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把《匈奴列传》列入《史记》十大文学名篇之中, 十分重视。这篇传记叙述了匈奴族的发展历史以及与汉族时战时和的交往关系, 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 思想内涵非 常丰富。艺术上一是善于叙事, 二是塑造了冒顿单于的形象, 成就也很突出。 

[关键词]   史记; 匈奴列传; 思想; 艺术 

[中图分类号]  K204.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7623 (2000) 0120065207

梁启超把《匈奴列传》列为《史记》十大文学名篇之一, 与《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货殖列 传》、《太史公自序》等篇并列, 可见重视之至。可是长期以来, 对《匈奴列传》的研究却比较少, 远 不能与上述其它名篇相比。所以, 这里特对《匈奴列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作一些分析。

一

司马迁的《匈奴列传》, 首先记载了匈奴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和他的民族特点。司马迁在传记的开头就指出:“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 荤粥, 居于北蛮, 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在民族一统思想的指导下, 认为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包括匈奴、秦、楚、吴、东越、闽越等都是黄帝的子孙, 大家的祖先都是共同的, 这种思想是 进步的, 用心也很好, 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不过司马迁认为匈奴民族的起源很早, 其祖先很早就与华夏族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匈奴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十分漫长的时间, 开始时它只是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 与猃狁、荤粥、鬼方等氏族和部落的地位是相同的。在不断的交往和战争中, 他们逐渐融合混一, 有的氏族和部落消亡了, 像匈奴族和东胡族作为两个比较大的部落, 到了战国期间就成了北方的主要民族。匈奴族在战国时已经比较强大, 经常侵扰秦、赵、燕等国的边境, 开始危害中国。匈奴发展的鼎盛期, 是在冒顿单于时代。当时中原大地上“诸侯畔秦, 中国扰乱”, 接着又是刘、项相争, 根本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 冒顿单于便趁这个机会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东接朝鲜, 西接月氏、氐羌, 南起阴山, 北抵贝加尔湖的空前强大的匈奴制政权。在简略地叙述了上千年的匈奴发展历史后, 司马迁用了下面的话作了总括:“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年, 时大时小, 别散分离, 尚矣, 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 尽服北夷, 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 云。”文章接下来所叙述的是匈奴在汉朝时期的发展变化。

司马迁在一边叙述匈奴的发展历史时, 一边又介绍了匈奴这个民族的基本特点: 因为是游牧民族, 所以他们“逐水草而徙”, 居无定所, 无论老少, 人人都善于骑射, 力能贯弓,“尽为甲骑”, 不打仗时, 就以“射猎禽兽为生业”; 一旦有了战事, 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打仗时,“利则进, 不利则退,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礼义”。在饮食衣着上, 他们“自君王以下, 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 被旃裘。壮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余; 贵壮健, 贱老弱”, 与汉族尊老爱幼的传统完全不同。在婚姻制度上, 他们实行转房婚制,“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死, 皆取其妻妻之”。在称呼上, 他们“有名不讳, 而无姓字”。在信仰上, 他们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 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 月盛壮则攻战, 月亏则退兵”。正月举行春祭, 五月祭祖先、天地、鬼神, 秋天则“大会, 课校人畜计”。在丧葬习俗上, 还有人殉的野蛮行为,“其送死, 有棺金银衣裘, 而无封树丧服; 近幸臣妾从死者, 多至数千百人”。所有这一切习俗, 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通过这些记载, 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 具有异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司马迁不仅视各个少数民族为一家, 且对于像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那些不同于汉民族的生活习俗、传统习惯, 也没有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 而是以宽容、平等的态度, 对匈奴的风俗习惯作了充分的记载和肯定。在传记中, 司马迁还借中行说之口, 阐述了匈奴民族某些习俗的产生原因以及作用。中行说自豪地说:“匈奴之俗, 人食畜肉, 饮其汁, 衣其皮; 畜食草饮水, 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 宽则人乐无事, 其约束轻, 易行也。”相反, 汉民族的礼俗繁杂, 弊端很多。中行说对汉朝使者的诘难, 对匈奴习俗的肯定, 显然司马迁是同意的、 赞成的, 否则他就不会如此记载了。司马迁这种能容纳各民族民俗习惯的宽阔胸怀, 在汉朝还弥漫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氛围里, 显得尤为出类拔萃, 难能可贵。

其次,《匈奴列传》重点记载了匈奴与汉朝之间的交往和战争。匈奴和中原国家的矛盾冲突, 从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 远的不说, 就在战国年间, 匈奴的骑兵就经常出没在秦、燕、赵三国的边境, 骚扰侵犯, 使三国的边疆一直无法安宁。三国为了抗击匈奴, 都先后修筑了长城, 并派将出击。如赵将李牧居守代郡雁门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秦始皇派蒙恬率领十万之众北击匈奴, 一举收复了河南地。这种或战或和的情形, 一直延续到了汉朝。而这时的匈奴又处在最强盛的时候, 它侵犯汉朝的次数更加频繁, 规模也越来越大, 汉朝所遭受的威胁和伤害也就急剧加深。匈奴与汉朝的矛盾冲突, 从汉朝建立之初就从没有间断过。汉高祖六年 (公元前 201 年) , 匈奴冒顿单于率大军入侵马邑, 而当时驻守马邑的韩王信又投降了匈奴, 匈奴遂长驱直入, 攻占太原, 兵锋直指晋阳, 一时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情况下, 高祖刘邦遂在此年冬天, 亲自率领兵马前往抵御, 企图一战而逐走冒顿单于。想不到却被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 兵围困在平城的白登山, 一连七天, 外无援兵, 内乏粮草, 形势异常危急。后来采用陈平的计谋, 派人暗中以厚礼贿赂了冒顿的阏氏, 才幸免于难。此后, 匈奴仍经常入侵汉边, 高祖刘邦无可奈何, 只好采纳刘敬的和亲之策, 取宗室之女冒充公主, 与匈奴结下了和亲之约。“高祖与匈奴的和亲, 虽然是在汉匈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 汉朝不得不委屈求全以期暂时避免匈奴的不断侵扰的情况下产生的, 带有一定的屈辱退让的色彩。但这种和亲政策带来的暂时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局面对汉匈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 特别是这种和亲政策的实现, 对于以往‘务安诸夏,不事要荒’,‘毋亲夷狄, 以疏其属’,‘内诸夏而外夷狄’等传统观念, 是一个开创性的伟大的突破。这对于巩固和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从而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司马迁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虽然未对高祖与匈奴的和亲作正面的评论, 但从他详细记述高祖与匈奴和亲的前后详细经过以及刘敬献策的内容来看, 司马迁是侧重于‘大一 统’和汉匈一家的。对高祖的和亲政策是肯定的。”[1]

刘邦确立的和亲政策, 以后一直延续到了汉武帝初年。当然, 这中间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刘邦去世后, 吕后女主执政, 冒顿单于自负强盛, 以为吕后软弱可欺, 遂致信吕后, 妄言道:“孤偾之君, 生于沮泽之中, 长于平野牛马之域, 数至边境, 愿游中国。陛下独立, 孤偾独居。两主不乐, 无以自虞, 愿以所有, 易其所无。”[2]面对单于的无礼挑衅, 以樊哙为首的老将感到十分气愤, 纷纷要求出兵一战, 予以打击。但是以季布为代表的一派将领却认为, 高祖刘邦都无法取胜于匈奴, 现在贸然出兵, 是不合时宜的, 还是忍耐一下为好。吕后深明大义, 以宽大的心怀忍受了单于的侮辱, 送了两乘华贵的御车和八匹骏马给单于, 以和亲的方式维持了两国的安宁。可是匈奴狡诈成性, 出尔反尔, 并没有因为已与汉朝“约为兄弟”就停止了对汉朝边境的侵扰, 所以汉文帝执政期间, 在坚持和亲的总原则下, 又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方法来对付匈奴,“其三年五月, 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 侵盗上郡葆塞蛮夷, 杀略人民”, 汉文帝就派丞相灌婴统帅八万五千兵马出战, 打败了右贤王。次年, 冒顿单于主动要求和好, 文帝也既往不咎, 答应了他的要求。到了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 杀北地都尉印, 虏人民畜产甚多”, 于是文帝又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出战, 予以迎头痛击。司马迁对于匈奴这种屡屡违约, 背信弃义的做法是非常痛恨的, 而对文帝一边和亲, 一边又设防反击的策略, 是很欣赏的, 他称赞汉文帝是“仁君”, 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汉景帝期间, 继续执行和亲政策, 国家一度比较太平, 出现了“终孝景时, 时小入盗边, 无大寇”的局面。可以说,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年间, 汉朝的边塞地区之所以没有受到匈奴的大举进犯, 是用屈辱和讨好的方式换来的。但是, 因为和亲政策的贯彻执行, 使遭受战争创伤之苦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 赢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对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 积蓄力量, 都是非常有利的。没有汉初安宁, 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文景之治”, 更不可能有汉武帝时的盛世出现, 汉武帝要对匈奴进行反击战争, 也就无法想象了。司马迁是看到了和亲政策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所以, 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都记载了这些事实。

汉武帝即位以后, 匈奴仍然一如既往地骚扰侵犯汉朝的边塞, 铁骑忽聚忽散, 出没无常, 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面对这种被动无奈的现实情况,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感到再也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他在寻找机会, 准备给匈奴以沉重打击, 把匈奴侵略者远远地赶出边塞。元光二年(前 133 年) , 汉武帝采纳主战派王恢的建议, 准备在马邑诱击匈奴, 结果被匈奴单于察觉, 没有成功。汉武帝一气之下, 杀了王恢, 但从此揭开了抗击匈奴战争的序幕。从元光六年(前 129 年) 开始, 匈奴不断派兵入侵上谷、渔阳、雁门、代郡等地,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汉武帝怒不可遏, 命令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 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 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 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 兵分四路, 对匈奴进行全面反击。可惜这一次战争只有卫青一路取得了胜利, 其他三路都失败了。元朔元年和元朔二年, 卫青又先后两次出兵, 击退了匈奴的入侵, 一举收复了秦朝末年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 解除了匈奴对京师的严重威胁, 扭转了对于 匈奴的局势, 迫使匈奴将单于的王庭迁移到了大漠以北。可是凶悍的匈奴族并没有因为几次失败就放弃对汉朝的侵略, 汉朝和匈奴的战争仍然持续不断, 直至汉武帝末年, 李广利失败为止, 战争才基本结束。

概括起来说, 汉武帝在位 54 年, 对匈奴战争进行了 44 年, 这些战争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战争从元光二年至元封六年(前133～前105年) , 共 29 年, 而大规模的战争至元狩四年(前 119 年) 基本结束, 是 15 年; 后期战争从太初元年到征和三年(前 104～ 前 90 年) , 也是 15 年。将前后两期的战争加以对照比较, 其间的得失变化就鲜明地显示出来了。前期战争的总形势, 是汉朝胜利, 匈奴失败, 汉朝收复了河南地, 开拓了河西, 并趁势平定了两越, 通了西南夷。前期战争的主将是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前期战争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犯边的严重威胁, 乌维单于只好“数使使于汉, 好辞甘言求请和亲”。后期的战争, 汉朝虽然服大宛, 通西域, 断了匈奴的右臂, 获得了战略上的较大胜利, 但是, 由于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 所用非人, 以庸将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将, 结果使汉军损失十分惨重。总计后期的战争, 用汉军丧师二十余万的代价, 才换来了斩获匈奴首虏仅万数千级的胜利, 这是得不偿失的。残弱之匈奴不仅没有臣服, 却大大地拖垮了强大的汉帝国, 劳民伤财却收效不多。因此, 汉武帝不得不在征和四年痛下轮台诏, 深陈既往之悔, 从而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因忌讳而没有记载这篇诏书, 但是《匈奴列传》记事至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而止, 意味深长地暗示出后期战争的得不偿 失, 对匈奴的战争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对汉武帝发动的这场对匈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究竟应该怎样评价, 学术界的意见一直是有分歧的, 我们认为刘修明下面的评价是中肯的, 他说: “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组织并指挥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是完全符合汉朝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匈奴经过屡次打击, 力量已大为削弱。自太初三年(前 102 年)以后虽然还有几次入侵, 但已不是中国的大患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打击和抑制了自秦末、汉初以来匈奴对中国人民几十年的残杀掠夺, 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 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也保证了汉朝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是反抗侵略的正义行动。作为这次战争的最高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 汉武帝建立了伟大的功勋。”[3]

司马迁对汉武帝发动的对匈奴的战争, 究竟是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 历来评价不一, 各持己见, 莫衷一是。其实, 简单地说肯定或否定, 都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对这场战争的认识, 是持客观的态度, 既有肯定, 也有批评的。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的写史思想指导下, 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详述其始末原委, 实录史事, 原始察终,“述往事, 思来者”, 供后人评说。他对汉匈战争及其以此为契机所引起的一系列历史势变的载述, 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在《律书》称赞汉文帝时的和乐, 在《平准书》揭出战争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即生产破坏, 人口死亡, 财力虚耗, 这一切都是据事实录, 没有掺假的。“烹弘羊, 天乃雨”, 否定了桑弘羊竭泽而渔的争利政策, 表现了司马迁的正确预见。汉武帝后来下了轮台诏, 可以说是最后终止了桑弘羊的竭泽而渔, 挽救了西汉王朝走向覆亡, 这都说明《平准书》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但是有的人因此得出司马迁反对汉武帝伐匈奴的结论, 又是似是而实非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明确指出,“作《平准书》以观事变”; 作《律书》以绍明兵学, 慎用战争; 至于对匈奴, 司马迁则 说:“自三代以来, 匈奴常为中国患害, 欲知强弱之时, 设备征讨, 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匈奴列传》备述了匈奴与中原的历史关系, 与汉朝的和战始末。匈奴狡悍贪婪, 百约百叛, 毫无信义可言, 一直给汉朝的边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冒顿单于甚至还致书戏侮吕后, 蔑视汉朝, 无礼之举, 莫此为甚。所以, 汉初的忍辱和亲, 既不符合统治阶级的愿望, 也极大地损害了汉族人民的利益, 又不能使北边得到和平安宁, 反倒滋长了匈奴单于的轻汉之心和无穷贪欲。等到汉武帝即位, 汉帝国已经强盛有力, 完全可以反击匈奴, 一洗耻辱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 就其主导方面来说, 无疑是积极的, 司马迁是不可能加以反对的, 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加以反对, 无非作了一些分析, 指出了其中的得失利弊, 我们不能把司马迁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消极一面, 就说他是反对这场战争的[4]。

池万兴指出:“司马迁对武帝期间汉与匈奴的战争是肯定的。他意识到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看到了这场战争的进步作用与历史意义, 对这场反侵略的统一战争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赞颂的, 但他同时对这场战争给汉匈双方人民所带来的灾祸与经济损失是否定的。他认为带来灾祸的这场战争的原因在于匈奴的背约侵略。而把这场战争给汉所带来的经济萧条, 户口减半之因, 归咎于在战争中武帝用人不当。”[5]这个观点较为公允, 可以接受。

二

根据梁启超的分析,《匈奴列传》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有两点, 其一, 善于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叙述得条理分明, 一丝不乱。梁启超指出, 司马迁“每叙一人, 能将其面目活现, 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 皆能剖析条理, 缜密而清晰, 其才力固自绝[4]! 在梁启超看来, 司马迁是最擅长描写复杂历史事件的能手, 而他所举的三篇作品, 其中两篇都是描写民族问题的史传。这两篇民族史传所叙述的问题都很复杂, 很难理清头绪, 但是司马迁却都把它们写得有条不紊, 明明白白。我们先看梁启超对《西南夷列传》的评价: “这篇传叙的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氐、羌、苗、蛮诸种族, 情形异常复杂, 虽在今日, 尚且很难理清头绪, 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净的笔法把形势写得了如指掌。他把它们分为三大部, 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 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 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 代表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 其他散部落亦并不挂漏。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 如滇、夜郎等的事情, 然已显出这些事情是西南夷全体的关系, 这是详略繁简最好标准。”所以,“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 欲令眉目清楚, 最好用这方法”。如果把类分清以后, 因为限于篇幅还要有所剪裁的话,“那么学《史记·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清, 再把各类的重要部分重笔特写, 以概其余, 这是作文求简洁的最好法门”[7]。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梁启超在谈到怎样把纷纭复杂的历史人事写清楚时, 又一次提到 《西南夷列传》的写法。他说:“史迹复杂, 苟不将其眉目理清, 则叙述愈详博, 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 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 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 莫如 《史记·西南夷列传》。”这篇列传“对于极复杂之西南夷民族, 就当时所有之知识范围内, 以极简洁之笔法, 将其脉络提清, 表示其位置所在, 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 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 故不复以凌乱为病”。从梁启超连续几次提到《西南夷列传》的叙事成就这一点看, 他对这篇传记的确是情有所钟, 喜欢得不得了。梁启超对《匈奴列传》的叙事成就没有像对《西南夷列传》的分析那么透彻具体, 他只是指出,《匈奴列传》与《西南夷列传》一样, 都是《史记》中叙事成就最高的作品。他没有把《西南夷列传》列入《史记》十大文学名篇之中, 而是把《匈奴列传》列入其中, 这一方面可能出于内容上的考虑, 因为在汉代, 最大的民族矛盾, 最大的边患, 主要来自匈奴, 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 司马迁是把他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写的。所以,《匈奴列传》就成了《史记》中的一篇份量很重的大传; 另一方面,《匈奴列传》叙述了上千年 来匈奴发展的历史, 以及它与汉朝错综复杂, 时和时战的关系, 没有高超的叙事本领, 是无法写得条理分明的。这篇传记的叙事方法与《西南夷列传》相近, 其成就并不逊色于《西南夷列传》。梁启超把它列入《史记》十大文学名篇之中, 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先引一段近代李景星对这篇传记艺术特色的评论, 他说,《匈奴传》可分 6 段读, 又可分两段读。前三段并作一大段, 言世传不可得而次; 后三段并作一大段, 言世传乃可得而记, 此又所谓分两段读也。洋洋洒洒, 几至万言, 而结构抟捖绝不费力。其间匈奴之盛衰, 历朝对待匈奴之态度, 及汉世驾驭匈奴之得失, 一 一如绘。至其点动地势处, 曰“悉收河南地”, 曰“因河南为塞”, 曰“稍度河南”等处。处处以河南之弃取, 表中外之强弱; 其提叙年岁处, 曰“其后三百有余岁”, 曰“其后二百有余年”等处, 又处处以记叙之详略, 见世代之久近, 错综变化, 条理井然。太史公记事, 其用笔之善有如此者[8]。

李景星认为,《匈奴列传》细则可分为 6 个部分, 粗则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司马迁把错综变化的匈奴历史写得有条不紊, 井然有序, 其叙事本领是非常高的。这个评价与梁启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篇传记, 从叙事线索上说, 有两条, 一条是匈奴民族本身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变化, 一条是匈奴与中原各个朝代的交往和战争, 这两条线索是紧紧地交错在一起的。随着匈奴民族的时兴时衰, 它与中原各朝的关系也就时好时坏, 时战时和, 其情形的复杂多变, 确实很难理清头绪。但是, 司马迁的非同一般的本领, 正在这里, 他不仅把这两条线索叙述得清清楚楚, 而且还能轻重有致, 突出重点。比如, 在叙述匈奴前期的形成发展历史时, 因为年代久远, 世系不明, 所以, 他就采用概述的方法, 将匈奴发展的基本情况作了简介; 到了冒顿单于时, 匈奴开始强盛起来, 历史也比较清楚明白, 司马迁就改变了笔法, 用浓墨重彩描写了冒顿单于的夺位 经过和他对汉朝的无礼及战争。这样写, 不仅使作品详略有致, 轻重适当, 而且使情节波澜起伏, 跌宕有致。在叙述匈奴发展变化的历史的同时, 司马迁还时时插入一些关于匈奴民族的风俗人情、社会生活情况的介绍, 使读者对匈奴民族的特点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了解, 也使作品的内容大大丰富了起来。不仅如此, 司马迁在写匈奴与中原各个朝代的交往及战争时, 同样也 是有详有略, 疏密相间的。比如, 对于匈奴民族与夏商周以及战国各国的交往与战争, 司马迁就写得比较简略, 而把重点放在描写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与战争上; 而在写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时, 又把重点放在了汉武帝时期。整篇传记所涉及到的时间非常漫长, 人事极为复杂, 头绪纷繁众多, 但是司马迁一手独运, 无不头头是道, 清楚明了, 确实如梁启超所说, 没有“凌乱”之病, 而有精妙之工。

其二, 塑造了冒顿单于的鲜明形象。梁启超认为司马迁写历史人物, 能将其面目活现, 这是对司马迁描写人物成就的总体评价, 也是最高最好的评价。作为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就是写出了一大批栩栩如生, 千古传诵的历史人物。我们今天说起项羽、刘邦、韩信、张良、陈平、萧何等秦汉时期的英雄人物, 脑海里立即会涌现出有关他们的种种事迹, 感觉到他们的形象特点, 这些都说明司马迁的人物描写是极其成功的。《匈奴列传》不是一篇人物专传, 它不是以描写人物为主的, 司马迁的目的在于写出整个匈奴民族的发展史, 所以, 它的主要 艺术成就在叙事方面。但是司马迁在叙事的同时, 也注意写出了一些人物的特点, 尤其是他对 冒顿单于的描写, 就非常成功, 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冒顿单于的特点是凶狠残忍, 六亲不认, 又工于心计, 颇有才略。司马迁重点写了他两件事, 一是弑父夺位, 一是兼并东胡。冒顿本为太子, 可是由于他父亲头曼单于宠爱阏氏所生的少子, 所以, 派他到月氏做人质, 想假月氏之手除掉冒顿; 而冒顿则“盗其善马, 骑之亡归”, 大难未死, 激发了他对父亲的仇恨; 而头曼见他如此雄壮, 就“令将万骑”, 结果使冒顿有了叛逆的资本。冒顿准备弑父夺位, 但不露一点声色, 只是通过操练兵马先培养心腹死士。他蓄志甚远, 计划很密, 步步升级, 绝不操之过急。他先“作鸣镝, 习勒其骑射”, 并下了死命令:“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 斩之! ”接着“行猎鸟兽, 有不射鸣镝所射者, 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 左右或不敢射者, 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 居顷之, 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 左右或颇恐, 不敢射, 冒顿又复斩之; 居顷之, 冒顿出猎, 以鸣镝 射单于善马, 左右皆射之, 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 所以在一次跟从头曼出猎时, 他便“以鸣 镝射头曼, 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 冒顿就这样一举夺得了单于之位, 并将其后母与弟以及大臣不听从者, 全部杀掉。这段描写, 把冒顿的阴险毒辣, 长于计谋的特点, 很好地表现了出来。其“左右”的“不敢”、“颇恐”, 是当时心态的自然表露, 司马迁把握得很准。这些“左 右”侍从的由“不敢”、“颇恐”到“敢射”、“不恐”的心理发展变化的完成, 冒顿的训练计划也随之完成了, 可以发动政变了。司马迁逐层叙来, 历历分明, 如画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冒顿的形象, 也就自然而然地留在读者的脑海之中了。

文章接着又描写了冒顿兼并东胡的经过。冒顿弑父自立, 东胡以为有了可趁之机, 遂派使者对冒顿说, 想得到头曼单于的千里马, 冒顿问群臣是否可以, 群臣认为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 不能给人。冒顿认为不能因为一匹马而结怨邻国, 所以很爽快地把千里马给了东胡。东胡因此以为冒顿软弱可欺, 又提出要冒顿的一位阏氏的无礼要求, 这一下大臣们愤怒了, 纷纷主张出兵讨伐, 可冒顿还是委曲求全,“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这样一来, 东胡就更加骄横了。当时匈奴与东胡之间有一块“弃地, 莫居, 千余里, 各居其边为区脱”。这时东胡提出来, 要占有这块空地。冒顿让群臣讨论, 有的大臣认为既然是块弃地,“予之亦可, 勿予亦可”。冒顿大怒道:“地者, 国之本也, 奈何予之?”不仅把主张予地的大臣杀了, 而且立即发动全国的力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出击东胡, 东胡因为轻视冒顿, 几番得手以后便放松了警惕, 所以, 被冒顿一举消灭。冒顿兼并东胡的策略, 与其弑父篡位的计谋同中有异, 同的是步步为营, 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计划的, 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基础, 没有前一步的铺垫, 后一步就无法进行; 没有后一步的发展, 前一步的规划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此可见冒顿的心思之缜密, 规划之周详。不同的是, 他弑父篡位所用的是培养手下人的一种绝对服从的心理, 从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而对付东胡, 他采取的方法是先示之以弱, 使对方麻痹松懈, 不为防备, 然后是后发制人, 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这一切都说明, 冒顿作为一代枭雄, 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才干和胆识。司马迁的描写, 确实把他的这个特点反映出来了。《匈奴列传》所写到的单于不少, 我们印象最深的只有冒顿一人, 这已经说明作品的成功就在这里了。

[ 参 考 文 献 ]

[1][5] 池万兴. 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2] 班固. 汉书·匈奴传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3] 刘修明.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4] 张大可. 史记全本新注·匈奴列传简论 [M]. 三秦出版社, 1990. 

[5] 池万兴. 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6] 梁启超. 要籍读法及其解题 [A]. 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C]. 上海: 中华书局. 

[7] 梁启超. 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A]. 饮冰室专集之七十[C]. 上海: 中华书局. 

[8] 李景星. 史记评议·匈奴列传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编 者 按：原文载于《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月第29卷第1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曹  琪