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卓慧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710061)

摘  要: 中国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曾实行过著名的“和亲”政策。在与当时的外部邻居———匈奴和西域的交往中，同样的“和亲”政策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对匈奴地区，汉代的“和亲”主要起到边境维和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最终达到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这一实践结果应是汉武帝及汉代诸皇帝始料未及的。对西域，汉武帝的初意只想形成遏制匈奴扰边的联盟，其结果却由张骞通西域形成经济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线。由此，打开了东西方两半球的国际商贸、文化交流线。汉朝与匈奴和西域的交往，使汉武帝及其后来人认识到在国际关系相处中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通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关键词: 汉朝;匈奴;西域;“和亲”;“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17(2018)04－009407DOI:10.19331/j.cnki.jxufe.2018.04.013

一、汉代与匈奴“和亲”的历史演进

从人口的繁衍需要出发，中国人在先秦时代已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1］《僖公二十三年》1815 的道理。“姓”指“姓氏”，在古代它指同一血缘关系的血亲。这也就说中国先秦时代，人们已从实践中总结出同一血族出身的人们如果形成婚姻关系，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繁衍，所以是反对同一血族的人通婚的。

既然古代社会，尤其是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社会，人们生活是聚族而生存的，那么，要构成婚姻的两个异族家庭，必然相距遥远。常常是本族的女孩子远嫁异族。因为婚姻组成的姻亲关系便形成一种相亲的相互支援关系。所以，西周建国以后，为了保护中央天子的势力，便以分封制的宗法制形成同姓血亲对天子的屏护圈;远处，则以联姻关系将宗室女儿远嫁，以联姻关系形成对天子远外围的第二层屏障圈，称为“附远厚别”［2］《郊特牲》。就是指对远嫁外地外姓的公主们，其丈夫的封国可以依附于周王朝，周天子要厚待他们。他们的封国可以以朝聘礼节参拜周朝。周朝也给他们比同姓诸侯更多的封赠、封赐。这样因婚姻关系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的联盟。

汉代在继承了秦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前提下，对待帝国周边的诸小国家就将西周开始的远嫁公主制度发展，形成“和亲关系”。与周边不同民族的邻居构成婚姻联盟，以利于双边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形成和平安全相处的外交关系。

这种“和亲”政策，首先是从与匈奴人的相交中开始的。匈奴，据《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其祖先应是夏王朝的后代。夏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暴虐无道，商汤灭夏之后，将夏桀流放到遥远的北方。夏桀死后，他的儿子名叫湻维(又叫獯粥)的，率余部向更北边移居，成为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中国上古时称为“荤粥”，周时称为“猃狁”，秦汉时称为“匈奴”。称呼虽有差异，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是游牧民族，当物质匮乏时，常入侵相邻的中国进行抢掠，给中国北部边境人民的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虽说原系华夏民族一支，因长期未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匈奴人对自己的抢劫行径不以为可耻。而抢劫对中国内地人民生产、生活、经济、民生都造成极大破坏。《诗经》中的许多记载反映了这种侵扰给中原人民带来的痛苦;直到春秋、战国、秦，匈奴一直是中国北部的重要边患。

汉朝建立以后，与匈奴单于之间，以“和亲”方式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制度。这种“朝贡”贸易一直存续于两汉四百年间。其表现方式，初期有汉朝被迫“和亲”，至宣帝后匈奴势力分裂衰弱，有匈奴主动“和亲”之意。从“和亲”的观念看，它坚持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在婚姻中实行了“同姓不婚”［3］《晋语四》“附远厚别”原则。从后果上看，它达到在两千年前，国际社会交往中维护边界和平，将战争给双边关系中造成的恶性后果降到最低点的目的。从客观上看，它开辟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大小国之间和平相处的新模式。最终的后果，它形成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我们以实际事例分析西汉时非常有影响的几次与匈奴的“和亲”。

起初的被动“和亲”，是从汉高祖到吕后、惠帝、到文帝、景帝。这期间是七十余年，因为汉王朝初建立，要巩固国内稳定、发展经济、保证民生，所以每当匈奴侵扰边境人民，有时甚至入侵到距离国都很近之处，汉朝为了求得人民生活安定，不得不主动请求“和亲”，或允诺“和亲”。在“和亲”以后，形成“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的向匈奴朝贡制度。说白了，就是汉朝以金钱、财物“买”和平。

汉高祖时，匈奴势力最强大的冒顿单于曾率精兵三十余万将亲率汉军与之一战的汉高祖围困于太原附近的白登城整整七日。汉高祖只好通过贿赂匈奴单于妻子的办法，才得以脱身。之后，汉朝主动请 求“和亲”。“和亲”后，汉皇帝与冒顿单于名义上约为“兄弟”，实际以大量向匈奴纳“岁奉”，购买不稳定的和平。

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4］《匈奴传上》，2778

惠帝、高后时，冒顿单于更骄横，侮辱高后，但对这种游牧民族的抢掠之后，即飞逝而去的邻居，国力尚不够强大的汉朝，也只能一次次隐忍，继续以买求和平的方式“和亲”。

［冒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4］《匈奴传上》，2779

高后虽怒，但只能婉言求和，再度“和亲”。

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惕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曰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实在见赦。窃有东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因献马，遂和亲。［4］《匈奴传上》，2779

从上引史实看出，汉初的“和亲”是汉朝主动求和亲。因为国力还不够强大，对待这种野蛮的马背上成长起来，又不懂先进文明礼义的依强力霸取的邻邦，在当时并无国际公法约束的时代，汉朝政府从战争与缴钱买和平，二者得失权衡后，只能以损失相应较少 的“和亲”办法花钱买和平。只能依汉高祖时期的约定“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 各有数，约为兄弟”。这“岁奉匈奴的絮(丝棉)、缯(丝绸)、酒、食物”到底有多少，《汉书》没有明示，但实际就是“买和平”。因为是“岁奉”，所以作为向匈奴的贡品， 是要年年进贡的。表面上说，因为“约为兄弟”，匈奴每次要求“和亲”时，也会送来一点象征性礼品，然后汉朝以不等价的赏赐再回赠。

对于这种你无法割除掉的邻邦，他骚扰了你边境，你去抗击，他又立即飞逝而逃;边境安定了，他又来要求“和亲”，应如何处之? 我想，即使如两千年后的今日，也是国际交往中的难题。

例如，汉文帝即位第三年(前177年) 夏天，匈奴右贤王部又入侵河南地为寇，扰害中国百姓，汉文帝曾派丞相灌婴率边疆八万守军到上郡的高奴县抗击入侵者，但匈奴右贤王又率众飞逝逃走。而次年，匈奴又主动要求和亲，并向汉朝献来一匹骆驼、两匹马、一驾车和八匹可拉驾车的马以求和亲。汉文帝与大臣们商议后，认为还是实行和亲为妥。

孝文前六年(前174年)，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系虖浅遗朕书云，‘愿寝兵休士，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6］《匈奴传上》，2781

我们从这次相关联的往来国书中看出，从物品的经济价值上看，汉朝回赠匈奴的物品价值远超过匈奴赔礼性的赠予。但从双方往来书信中看，其目的均是力求化解边境摩擦，求得边境和平。

汉武帝时，因经过汉初七十余年休养生息政策，国库已库存较为丰盛的财物。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城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衔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牛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4］《食货志上》，956

在这样国富民足、社会安定、国内在儒家思想倡导下形成人人重礼义、守法律的前提下，汉武帝决定与匈奴激战。他想依靠汉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彻底消灭长期为患的匈奴人。

武帝时与匈奴的主要战争有:

建元初(前140年) ，武帝初即位，“马邑之谋” 失败。指元光二年(前133年) ，这年马邑(今山西朔县)人，一位聂姓老翁名叫壹的因犯汉律私出边塞与匈奴交易，后愿伏法，为汉政府作诱饵，佯装要出卖马邑城以引诱匈奴单于。单于以十万骑兵入武州边塞。汉设伏兵三十余万于马邑旁。后单于发觉 有诈退兵，汉歼匈奴计谋失败。此后匈奴绝和亲，堵塞交通，往往私入寇汉边不可胜数。

公元前129年，卫青出上谷，战胜并获得匈奴首虏700人。

元朔二年(前127年)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到陇西，击匈奴之楼烦、白羊，于河南获匈奴首虏数千人。

元朔三年(前126年) ，卫青率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厥，获得匈奴右贤王部一万五千人。而此年秋天，匈奴骑兵侵入代郡，杀掉代郡都尉，掠走居民一千多人。

元朔四年，卫青再率六将军十余万汉军出定襄打击匈奴，获得匈奴一万九千多首级，然而汉军也伤亡两将军，死伤士兵三千余人。

元朔五年，匈奴数万人攻入上谷，杀民众数百人。

元朔六年，霍去病率汉军一万多骑兵出陇西杀匈奴，获首虏八千级，得到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朔七年，匈奴又侵入北平、定襄等地，杀掠汉民一千多人。

元朔八年，霍去病出代地二千余里，获得匈奴人首虏七万余人，封狼居胥山。

自此以后，“ 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4］《匈奴传上》，2786－2789。汉朝军队渡过黄河从朔方 (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到令居(今甘肃永登北)实行屯田制，设置田官，率五六万士兵屯田，与匈奴北部地区相接。

总结汉武帝时二十多年对匈奴的征战，实际上，汉朝与匈奴双方均受到巨大的创伤。

从汉朝方面看，原本强大的国家财政，因对外的征战，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大伤害。《汉书》记载:“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今毋后时……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4］《食货志上》，956－957

汉初七十余年休养生息政策积存下的储存，经武帝时二十多年的对匈奴战争不仅耗空，而且因战争的缘故，人民要加服很多徭役，国家要加征税收，最后，又造成农民流散，农田荒芜，以至“人复相食” 的汉初景象。

对待武帝时的主动与匈奴作战，所造成的后果，汉代人当时已有评论。董仲舒是目睹了当时的实况的。虽然他一再强调儒家思想，但他也明白地说: “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夫赋敛行贿不足以当三军之费……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4］《匈奴传下》，2829《汉书》对武帝与匈奴的战争评价是:“侵略所获(指匈奴方)岁巨万计，而和亲赂赠，不过千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政教不及其人……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御蛮夷之常道也。”［4］《匈奴传下》，2830所以，汉武帝晚年也认识到这种征战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滞后作用。他后悔征战，下罪己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对战争另一方匈奴来说，也是输得更甚。匈奴内部因此而分裂。匈奴认识到终不能以掠夺吞灭汉朝。于是，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呼韩邪来朝，并主动要求和亲。

竞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如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复株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令王昭君女……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4］《匈奴传下》，2810－2820

王昭君时的和亲，因为匈奴势力已衰弱，是匈奴单于主动维护双方的和睦相处。王昭君的和亲维护了从元帝到平帝四代汉君主时边境的安定关系。而汉朝政府也小心呵护着这种边境安定，恢复与发展双边的边境贸易。例如，汉哀帝时匈奴单于使者报告希望来朝，哀帝本因自己身体有病，拒绝了匈奴使者的要求。后来听取了大臣扬雄的劝谏，派人追回匈奴使者，热情允诺匈奴单于来朝，并一次赠与匈奴单于3万匹丝绸，3万斤丝棉，服装370套。感动了单于。当护送单于归国的汉使在返程时所带粮食不足，匈奴单于又命匈奴人供给汉使食物50余日。汉平帝时，双方又共同再次确认和重申了自汉宣帝时确立的边境和约。这一切证明了和亲政策所起的巨大作用。

总之，同一事件，东西方学者的着眼点可能有不同。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新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则特别记载的是汉朝对匈奴单于赠与的丝绸数量之巨大。他说:“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总量十分巨大。比如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万匹丝绸和大约同等数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5］9当然，他也认可了武帝的征战和开发河西走廊形成著名丝绸之路的功绩。他说:“中国为一条横踞大陆的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5］9

二、汉代与西域的“和 亲”政策———古代东西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

正是因为想解决匈奴侵略的问题，公元前140年，年方十六岁的少年皇帝汉武帝即位，他雄心勃勃，想要动用武力与国家雄厚的财力去消灭为患多年的匈奴。他从俘虏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匈奴曾攻破居于敦煌、祁连山之间的一个小国月支，杀害了月支王，把月支王的头盖骨做成饮用器皿，迫使月支人远逃，月支人因此非常痛恨匈奴人。这位少年皇帝便想联合月支人，结成抗击匈奴的同盟军。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下诏招募勇士出使西域，这是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的事。当时担任他的宫室卫官的张骞应召出使西域［6］《大宛列传》，3157。我们可想，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位年轻的不足二十岁的少年皇帝，不愿依祖先惯例，勇敢地挑战多年入侵中国、中国每年贡奉“岁奉”的外国入侵者，他想找一位同盟国与自己形成对匈奴的合围夹击之势。而他仅凭一点不 确切的信息，便派遣勇士去探寻这个远逃到更西部异域的小国月支国。今天的我们是无法想象这一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的。但是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7］张骞是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的脊梁”，他在那个时代勇挑重担，应召出使西域，九死一生，历尽十三年之探寻，带出去一百多人的探寻团队，最后仅剩下他和他的副手堂邑甘父两人回到汉朝。他们找到了月支国(前128年) ，但月支人因为另找到远离匈奴人的游牧地，已不想以复仇主义的思想与匈奴人作战，他们想安静地生活。所以，历经十三年艰辛回到汉朝的使者张骞并未如汉武帝期望的，带来遥远的军事同盟的好消息。但是正因为这趟远程探索，张骞认识了西域。他向汉武帝反映西域数十个小国并非都如匈奴人般要骚扰中国、劫掠中国，他们听到汉朝的故事，都是仰慕汉朝，希望与汉朝和平交往，希望与汉朝进行经济、贸易、文化的交往。他特别分析了在西域数十个小国中，乌孙国是极有影响的。如果能以汉代公主远嫁和亲方式与之结成同盟，对于结成抵御匈奴的军事盟友和扩大汉帝国在西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是极有可行性的。张骞亲历西域后的建议改变了已经不再年轻气盛的汉武帝的思想，所以他想到要开辟与西域诸国的通商贸易之道。他便在国家的行政区域中新设了河西四郡:武威郡(前101年，武帝太初四年)、张掖郡(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酒泉郡(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敦煌郡(前88年，武帝后元元年)，逐步为打通西域的商道作准备。河西四郡均为自汉以外来拜谒中国谋求通商贸易的西域使者设置驿馆，西域使者在此受到中国国家官方的免费招待。《汉书》上有记载。例如:汉武帝时的西域都护郭舜曾数次上言:“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 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4］《西域传》，2869 。

当时的都护个人负有团结以及解决与西域友好通商、维护西域丝路通商中各种维和的具体日杂事务，因之会有感觉中国作为西域丝路贸易主导国、始发国的许多不如意、不合算的苦楚。所以他们向皇帝上言，反对这种开拓对外贸易的活动。然而，作为国家总领导的皇帝们却能从国家总体利益考虑:通商比禁商好;国际间相交比相战好;开放比一国独大好;和谐比仇敌好。即使从儒家文化的“和为贵”出发，自张骞打开与西域连通的道路后，两汉数百年间，这条丝绸贸易的商道便再未关闭。所以虽有都护们的诉苦而“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张骞的另一个建议，即以汉公主和亲作为与西域主要有影响国家建立同盟关系的纽带，防止匈奴的骚扰，也被汉武帝所采纳。公元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 ，他第二次奉命出使乌孙国。他此次带有大量人马、财物专门去作通西域的工作。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6］《张骞列传》，2038－2039

张骞此次通西域见到乌孙国王，乌孙国王虽未立即与汉朝建立和亲关系，但却友好地派遣导译护送张骞归国，并借此机会亲自了解一下汉朝。

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极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 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6］《大宛列传》，3169

因为亲自派遣人目睹了汉朝的强大，乌孙国王于是主动请求“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6］《西域传》，3876汉朝与乌孙国的通婚，曾先后派遣了两位公主去和亲。第一位是汉武帝元封中(前107年)派公主刘细君嫁与乌孙王。这次遣嫁，汉朝赠与了大量的车辆、服饰并随嫁去数百人的队伍。 “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天子……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4］《西域传》，3876－3877

从《汉书》的记载看，汉朝以“和亲”名义，将汉朝的物质文明如皇室乘坐的专用车辆、皇室的服装、御用的物品等均传递到当时尚处于非定居的游牧国家;另外汉朝的官制对皇室的专门侍候的宦官制度，以及保卫汉朝宫廷的皇室侍卫队制度(侍御) ，均传入到乌孙国;而且派去的各级官员、宫廷等级制的宦官、宫廷护卫队的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其余的陪嫁物仅用“赠送甚盛”一笔带过了。最重要的就是还将汉朝的宫廷建筑方法传过去，这就是“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这些制度的传入，就是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传入。对于乌孙这样的异域国家，当时尚处于“穹庐为室兮旃为墙”［4］《西域传·乌孙》，2876的时代，就是说住室是帐篷，毛毡就是住室的墙，汉朝公主自然不能适应。她如此地向汉武帝写信并表述了她的思乡之情:“居长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汉武帝虽同情她个人的忧伤，但为了“和亲”友好，也只能“间岁遣使 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每隔一年就派遣大批使者拿上大量丝绸再赠送给乌孙国。这样一来，中国的丝绸便源源不绝地流通到西域。而公主因为不习惯住毛毡帐篷的生活，便“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4］《西域传·乌孙》，2876中国的宫廷建筑技术也便自然流传到西域。

细君公主嫁到乌孙国后，老国王年老，想让他的孙子娶公主。公主依汉朝的法律是想不通这一作法的，她上书禀告了汉武帝后，汉武帝的回答却是: “你嫁到乌孙，就是乌孙国的妻子，应听从乌孙国的法律。因为我们与乌孙和亲的重要目的是结成盟军，共同防御匈奴的侵略。”［4］《西域传·乌孙》，2877于是细君公主又嫁给了乌孙国王的孙子，还生了一个女儿，不久，细君公主死去。

为了维护这种“和亲”关系，汉朝又接着派遣了第二位公主———解忧公主继续与乌孙的“和亲”关系。解忧公主在乌孙国一直待到70多岁。解忧公主到乌孙国，先继续接替细君公主嫁与乌孙王岑陬，在该王死后又嫁给乌孙王的继位人翁归靡，生有三男二女。汉昭帝时，匈奴侵略乌孙国，解忧公主请求汉朝派兵援助。汉朝派出十五万骑兵，乌孙王亲自率领本国五万骑兵，中国与乌孙国合力击退了匈奴对乌孙国的进犯［4］《西域传·乌孙》，2877－2878 。汉朝在派遣公主“和亲”时派去的随从女官冯嫽很干练，史书记载:“楚主(解忧公主) 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书为公主使，行赏赐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4］《西域传·乌孙》，2879

这位冯夫人作为公主的使者行使于乌孙国周边的小国，也扩大了汉公主的影响，并且来往于乌孙国与汉王朝之间。汉王朝能及时了解西域情况，维护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安定和平。

而汉公主解忧嫁到乌孙国，也引起了汉代的“和亲”维和方式传到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也扩大了汉朝与其他丝绸之路国家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例如，另一个西城国家龟兹的国王叫绛宾的，就因喜爱汉朝的文化，求娶了解忧公主与乌孙国王的女儿，几乎完全接受了汉朝的文化礼仪、制度。

宣帝时……乌孙公主(解忧公主)遣女(其与乌孙王翁归靡所生长女，名叫弟史的)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居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

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4］《西域传·乌孙》，2885

这是一段珍贵的原始记载，反映了汉朝的“和 亲”政策传向西域，引起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和亲政策，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华文化的西传的故事。

这则史实记载了解忧公主的长女名叫弟史的曾到汉都长安来学习鼓琴技艺，由汉朝政府派遣的侍郎护送途经另一西域国家龟兹时，被该国国王绛宾扣留不放。原因是绛宾的使者正向乌孙国请求将该公主许嫁龟兹。解忧公主允诺将其长女弟史嫁与龟兹王。当二人成亲以后，解忧公主又上书请求汉朝皇帝按照汉朝法律类比，将自己的女儿像汉宗室一样对待，允许朝觐汉朝皇帝。这自然是想保证与汉朝的亲属关系。汉朝政府同意后，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要来朝觐汉朝皇帝时，特别热爱汉朝文化的龟兹国王便上书汉朝皇帝说自己娶了汉朝的外孙女，愿一同朝觐汉朝皇帝。得到汉朝同意后，龟兹王便和夫人一起于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来到中国，向宣帝朝贺。他们得到汉朝的特别礼遇。解忧公主的女儿又一次被封为汉室的公主，自然龟兹王便也像乌孙王一样升格为汉室的女婿。他们接受了汉朝政府颁发的证明身份的印绶，并且接受了汉朝政府按相应礼制赠送的车骑、旗帐、鼓乐，以及演奏鼓乐的乐人数十人，还有高级丝绸、珍奇物品价值数千万，并且在长安居住将近一年，然后，汉朝政府再厚赠并送他们离开长安。此后，龟兹王及其妻每隔几年就来汉朝朝贺一次。因为喜爱汉朝的服装、礼仪制度，所以龟兹国王归国后，对其国家的治理也学习汉朝，修建了宫殿，修建了国家的边界，巡查、出入宫殿，上朝传呼都像汉朝礼仪一样撞钟鼓。其余的西域国家因而说:“驴不像驴;马不像马;像龟兹王，成了人们所说的骡子了。”以此来比喻龟兹国的汉化程度。龟兹王绛宾死后，他的儿子名叫丞德的称自己是汉朝的外孙，一直到汉成帝、汉哀帝时，几十年间还保持与汉朝的亲密来往关系，而汉朝政府也对他们十分亲密。

这是史籍真实记载的。因为汉代对西域“和亲”制度所引出的草原“和亲”的派生故事。它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暇思。其实，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是双向的，龟兹王不仅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也将西域的音乐、歌舞带进中国。我们读《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时，便有“十五弹箜篌”句。这箜篌便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弹拨乐器。

三、汉代与西域的“和亲”政策———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线

汉代在与西域的交往中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通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通线。汉武帝听到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的信息后，了解到“西域”概念很大，汉朝疆域以外的西部国家都可以称为“西域”。西域的国家与匈奴不同，大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并不像匈奴那样的马背上抢掠民族。西域大部分国家是希望和平安定的生活，但他们也受匈奴民族的侵略和控制，要向匈奴人纳税。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4］《西域传·乌孙》，2856

汉武帝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在与匈奴的战斗期间将从匈奴人那儿收复的土地设立为河西四郡: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威郡(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张掖郡(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河西四郡”的设置，是因为武帝时给予匈奴重创之后，匈奴元气大伤，西域诸国均愿与汉朝交往通商。《汉书》记载: “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4］《西域传·乌孙》，2856

这些记载说明了武帝晚年开设河西四郡就是为了保证战败匈奴后，从匈奴控制下解脱了的西域数十个国家能保证与汉朝的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为此，作为当时世界东方大国的汉朝专门在河西走廊上设立了四郡，迎送来往中国的西域诸外国客人及汉室官员，并进行屯田。由屯田的士卒将生产的粮食、牛羊、鸡等作为招待费就地取材进行供应。近年来，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发掘出的数万枚汉简更有力地佐证了《汉书》的这一记载［8］192－199 。

最重要的是，在与西域各国的通商官方贸易中，汉武帝早已听说到了西方一个大国———罗马。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是愿意与中国汉朝相互沟通的。于是，在公元前101年，张骞的副使们走到里海边上的和椟城(汉武帝时西域安息国的都城) 带回了罗马国奴隶起义失败的兵团士兵。他们因起义失败不敢回归罗马国，便向和善的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投降。汉武帝出使西域的使者，将他们带回了中国。汉武帝将这一支罗马人安置在张掖郡新设的县“骊靬” 县，县名就以当时汉朝人对罗马国的称谓“骊靬”命名。因为该称谓也是罗马语读音的音译。汉武帝想以此等待罗马国的通商使者的来临。而实际上，修建河西四郡的汉武帝是十分期盼着与罗马国交往。当时他已多次听闻出使西域的使团提到这个国家。因此，太始三年(前94年) ，当他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出生后，他专门在甘泉宫(地址在今陕西北部淳化县的甘泉山) 设酒筵招待外国使者。其原因就是因此年他最小的儿子出生，并且以“弗陵”为之取名。而 “弗陵 ” 正是罗马国的又一称谓 “拂林”［4］《武帝纪》，147。由此可见，汉武帝对与罗马帝国通商的渴望。只是因为安息国想独自占取作为通商中间国的利益，从中阻拦罗马帝国商团。直至二百多年后，即公元166年，其代表才在洛阳觐见了汉朝皇帝。这已是东汉桓帝延熹九年了。然而，在此前二百多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前 101年) 已经将罗马的一支起义失败而投降汉朝寻求庇护的军团安置在骊靬县翘首以待罗马国的通商使者了。可以作为实证的是今天这支罗马人的后裔还生活在甘肃的永昌县 (汉武帝时称为“骊靬”县) 。虽经两千多年，人种上的差异是明显的。2013年在西安召开“长安与罗马:东西方文明的对话———罗马法与中国法的传承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意大利学者激动万分地亲自去考察了，从人种学上坚定地肯定:“像意大利人!”［9］所以，河西四郡的设置为汉朝通西域铺平

了商道。此后，中国历代王朝努力经营着从长安到罗马的陆上古代丝路。宋代以后，中国人又与阿拉伯人一起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丝绸成了古代连通东西方世界和经济、文化的最重要的传播物。2017 年，我国主办了《“一带一路”高层经济论坛》，世界上138个国家的代表、70多个国际经济组织都齐聚北京。“丝绸之路”从古到今，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纽带。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M］/ /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2］戴圣．礼记［M］/ /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3］左丘明．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C］//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8］冯卓慧．汉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冯卓慧．我国甘肃永昌县发现古罗马人后裔［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4):102－104．

编 者 按：原文载于《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31卷 第4期2018年8月，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