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梅

[摘要]匈奴族在阴山河套地区的活动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匈奴族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最早时间方面还有争议。考察头曼单于前的匈奴早期活动，匈奴族在阴山河套一带活动的时间可上溯至战国早期。义渠与匈奴是两个古族集团，不能混为一谈。义渠可能是在匈奴的授意下配合五国攻秦的。头曼单于时已有控弦之士二十万与匈奴战国早期在阴山河套地区的发展有关。

[关键词]匈奴；阴山河套；义渠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5)04-0055-05

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王国维先生通过对音认为，鬼方、昆夷、薰育、猥狁、匈奴系一族之称，并由鬼方等在历史上之活动方位，推测匈奴居于宗周之西北及其东北[1]（P.371）。该观点在史界影响很大，一些学者多受此启发探讨匈奴早期活动的相关问题。如，欧阳熙先生认为，阴山一带是匈奴社会经济发展的摇篮之地[2]（P.54）；林斡先生认为，“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是匈奴族诞生的民族“摇篮”[3]（P.54）；曹永年有专文说战国时匈奴应居于河套[4]；舒顺林先生也论证匈奴故地即发祥地在今河套阴山地区[5]。近年来，又有匈奴的祖源来自漠北，其民族形成的发祥地在阴山一带，民族大发展时期的重心又回到漠北[6]；南、北匈奴起源不同，南匈奴的发祥地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7]（PP.832-841）等看法，似较以前更详细和具体。当然，也有人完全否定匈奴发祥地(本居地)在阴山河套地区的观点，认为战国时期匈奴活动的主要地域并不在阴山以南，而是在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高原地带，即今内蒙古高原西部乌兰察布和巴彦淖尔两个大草原[8]；也有学者从考古研究角度提出，蒙古草原杭爱山以北呼尼河与鄂尔浑河流域是早期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匈奴人最可能的原始故乡[9]（P.184）。总之，因阴山河套是有确切记载的匈奴人最早活动区域，所以引发学者关注和探讨。虽然结论不尽一致，但阴山河套是匈奴族长期活动地域，并对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是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看法。

上述学者们依据的主要史料，一是《汉书·匈奴传下》中“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做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10]（卷94《匈奴传下》P.3803）的记载，二是《汉书·地理志》中五原郡条“(稠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10]（卷28《地理志下》P.1620）的记载。因史料对“阴山”地区的定位非常清晰，所以，这成为学界断定匈奴族早期活动与阴山河套地区有密切关系的最早史证。

然而，任何民族的发展与强大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无论阴山河套地区是否为匈奴族的发祥地，都有必要挖掘除上述两条史料以外匈奴人在阴山河套地区活动的更早的时间线索。因为，当匈奴于战国后期出现在汉文史籍中时，已是实力雄厚的北方政权了，这说明匈奴族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那么，匈奴族的这段发展壮大的历史是在哪里度过的？是阴山河套地区，还是包括阴山河套地区的秦、赵、燕诸国的广大北方地区，或是其他地区？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解决匈奴出现在上述两条史料之前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间接推测

匈奴族何时出现在阴山河套地区？有学者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的记载，认为“应以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4)为匈奴族在河套地区活动的年代上限”[11]；也有人认为，匈奴骑兵跨过黄河，占据“河南地”，其势力达到秦、赵、燕三国的一些边境地区是在秦惠文王(前354～前311)末年至秦武王(前329-前307)时[12]（P.45）；此外，还有认为秦代或战国末年，匈奴势力开始延伸到漠南阴山地区[13]等不同说法。以上观点多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但由于缺少直接证据，令人难以信服。

头曼单于(？-前209)时匈奴崛起并逐渐强大，已经活动在阴山河套地区，这一点很明确。史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14]（卷110《匈奴列传》P.2887）。据此，头曼单于时，匈奴已经东接东胡，西邻月氏。从东胡、月氏活动范围可知，匈奴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以北以东、西拉沐伦河以西的广大地域，包括了阴山河套地区，南及秦、赵、燕的边境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匈奴头曼单于在位时，因河南地被秦将蒙恬略取，匈奴才不得不北却七百余里。头曼单于时，匈奴就已占有河南地。有学者推算头曼单于在位时间与秦始皇的在位时间差不多，大约公元前247-前209年[15]（P.174）。所以，匈奴活动于包括阴山河套的北方地区的最晚时间应是公元前247年左右。那么，是否还能找到匈奴活动于此的更早时间的蛛丝马迹呢？

《史记·秦本纪》载，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14]（卷5《秦本纪》P.207）。后世史家对于文中出现“匈奴”的真实性，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大多数人不把它当作信史。因为《战国策·秦策二》有更详细、明确的记载，如果说有北方民族参与五国伐秦一事，也只能是义渠，而不是匈奴。那么，为什么在《史记·秦本纪》中被记载为“匈奴”？有学者说义渠就是匈奴的前身[16]（P.107），也有学者认为此处出现的“匈奴”可能是司马迁的臆断或记载错误①。笔者认为，既不能把义渠和匈奴混为一谈，也不能轻易怀疑司马迁的记载。分析史料，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即义渠与匈奴是近邻，并有某种特殊(或附属)关系，这种关系被与二者邻近的秦朝史家零散地记载在《秦记》中，而《秦记》则是司马迁记载先秦历史的“石室金匮之书”中的重要史料之一。秦并六国后，大肆焚毁一切不利于秦王朝统治的前代书籍，尤其各诸侯国“史记”[17]，致使许多先秦史书失传，唯有由秦国历代史官积累成书的《秦记》逃过此劫。再进一步梳理，《史记》之《秦本纪》《魏世家》《楚世家》《燕召公世家》《赵世家》《六国表》及《张仪列传》等相关记载，所提到的参与攻秦的诸侯国及数目也颇不一致，有记赵、韩、魏三国者，有记韩、赵、魏、楚、燕或韩、赵、魏、燕、齐五国者，甚至有韩、赵、魏、燕、齐、楚六国者。这些不一致的记载从各国的出兵先后、出兵目的等角度看并没错[17]（P.481）。由此可见，司马迁记述诸国历史时基本依照各国官方档案或其他材料，对多处提及的同一件事也没有刻意使之统一，这恰恰说明了《史记》史料价值的可靠性。五国伐秦事，只有《秦本纪》《张仪列传》中提到北方民族的参与。《张仪列传》中所记内容基本与《战国策·秦策》相同，明确北方民族指义渠。而以《秦记》为基础的《史记·秦本纪》也不应该轻易受到怀疑，尤其对于仅此一见的五国率匈奴共攻秦的记载。秦最终能够统一全国，“知己知彼”是其最起码的条件，对各个诸侯国包括很远的齐都能随时了解、掌握动向而处于主动，更不要说其边境状况。可以认为，当时匈奴已经对义渠产生控制或影响，而秦统治者或史官知道这一情况从而留下了这一记载。再者，这条记载所反映的年代，与被公认的信史——“匈奴驱驰楼烦之下”的时间②相差不过十年左右，所以在考察匈奴早期活动史料不多的情形下，应该对其谨慎利用。

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灭义渠后，置上郡、北地、陇西郡，秦把归附的义渠人安置在三郡。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辖今陕西黄河以西、黄陵宜川以北、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勒旗、乌审旗以东地区[18]（PP.414-416）。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辖今宁夏贺兰山、青铜峡、苦水河以东以及甘肃省东北部马莲河流域。北地，介于陇西、上郡之间，治义渠县(今甘肃庆阳市西南)，辖今甘肃临夏、临潭以西，宕昌、礼县以北地区。从整体上看，三郡相当于今陕北、陇东黄土高原范围。陇西、北地、上郡的大部分地区原是义渠的主要活动范围，纳入秦后，亦是义渠人的主要安置地。

按理说，秦消灭了与其相持了数百年之久的心腹之患义渠主力后，挥师东进再无后顾之忧，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地筑长城呢？对此，史籍记载为“筑长城以拒胡”，其目的显然是要防御比义渠威胁还要大的“胡”。从秦昭王长城的走向可以看出“胡”活动的范围。根据考古调查，秦昭王长城主要分布在秦北地郡以及上郡的外围[19]（P.153）。显然，三郡及秦昭襄王长城恰恰将秦国与阴山以南的河南地分隔开，说明秦昭襄王时，“胡”主要活动在北地、上郡边外，水草丰美的河南地应是其重要根据地。史念海认为，“河南地是阴山之下黄河以南的地方，其南直抵秦昭襄王所修筑的长城之下。”[20]

那么，“胡”究竟是指谁呢？梳理阴山河套临近三郡北方地区各民族的变迁，除了残破的义渠、林胡、楼烦、白羊部落外，对秦威胁更大的非匈奴莫属。义渠灭后，除大部分归附秦之外，还有一部分义渠人投向了匈奴，或先附秦，后又降于匈奴。如公元前169年(汉文帝十一年)左右，数千降胡义渠人投奔汉朝，他们的“饮食长技与匈奴同”，所以汉大臣向皇帝建议“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力失，益以边郡之良骑”[10]（卷49《爰盎 晁错传》P.2283）。显然，义渠与匈奴相邻，汉欲利用他们以夷制夷。处于两大国间的义渠人之所以在降胡或降汉间摇摆，其原因正如有学者说，“具有多源性组合的缓冲地带居民，无论是选择融入华夏农业文化还是选择融人长城以北的匈奴大联盟，都存在着经济形态上甚至血缘上的认同感……”[21]临近河套地区的、处于缓冲地带的义渠人就是如此，相互的影响使彼此并不陌生，相互的流动也不会受到太大冲击。汉文帝时，匈奴经常转牧行猎于陇西、北地、上郡等汉边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10]（卷49《爰盎 晁错传》P.2285），如此连年，至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直到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元狩三年)，汉大败匈奴并得浑邪王地后，陇西、北地、上郡才益少胡患，汉朝于是削减一半戍守三郡的士卒，以宽天下之繇役。而三郡与匈奴相邻应从义渠被秦昭王破灭开始，虽然此后还不时有义渠人出现，但他们只是作为一支不同的族群被中原和匈奴控制着。秦昭襄王置郡筑长城亦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后置郡筑长城。云中、雁门、代郡，原为代与林胡、楼烦之地，林胡、楼烦被赵破散后，赵在此设置三郡。三郡遂成为赵与匈奴最邻近的郡县。所以，秦赵开疆拓土，以修筑长城和设置边郡来巩固边境，与赵的目的几乎一样，同样也是针对阴山河套地区的匈奴。

分析秦与义渠的关系和秦昭王长城，是为了说明至迟在公元前318年，匈奴已经进入秦国视线的可能性，并不断兼并和吸纳着因中原开疆扩土而被破散的民族和部落——林胡、楼烦余落和义渠等。

至迟公元前272年，匈奴已经南下至河南地。直到公元前221年，蒙恬击匈奴，河南地被秦掠去，匈奴才离开河南地北却。 

二、直接推测

在其它史料涉及的历史事件中亦可发现匈奴族早期活动区域的线索。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的《统万城铭》，为赫连勃勃歌功颂德，出自汉人之手，以夏禹为“皇祖”，内中多有夸大之词，但追述其先祖——匈奴的成长轨迹时有这样一段：“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22]（卷130《赫连勃勃载记》P.3210）仔细分析其中所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亦可为考察匈奴的早期发展轨迹提供重要信息。

先从有可靠年代的事件“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的“白登之围”(前200)向前推，“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指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国一事[23]（P.136）。由此事件再向前推，“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西周国灭亡之前，匈奴已有百万控弦之众，侵扰在秦、赵边境，“为日久矣”。到底有多久，从“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之际即已开始。“秦、雍成篡弑之墟”指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十三年)，秦惠公去世，年仅二三岁的惠公子——出子继位，其母小主夫人当政。公元前385年(秦出子二年)，秦庶长嬴迎立流亡在魏国的公子连回秦国夺权。秦出子母知道后，命令军队在秦国边境消灭公子连等人。而这支军队的将领说服部下与公子连等联合，顺利带公子连进入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西南)，夺得君位，即秦献公，秦出子母绝望自杀。“周、豫为争夺之薮”是指周公封国分裂为西周和东周事。周考王(在位时间：前440-前425)封其弟揭为周桓公居河南，史称“西周桓公”。周桓公去世，子威公代立。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周威公去世，少子公子根和太子公子朝争立，在韩、赵两国的干涉下，公子根以“奉王(周显王)”为名在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独立，周天子由成周迁入王城，是为西周，成周洛阳因此成为东周。这样周就分裂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如前述，西周先被秦灭掉。

《统万城铭》追述了匈奴崛起前的历史背景。公元前385年-前367年之问，相对于中原地区的一片混乱，在幽州(河北北部)、朔方(内蒙古河套地区)这一相对安宁、平静的地带，匈奴默默无闻地发展，累计民众或达百万并对秦、赵等诸侯国不断侵扰，使中原疲于奔命。这一点可从赵将李牧却匈奴的时间(前265-前245)得到印证。

这里提到匈奴对秦、赵的侵扰，要早于学界公认的“信史”——“匈奴驱驰于楼烦之下”时与燕、赵的冲突和交往。以往，由于历史文献的缺环很多，以至《史记·匈奴列传》中“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秦、赵、燕)边于匈奴”也受到质疑。如，学者以“信史”为据，认为“先秦时期匈奴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套以东的广大地区”[13]，即燕、赵以北地区，秦昭襄王伐残义渠(前272)后，秦才和匈奴有了正面接触；或推测匈奴本体的大本营是在赵长城东段以北[24]（P.381）；或认为匈奴只可能与赵接触，不可能与秦和燕相邻等。综合《统万城铭》和信史，没有理由怀疑“三国边于匈奴”的真实性。

根据司马迁记述此段内容的上下文推断，这句话承秦开破东胡(公元前284年)之后，下文接“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所以说，“三国(秦、赵、燕)边于匈奴”先于李牧却匈奴。而《统万城铭》所记“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的时间(前367-前256)比《史记》“三国(秦、赵、燕)边于匈奴”的时间(前285-前265)长且早了至少50年。

《晋书》中记载慕容廆的民族先祖东胡，“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22](卷108《慕容廆载记》P2803)。所谓“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系指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大败破散。东胡与匈奴“并盛”的时间也是分析匈奴早期活动的一个关键。公元前284年左右，东胡被燕将秦开大败，北却千里，东胡仍不失强盛之势，仍有控弦之士二十万。东胡走向衰弱时匈奴逐渐强大。所以，二者的“并盛”时间应是东胡被秦开大败后至被匈奴冒顿单于破散前的几十年间。由此可以确定，至迟在头曼单于时，匈奴已经有控弦之士二十万。这既不与当时“东胡强而月氏盛”时局相抵牾，也因冒顿单于即位初就一举灭掉东胡而得到印证。也就是说，头曼单于或其前任为冒顿单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匈奴已经西接月氏、东邻东胡，横跨当时秦、赵、燕北部广阔地区，与东胡“并盛”，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按照五比一的兵民比例计，头曼单于时匈奴已有百万民众，与《统万城铭》中的“控弦之众百有余万”相呼应。

通过对上述各史料的分析考校可知：公元前367年左右，匈奴在幽州、朔方一带默默地积蓄力量，活跃在包括阴山河套的广大北方地区，其中地理环境优越、战略位置颇为重要的河南地一直是匈奴觊觎的对象，并对秦、赵、燕北邻的林胡、楼烦、义渠等民族产生影响或控制。最迟至公元前318年，匈奴与秦、燕、赵三国正面接触，到李牧备边时，匈奴在北方至少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和壮大。就像有学者说：被李牧所却的匈奴十万余骑，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26]（P.29），至冒顿时的强盛也并非“突如其来”[23]（P.131）。把匈奴见于古代文献的年代等同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不符合一个民族或其政权的发展规律。“匈奴”名见于中国史籍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和积蓄，只是未被当时中原各国所了解。

总之，匈奴在阴山河套一带活动的最早时间可上溯至战国早期，义渠也可能是在匈奴的授意下配合五国攻秦，头曼单于时已有控弦之士二十万等，这些结论有助于复原和系统分析匈奴早期发展的历史轨迹。虽说以上分析没有旁证，也难说十分准确，但在缺乏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只得抛砖引玉而寄希望于学者们的再度深入和挖掘。

另外，战国早期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利于支持笔者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在阴山以南发现的桃红巴拉墓葬和呼鲁斯太墓葬，有学者认为，这两处墓地……使得战国晚期突然出现在文献中活跃于阴山地带的匈奴的来历变得有迹可寻了[9]（P.231）。呼鲁斯太墓葬位于距离阴山20公里的乌拉特中旗狼山山口，桃红巴拉墓葬位于正对两狼山口的鄂尔多斯杭锦旗，二者具有相同葬俗和随葬品，为同一时期墓葬，年代大约是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是相当于战国早期或稍早的“匈奴墓”[27]。也有学者更加谨慎地认为，呼鲁斯太墓葬至少是和匈奴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受匈奴文化强烈影响的部族或早期匈奴联盟成员曾经活动的地区[9]（P.231）。如果呼鲁斯太墓葬确为战国早期与匈奴有关的墓葬，则从考古上更有助于说明匈奴在阴山一带活动的最早时间。也有学者提出，匈奴人何时开始南下、与鄂尔多斯文化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接触和冲突，文献无考。但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这一过程的开始至迟在春秋晚期之前。这些都不失为研究匈奴早期活动的重要线索。

[注释]

①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出版社，2009年，第23页；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2页。

②“匈奴驱驰楼烦之下”林斡认为在公元前312年，见林斡《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陈勇认为在公元前296年前后，见陈勇《汉赵史论稿》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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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原文引自《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7月第36卷第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