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文化扩张至西域后，匈奴势力依然反复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外交的顽强争夺。“和亲”，是匈奴控制西域国家的外交方式之一。匈奴在施用军事高压的同时，也曾经对西域数国推行“和亲”策略。对于汉王朝与西域国家的“和亲”，匈奴亦竭力予以破坏。

关键词：匈奴；西域；和亲；汉王朝；争夺

草原民族匈奴以机动性甚强的优势，曾经在广阔地域施行过有力的文化影响。《盐铁论·备胡》载贤良语：“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即《盐铁论·西域》所谓“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文化扩张至西域后，匈奴势力依然反复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外交的顽强争夺。利用婚姻关系强固部族、部族联盟、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来久远的外交形式。匈奴在施用军事高压的同时，也曾经采用过这种方式实现对西域国家的外交控制。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对于深化汉史、匈奴史和西域史的认识，都是有意义的。

一 “和亲”史源

班固在《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赞曰”中写道：“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汉匈联盟”，[1]59即肯定了“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之说。也有学者指出：“关于中国历史上‘和亲’的起止时间，学界一般都认为‘和亲’始于西汉初年……”然而，事实上，“先秦时期，夏商周三代以及各方国、诸侯国，华夏与所谓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之间，曾经广泛地展开各种形式的联姻活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态，并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政治婚姻色彩。作为历代王朝调整不同民族与政权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与措施，严格意义上‘和亲’虽然肇始于西汉初年，然而溯其本源，却可以从先秦时期政治婚姻中寻觅到最初的原型。特别是先秦典籍中‘和亲’一词的出现，晋人魏绛所谓‘和戎’政策的实施，以及‘兄弟之国’与‘甥舅之国’概念的形成等等，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推行‘和亲’政策效法的史例与重要的理论依据。”[2]1-2

有人认为刘敬建议的提出，即“‘和亲政策’出台”。①又指出：“其实‘和亲’古今中外早已有之，是统治阶级为取得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西方称之为政治联姻。《史记·匈奴列传》就记载有：‘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3]31对于“和亲之论，发于刘敬”的实际情节还可以讨论，[4]②但是在此之前，匈奴或者与匈奴有某种族属关系的游牧族曾经有涉外政治婚姻的史实，确实值得注意。

古代婚姻史有出于政治目的与外族结亲的情形。李衡眉指出，商王帝辛“为了缓和与周人的矛盾，便采取了和亲政策，决定将其妹妹嫁给周文王”。[5]174段连勤认为，周人将附庸秦族女子送给商王，“显有和亲之意思，如汉朝选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然。”[6]我们以为更应当关注的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婚姻关系，如周襄王娶狄女隗氏，骊戎献骊姬于晋献公，赵简子嫁女代王等。[7]69-71，184-192，259-262

二 “西戎”涉外政治婚姻

秦惠文王时代，秦国与义渠君之间有复杂的外交史故事。《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句下，司马贞《索隐》：“谓秦求亲义渠君也。”张守节《正义》：“有事谓六国攻秦。秦若被攻伐，则必轻使重币，事义渠之国，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义渠君勿援秦也。”司马贞《索隐》所谓“谓秦求亲义渠君也”，只是一种解说。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写道：“当时秦怕义渠君乘机出兵秦国，便‘求亲义渠君’，并将‘好女百人’送给义渠君。”注释标示“求亲义渠君”出自《史记·张仪列传》正文，误。[7]267

秦上层政治集团与义渠的特殊关系，还有一则例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8-9]所谓“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虽然并非正式的婚姻关系，然而却是明确的情爱关系。宣太后又确实利用这一关系实现了政治目的。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明确指“义渠”为“西戎”之国，称“义渠之戎”，其首领称“义渠戎王”。司马迁写道：“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将“义渠之戎”置于匈奴史的系列中进行记述的。而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承继了这一认识。

三 乌孙王昆莫“左夫人”

“和亲”史研究者多关注汉王朝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其他民族政权的“和亲”方式似未受重视。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在第四章“东汉时期的和亲”中专门讨论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论者写道：“在东汉光武帝后期与明帝的前期，西域一片混乱，各种势力都在为兼并对方而互相残杀。”说西域“各种势力”的政治目的都是“兼并对方”或许并不符合实际。有的国家可能只求自保。其实，所谓“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自西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历史记录。

乌孙作为草原强国，成为汉与匈奴共同争取的对象。《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述乌孙与汉、匈奴曾经同时成为姻亲。而匈奴一方的主动，值得重视。史载：“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所谓“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体现出这一婚姻关系的建立，有匈奴积极的外交意识在起作用。有学者分析，“昆莫以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同时又迎娶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习俗与匈奴同，皆以‘左’为尊。乌孙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位在细君公主右夫人之上，表明乌孙虽然已与汉廷和亲，但为了避免激怒匈奴，故而在昆莫夫人的名份上抑汉崇胡。”[2]56

四 匈奴郅支单于与康居王“和亲”

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注意到莎车和于阗的“和亲”：“永平三年（60年），于阗大人都未兄弟杀掉在于阗暴虐无道的莎车将君得，不久休莫霸又袭杀都未兄弟，自立为于阗王。继而休莫霸与拘弥国攻打莎车，不幸中流矢而死，其侄广德立为于阗王。广德乘匈奴与龟兹等政权共同攻击莎车之机，派其弟辅国侯仁带兵攻打莎车。莎车王贤因‘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讲和的条件为，贤将多年来一直扣留在莎车的广德父亲归还于阗，并将女儿嫁为广德，结为兄弟，广德撤兵。于阗与莎车的这次和亲，显然是为了停战议和。但是，这次和亲对制止双方战争的作用并不大。”论者所用资料引自《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于窴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窴。于窴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贤城守，使使谓广德曰：‘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曰：‘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壻至亲，宜出见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而且运等因内于窴兵，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贤对于广德“以女妻之，结为昆弟”，成为很古怪的亲族关系。所谓“女壻至亲”者，在血腥的政治权力争夺时并不能止息“兵革”。

另一例“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论者举羌人以“和亲”方式联合抗击汉王朝事：“羌族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陇西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社会动乱，羌人的一些部落内迁金城、陇西诸郡。由于羌族不满东汉的统治，纷纷起兵反抗。章和元年（87年），羌族首领迷吾与东汉从事司马防在木乘谷大战兵败后，又遭到东汉校尉张纡的诱骗，酋豪八百余人被杀，迷吾也成了东汉的祭品。在这种情况下，迷吾之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部落，区掉前仇，以和亲为手段，结成联盟，共抗东汉，取得了重大胜利。”[1]120-121正史的记载，《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众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所谓“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确实可以理解为有“和亲”内容。

不过，对于这种“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论者没有注意到发生在西汉时期的匈奴与西域诸国的“和亲”。除了前说“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外，还有郅支单于与康居王结亲事。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记载，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随后“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康居王“以女妻郅支”，而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一如前说贤“以女妻”广德，又“结为昆弟”，形成了特殊的婚姻关系。

引黄灌区大部分农户有分散的手压井，由于部分群众饮水安全意识不强，集中供水工程建成后，个别村庄不愿意接自来水，影响工程效益发挥，存在工程实际用水量达不到设计供水量50%的现象。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有分散的水窖，集中供水工程建成后，存在丰水季节群众不用水，而枯水季节或枯水年份用水紧张的现象，部分农村饮水工程成了应急工程。如何调节集中供水工程和分散供水工程供需矛盾，让其发挥最大效益，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研究。

郅支单于还将武力威胁延伸至于其他地方，在与汉使者的对话中以及“因都护上书”亦出言“骄嫚”：“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对于郅支单于“居困厄”诸语，颜师古注：“故为此言以调戏也。‘归计’谓归附而受计策也。”

五 匈奴狐鹿姑单于以日逐王姊妻乌禅幕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记载的另一例匈奴与西域国家“和亲”的史例，也不宜忽视：“乌禅幕者，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对于乌禅幕这样的“数见侵暴”的“乌孙、康居间小国”，其众来降，虽然只有“数千人”，匈奴狐鹿姑单于依然十分重视，“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给予居地合法性的肯定，应当是有战略目的的。“和亲”，被作为控制和利用的手段。后来乌禅幕的表现，对于汉与匈奴对抗的总体形势的演进，也发挥了作用。“明年，单于又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请之，不听，心恚。其后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奥鞬王，留庭。奥鞬贵人共立故奥鞬王子为王，与俱东徙。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击之，失亡数千人，不胜。时单于已立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及太子、左贤王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其明年，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㹪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鞮单于，至姑且水北。未战，握衍朐鞮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乎？’右贤王曰：‘若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握衍朐鞮单于恚，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贤王所，其民众尽降呼韩邪单于。是岁，神爵四年也。”乌禅幕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后来呼韩邪单于势力的上升有一定作用。

六 匈奴对汉王朝西域“和亲”政策的破坏

汉王朝在西域方向曾经对乌孙施行“和亲”政策。乌孙是西域强国，《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张骞出使乌孙，有谋求结盟共击匈奴的意图。其最初战略设计包括“和亲”政策。“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①张骞的外交策略得以实施，“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往。昆莫见骞如单于礼，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它如故。”“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在匈奴的武力压迫之下，汉与乌孙的“和亲”得以实现。“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不过，匈奴随即也有相应对策，即同样送女“和亲”，“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从“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到“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体现出匈奴西域外交方式的灵活性。

细君公主个人悲情与思乡愁绪，后来传为哀惋故事。“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这位女子甚至为政治家汉武帝“欲与乌孙共灭胡”的战略付出了中原人难以承受的情感牺牲。“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

后来，又有江都公主和解忧公主相继出嫁。“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这些汉家女子为帝国西域外交格局的新的构成多有贡献。“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上书文字说明远在西域，“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的汉家公主，对当地军事外交形势是予以密切关注的。所谓匈奴“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破坏汉王朝西域“和亲”政策的用心十分明显。“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的恳求，《汉书》卷八《宣帝纪》作“唯天子哀怜，出兵以救公主”，《汉书》卷六四上《匈奴传上》作“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只言“救公主”而不言“昆弥”，均体现以汉为“吾家”的明确意向。所谓“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汉书》卷六四上《匈奴传上》的说法是“（匈奴）即使使之乌孙，求欲得汉公主”。

匈奴破坏汉王朝西域“和亲”政策的图谋未能成功。“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还，封惠为长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①有学者指出，这是“西汉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征”。[10]121

事后乌孙又上书汉帝提出“结婚重亲”的请求。汉廷则有不同对策的争议。“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驘各千匹。’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之，征还少主。”汉宣帝所谓“重绝故业”，颜师古注：“重，难也。故业，谓先与乌孙婚亲也。”体现出坚持“和亲”政策之连贯性的诚意。而萧望之所谓“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乌孙持两端，难约结”，都有匈奴影响的因素。而“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的判断，自然也透露出对匈奴态度的顾忌。

参考文献：

[1]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宋 超.和亲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王柏灵.匈奴史话[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4]王子今.南宫公主的婚事[J].读书，2006（3）：127-133.

[5]李衡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6]段连勤.夏商周的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M]//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8]王子今.秦国女权的演变[N].光明日报，2002-08-20．

[9]王子今.古史性别关系考察试习——从秦国两位太后说起[M]//李小江.历史、史学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0]宋 超.汉匈战争三百年[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Historical Events of“Making Peace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Areas Through Marriage”in the Western Regions by the Hun

WANG Zi-ji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 entered the western regions,the Hun once exercised control over“Loulan,Wusun,Hujie and other twenty-six countries”.After the Han culture extend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the Hun force still tried repeatedly and persistently to gain contro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by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means.“Making peace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through marriage”is one of the diplomatic means used by the Hun for the contro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The Hun once tried the strategy of“making peace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through marriage”in terms of the several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For the strategy of“making peace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through marriage”used by the Han dynasty,the Hun tried desperately to destroy its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the Hun;the western regions;making peace with rul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through marriage;the Han dynasty;scramble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2）05-0001-06

收稿日期：2012-05-2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XNL001）。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民族文化研究》，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