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及保护中心教授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月，刘渊在并州离石左国城称汉王，公开与晋廷决裂，此前他已被推举为大单于，四年后称帝。刘渊当皇帝不过两年便去世，他所建立的汉赵国自吕梁山中的离石转徙出击，给了本已摇摇欲坠的西晋王朝致命一击，掀开了各方竞逐天下的惨烈历史。这段历史，前人做过相当多的研究，或是从民族史的角度，或是政治史的角度，亦有从国别史的角度完成的专史。更有将其置入十六国，乃至隋唐帝国形成的脉络中去认识的长程研究。不用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汉赵国，乃至十六国北朝、隋唐的历史，均有重要价值。如果我们能放宽视野，并沉潜其中，跳脱民族史、政治史甚至中外关系史的区隔与束缚，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顺时而观，可以发现更多的历史现象，对刘渊起兵建国的经纬，获得更贴近历史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前后观察，则可以从这一个案中捕捉到对更长程与更宏观历史演进的理解，有助于认识中原王朝的性质、国家建立方式以及中原王朝与东亚世界演进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要重新探讨上述问题，并非一篇论文可以完成，本文仅集中在历史语境中分析刘渊起兵过程，为后续研究做个铺垫。
细绎刘渊起兵的过程，揭示其如何成为“大单于”并成功地号令五部，走上反晋之路，进而推翻西晋统治，中外学界颇有讨论。但各家研究，多用心考证其族属，且对世系颇为看重，或基于此展开论证，或另立新说，或遵从《晋书》记述，未免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早年的研究常纠缠于阶级属性与社会形态，更是距离史实过远，近来则多从民族融合角度立论。内田吟风在分析族属之外，对于南单于的处境多有讨论，而谷川道雄则致力于揭示人际结合上的特点以及前后赵国的矛盾性，陈勇对起兵过程进行过比较仔细的分析，更贴近了历史。细读《晋书·刘元海载记》，不难发现，起兵并非源于刘渊自己的想法，主要出于刘宣等人的密议，并将刘渊推举为大单于，刘渊只是事后才获知此消息。当代学者多从此处及他处的记述来辨析其族属，确认是否为南单于的直系后裔，忽略了对刘渊处境、经历与感受的仔细分析。族属问题看起来颇为自然，仔细考量，其实只是现代学者基于现代民族身份、民族史与儒家重血统的问题意识才关心的问题，并非时人的关切，需要回到刘渊生活的时空重加思考，借助包容晋廷与匈奴、蛮夷的天下秩序、时局演变与时人的言行，展示多线的历史。其内容牵涉面广，限于篇幅，难以对所有问题的学术史详加论列，祈请读者见谅。
涉及时人言行，就不能不考虑记述言行的文献性质。关于记述这段历史的文献，现存最完整的是《晋书·刘元海载记》，还有《晋书》其他纪传以及《通鉴》相关年份的记载，另外，辑录的《十六国春秋》也有一些逸出的资料。这些史料或晚出，或散佚，均带有作者各自的立场，尤其是暗中借用了不少中原王朝史书中的叙述手法或描述，今天要想一一辨别清楚，已几无可能，若全部抛弃，将使这段历史陷入米下炊的境地。因此，我们只能谨慎地利用这些层累形成并渗透着士人眼光的文献，补充其他途径保存至今的资料，相互参照并观。以下先从单于的处境说起。
一 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
曹魏齐王芳的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担任城阳太守的邓艾，注意到当时并州的匈奴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颇为忧虑，上言建议乘刘豹部下有人叛逃之机，将所部分为二国，重用有功于汉廷的去卑的后人，“使居雁门，离国弱寇”，削弱刘豹的影响。邓艾描述了当时匈奴的情况，云“诱（单于）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正如胡三省在《通鉴》注中所指出的，此句谓“南单于留邺，虽有尊名，日与部落疏；而左贤王豹居外，部族最强，其威日重也”，针对的乃是单于与匈奴各部之间的关系。外土之威，指的是单于之外，如刘豹一类留在内迁匈奴驻地的名王们影响在上升。简言之，因单于入侍洛阳，在匈奴部众中的声望不断下降，而留在当地的名王的影响则在上升，成为未来的隐患。邓艾的观察，乃是我们认识当时匈奴领袖变动的钥匙。刘渊最后能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大单于，与其说是因为他乃刘豹之子，不如说是此一升降态势创造了机会。匈奴传统中，单于个人的军事领导能力是颇为重要的。
时入西晋，这种状况得到延续。学者注意到呼厨泉以后的南单于不见于文献记载，一方面源于史书体例上的问题。《后汉书·南匈奴传》的下限是东汉末，不可能记载曹魏以后的南单于，《三国志·魏书》卷三O“序”中指出“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但自从东汉“保塞称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这当是陈寿对匈奴的总体观感，故他在诸传中不时提到匈奴，因其衰落，危害骤减，没有为匈奴立专传，做系统的记述。《晋书》的《北狄传》记述方式亦与《后汉书》不同，这些都导致曹魏以后南单于世系的阙载。另一方面，呼厨泉以下的南单于长期远离单于庭，居住在魏晋王朝的都城，导致邓艾所说的声望低落，在五部中影响日小，同时，在魏晋朝中亦只是充当显示万方来朝的象征性符号。遍检文献，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南单于入朝以后，见不到南单于在五部活动的记载，更见不到起兵或率众跟随魏晋朝廷大军出征的记录，这从侧面提供了证据。上述两方面相互勾连，文献中缺乏记录，与南单于日益边缘化的处境亦不无关联。
有学者认为最晚西晋武帝中期起南单于已不再以质任身份停留于洛阳，返回五部。此前内田吟风对此已做过分析，并断定此条资料指的是《咸宁注》，亦论证了南单于魏晋时期长期滞留在国都，这里仅略做补充。上述新见所据是《北史·常景传》：
是年（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常）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雍从之。
常景的回答，是针对阿那璃归阙的朝位安排，故使用的是“来朝”，而他所据并非西晋时南单于某次入朝的安排，实是咸宁（公元275—279年）时制定的“仪注”，所谓的“咸宁中”即指咸宁仪注。正如本传所指出的，北魏宣武帝时制定的“朝令”与“仪注”，常景均是重要的参与者，更是仪注的最终完成者，本传称“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朝廷是之”，史家概括指出“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旧唐书·经籍志上》乙部史录仪注类尚收录了“《后魏仪注》三十二卷常景撰”。我们都清楚，各朝的仪注并非凭空草拟，均是在前朝仪注的基础上斟酌损益。修仪注者一定是精通前朝礼制的大儒，常景亦是如此。西晋一朝的仪注，至唐初还存留着至少两种，《隋书·经籍志二》“仪注”类收录的尚有“《晋新定仪注》四十卷，晋安成太守傅瑷撰，《晋杂仪注》十一卷”。而沈约（公元441—513年）在萧梁时完成的《宋书》“志”中还引用过“咸宁注”，与此年代相当的北朝，恐怕也应能看到此书。北魏统一北方后太武帝曾令崔浩大力搜集图书，孝文帝与宣武帝亦两度下诏征集天下遗书。当时南北方人员往来频繁，书籍上的互通有无亦不困难。常景当是据《咸宁注》来回答丞相元雍的问询。若此说不误，此条无法证明当时南单于已不在洛阳质任，正好相反，乃是一条显示南单于要长期滞留洛阳的资料。
《宋书·礼志一》引述的《咸宁注》甚长，很多内容看似无关，但后文的分析中会涉及。兹不避烦冗，转引如下：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阁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谒，诣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蕃王臣某等奉白壁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壁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晋书》“礼志”无“子”字——引者注）、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壁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君登。”治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壁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壁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壁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这段引文，又见《晋书·礼志下》、《通典·礼三〇·嘉礼十五》“元会冬至受朝贺”条，文字与《宋志》大同小异。《晋书·礼志下》曰．“《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清楚交代了《咸宁注》产生的背景，十分重要，可知其基础还是汉仪，特别是东汉的元会仪。西晋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
此处先需要做些辨析。《宋书》引做“匈奴南单于子”，今本《晋书》与《通典》则无“子”字。作为“仪注”，“子”当为旁边小注，指单于不在时，由入质的单于子来替代，《晋书》则删去了小字。正常情况下应由南单于本人出席正旦元会，特殊情况下则由其子代替。这说明南单于在洛阳应该是常态。
正旦的元会是每年均要举行的大典，每次都要从单于庭到洛阳参加，似乎有些过于麻烦了，平时，南单于亦应居住在洛阳的夷蛮邸中，并会参加朝廷的其他活动。《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载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三月孙皓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璆随曹魏使者到洛阳，这条资料内田吟风已注意到，并用来论证南单于留居洛阳，在此还可再补充几句。《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四月……吴遣使纪陟、弘璆请和。”《晋书·文帝纪》云：“（咸熙二年）夏四月，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四月应该是到洛阳的时间。裴注引干宝《晋纪》对出使沿途见闻及其在洛阳的经历有详述。到洛阳后，吴使先后见到了魏元帝曹奂与晋文王司马昭。文云：
魏帝见之，使傧问曰：“来时吴王何如？”陟对曰：“来时皇帝临轩，百寮陪位，御膳无恙。”晋文王飨之，百寮毕会，使傧者告曰：“某者安乐公也，某者匈奴单于也。”陟曰：“西主失土，为君王所礼，位同三代，莫不感义，匈奴边塞难羁之国，君王怀之，亲在坐席，此诚威恩远著。”
司马昭宴请两位吴使时，刚刚败降的蜀汉后主刘禅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匈奴单于。司马昭特意让左右告知使者是哪两位，暗示魏国的赫赫武功。这也是外交场合常见的彼此折冲。纪陟夸赞魏国恩威远著，礼遇降敌，不失礼节。宴会上的交锋必在四至八月间，因为八月辛卯，司马昭就去世了。此时南单于仍在洛阳，距离次年正旦，至少还有四个多月。可知单于并非仅每年年底前赶到洛阳，参加元会大典。
对此，刘渊在洛阳质任的经历可为旁证。《晋书·刘元海载记》：“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时间与上引单于在洛相当，可知在洛阳的并非单于一人。“任子”在后文及《晋书·王弥传》中称为“侍子”或“质子”，含义当同，就是先秦以后常见的“质任”，胡汉、胡族与胡族之间亦甚为通行。魏晋时期三国并立，朝廷担心将领叛亡，此做法又死灰复燃，直到西晋时才分两次加以废除。也只有身为匈奴贵族名王的子孙才可能成为质子，无论刘渊是否为刘豹之子，刘豹是否为於夫罗之子，他一定出身匈奴名王无疑，地位重要。一旦成为质子，便难以随意离开洛阳，因此刘渊在九曲送别王弥时，流着眼泪对王弥说：“‘王浑、李熹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前面一半表达了他对朝中一些大臣的不满，而“恐死洛阳”正是对其未来命运的哀叹，引得为王弥践行的一坐众人为之动容。刘渊所言并非妄语，背后恐怕有相关的制度在，尽管今天已无从知晓。质子尚且不能随意返乡，身为南单于者就更应如此。况且天下虽很快混一，类似咸熙二年的场面不再，但其他要显示晋朝恩威远被的场合依然存在，南单于以及匈奴质子们仍然需要时时到场作秀。
身为鲜卑拓跋部可汗力微长子的沙漠汗，彼时亦在洛阳做质子，或许认识刘渊，其经历亦是一证。据《魏书·序纪》，曹魏景元二年（公元261年）“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力微）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此时为晋武帝泰始三年，沙漠汗在洛阳前后六年。八年后再次返回洛阳，又停留两年方返回塞外。沙漠汗两次返回部落，均需晋廷允许方可。
当然，质子们也并非不能临时返回故乡。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宣等密谋推举刘渊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司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常情况下，返乡参加至亲的葬礼一定是最能说得出口的理由。只是当时驻扎邺城的司马颖处境危急，两面临敌，南有西晋朝廷，惠帝先后在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控制之下，与颖对抗；北面又有王浚、司马腾的压力。刘渊此前已被司马颖上表任命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看来其军事才能与领导才干已赢得司马颖的认可。情急时刻，正是将帅施展身手之时，所谓“招集五部”，应是他在发挥“监五部军事”的作用，亦是呼延攸得以顺利返回的正当理由。承平之时，会葬作为理由足以让质子返乡，对南单于而言，亦应如此。但显然，加上往返路程，会葬的时间也不会太久。洛阳应该是南单于长期居住之地，当无问题。
正因如此，南单于长期生活在洛阳，脱离匈奴部众，他对部众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已逐渐下降，甚至已变得符号化了，为其他名王，乃至刘渊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单于的意义，对于魏晋王朝来说，反而更显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参与的仪式活动所产生的象征意义。而在入塞南匈奴分布区控制局面的，则是诸部帅们。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胡奋在并州率军平定鲜卑时，就有匈奴四部帅率兵参与，而未见南单于出场，可为“外土之威寖重”做个注脚。
前引《咸宁注》所记述的西晋元会仪，将匈奴南单于（或其子）参与元会大典的位置与举止变为一种常规化的活动，尽管只是每年正旦举办一次，却是年复一年的进行。首先是藩王，单于排在诸公、特进之后，然后是金紫将军、高官，先按秩级向皇帝奉贽，然后上殿，面对皇帝跪拜行礼，皇帝还要起立回礼，然后下跪将各种贽放在御座前，随即下殿，返回原位。等所有参加大典的官员行礼结束，皇帝离开，官员归位并坐在席上，诸蛮夷胡客依次入廷，皆再拜，完毕，入座，此时蛮夷胡客面对的应该只是没有了皇帝本人的御座。三刻——约45分钟之后，皇帝复出，然后开始依次倒酒为皇帝上寿——当时没有个人过生日的习俗，正旦是大家共同的生日，二千石以上上殿，南单于亦随之一道上殿。同时奏乐颂歌，颂的应是“王公上寿歌”。最后开始吃饭，并“举乐”，这时应该是颂“食举乐东西厢歌”，食毕，则表演舞蹈与伎乐。最后一项任务是召集各郡的计吏来授戒敕。单于和蛮夷胡客和官员一道展示着王者无外的盛世场面。
臣下行礼的同时，还伴以奏乐和颂歌，歌辞也富于象征意义。《宋书·乐志二》《晋书·乐志上》以及《乐府诗集》卷一三分别抄录了西晋元会不同阶段使用的歌辞，《乐府诗集》最为完整，由傅玄、荀勖、张华与成公绥四人所作，据《宋书·乐志一》，作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归入“晋四厢乐歌”，具体分为“正旦大会行礼歌”“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以及“食举乐东西厢歌”三类。当时元会究竟使用的是四人中哪位的歌辞，已难推考。值得注意的是，三类歌辞中均包含四夷归化一类的内容，详见下表：
通过上殿的先后次序、献贽的物品类别（白壁或壁皮帛羔雁雉）、斟酒的次序、站立的位置距离皇帝的远近，朝贺时能否见到皇帝本人等细节，元会活动展演着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统属关系以及臣下的分类与等级差序，如张华所说“仪序既以时，礼文涣以彰”，来实现“介福御万邦”。当然，平时通过上下往来的文书亦在反复确认这种关系，元会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一个共同在场的方式来确认与宣示。臣下之间的分类，除非是群臣集体上书，否则文书中难以呈现，只能显现在文书流转过程中。一旦进入传递与处理过程，文书的发出者便无从知晓了，因此，文书上的统属仅仅通过载体的形制、用印、称呼、用语等来体现。元会场合则以众多臣下可见的方式集体展示出来。哪些人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与贵臣，哪些属于要礼见皇帝的臣下，其中又按照爵位、官秩加以区分。让参与者足以清晰了解自己的位置。单于与蛮夷胡客则嵌入其中。能否见到皇帝，体现了单于与蛮夷胡客的差等，蛮夷胡客与百官的差别。刘渊等质子应该属于蛮夷胡客之列，亦要参与大典。这不仅是内臣与皇帝行礼的场合，亦是体现外藩称臣纳贡的场合，单于与蛮夷胡客的在场正是后一侧面的展现，两者结合，将晋王朝的统治秩序相当完整地再现出来。上下、内外、人神、时空交织在一起，配合着歌人的咏唱以及不时响起的金石铿锵节奏，元会参与者一身二任，既沉浸于四方来朝、流化无极的王朝秩序，又参与制造这一差别与混一兼具的秩序。
这样一种盛世局面，是司马炎所追求，甚至是刻意营造的，自然也要用心加以维护。太康元年，虽有郭钦上疏提醒，希望将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诸郡杂胡外移，但武帝未加采纳。这种外迁，从安全角度看，有益无害，但对渴望万国来朝，彰显晋廷德化的武帝，却违背其对盛世的理解而无法接受。这正如后来齐王攸建议除掉刘渊，为避免“示晋德不弘”而遭武帝拒绝一样。当时能觉察到匈奴等胡人潜在威胁的晋臣，显属少数，尽管《晋书》记载了好几位，仿佛不少。这当是后代史家看到了“五胡乱华”的发生而挑选编排形成的。当时若多数臣下担心胡人的危害，武帝一定不会置之不理。唐太宗认为晋武帝是“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实有所不查。
彼时的风尚是对胡人、胡物的热衷与追求。生活在洛阳的魏晋高官们，喜好来自并州的胡奴胡婢当是时髦风气。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陈泰在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任上拒绝接受“京邑贵人”寄来的宝货帮他们买奴婢，只是个罕见的异数，恰恰衬托出相反的常态。这些胡人奴婢基本不会用于耕织，而是来充当家内的侍奴。像名士阮籍的侄孙阮孚，生母便是一位胡婢，乃其父阮咸居母丧期间得于其姑家。西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及其他地区高等级墓葬中不时出土的胡人侍俑，体现了墓主人对胡人的喜爱，甚至死后都渴望将他们带到地下世界。生前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宋书·五行志一》：“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煑、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衿口。”并借百姓之口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被后世史家归入“服妖”，这当然是看到历史结果的后见之明，不足取。上流社会对来自殊俗的异物、烹调方式的追逐，可见一斑。贵族的生活方式是时代的风向标，这类风俗充斥洛阳，构成时人目见耳闻世界的一部分，塑造着他们对“胡”的感知。当作身边的侍从，对胡物的吸纳、模仿与流行，种种喜好中暗含着居高临下般对殊俗的操控和支配，显示着优越感，内在地维持与再现着天下秩序。
上引元会歌辞所宣扬的晋朝皇帝德被四表，万方归化，重译称贡，亦与文人们无意的流露相互呼应。惠帝初，潘岳闲居洛阳南郊辟雍西侧，写下《闲居赋》，有云“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如草靡”，这些是在描写他住处毗邻太学与国子学，强调儒学教化的影响。髦士与名王有多重含义，前者在俊士之外也指西南夷，名王常指匈奴贵族。他们与两学中的“国胄”和“良逸”相对，在教化扩散中被吸引。潘岳引用《论语·颜渊》中君子、小人间风行草偃之喻来描述德教与髦士、名王的关系，蛮夷与匈奴作为远方被教化的对象进入王朝秩序已深深烙印在文人头脑中。以上种种和身边状貌与众不同，甚至有可能身着异域服饰的南单于与蛮夷胡客交相辉映，所闻与所见交织，巩固着上述印象，并强化着盛世圣德的辉煌。当然，元会与歌辞相互衬托，印证与显现了西晋朝廷，包括撰写歌辞的士人们的想法。为将此局面持续下去，单于只能持续留居洛阳，其结果则加剧了邓艾所揭示的单于脱离部众，声望下降，为其他名王崛起创造了机会。
如同刘禅被描述为乐不思蜀以证明蜀亡乃天命所归，单于与蛮夷胡客的出场，带有同样的使命。只是后来刘渊起兵，即便当时确有此心，也无法如此书写。他们的感受，千载之下不易揣测。有一点或可推知，对单于与蛮夷胡客来说，他们觉察到的种种细微差别应是其异类感得到强化的重要源头。
二 天下秩序的明暗：臣服、无所事事与失败的反叛
质子，或侍子，是一种各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机制。对周边的政治体而言，献质或遣子入侍，是表达臣服与效忠的重要手段；对中原王朝而言，质子既是显示自己德化的道具，同时让质子长期生活在都城，耳濡目染，产生慕化之心，将来返国继任为首领，可以将双方的关系持续下去，进而维持天下秩序代代相传。两汉之际西域莎车王延便是一个明证。《后汉书·西域传》：“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匈奴）。元帝时，（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勑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死后，子康与贤先后继立，的确努力与内地维持贡献关系，渴望东汉复遣西域都护，后因故产生嫌隙。前述鲜卑拓跋可汗力微子沙漠汗，魏末晋初在洛阳，返国途中，迎接他的诸部大人认为其“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并说服了力微，将其害死，让晋廷的图谋落空。南匈奴已入塞，并被划分为五部受晋廷的监管，其质子同样带有双重意义。晋廷所期待的使命能否变为现实，既取决于局势，亦与质子个人的经历、感受分不开。
对于参与元会大典的南单于与蛮夷胡客，尤其是长期居住在洛阳反复出席的南单于以及如刘渊、沙漠汗之类的质子，通晓汉语，熟知儒家经典，歌辞称颂的内容不会茫然无感。他们个人的想法未必一致，但对晋廷而言，他们类似于定时出场的演员重复着规定动作，重要的是特定场合下他们的到场，无人在乎他们自身的感受。他们反复参与并沉浸在这种气氛中，附和着对盛世的礼赞，心中积累的可能是五味杂陈。
这样的场合不只是正旦元会。魏晋时期每逢年底的冬至，也遵循西汉传统，举行小会，如《晋书·礼志下》所述：“魏晋则冬至日受方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献岁之旦。”提到皇帝接受方国称贺，南单于与蛮夷胡客应该也要参与，只是仪式上没有元会大典那么隆重。
此外，还有更多的人造景观提供了传布类似观念的渠道，如今尚可看到的便有矗立在洛阳城南太学附近的《辟雍碑》。据《水经注·谷水注》，汉石经北，有晋辟雍行礼碑，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二年”当作“三年”，此碑早于现存的辟雍碑，说明西晋时所立的碑不止一通。现存这方立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廿日的丰碑碑文中写道.：
至于文皇帝，方寇负固，犹未帅职，左提右挈，虔刘边垂，乃振威域外，荡定梁益。西戎既殄，遂眷东顾，文告江裔，为百姓请命，南蛮顺轨，革面款附。九服混同，声教无贰。彭濮肃慎，织皮卞服之夷，楛矢石答、齿革大龟之献，莫不和会王庭，屈膝纳贽。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
暨圣上践祚，崇光前轨……宇内承风，莫不景慕。于时方国贡使及款塞入献之戎，倍于海外者，盖以万数。若夫耆老讴叹于邑里，士女忭舞于郊畛，歌咏升平之谣，咨嗟大同之庆。布濩流衍，充塞四峮嵎。飞英声，腾茂实，足以盈天地而冒六合矣。
再次称颂司马昭与武帝时期振威域外，万国款塞，屈膝纳贽，这些构成了碑文所说升平、大同的重要证明。史载，曹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夏四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归于大将军府”之说不见于《三国志·陈留王奂纪》，应是碑文中肃慎献物所指。碑文所谓武帝登基后“方国贡使及款塞入献之戎，倍于海外者，盖以万数”，也非纯是夸张。《晋书·武帝纪》中记录的确有不少，《北狄匈奴传》中亦有个别逸出的资料。转录两处记载如下，出于后者的加“*”：
（泰始初年）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
（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
（泰始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
（泰始六年）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
（咸宁元年）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
（二年）二月……东夷八国归化。
（二年）秋七月……东夷十七国内附。
（三年）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四年）三月……东夷六国来献。
（四年）是岁，东夷九国内附。
（五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
十二月……肃慎来献梏矢石努。
（太康元年）六月……甲申，东夷十国归化。
（太康元年）秋七月……东夷二十国朝献。
（二年）三月……东夷五国朝献。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
（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
（四年）六月……牂柯獠二千余落内属。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
（五年）十二月……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
（五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
（六年）夏四月，扶南等十国来献，参离四千余落内附。冬十月……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
（七年）八月，东夷十一国内附。
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
是岁，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
（八年）八月，东夷二国内附。
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
（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九年）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
（十年）五月，鲜卑慕容魔来降，东夷十一国内附。
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虏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太熙元年）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
这些或称为“国”或否，西晋朝廷也定会有所区分，但显然不会是今天的分法：中外交流的范畴或地方政权。这些的确是朝廷乐意看到的，甚至也会鼓励这些纳贡的诸国使者到洛阳参加朝廷的各种仪式，让更多的臣下亲眼看到四方宾服的盛况。元会仪中的“蛮夷胡客”除了长期停留洛阳的质子，恐怕不少就是这类临时朝贡的异国使者。这也是质子与胡客们共同在场，相互观摩，烘托大同盛况的场合。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接待西域诸国贡献长安使者的记录颇多，可以了解贡献的细节。而这一机构魏晋时期依然在使用，此时类似的接待活动一定也不少，上引史料中就记录了多次。
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万方来朝的同时，西晋周边境内外，不时也爆发各种反叛与入侵。有匈奴五部发动的，也有其他部族以及南方孙吴发起的。下面仍据《武帝纪》，按时序罗列如下：
（泰始四年）冬十月，吴将施绩入江夏，万郁寇襄阳。
十一月，吴将丁奉等出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骏与义阳王望击走之。
（泰始六年）正月……吴将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
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力战，死之。诏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讨之。
（泰始）七年春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
三月，孙皓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准北以距之。
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七月……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太守杨稷与郁林太守毛灵及日南等三郡降于吴。
（泰始九年）七月……吴将鲁淑围弋阳，征虏将军王浑击败之……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
（泰始十年）八月，凉州虏寇金城诸郡，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
（咸宁元年二月）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
六月，……吴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
（咸宁二年）二月……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
秋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咸宁三年）十二月，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咸宁四年）六月……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
（咸宁）五年春正月，虏帅树机能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
（太康元年）秋七月，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亶，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
（太康二年）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
（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稽喜讨平之。
（太康七年）夏五月……鲜卑慕容廆寇辽东。
（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
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
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州郡捕讨，皆伏诛。
此间境内外战事屡起，持续时间最长的莫过于咸宁元年到五年的树机能在凉州的起兵，一度攻陷了凉州。据《晋书·刘元海载记》，武帝得知此消息后，考虑派遣谁去征讨，李熹提议假刘渊将军之号，率领匈奴五部之众，认为“可指期而定”，遭孔恂反对而未果。此前，因王济的多次美言，刘渊曾为武帝所召见，交谈中留下印象甚佳，认为胜过由余与金日磾，前者是秦缪公时戎王的使者，后人秦助缪公伐戎，后者是汉武帝时降汉的匈奴贵族，不仅发现刺客救过武帝，还被武帝任命为昭帝的辅政大臣。其言下之意不无加以重用的打算，亦是遭孔恂、杨珧反对。这些或是当面发生，或是事后得知，对刘渊打击颇大，特别是当听到武帝称赞他胜过由余与金日磾时，其建功立业、报效晋廷的热情更应高涨。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其心情起伏如过山车，在送别王弥的集会上大倒苦水。《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当有其根据。
不过，就时人而言，上述见于《武帝纪》的战事，几乎不会为绝大多数时人所知晓或接触，虽然今人通过史传能了解。除战事发生地的官员之外，只有武帝及其身边的少数大臣能够掌握战况。彼时并无公开的传播渠道，只有官方的亭传驿之类来传递文书与信息，军情则用“檄”上报，会以最快速度送达朝廷。沿途接力传递文书的官吏可能会因文书形制而略知有战事发生，除非是“露布”，否则旁人难以知晓，只能从出征或凯旋的军队窥知一二。相较而言，“蛮夷”朝贡则会通过朝会等方式为参与的众臣所知晓。两类事务一显一隐，持续制造与维持四方来宾、歌舞升平的表象。
对刘渊来说，临时性的差遣都轮不上，长年无所事事恐是其洛阳生活的常态。不同于西晋王朝的官吏，除了参加固定日期的盛典以及临时性的礼仪活动，刘渊既不临民，也不掌事，没有任何确定的官位和职掌。因出自匈奴，他几次想为朝廷建功立业均碰壁而归，只能不断参与制造盛世，并为万方称贡的祥和局面所笼罩，难以找到实现抱负的途径，困居洛阳，常年游手好闲。他所擅长的不过是一般儒生都熟悉的经史著作，加上“武事”，跟不上洛阳城里的新风尚。高官名士中流行的谈玄，对他而言，恐怕过于深奥；石崇等的文人雅集也超出他的爱好，无法跻身其中，虽然有几位并州的乡里为友，但彼此在向往与追求上还是颇有隔阂的，积在刘渊心中的愤懑不快，应该不少。
《辟雍碑》竖在洛阳南郊太学西南，来自全国各地的太学生们不可能看不到，并不被碑文的描述所鼓舞。长年生活在洛阳的刘渊与南单于应该也有机会看到。特别是晋武帝与太子曾多次到辟雍行礼，《辟雍碑》云：“堂列不臣之客，庭延布衣之宾……仪形万国，作孚四方，盛德大业，于斯为美。”傅玄《辟雍乡饮酒赋》：“定小会之常仪兮，飨殊俗而见远邦。揖让而升，有主有宾。礼虽旧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数，威仪翼翼，宾主百拜，贵贱修敕。酒清而不饮，看干而不食……四坐先迷而后悟，然后知礼教之弘普也。”作为殊俗远邦的代表，两人也都该随从参加。尤其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成都王司马颖自邺城南攻洛阳“颖营于太学”，从四月癸亥驻到六月乙卯齐王司马冏入洛。刘渊此次当随司马颖攻入洛阳，且立下战功，不然不会返回邺城后上表授予官职。司马颖入洛阳前战事便已结束，剩下的工作只是处理朝中官员的去留，刘渊没有资格参与此事，有足够的时间离开营地四下活动。观摩附近矗立的辟雍碑，亦不奇怪。当然，若在此时，其感受便与承平时期大不相同了。
当时洛阳文人领袖石崇创作了歌舞《王明（昭）君辞》，并教其宠爱的侍妾绿珠来表演。歌词内容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昭君出塞故事，基调是哀怨的。辞云：“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哀郁伤五内，泣泪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最后落脚到对远嫁的不满，却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关于“殊类”匈奴的负面形象来衬托或营造的。歌词说的是往事，对于听众和观众来说，恐怕会联想到现实中的匈奴、身边的匈奴人，虽然他们已经入塞许久了，生活上与晋人没有多少差别。更重要的是，石崇身为洛阳文人雅集的核心，以“豪侈相尚”，甚至敢于和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左右洛下风气，绿珠也声名远扬。当时此事应轰动洛下，以至后代续作者甚多，两百年后梁代庾肩吾有《石崇金谷妓》专咏此事，诗云：“兰堂上客至，绮席清弦抚。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四下流传的歌辞不会不为同时留居洛阳的刘渊等所听闻，无疑也会令他们心里平添几分压抑与不快。
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刘渊羁旅洛阳六七年后，匈奴五部中爆发了一场起兵，一年后以失败告终：正月，匈奴帅刘猛反叛，次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左部帅李恪杀刘猛而降。除了何桢，西晋一方参战的还有路蕃、胡奋。反叛一度从并州波及河东、平阳，情势或曾比较严峻，武帝还专门诏因罪获赎在家的杜预“定计省闼”，帮助谋划平叛方略。
刘猛的身份，纪传说法不一，有帅、中部帅、右贤王与单于之说，恐怕都不错。帅或中部帅当是晋廷授予刘猛的职位，右贤王乃是他在匈奴的名号，单于当是起兵后自立的名号。《资治通鉴》“泰始七年十一月”条复云：“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击破之。”最终在次年正月为监军何桢所破。何桢认为刘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采取擒贼擒王的策略，潜诱其帐下李恪杀掉刘猛，平定了反叛。
这场反叛不成功，一是由于时机，二是因为目的。三十多年后，刘宣在鼓动刘渊起兵时说，刘猛起兵“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的确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彼时情势一度危急，招杜预入宫商议，但晋廷核心安稳，可以从容调度，安排将领、兵力与物资来处理。此外，刘猛起兵的目的亦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纪传中或称为“叛”或“举兵反”，《武帝纪》则做“叛出塞”。“出塞”指逃离西晋控制区返回草原，当是实情，不然不会从七年正月到十一月间没有活动的记载，《资治通鉴》用“寇并州”，亦表示是从境外进犯，这多半是因塞外秋冬粮草匮乏所致。从史载匈奴人动向看，不时仍有部众叛逃，返回塞外游牧生活，但却已非主流的选择。关于东汉南匈奴墓葬的研究也显示，墓葬形制、埋葬方式与随葬品组合上保留的匈奴风俗已经很少，与同期的汉人墓葬差别不大，贵族墓中更是如此，说明经过长期在内地的生活，其习俗与观念上已逐渐与汉人趋同。宗教信仰与风俗相对于物质文化，往往更难以改变。这种趋同意味着在更深层次上接受了内地生活，构成随着时间推移，南匈奴人甚少叛出塞的现实基础。刘猛反叛前后，《北狄传》记载了三次匈奴诸部内迁，不论原因为何。除偶见部人叛出塞外，其他人发动的反抗亦未见云“出塞”的。即便是三十多年后刘渊起兵，打着继承呼韩邪的旗帜，亦只是在中原地区征战，没有返回草原故地的举动。二百多年的入塞生活，匈奴人只不过是身份上的标识，他们出生在农耕区，早已惯于定居化的生活，很难重返游牧生活了，成为拉铁摩尔所说的中间地带的居民。这一缓慢却关键的变化，成为刘猛起兵难以赢得五部匈奴普遍支持的重要背景，即便他身为右贤王，自号单于。
刘猛起兵旋起旋落，且身死兵败，史载过简。若他确为右贤王，年轻时也应在魏晋都城做质子，其父去世后才有机会回到五部任职。但洛阳的繁华、魏晋的天下并没有征服他，他更向往自己祖先的生活，但不幸以悲剧告终。 刘猛起兵的目的，与三十多年后的刘宣实不相同。刘渊或许印象没那么深刻，刘宣则难以忘怀。其借助右贤王的名号，将之与匈奴贵族、昔日的辉煌联系起来，唤起刘渊的共鸣，挑起刘渊的斗志。他抓住王纲解纽的机会，亦是基于对刘猛败亡的思考。刘猛虽死，他的经历在激起刘渊叛心上却颇为关键。
三 佐晋与反晋：天厌晋德与刘渊起兵
刘渊最终踏上反晋的道路，有自身不得志而积在心中的郁结，但因其一度获朝廷委任，并深得成都王司马颖的重用，个人的不满得以释放，难说有多少反晋的想法。走上此路，一是源于刘宣等人的推举与诱导；二是混乱政局创造的机会。经由刘宣等借助天道的点拨，让刘渊突破观念上的束缚，意识到当时难得的契机，迈上起兵反晋的征程。
相较于南单于，刘渊作为质子也长期生活在洛阳，但他并非单于，最多只是和其他蛮夷胡客一道参加元会，不具备那么突出的象征意义，因而也有更大的自由空间，甚至也会被同乡的晋朝大臣们推荐给武帝，希望能委以重任。可惜数次均受到阻挠，太康之后方得担任左部帅，到了太康末才被委任为匈奴的北部都尉，干宝《晋武帝纪》认为后一任命发生在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此时上距咸熙中刘渊作为质子到洛阳，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次授官的背景，文献无载，或是某种常规性的安排。三年后，武帝死，惠帝即位，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当与惠帝即位，各级官员普遍加号以示笼络有关。不过，封为“乡侯”，一般会有千户的封户，较之亭侯、关中侯秩级要高，不无对匈奴贵族的优待。据《通典·职官十九》“秩品二”中的“晋官品”，建威将军与乡侯同属四品，与领兵的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校尉同品，也算颇为显赫。“五部大都督”或还是个临时性的职务，赋予了刘渊统御匈奴五部的责任，显示了晋廷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应与他此前担任北部都尉的业绩分不开。
刘渊第一次离开洛阳，返回匈奴任职，直到元康（公元290—299年）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一干至少十年。史称“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这段长达十年的任职经历，数十个字轻描淡写，放在人生中实则颇为漫长，对刘渊来说亦十分重要。这一方面锻炼了他实际的管理能力，数年后，刘宣等之所以推举他为大单于，与部众在这几年中对他的了解分不开；另一方面，也让五部部众与首领熟悉并接受了他。若史书的记述可靠，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声望已越出了匈奴五部，远播幽州与冀州，两地的儒生秀异之士都不远千里，聚集刘渊帐下。此处容有夸张，若说全然无中生有，也走到另一极端，从后来刘渊起兵后左右亲信的来源看，赢得一些晋人的拥戴不假。
刘渊免官后如何进入成都王颖麾下，为其效命，不得而知。据《宋书·五行志一》，司马颖北上镇邺在惠帝元康年间，《晋书·惠帝纪》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正月，“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代替河间王都颙，起因是得罪了贾谧。此前他应一直在京师，刘渊与他结识应在洛阳。《刘元海载记》在“免官”后云“成都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未言时间，似乎是司马颖镇邺后不久所为。而《魏书·匈奴刘聪传》作“永宁初，成都王颖表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永宁初”当是上表的时间，此刻司马颖已今非昔比，不再是被排挤到邺，而是与齐王冏、河间王颙等起兵消灭了篡位的赵王伦，控制了朝局，声望正隆，上表再度起用刘渊，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宁朔将军与建威将军同品，但向前了一位，尽管“行”并不是正式除授。监五部军事，恐怕是想借助刘渊在那里任职十年积累的名声人脉，来羽翼司马颖。但刘渊此时应该居住在邺。
此后三年，直到离开邺城，返回左国城，刘渊应在司马颖帐下效力，且时有功绩，将军号在上升，实际职务亦关键：
颖为皇太弟（永兴元年三月，河间王顺表立），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 。
惠帝伐颖，次于荡阴（七月己未），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
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
太弟屯骑校尉，当是模仿皇帝而来。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屯骑乃五校之一，负责宿卫的军队。西晋时的屯骑校尉还有营兵，皇太弟司马颖的屯骑，当亦如此。而辅国将军，较之宁朔、建威又进了一级，属三品将军。“督北城守事”是个临时的差遣，但却事关司马颖生死。当时王浚在幽州，与司马颖对峙，两人尚未公开兵戈相向，彼此却清楚立场不同。早在齐王冏、河间王顺与司马颖三王起兵讨伐赵王伦时，史称王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司马颖就“欲讨之而未暇也”，后颖亦曾谋划杀王浚，并其众，未果，导致王浚联手并州刺史司马腾发兵攻邺。司马颖能将正面抵御幽州兵马南下的邺城北部防守交予刘渊，对他的信任可想而知。荡阴之战，司马颖获胜，期间刘渊当亦参战并立功封伯，“冠军将军”不见《晋官品》，依《宋书·百官志上》，位在辅国将军前，亦属于三品之列，西晋当亦如此。以上种种均表明，刘渊与司马颖关系甚笃，深得后者信任，他亦甘心为司马颖出力。这与晋武帝时屡遭猜忌，怀才不遇的境遇颇为不同。刘渊终于走上反晋的道路，并非出于自愿。此点尤需留意。
刘渊起兵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八月，即荡阴之战后一个月，实际是在刘宣等五部贵族的裹挟之下，被动起兵反晋的。《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八月戊辰，（司马）颖杀东安王繇。张方复入洛阳，废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贤王刘元海反于离石，自号大单于。安北将军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大败之。颖与帝单车走洛阳。”《惠帝纪》所述刘渊起兵与王浚攻司马颖的时间先后有问题，应是攻邺在前，起兵在后。正因外敌压境，司马颖感到自身力量有限，危在旦夕，才同意刘渊返回五部，召集匈奴部众来助以挽救危局。或许《晋书》作者是将刘宣等密谋的时间定为造反之始，实际两者前后相连，本有不同。《刘元海载记》记其经纬云：
并州刺史东赢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赢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赢，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这段对话发生在司马腾与王浚已挥师南下，向邺城进军之后，且司马颖也了解到王浚调动了鲜卑兵马助战，锋锐难挡，颇为忧虑，甚至产生了放弃邺城，带惠帝南奔洛阳的想法。刘渊则劝司马颖固守邺城，不能南下，以免受制于人，建议发动匈奴五部之众，抗击外敌，解救司马颖。此说打动了司马颖，于是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司马颖之所以拜刘渊为北单于，一方面在于当时南单于尚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雄张蒙古高原的“北单于”名号重出，有震慑鲜卑之意。要知道，当初鲜卑被匈奴击败，“远窜辽东塞外”，只是因匈奴远遁，方开始在蒙古草原上称霸。
正因如此，刘渊得以和刘聪一道名正言顺地返回五部。此前，刘宣等已密谋造反，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遣人赴邺，召刘渊返乡，未得司马颖同意。情急之下，为纾困局，司马颖基于对刘渊的信任，令其回乡发动部众。这一次，确如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历史走上了司马颖想象不到的异路。
《刘元海载记》记述完刘宣密谋与召唤刘渊，未成，刘渊让报信的呼延攸先行返回五部，发动部众时云：“声言应颖，实背之也。”这包含了史家从后来历史走向中得来的认知，究竟有几分是当时的想法，不易判断。刘宣等密议中说：
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
前人花费相当多精力推考刘渊究竟出自匈奴南单于嫡系，还是屠各，在当时五部贵族看来，其实并不重要。总之，无论其出身，他们都没有认为刘渊是外人，不可以成为领导五部的首领。对刘宣等人而言，可以推举为大单于的候选者肯定不止一位，他们接触、了解到的匈奴以及屠各贵族肯定很多，刘渊能够被选中，有其超越他人的优势。对他们而言，看重的恐怕主要是刘渊在五部中深孚众望，这应源自他此前担任北部都尉以及五部都督十年的表现及所积累的声望，甚至也包括他在司马颖麾下取得的功业，血统与出身并非关键。南单于或其子为何没有被选中，恐怕与他们长期停留在洛阳，脱离部众、大人已久，无从显示其才干，丧失了足够的号召力直接相联。
起兵中核心人物是刘宣，刘宣自己为何不挺身而出，自号大单于，文献语焉不详。以情理度之，当是刘宣感觉自己声望与能力有限，不足以服众。
《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刘渊成为大单于，是基于刘宣等的推举。他能脱颖而出，依靠的是匈奴自身推举单于的传统，而非汉人晋人所看重的嫡子继承。我们知道，匈奴及其他蒙古草原上的部族首领，不只是依靠血统，而是要依靠个人的才干，背后还有久远的部族大会的传统在。文献所见匈奴最后一次推举单于，是东汉末年。《后汉书·南匈奴传》：单于羌渠被杀，"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羌渠子）於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此事发生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后汉书》视此为国人反叛，恐怕只是贵族内部的纠纷，不然不会仅仅是於扶罗诣阙自讼那么简单，应该招致东汉军队的出讨。按《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及《后汉书·南匈奴传》，须卜氏乃匈奴异姓贵种，常与单于联姻，（左右）骨都侯则是单于重要的辅佐大臣。须卜骨都侯担任单于不过短短一年，不难发现，血统并不是保证顺利继承单于位的前提，且国人的势力甚大，可以拒绝於扶罗入国。好在须卜骨都侯短命，不然匈奴的历史走向，难以逆料。此时上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匈奴南下附塞已一百四十年，前后经历了近二十位单于。此后百余年，恐怕南单于的废立，均要经过朝廷，因五部部落并未离散，诸部首领尚在，这一传统难以遽然消失，特定情况下还会被唤醒。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月，刘渊在即汉王位的文书中说“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前半句话，当是近实之辞。
刘宣商议中所言，对于西晋给予匈奴贵族待遇的看法，参照上文所引，不能说是据实之论，包含了不少片面之词。单于虽无尺土之封，但朝中的地位却相当高，物质供应上想必也会充足，《资治通鉴》“建安二十一年”条载，曹魏给单于相当于列侯的待遇，“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西晋恐怕只会延续曹魏的安排，因为司马氏更看重匈奴单于的象征意义，希望“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只是单于被晋廷用作元会一类场合上证明王朝德化的道具，既无法参与朝政，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无所事事，精神上苦闷恐是免不了的，如刘渊对王弥所言。换个角度看，这正显示了刘渊对晋廷的认同以及晋廷当初对他的戒心，随着他在太康中得到任用，不满逐步得以释放，而在司马颖麾下受到器重，更让他有感戴之心。其他名王贵族待遇会有等差，但大致相去不远，若说是“降同编户”，实属夸大其词。这不过是为发动贵族起兵的曲意为说，用来激发众人反抗的决心。当时气氛下，此言一出，对于调动贵族们心底蓄积的不满，的确会产生极大的效果。
当然，这离不开当时的局势，即刘宣所说的“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此前，发生过多次匈奴贵族领导的起兵，见于记载的有泰始七年到八年的刘猛、元康年间匈奴郝散兄弟的起兵等，均告失败。零星的反抗，一定也不少见，《晋书·北狄传》说平定刘猛后“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可见一斑，只是甚少见于记载。朝廷稳定时，这些均不难荡平，即便鲜卑首领树机能这样的起兵，一度攻陷了凉州，声势颇大，也能平息。一旦朝廷失序，朝中执政者如走马灯，难以有效调动兵力和资源，才提供了“兴邦复业”的机会，刘宣等人正是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西晋末年混乱局面的出现，古往今来的解说甚多。若从时人角度观察，多半归于西晋王朝的内乱。封抽与韩矫等给陶侃上疏中所言“惠皇之末，后党构难，祸结京畿，衅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虚，倾覆诸夏，旧都沦灭”，将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归于宫廷内斗，蔓延到皇室所致。两人的上疏在东晋成帝时。东晋人干宝《晋纪总论》中亦指出晋末丧乱，南北起兵，二帝失尊，源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唐初史臣亦承此说，具体则归于八王：“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陈寅恪更是直接将两者联系起来，指出“直接引起‘戎狄乱华’的，还是由罢州郡武备、封建诸王而酿成的八王之乱”。以上诸说，细析之，看法并不全同，无论如何，认为根源在于西晋朝廷自身，却无分歧。
仔细比较，刘渊与刘宣等起兵的目标本有不同。刘渊初返五部，确是欲发兵帮助司马颖的，并没有想直接造西晋的反，经刘宣等人劝说，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刘元海载记》云，得知司马颖南下洛阳后，“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履行诺言，救助司马颖。刘宣等固谏曰：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
“奴隶御我”之说，不能算平情之论。前人常用作阶级矛盾的证明。卖身为奴的情况的确有，但不能说晋廷将所有匈奴视为奴隶，还是区别对待的。对刘宣等想要反抗西晋者而言，这类极端的说法，亦是动员的一种手段。他举出了刘猛起兵失败，同时，又举出司马氏父子兄弟相残来证明“天厌晋德”从天的角度加以论证。这恐怕对刘渊改变想法，颇为重要。以往研究，对此关注不够。天子承天御宇，号令天下，四方归化，为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部族建立了一个效法的榜样，而这个榜样却陷入自相残杀的恶性循环，不能不让身处其中者怀疑其是否已经丧德。天乃是匈奴人笃信的神灵，用天的命令来劝说刘渊，帮助他打消了顾虑。
刘宣的提醒不难勾起刘渊的回忆：从杨骏兄弟被诛（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杨太后被废（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壬辰）、被杀（元康二年，公元292年，二月己酉）到太子遹被废（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壬戌）、被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三月癸未），再到贾皇后被废（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癸巳）、被害（四月己亥）、赵王伦篡位，惠帝被迁至金墉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正月乙丑），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永宁元年三月），惠帝反正（四月辛酉），赵王伦被诛（四月癸亥）以及纷纷起兵的诸王，中箭伤颊、血溅衣衫的皇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七月己未），华夷瞩目的洛阳几度沦为战场，最高学府太学数次飘扬着军队的战旗，最近一幕不过发生在一个月前。一系列刘渊耳闻或目睹的事变，让皇帝、天命所拥有的神圣与神秘光环荡然无存。刘宣的点拨，发生了革命性的效果，粉碎了西晋天命不可挑战的信念。刘渊长期生活在华夷秩序所构建的四方归心氛围下，头脑被西晋制造的盛世所束缚，对他来说，这段今天看来空洞无物的说辞，宛如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刘渊的心，将其从天命有常、天命在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刘渊对自身也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这段话还是从历史讲起，不过是时人认知的惯性，内容却已颇具颠覆性，强调了帝王不一定出自中原，为自身获得天命做出了有力的证明，坚定了反晋斗争的决心。当然，此时，他还拖着个汉朝尾巴，打着继承刘禅的旗号。刘禅降魏后被封为安汉公，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死于洛阳，他同南单于一样，一定也是各种仪式场合的常客。刘渊初到洛阳时应该见过刘禅，印象深刻。刘渊不敢直接竖起自己的旗帜，他是在刘宣等人的启发下，半推半就地跨出了反晋的第一步。
刘渊起兵之初，只举起大单于的旗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到了十月，才立坛南郊，称汉王，正式与晋朝决裂，另起炉灶。上引刘渊的表态，应在称汉王之前。
三百多年后，唐太宗总结晋武帝一生的功过，说“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将晋朝社稷倾覆归罪于五个人，惠帝不废，仰仗的是荀勖的佑护；刘渊未除，得益于王浑的斡旋。太宗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皇帝个人的作用的确举足轻重，但刘渊能够起兵，如上所析，并非出自个人意愿，与局势、刘宣等人的开导密不可分。王纲失坠，则与宫廷内部的争斗以及诸王领兵的格局直接相连。这些自然来自武帝的安排与设计，但也并不能仅仅归于个人缺乏定见，耳根软，而是与武帝吸取的历史经验，对骨肉关系的迷信分不开。
四 结论
综上所述，跳脱族属与血统问题的误导，回到历史现场，可以为刘渊起兵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当时匈奴单于长期在晋朝都城洛阳生活，从曹魏时起便已在部众中声望不断下降，为其他领袖人物的崛起腾出了空间。匈奴单于与侍子们在晋廷营造万方来朝的天下盛世局面中却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因而长年居住在洛阳。刘渊亦是侍子中的一员，尽管他多次想为晋廷效力，却屡遭阻挠，心中蓄积了不满。洛阳城中引领风气的石崇所组织的文人雅集上，歌舞《王明（昭）君辞》也不时为匈奴的异类形象推波助澜。尽管如此，若无外在机会，这些不满也无法转化为起兵撼动晋廷的统治，晋初刘猛起兵便似以卵击石。
刘渊在武帝末年方有机会回到匈奴旧部任职，这段将近十年的经历显示了他出色的才干，积累了声望，也足以让部众及贵族们了解刘渊，这一经历也让他释放了积蓄多年的不满。刘渊自己回到洛阳，投身司马颖麾下，颇受重用，并无造反的动机，是在刘宣等的推举下走上起兵道路的。刘宣们唤醒匈奴推举单于的旧传统，挑选了刘渊担任大单于，利用匈奴人相信的天意鼓动他发兵反晋。此间，血统与族属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刘渊的能力与声望。今人费心探究前两者，未免与时人的考虑颇有距离。尽管刘渊在晋廷长期不得志，但推动他走上反晋道路的直接原因，乃是其所目睹的八王之乱带来的晋朝丧乱的现实以及刘宣所说的这些现实所昭示的“天厌晋德”。
天下秩序不仅是晋朝皇帝与多数臣下思考与行为的依托，对刘渊父子而言，亦内化于心，成为左右言行的无形力量。纵是起兵造反，也难以超越其规范，只是其中何为主、何为从，发生了颠倒。这一点，要到刘聪称帝后才能看得更清楚，对此，则需另文再论。
称刘渊为“边缘人”，只是强调了其经历与感受中的部分侧面。相对于晋廷所建立并维持的天下秩序，刘渊以配角身份参与其中；就洛阳流行的风气而言，他亦难以融入；仕途上，多年亦屡遭挫折，被个别晋臣视为异类，这些均使其产生了边缘人的酸楚。若从匈奴角度看，无论是出身，还是起兵前在匈奴任职以及治绩，自我的感受都会有所不同。相对于石勒，更不能说其是边缘人。但他长期生活在西晋都城洛阳，边缘与异类感占据内心的时间恐怕更久。两者胶着于心，外在局势的变化与旁人的点拨会打破胶着，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想法与做法。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注释从略，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