的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同，此处不再重复，这里重点讨论的是该墓出土的唯一的一件牛车上。

牛车为无棚牛车，车上一侍俑。这种类型的牛车在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彭阳新集北魏墓及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均有出土。基本特点是无顶，由左侧、右侧、后侧的横板构成车厢，且牛车的车毂部分一般都向外突出，这种车称为“轺车”。关于轺车的定义，《释名·释车》曰：“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也就是说这种车是一种四面敞露之车，可以方便人四处远望。《隋书·礼仪志》载，萧梁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这种牛轺车多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出土。

牛车，通俗地讲就是以牛驾驶的车辆，又称“大车”、“犊车”。《诗经·小雅·黍苗》：“我车我牛。”孔疏：“大车以驾牛。”牛车的起源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中国古代的牛出现很早，三国时期史学家谯周的《古史考》中记载：“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后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这说明在黄帝那个时期就已经使牛驾车了。

商周时期，牛车的主要用途是运载货物，用作坐乘的不多，且任何人都可以乘坐，春秋战国至秦时期，牛车大多用于载人，仍然是不限身份等级，而此时的贵族则多用马车，随葬则用战车。两汉时期，牛车亦是主要作运载之用，如《汉书·田延年传》：“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就”[1]，《居延新简》EPT65·428：“与此中百七两，栗大石□”[2]。汉简中还有很多以牛车为运载工具的记录，录部分简文如下：

入粟大石百石  车四两，尉使李宗将……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22·6[3]

入粟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正月乙末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56·22[4]

右壬辰车五两  粟百廿五石徘  与此千三百…… 《居延新简》EPT59·176[5]

入粟大石五十石  车二两  输吞远隧仓  《居延新简》EPT65·412[6]

入郡仓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转一兩半两 ，麦小石五十六石二五升……

《敦煌汉简》283[7]

入郡仓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转一两，麦小石卅七石五斗……《敦煌汉筒》284[8]

牛车一乘，载□□三束。 《散见简牍合集》690[9]

牛车一两  《散见简牍合集》939[10]

汉简中一般凡马车多称“乘”，牛车则多称“两”，从以上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运输的主要工具就是牛车，是一种较普遍的运输工具，且用作运载的用量也是很大的。

两汉之际的牛车也用于载人，但是却是一种规格很低的车，为王公贵族们所不屑。《史记·平淮书》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马”，《史记·五宗世家》：“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牛车是一种规格不高的车，统治阶级的使用只是处于迫不得已。《后汉书·朱浮传》：“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尊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各於编人。”[11]《后汉书·谢夷吾传》中记载，章帝时，巨鹿太守谢夷吾“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12]於是，谢夷吾就受到“左转下邳令”的处分。这其中的“柴车”指的就是牛车，太守因乘牛车而被贬官，并被认为是“有损国典”，可见当时的牛车其规格、地位之低。

《资治通鉴·汉景帝后三年》：“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胡三省注引颜师古曰：“以牛驾车也，余据汉时以牛为贱，魏晋以后，王公始多乘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的乘坐规格与汉时相比骤然提高，且在中国的古代交通工具史上，马车从殷商开始就被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而占据重要地位，但在这个时期，马车的重要地位开始受到挑战，牛车已经取代马车，成为人们日常出行使用的重要交通工具，而马车则鲜有乘者，王公贵族乘牛车则屡见不鲜，且自天子起，都以坐牛车为荣。东晋王导等都有自己的牛车，如《晋书·王导传》：“导营别馆以处众妾，妻曹氏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驱牛而进。”[13]《晋书·王衍传》：“衍引王导共载，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14］。《魏书·礼志四》载，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辇，要“驾牛十二”。

牛车的地位提高还体现在它在车舆礼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晋制，诸王三公都乘牛车；南齐制，副三公乘牛车；梁制，两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乘驾牛的轺车，《隋书·礼仪志》说，萧梁时‘两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北齐制，正、从一品执事敬官及仪同三司乘牛车，七品以上官都乘牛车。礼制还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吏，应有自己特定的颜色和质料的车盖，有不同的车身装饰，贵族的车有幡、帷慢”［15］。

魏晋南北朝時期对牛车的重视，更很好的在墓葬中体现了出來，以牛车为中心的牛车仪仗俑群，是该期墓葬所特有的现象。已经报道的该期墓葬出土的牛车材料近三十条，整理列表如下：

魏晋南北朝墓葬中普遍随葬的牛车，是该期牛车地位与乘坐规格升高的最直接体现，特别是十六国地区，墓葬中的牛车的地位更加突出，而到了南北朝时期，牛车俑群的发展则到了其鼎盛阶段，牛车模型的豪华、类型的增加和俑群规模的扩展及敷量的增加，终于使象征主人出行乘坐的牛车作为出行仪仗的中心地位而得到了彻底的巩固。

综上所述，武威雷台墓中的牛车一定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它对整个墓葬的断代提供着重要的资讯。汉代牛车规格之低为权贵所不屑乘坐，其主要是做运输之用，如果墓中的牛车也是供墓主人运输之用的话，则肯定不只一个，应该有大量的牛车随葬。春秋至汉，墓葬中随葬牛车多是墓主人财富的象征，那么这里如果是为了象征墓主人财富，肯定也不会仅此一个，况且整个墓葬的规模以及壮观的车马仪仗队已经很好的显示出了墓主人的权势和财富，用不着再用一个牛车。所以，如果该墓是汉代的墓葬，那么该墓中出土的这件牛车与墓主人的身份则极不相称，正因为该牛车的存在，所以该墓不可能是汉代的墓葬，否则在该墓中出土的这件牛车则很难予以解释是何种含义。

学者郑岩认为：“墓葬中…马配有鞍具，但多无骑者，牛车中也不见乘者，显然是为死者所预备的出行工具”[16]。笔者曾在甘肃省博物馆见过武威雷台墓中所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列，该牛车也在其中，不过在展厅中所还原的车马仪仗队的排列中，原本应该象征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牛车却被摆放在了佇列的最后，这显然是欠妥的，牛车的位置，应该是居于整个佇列的显著位置，它是为墓主所预备的出行工具，因此绝不可能是摆放在队伍的最末。

对雷台墓的断代，固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的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该墓中牛车俑的存在，当是该墓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在整个墓葬的断代上提供了不可忽的重要资讯。

注释：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4］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9］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1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13］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14］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15］张振刚：《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牛车俑群的初步研究》，中国期刊网，2007年。

［16］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11年第6号（文/谢晓燕），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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